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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学创作本就是艺术的再现，它关注表现力、感染力、洞察力以及对读者的启发。施蛰存《梅雨之夕》叙述“我雨中邂逅少女”后的短暂心路历程，但其叙事模式超越了简单的心理还原和分析，背后美学的余味悠长，可谓营造了极富艺术特色的“心雨”。若以审美的眼光重读这部小说，还原人物心境，追问性别认知，观照社会现实，读后更能收获感性的哲思，也可一窥施蛰存进步的创作观、男女观以及深刻的都市思考。
关键词：心理艺术 语境 男女关系 都市心理危机
当前，在对现代新感觉派的心理分析小说研究中，通常关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自我、本我、超我三者的关系，而对小说中的语境、审美要素、心理外因、社会心理层次内涵的关注较少。本文以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梅雨之夕》中的“心雨”为研究对象，由心理环境切入，进一步分析小说中的现代男女关系及其中暗含的女性话语，最后上升到社会心理层次，探讨现代都市病态心理危机，由浅入深，从三个维度分析故事意欲展现的那场不曾停下的“心雨”。
一、雨中“心雨”：心理环境的情景交融
雨——伞——人，施蛰存的《梅雨之夕》勾勒了才子佳人同撑一把伞的现代版古典“雨中漫步图”，这一叙事场景经过作者有意识的审美选择与艺术加工，由景及情，情景交融。该小说不同于他其他作品的动荡和激烈，如《将军底头》《鸠摩罗什》，而是在清新雅致中引入人物细腻的情感。
初夏时节，江淮流域经常出现一段持续时间较长的阴沉多雨天气，又适逢江南梅子黄熟之时，故亦称“梅雨”季节。作为江南的标志气候现象，梅雨时节空气潮湿阴闷，令人生出孤独凄凉之感。而梅雨持续时间又很长，雨势如烟雾一般空蒙且绵长，很容易与缠绵的情思联系在一起。宋代词人程垓的《忆秦娥·愁无语》借用梅雨意象，写就爱情的绵长愁思：“黄梅雨。新愁一寸，旧愁千缕。”
《梅雨之夕》的故事发生在梅雨季工作日的下午，文中的“我”身处烟雨空蒙的场景，行进间不仅有一种对雨中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感慨，还有一种一切人事物都如真似幻的朦胧，雨的细腻和绵长更给了“我”对美好事物的审美意义上的别样憧憬。这一雨中意境的渲染为心理活动提供了想象、发挥的空间，建构了心理环境（mental environment），借此表现“雨中浪漫”便是水到渠成。
如果将“雨中”看作大的心理环境，那“共伞”就是小的心理环境。伞本有“遮蔽和呵护”的意味，面对雨中佳人“孤寂地只身呆立着望这永远地，永远地垂下来的梅雨”，“我”顿生以伞作为盾牌为伊人“挡着扑面袭来的雨的箭”的冲动，这源于“我”潜意识里男性对女性本能的保护欲。伞一直是浪漫的象征，“共伞”更是爱情的见证。余光中在《伞盟》中表达对“共伞”的憧憬，即“愿你与我做共伞的人，伴我涉过湿冷的雨地”。伞作为雨中的隐蔽，也是“我”与女子仅有的共有空间。不同于戴望舒在《雨巷》中“逢着”一个撑着油纸伞的“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我”与陌生女子在雨中同撑一把伞，算得上是亲密接触了，对方还是一位完全符合“我”对美的认知的伊人，心理波动则更加激烈。“我”的心理活动正是一次次在伞下偷看女子，并暗自猜测、想象。因为有伞柄的阻隔，“我”恨它阻挡视线，以至于无法“完全观察”，只留依稀中女子的侧脸。但这种物理的阻隔增添了思绪上朦胧的美感，更是让“我”产生了她是多年不见的“初恋”的遐想。在此意义上，伞还赋予了女子诗意的美。
以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的“语境”（context）a概念进行分析，文中的“雨”是小语境，即文本的“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作者负责展示故事画面，但把“言外语境”留给了读者。此“言外语境”包含阅读主体的主观因素，如身份、处境、知识、心情等，更像是动态的，是大脑的主观产物。故事里的雨映照的是“我”的“心雨”，而不同的读者读《梅雨之夕》，也将建构心中独特的自在语境，于假设、补足、延展中生成自己主观的“心雨”。这也符合“陌生化”和“奇异化”中延长审美时间的观念。
施蛰存点到即止，但虚幻的“心雨”极具感染力，给予读者更大的思考空间，这种创作模式偏向“读者导向型”写作，考虑了“受众”的观感体悟与审美接受。从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的角度来看，重要的是人进行推理和思考的自主过程，所以创作应更侧重读者自行思考赏析作品的审美过程。对叙事场景进行“实”的勾勒很重要，可如果作者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主观情感倾向，那么小说则会破坏读者的阅读体验。“心雨”一直下，方显意犹未尽、回味无穷。
二、“心雨”的变奏：男性本位的淡化与女性话语的显露
《梅雨之夕》以男性为第一人称叙述，围绕一个让“我”心乱的女子展开。“心雨”于宁静之下暗藏性别认知的“变奏”，宛若一出极具表现力的伦理剧，在“我”对自己、女子、妻子的心理认知波动中，辐射着现代男女的关系，探讨男性对于自己角色的界定以及对于女性的认知。
根据男性本位意识，女性即男性征服或消费的客体。送伞之前，“我”对于女子有“残忍的好奇心”，想看她“在雨中如何自处”。那时，“怜悯和旁观的心理在我身中各占一半”，即便上前借伞也別有目的：“但至少是要求制服她的心在我身里急突地催促着。”如弗洛伊德所说，“被压抑的潜意识和意识的两种心理因素的冲突支配了我们的一生”。“我”潜意识里将女子看作“美的事物”，亲近她是在潜意识的推动下产生的意识。可以说，“我”对于美的事物有潜在的欲望和支配的心理，这放在男性对于女性的认知上，符合男性本位的价值观。
这之后，“我”的一系列心理波动皆受内向投射（introjection）的影响。荣格提出的内向投射指“将主体内容摄入客体之中”，这一心理过程从“我”见到女子将其误认为是初恋情人开始，直到雨停后女子独自离去终了。在此期间，“我”的欲望在自制力的约束之下，始终无法获得满足。“我”展开遐想，并将她与记忆中的初恋少女比对，在屡次的猜测和否定中重新审视眼前的女子，可仍不能肯定是她，也不能确定不是。但因心中有不甘的执念，“我”试图用一切美好的词语来形容这位女子：她时而“娇媚”，时而“端庄”。“我”最初的男性本位意识由于内向投射，在倾注了大量主观好感后，也由“物化女性”变成“美化女性”，戏剧性地渐渐淡化了。 在男女关系方面，小说“精神出轨”的叙事暗含对于现代婚姻与家庭伦理的思考，但不存在杨绛《小阳春》那般“婚姻危机”的叙事。“我”数次在途中看到妻的“影子”，看似诡异突兀，实为移情效应（feelinginto），源于对妻子的情感认同：
我偶然向路旁一望，有一个女子倚在一家店里的柜上。用着忧郁的眼光，看着我，或者也许是看着她。我忽然好像发现这是我的妻，她为什么在这里？我奇怪。b
但铃木所画的美人并不和她有一些相像，倒是我的妻的嘴唇却与画里的少女的嘴唇有些仿佛。
小说虽没有对妻子的直接描写，但这些“错认”和“巧合”的移情绝非空穴来风，恰恰证明了她在“我”心中的分量和她的话语权。如“剩下妻在家里焦灼地等候着我”等种种想法，也證明了“我”对妻子的重视。爱情的热酒并没有失温，在“我”看来，妻子不是男性本位的附属品，而更多的是规范和约束的存在。妻子的反复“闪现”将那颗迷离的心拉回正轨，引导雨中的艳遇“发乎情，止乎礼”。“我”对妻子有一种精神上的莫名归属感，可谓思绪混乱、纠结时的一份心安。“我”对妻子真是“又敬又爱”，在婚姻中二人的男女地位也是平等的。
故事结尾的细节体现了夫妻间感情的和谐与对等。妻子对“我”很迟回家的反常，加以询问和关切，而非一味地质问和猜忌；“我”经历雨中邂逅，回到家则淡淡地解释：“遇到了朋友，在沙利文吃了点心，因为等雨停止，所以坐得久了。”这隐瞒绝非单纯欺骗，而恰是站在妻子角度的思量：一方面，“我”对自己片刻的“精神出轨”感到愧疚，但“我”也清楚这“背叛”无法说得太清楚，只是顷刻的思想游离罢了；另一方面，为了不让妻子为此焦虑，“我”尽力维持婚姻关系的和谐。这一解释的动因是出于对妻子的爱，毕竟“我”始终是忠于妻子的。
另一位女性形象，即施蛰存笔下的雨中女子，则是理想的现代知识女性：看似柔弱，但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有明晰的价值判断，也懂得有选择地接受与拒绝。
她举止优雅大方，对陌生男子的雨中送行，有礼貌地接受好意，但仍时刻保持距离；对于“我”的问询，也是点到即止的浅浅回答。雨停后，她对“我”意味不明的“好意”不断拒绝，先是说：“谢谢你，不必送了，雨已经停了。”在“我”流露出送她回家的意图后，她予以婉拒：“不敢当呀，我一个人可以走了，不必送罢。时光已是很晏了，真对不起得很呢。”最后她更是不等回答便转身离开：“谢谢你，请回转罢，再会。”这场关系本就该和雨一样来也快去也快，雨中同行的应允本就是她在特殊时刻的权宜之计。“我”之于她，不过是一个匆匆过客而已，而她不失礼节地委婉拒绝、回避，保持了陌生男女之间的距离，也暗中自我保护，真是独立而聪慧的女子。
施蛰存在《梅雨之夕》中塑造了“一内一外”两个理想的女性形象，即家中的温柔妻子和雨中的知性少女，也给予她们不弱于男性的话语权，体现了他对女性地位的认可和对女性形象的现代认知，是男性作家创作观中女性意识的体现。这场关乎现代婚姻与男女关系的“心雨”有极强的代入感，能启发男性读者对自己在婚姻与爱情关系中的定位进行再思考，也能引导女性读者对女性形象与女性话语权进行再衡量。
三、“心雨”与社会心理危机：压抑者的片刻释放
《梅雨之夕》中“心雨”最深层的内涵是对社会问题的反思，在社会维度上揭示现代心理危机和都市病态心理，从而带给读者无穷的震撼。
施蛰存塑造的不是一般的上班族，而是大都市中的浪漫绅士形象，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喜欢“在滴沥的雨声中撑着伞回去”。不同于同事们下雨天便坐车匆匆回家，他享受着听雨看雨的惬意美好，将这看作是“一种生活上的希望”，“用一些暂时安逸的心境去看看都市的雨景”已然是他的习惯。这些心理活动已经属于审美的范畴，是他排解、释放内心的压抑与苦闷的方式。
社畜（日语：しゃちく）是日本企业底层上班族的自嘲用语，西方社会则用薪资奴隶（wage slave）来形容废寝忘食的工作者。这些用语都指向了现代社会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对上班族以及都市人的压迫，这种压迫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心理上的。千篇一律的繁杂“公事”让“我”的生活流于表面，看似很忙碌，但这“充实”只是假象，实则缺少了生活的参与感和对内心情感世界的关注，难免陷入机械麻木的“都市病态”之中，这样的人与机器无异。都市上班族们太过熟悉每日的生活，在“上班——下班——上班”这相似又反复上演的日常中，他们是精神上被压抑的群体。
在近来的连日的大雨中，我依然早上撑着伞上公司去，下午撑着伞回家，每天都如此。
忙碌的都市人心中时常有“麻木感”，表现在对所做的事、所面对的人失去乐趣、缺乏激情，甚至陷入“这样做的意义何在？”的自我怀疑中，这已然是现代社会普遍的都市心理危机。都市人有时需要一闪而过的美好，就如文中“我”在雨中邂逅的那位美丽少女一般，从而能够暂时从“病态心理”中走出来，慰藉空虚和疲惫的内心世界，重燃生活的希望和热情。这种美好让他们期待每时每刻都有精彩发生，从而以感性的目光重新审视自身和这个世界，恢复对生活美感的敏感认知。由此可见，《梅雨之夕》中男主人公的“精神出轨”，是社会人面临都市心理危机时的一种宣泄。
“我”遇到雨中少女所产生的心理波动，实则象征着被压抑许久的激情和感性。这场雨中的浪漫呼唤着最真实的爱情，她勾起了“我”对美的事物的向往，只可惜这一切宛如一场梦，不过是被都市生活压抑许久的上班族的“白日梦”。
在车上的我，好像飞行在一个醒觉之后就要忘记了的梦里。我似乎有一桩事情没有做完成，我心里有着一种牵挂。但这并不会很清晰地意识着。我几次想把手中的伞张起来，可是随即会自己失笑这是无意识的。并没有雨降下来，完全地晴了，而天空中也稀疏地有了几颗星。
“我”与女子分别后，长期呆立，心中怅然若失，在车上仍无意识地想撑起伞，想多回味一下，可美好已然逝去，再也寻不到了。女子独自离开的瞬间，美梦的泡沫破灭，最终“我”的生活还将回归麻木与僵硬，片刻的内心放飞之后又将回到暗无天日的沉寂常态，被都市压抑的自我认知、内心的真实情感，日后也难有释放的机会。 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受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影响，但后者侧重“个体”的心理剖析，认为一切心理活动产生于“本我”，即欲望是原动力，故较少关注心理情感发生的社会背景，淡化所谓的“外因”。施蛰存在借用这一手法的基础上加以改良，他的心理分析小说在叙事建构上有社会心理学的内涵，是关照人生、映射社会、反思现实的一门艺术。
施蛰存的《梅雨之夕》写于1933年，故事发生在上海这个当时最繁华的大都市。作者关注的是都市的普通工作者，他思考的是个人情感在都市的喧嚣中“压抑还是释放”的问题，暗含了作者对“个人情感与都市文明碰撞”这一社会话题的关注。这些都是小说男主人公心理活动的“外因”。
在《梅雨之夕》的结尾，雨停了，但背后的社会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办法解决，那象征都市被压迫者的心理危机的“心雨”一直未停。就如高尔基所言，“文学是人学”，文学探讨的终极命题应是人活着、存在过的生命意义。物质生活千篇一律，若人的存在只是一串标签与数字，不妨叩问内心，于不可视的内心生活中寻觅“生命本真”，觅得一丝心安。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可谓心理艺术，他着眼于美感与灵性，为生活在现代都市中且不自觉被枯燥工作压抑着的民众发声，在追求效率与物质的理性时代，呼唤人们用心去感受、思考身边美的事物，以此证明人的真实而无可替代的“存在”，其创作背后有着超越文本的深意与跨时代的启迪。
a 小说阅读好比作者与读者进行潜在对话：作者是倾诉者，读者是倾听者。此处借用语言学中的“语境”概念分析这一交互过程。参阅陈晨：《现代修辞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b 施蛰存：《十年创作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5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参考文献：
[1] 施蛰存.十年创作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 朱永生.语境动态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 张炯.文学透视学——文学理论体系新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4] 林树鸣.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6] 荣格.心理类型[M].吴康译.上海：上海三聯书店，2009.
[7] 陈晨.现代修辞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8] 朱光潜. 文艺心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作 者： 朱泽礽，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
编 辑：赵斌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心理艺术 语境 男女关系 都市心理危机
当前，在对现代新感觉派的心理分析小说研究中，通常关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自我、本我、超我三者的关系，而对小说中的语境、审美要素、心理外因、社会心理层次内涵的关注较少。本文以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梅雨之夕》中的“心雨”为研究对象，由心理环境切入，进一步分析小说中的现代男女关系及其中暗含的女性话语，最后上升到社会心理层次，探讨现代都市病态心理危机，由浅入深，从三个维度分析故事意欲展现的那场不曾停下的“心雨”。
一、雨中“心雨”：心理环境的情景交融
雨——伞——人，施蛰存的《梅雨之夕》勾勒了才子佳人同撑一把伞的现代版古典“雨中漫步图”，这一叙事场景经过作者有意识的审美选择与艺术加工，由景及情，情景交融。该小说不同于他其他作品的动荡和激烈，如《将军底头》《鸠摩罗什》，而是在清新雅致中引入人物细腻的情感。
初夏时节，江淮流域经常出现一段持续时间较长的阴沉多雨天气，又适逢江南梅子黄熟之时，故亦称“梅雨”季节。作为江南的标志气候现象，梅雨时节空气潮湿阴闷，令人生出孤独凄凉之感。而梅雨持续时间又很长，雨势如烟雾一般空蒙且绵长，很容易与缠绵的情思联系在一起。宋代词人程垓的《忆秦娥·愁无语》借用梅雨意象，写就爱情的绵长愁思：“黄梅雨。新愁一寸，旧愁千缕。”
《梅雨之夕》的故事发生在梅雨季工作日的下午，文中的“我”身处烟雨空蒙的场景，行进间不仅有一种对雨中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感慨，还有一种一切人事物都如真似幻的朦胧，雨的细腻和绵长更给了“我”对美好事物的审美意义上的别样憧憬。这一雨中意境的渲染为心理活动提供了想象、发挥的空间，建构了心理环境（mental environment），借此表现“雨中浪漫”便是水到渠成。
如果将“雨中”看作大的心理环境，那“共伞”就是小的心理环境。伞本有“遮蔽和呵护”的意味，面对雨中佳人“孤寂地只身呆立着望这永远地，永远地垂下来的梅雨”，“我”顿生以伞作为盾牌为伊人“挡着扑面袭来的雨的箭”的冲动，这源于“我”潜意识里男性对女性本能的保护欲。伞一直是浪漫的象征，“共伞”更是爱情的见证。余光中在《伞盟》中表达对“共伞”的憧憬，即“愿你与我做共伞的人，伴我涉过湿冷的雨地”。伞作为雨中的隐蔽，也是“我”与女子仅有的共有空间。不同于戴望舒在《雨巷》中“逢着”一个撑着油纸伞的“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我”与陌生女子在雨中同撑一把伞，算得上是亲密接触了，对方还是一位完全符合“我”对美的认知的伊人，心理波动则更加激烈。“我”的心理活动正是一次次在伞下偷看女子，并暗自猜测、想象。因为有伞柄的阻隔，“我”恨它阻挡视线，以至于无法“完全观察”，只留依稀中女子的侧脸。但这种物理的阻隔增添了思绪上朦胧的美感，更是让“我”产生了她是多年不见的“初恋”的遐想。在此意义上，伞还赋予了女子诗意的美。
以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的“语境”（context）a概念进行分析，文中的“雨”是小语境，即文本的“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作者负责展示故事画面，但把“言外语境”留给了读者。此“言外语境”包含阅读主体的主观因素，如身份、处境、知识、心情等，更像是动态的，是大脑的主观产物。故事里的雨映照的是“我”的“心雨”，而不同的读者读《梅雨之夕》，也将建构心中独特的自在语境，于假设、补足、延展中生成自己主观的“心雨”。这也符合“陌生化”和“奇异化”中延长审美时间的观念。
施蛰存点到即止，但虚幻的“心雨”极具感染力，给予读者更大的思考空间，这种创作模式偏向“读者导向型”写作，考虑了“受众”的观感体悟与审美接受。从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的角度来看，重要的是人进行推理和思考的自主过程，所以创作应更侧重读者自行思考赏析作品的审美过程。对叙事场景进行“实”的勾勒很重要，可如果作者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主观情感倾向，那么小说则会破坏读者的阅读体验。“心雨”一直下，方显意犹未尽、回味无穷。
二、“心雨”的变奏：男性本位的淡化与女性话语的显露
《梅雨之夕》以男性为第一人称叙述，围绕一个让“我”心乱的女子展开。“心雨”于宁静之下暗藏性别认知的“变奏”，宛若一出极具表现力的伦理剧，在“我”对自己、女子、妻子的心理认知波动中，辐射着现代男女的关系，探讨男性对于自己角色的界定以及对于女性的认知。
根据男性本位意识，女性即男性征服或消费的客体。送伞之前，“我”对于女子有“残忍的好奇心”，想看她“在雨中如何自处”。那时，“怜悯和旁观的心理在我身中各占一半”，即便上前借伞也別有目的：“但至少是要求制服她的心在我身里急突地催促着。”如弗洛伊德所说，“被压抑的潜意识和意识的两种心理因素的冲突支配了我们的一生”。“我”潜意识里将女子看作“美的事物”，亲近她是在潜意识的推动下产生的意识。可以说，“我”对于美的事物有潜在的欲望和支配的心理，这放在男性对于女性的认知上，符合男性本位的价值观。
这之后，“我”的一系列心理波动皆受内向投射（introjection）的影响。荣格提出的内向投射指“将主体内容摄入客体之中”，这一心理过程从“我”见到女子将其误认为是初恋情人开始，直到雨停后女子独自离去终了。在此期间，“我”的欲望在自制力的约束之下，始终无法获得满足。“我”展开遐想，并将她与记忆中的初恋少女比对，在屡次的猜测和否定中重新审视眼前的女子，可仍不能肯定是她，也不能确定不是。但因心中有不甘的执念，“我”试图用一切美好的词语来形容这位女子：她时而“娇媚”，时而“端庄”。“我”最初的男性本位意识由于内向投射，在倾注了大量主观好感后，也由“物化女性”变成“美化女性”，戏剧性地渐渐淡化了。 在男女关系方面，小说“精神出轨”的叙事暗含对于现代婚姻与家庭伦理的思考，但不存在杨绛《小阳春》那般“婚姻危机”的叙事。“我”数次在途中看到妻的“影子”，看似诡异突兀，实为移情效应（feelinginto），源于对妻子的情感认同：
我偶然向路旁一望，有一个女子倚在一家店里的柜上。用着忧郁的眼光，看着我，或者也许是看着她。我忽然好像发现这是我的妻，她为什么在这里？我奇怪。b
但铃木所画的美人并不和她有一些相像，倒是我的妻的嘴唇却与画里的少女的嘴唇有些仿佛。
小说虽没有对妻子的直接描写，但这些“错认”和“巧合”的移情绝非空穴来风，恰恰证明了她在“我”心中的分量和她的话语权。如“剩下妻在家里焦灼地等候着我”等种种想法，也證明了“我”对妻子的重视。爱情的热酒并没有失温，在“我”看来，妻子不是男性本位的附属品，而更多的是规范和约束的存在。妻子的反复“闪现”将那颗迷离的心拉回正轨，引导雨中的艳遇“发乎情，止乎礼”。“我”对妻子有一种精神上的莫名归属感，可谓思绪混乱、纠结时的一份心安。“我”对妻子真是“又敬又爱”，在婚姻中二人的男女地位也是平等的。
故事结尾的细节体现了夫妻间感情的和谐与对等。妻子对“我”很迟回家的反常，加以询问和关切，而非一味地质问和猜忌；“我”经历雨中邂逅，回到家则淡淡地解释：“遇到了朋友，在沙利文吃了点心，因为等雨停止，所以坐得久了。”这隐瞒绝非单纯欺骗，而恰是站在妻子角度的思量：一方面，“我”对自己片刻的“精神出轨”感到愧疚，但“我”也清楚这“背叛”无法说得太清楚，只是顷刻的思想游离罢了；另一方面，为了不让妻子为此焦虑，“我”尽力维持婚姻关系的和谐。这一解释的动因是出于对妻子的爱，毕竟“我”始终是忠于妻子的。
另一位女性形象，即施蛰存笔下的雨中女子，则是理想的现代知识女性：看似柔弱，但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有明晰的价值判断，也懂得有选择地接受与拒绝。
她举止优雅大方，对陌生男子的雨中送行，有礼貌地接受好意，但仍时刻保持距离；对于“我”的问询，也是点到即止的浅浅回答。雨停后，她对“我”意味不明的“好意”不断拒绝，先是说：“谢谢你，不必送了，雨已经停了。”在“我”流露出送她回家的意图后，她予以婉拒：“不敢当呀，我一个人可以走了，不必送罢。时光已是很晏了，真对不起得很呢。”最后她更是不等回答便转身离开：“谢谢你，请回转罢，再会。”这场关系本就该和雨一样来也快去也快，雨中同行的应允本就是她在特殊时刻的权宜之计。“我”之于她，不过是一个匆匆过客而已，而她不失礼节地委婉拒绝、回避，保持了陌生男女之间的距离，也暗中自我保护，真是独立而聪慧的女子。
施蛰存在《梅雨之夕》中塑造了“一内一外”两个理想的女性形象，即家中的温柔妻子和雨中的知性少女，也给予她们不弱于男性的话语权，体现了他对女性地位的认可和对女性形象的现代认知，是男性作家创作观中女性意识的体现。这场关乎现代婚姻与男女关系的“心雨”有极强的代入感，能启发男性读者对自己在婚姻与爱情关系中的定位进行再思考，也能引导女性读者对女性形象与女性话语权进行再衡量。
三、“心雨”与社会心理危机：压抑者的片刻释放
《梅雨之夕》中“心雨”最深层的内涵是对社会问题的反思，在社会维度上揭示现代心理危机和都市病态心理，从而带给读者无穷的震撼。
施蛰存塑造的不是一般的上班族，而是大都市中的浪漫绅士形象，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喜欢“在滴沥的雨声中撑着伞回去”。不同于同事们下雨天便坐车匆匆回家，他享受着听雨看雨的惬意美好，将这看作是“一种生活上的希望”，“用一些暂时安逸的心境去看看都市的雨景”已然是他的习惯。这些心理活动已经属于审美的范畴，是他排解、释放内心的压抑与苦闷的方式。
社畜（日语：しゃちく）是日本企业底层上班族的自嘲用语，西方社会则用薪资奴隶（wage slave）来形容废寝忘食的工作者。这些用语都指向了现代社会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对上班族以及都市人的压迫，这种压迫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心理上的。千篇一律的繁杂“公事”让“我”的生活流于表面，看似很忙碌，但这“充实”只是假象，实则缺少了生活的参与感和对内心情感世界的关注，难免陷入机械麻木的“都市病态”之中，这样的人与机器无异。都市上班族们太过熟悉每日的生活，在“上班——下班——上班”这相似又反复上演的日常中，他们是精神上被压抑的群体。
在近来的连日的大雨中，我依然早上撑着伞上公司去，下午撑着伞回家，每天都如此。
忙碌的都市人心中时常有“麻木感”，表现在对所做的事、所面对的人失去乐趣、缺乏激情，甚至陷入“这样做的意义何在？”的自我怀疑中，这已然是现代社会普遍的都市心理危机。都市人有时需要一闪而过的美好，就如文中“我”在雨中邂逅的那位美丽少女一般，从而能够暂时从“病态心理”中走出来，慰藉空虚和疲惫的内心世界，重燃生活的希望和热情。这种美好让他们期待每时每刻都有精彩发生，从而以感性的目光重新审视自身和这个世界，恢复对生活美感的敏感认知。由此可见，《梅雨之夕》中男主人公的“精神出轨”，是社会人面临都市心理危机时的一种宣泄。
“我”遇到雨中少女所产生的心理波动，实则象征着被压抑许久的激情和感性。这场雨中的浪漫呼唤着最真实的爱情，她勾起了“我”对美的事物的向往，只可惜这一切宛如一场梦，不过是被都市生活压抑许久的上班族的“白日梦”。
在车上的我，好像飞行在一个醒觉之后就要忘记了的梦里。我似乎有一桩事情没有做完成，我心里有着一种牵挂。但这并不会很清晰地意识着。我几次想把手中的伞张起来，可是随即会自己失笑这是无意识的。并没有雨降下来，完全地晴了，而天空中也稀疏地有了几颗星。
“我”与女子分别后，长期呆立，心中怅然若失，在车上仍无意识地想撑起伞，想多回味一下，可美好已然逝去，再也寻不到了。女子独自离开的瞬间，美梦的泡沫破灭，最终“我”的生活还将回归麻木与僵硬，片刻的内心放飞之后又将回到暗无天日的沉寂常态，被都市压抑的自我认知、内心的真实情感，日后也难有释放的机会。 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受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影响，但后者侧重“个体”的心理剖析，认为一切心理活动产生于“本我”，即欲望是原动力，故较少关注心理情感发生的社会背景，淡化所谓的“外因”。施蛰存在借用这一手法的基础上加以改良，他的心理分析小说在叙事建构上有社会心理学的内涵，是关照人生、映射社会、反思现实的一门艺术。
施蛰存的《梅雨之夕》写于1933年，故事发生在上海这个当时最繁华的大都市。作者关注的是都市的普通工作者，他思考的是个人情感在都市的喧嚣中“压抑还是释放”的问题，暗含了作者对“个人情感与都市文明碰撞”这一社会话题的关注。这些都是小说男主人公心理活动的“外因”。
在《梅雨之夕》的结尾，雨停了，但背后的社会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办法解决，那象征都市被压迫者的心理危机的“心雨”一直未停。就如高尔基所言，“文学是人学”，文学探讨的终极命题应是人活着、存在过的生命意义。物质生活千篇一律，若人的存在只是一串标签与数字，不妨叩问内心，于不可视的内心生活中寻觅“生命本真”，觅得一丝心安。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可谓心理艺术，他着眼于美感与灵性，为生活在现代都市中且不自觉被枯燥工作压抑着的民众发声，在追求效率与物质的理性时代，呼唤人们用心去感受、思考身边美的事物，以此证明人的真实而无可替代的“存在”，其创作背后有着超越文本的深意与跨时代的启迪。
a 小说阅读好比作者与读者进行潜在对话：作者是倾诉者，读者是倾听者。此处借用语言学中的“语境”概念分析这一交互过程。参阅陈晨：《现代修辞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b 施蛰存：《十年创作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5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参考文献：
[1] 施蛰存.十年创作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 朱永生.语境动态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 张炯.文学透视学——文学理论体系新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4] 林树鸣.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6] 荣格.心理类型[M].吴康译.上海：上海三聯书店，2009.
[7] 陈晨.现代修辞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8] 朱光潜. 文艺心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作 者： 朱泽礽，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
编 辑：赵斌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