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36 年11月，羁囚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里的邹韬奋，在看守所里开始写作自传性著作《经历》。后世读者相隔遥远的时空再读《经历》，“凶猛的打门声和妻子的惊呼”所构成的尖锐的环境，却未曾在这本自传里留下任何喧嚣。“《经历》一书的开笔背景很值一提”，作家陆键东感叹，“处于这样的环境，回首半生走过的路，韬奋之笔仍有如此从容淳和之质，通透平顺，又不移不屈，真可谓情与性内外一致。”
回望自己的人生与事业，邹韬奋将“转变”时间定格于1932 年。在《经历》中他做了如下的叙述：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我尤其不得不感谢职教社的，是《生活》周刊经我接手办了以后，不但由我全权主持，而且随我个人思想的进展而进展，职教社一点也不加干涉。当时的《生活》周刊还是附属于职教社的，职教社如要加以干涉，在权力上是完全可以做的，我的唯一办法只有去抗争一途，争不过，只有滚蛋而已。但是职教社诸先生对我始终信任，始终宽容，始终不加以丝毫干涉。就这一点说，《生活》周刊对于社会如果不无一点贡献的话，我不敢居功，我应该归功于职教社当局的诸先生。
《生活》周刊初期的内容偏重于个人的修养问题，这还不出教育的范围；同时并注意于职业修养的商讨，这也还算不出职业指导或职业教育的范围。在这个最初的倾向之下，这周刊附属于职教社，还算是过得去了。也许是由于我的个性的倾向和一般读者的要求，《生活》周刊渐渐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对于黑暗势力不免要迎面痛击；虽则我们自始就不注重于个人，邹韬奋只重于严厉评论已公开的事实，但是事实是人做出来的，而且往往是有势力的人做出来的；因严厉评论事实而开罪和事实有关的个人，这是难以避免的。职教社的主要职责是在提倡职业教育，本来是无须卷入这种漩涡里面去的，虽职教社诸先生待我仍然很好，我自己却开始感到不安了。不但如此，《生活》周刊既一天天和社会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社会的改造到了现阶段又决不能从个人主义做出发点；如和整个社会的改造脱离关系而斤斤计较个人问题，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于是《生活》周刊应着时代的要求，渐渐注意于社会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渐渐由个人出发点而转到集体的出发点了。我个人是在且做且学，且学且做，做到这里，学到这里，除了前进的书报上求锁钥外，无时不皇皇然请益于师友，商讨于同志，后半期的《生活》周刊的新的进展也渐渐开始了。研究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多少是含着冲锋性的，职教社显然也无须卷入这种漩涡里面去，我的不安更加甚了。幸而职教社诸先生深知这个周刊在社会上确有它的效用，不妨让它分道扬镳向前干去，允许它独立，由生活周刊社的同人组成合作社，继续努力。在这种地方，我们不得不敬佩职教社诸先生眼光的远大、识见的超卓、态度的光明。
中华职业教育社系黄炎培1917 年联合当时教育界、企业界的有识之士在上海创建。《生活》周刊作为职教社的机关刊物，在创办一年后，1926 年10 月由邹韬奋接手主编。接手之际，统计发行量，《生活》周刊仅2800 份。五年后，这份周刊日常发行量达到创纪录的15.5万份，其中直接订阅的5 万份。这个发行数字，已与当时全国最大的日报——《申报》和《新闻报》的发行量不相上下。当然，这其间的变化，亦如邹韬奋前述，“《生活》周刊渐渐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
变化的关键，是“九一八”事件。事件发生的第四天，《生活》周刊即公开声明，“与国人共赴国难”。当时最为接近邹韬奋的胡愈之在其《生平自述》里描述那一时刻，“邹韬奋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他为人天真而热情，但我觉得他对一般问题的理解不够深刻，他主编的《生活》周刊内容也还是带些低级趣味，虽然当时邹韬奋已在呼喊抗日救亡，他的抗日救亡热情能不能持久，我还有点怀疑。后来相识日久，才看到他对国家民族有着真正的热情，而且有一副硬骨头，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坚强的战士。”那一年的10 月10 日，《生活》周刊发行特刊《国庆与国哀》，胡愈之撰写《一年来的国际》长文，预言“9·18”事件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以后形势的发展，不幸被我言中”，逝世前一年，胡愈之口述的这份自述回忆说，“从这开始，《生活》周刊逐渐改变了方向，关心和议论起了国家民族大事，使刊物和全国人民反蒋抗日的愿望一致起来，刊物更受到读者的欢迎。”这一期的特刊，页码也比平常增加一倍多，达至48 面，并另附道林纸影写版的画报8 面，而且售价不变。
稍后，在邹韬奋所著《生活史话》里，他记录了三件“轰动的事情”。
鄒韬奋 ▲
第一件轰动的事情（1931 年11 月）：日本强盗在“9·18”开始掠夺我国的东北国土，引起了我国全国爱国同胞的愤怒，霹雳一声，坐镇黑龙江的马占山将军奋起抗战，嫩江战役震动了海内外同胞的心弦。《生活》周刊社也大声疾呼，号召读者为马将军和他所领导的民族战士捐款……捐款竟到15 万余元之多。当时不仅轰动了全沪，简直轰动了全国！
第二件轰动的事情（1932 年1 月）：“1·28”战役给予全国同胞的兴奋，并不下于黑龙江嫩江一役。因此《生活》周刊社门口捐款的拥挤，其热烈情形也不下于我们为马占山将军捐款的时候……这次战役，近在上海，我们同时还参加了战事后方的服务，根据战士们的实际需要，帮助后方的机关采购种种军需用品，押送前线去，所以忙上加忙。
第三件轰动的事情（1932 年3 月）：《生活日报》招股。招股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有何轰动之有？但是《生活日报》的招股却有它的特殊情形。《生活日报》的发起是应许多读者的要求，并不是少数人凭空想办的，所以一旦公布招股，便有非常蓬勃的气象……在一个月左右便达到15 万元以上。15 万元的数目似乎也并不足以惊人，但是你如果想到这是数元数十元凑集而成的，便可以想见这里面所包含的热血肝胆，实在不是任何数目字所能测计的！ 日常发行超过15 万份的《生活》周刊，其价值显然不仅仅是这个惊人的数据所能简单涵盖的，它有着更为深广的意义，当然也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
1932 年春，蒋介石派胡宗南到上海，约邹韬奋晤谈。《生活书店史稿》记录，“（双方）就抗日问题和《生活》周刊的态度辩诘达四小时之久。胡宗南极力为蒋介石游说，软硬兼施，试图拉拢韬奋，改变政治立场，逼韬奋表态拥护蒋介石，韬奋的性格，凡是被他认定应该做的事情决不回头。他坦率地回答胡宗南，只要政府公开抗日，便一定拥护，在政府公开抗日之前，便没有办法拥护。晤谈没有结果，胡宗南说了声‘请先生好自为之’，悻悻然走了。”
这一结果使得《生活》周刊面临第一轮现实压力。胡离沪不久，蒋即从“剿共”前线南昌军委会行营发出密令，在江西、湖北、河南和安徽四省查禁《生活》周刊。
事情并未到此结束，《生活书店史稿》记录，“蒋介石直接对《生活》周刊主办单位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施压。蒋亲自出面，把职教社主任黄炎培请到南京，因《生活》周刊是职教社主办的，要黄炎培责令韬奋改变《生活》周刊的政治立场，这样使职教社的负责人黄炎培、杨卫玉、江问鱼等人为难了。他们对韬奋的为人做事十分理解，也看到了《生活》周刊对促进社会进步产生的积极效果。但职教社是一个教育机关，卷入政治漩涡对职教社整个事业会带来不利影响。”
怎么办？邹韬奋经过慎重思虑，“应力倡舍己为群的意志与精神，拟自己独立把《生活》周刊办下去。”——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时刻，其结果，“韬奋商得职教社同意自主经营，订立契约，并允如果周刊盈利，将其20% 支援职教社办教育事业。公开声明，与职教社脱离隶属关系。”
历史在后置叙述里，结果往往能够轻易遮蔽过程。《生活》周刊的独立，一个结果看上去顺理成章，其间的世态人情及具体处理中的种种不易，被轻轻放下。或者可以作参照比对的是胡愈之的一段经历故事。1932 年8 月，商务印书馆复业，首先恢复《东方》杂志的出版，胡愈之在《我的回忆》里描述说，“王云五要我仍回商务主编《东方》杂志。我表示同意，但我和他约定，采取承包的办法，由商务拨给一定的编辑费用，我自己来找房子，请编辑，定内容，这一切商务均不得干涉，王云五同意了。这样干了半年，王云五却不满意了，他是要《东方》杂志来做政治交易的……就是这样他逼我离开了《东方》杂志。”独立，在当年或現在，皆非易事。所幸，在看守所里的邹韬奋以“从容淳和之质”真实而真诚地记录下了他的感激，缝补上了这一断环，“我们不得不敬佩职教社诸先生眼光的远大、识见的超卓、态度的光明。”
《生活》周刊独立了，它那光亮的历史自此而依次展开。与此同时，1932年7 月1 日，今天三联书店的前身之一—生活书店成立。
宏大历史叙事之下的微观与细节，不是趣味而是价值。《生活》周刊独立后怎么办才好？邹韬奋求计于胡愈之，在1968 年8 月写成的一份回忆《关于生活书店》里，胡愈之记录当年，“我向他建议，把《生活》上海陶尔斐斯路（今南昌路）生活书店旧址周刊改组为生活书店，除出版刊物外，还可以出书。内部办成生产合作社，即把全部财产作为职工共有，以职工过去所得工资数额多少为比例，作为股份，分给全体职工。以后新进职工，则于一定时间，以月薪1/10投入书店作为资金。分配股息时，有股份2000元以上者，其超过2000元之数不分股息。但当时国民党法律，合作社组织是非法的，不许注册登记，因此合作社制度只是在内部行施，而对外则仍然作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
胡愈之如此制度设计的背景，更重要的一个前提则是，“当时周刊销数达20 多万，吸收订户订报费几万元，资金也还是充裕的。但独立经营就发生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韬奋自己不愿以《生活》周刊的老板自居，愿意以全部财产资金作为同人共有。”
个人的眼光与见识，更准确地说是在邹韬奋的情怀与气度之下，新颖制度设计才可成为现实。《生活书店史稿》记录，“生活书店对内为生活出版合作社组生活书店招牌和证章织，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是书店的主人。由胡愈之起草的合作社章程中有三项原则规定：即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盈利归全体。”生活书店的起步，靠《生活》周刊社结存下来的2000 元钱，连同一些库存书刊和办公用具等，按1933 年7 月计算，折合成全部资产为38690 元（不包括刊物预收订金）。按在职的工作人员（生活书店成立时有职工20 余人），以过去所得工资总额多少为比例，分配给全体职工为入社的股金。
《生活书店史稿》评论说，“这种组织形式在当时是创举，非常适用于这个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进步文化事业。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细察生活书店历史，它的通路建设的真正发展期始于1938 年。《生活书店史稿》记录，“全面抗战开始后，全国交通受战争影响，邮路受阻，运输极为紧张。人们流动性大，书店不可能像和平时期一样地开展大量的邮购业务，为适应形势的需要，生活书店决定迅速在各省市重要城镇建立分支店，并尽可能深入内地和邻近战区地带。”1938～1939 两年，生活书店在全国建立分支店及办事处达52 个，临时营业处3 个。此处还有9 个流动供应所。“这样宏大的全国发行网，在战争环境中，资金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能迅速建立起来，在出版界是个奇迹，发行网点分布之广，也超过了其他同业。”一家出版机构的精彩真正展开。邹韬奋《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 生活书店1940 年2 月出版。
如果摆脱对生活书店以及对邹韬奋单向度的思维框架，邹韬奋对书店自立的认知，至今观之仍然卓越。在《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那本书里，邹韬奋阐述了他对事业性与商业性问题的深入思考：我们的事业性和商业性是要兼顾而不应该对立的，诚然这两方面如超出了应有的限度，是有对立的流弊。例如倘若因为顾到事业性而在经济上作无限的牺牲，其势不至使店整个经济破产不止，实际上便要使店无法生存，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机构的消灭，事业又何从支持，发展更谈不到了。在另一方面，如果因为顾到商业性而对于文化食粮的内容不加注意，那也是自杀政策，事业必然要一天天衰落，商业也将随之衰落，所谓两败俱伤。但是我们不许各有所偏。因为我们所共同努力的是文化事业，所以必须顾事业性，同时因为我们是自食其力，是靠自己的收入来事业，而发展事业，所以必须同时顾到商业性，这两方面是应该相辅相成的，不应该对立起来的。
循此理路，即使在战争年代非常时期，一家出版机构的“事业性与商业性”至少对邹韬奋而言，并不偏颇也非对立。在此方针之下，生活书店的通路开拓显得当然，虽然稍后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而大幅收缩。而保留下来的徐伯昕调研报告及他对中国出版物印制运输的缜密分析，不仅凭此可以了解抗战岁月中国各地之真实境况，更可见中国出版人的经营智慧。
1944 年7 月24 日，因患耳癌，邹韬奋先生在上海与世长辞。在重庆听闻这一消息的沈钧儒先生当即“责问”，“韬奋！你怎样可以死呢？我想到你的死，比想到我自己会死，情形还要严重。你是死不得的啊！”这一句式成为当时几乎共同的遣词，胡愈之在《忆韬奋》里反复追问，“韬奋死了。韬奋真的死了吗？我不敢相信，我也不能相信。”中共中央的唁电写道：“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的临终的请求，并引为吾党的光荣。韬奋先生长逝了，愿中国人民齐颂先生最后呼吁，为坚持团结抗战，实行真正民主，建设独立、自由、繁荣、和平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到底。”邹韬奋所开创的新闻出版事业，虽然艰难，却并未因他的逝世而中止。
1945 年10 月22 日，在重庆的生活、读书、新知三店宣布自11 月1 日起，正式合并。发表的告同人书强调：“这种合并，不是结束，而是团结；不是退守，而是前进；不是衰老，而是新生；不是缩小，而是发展。”
1948 年10 月26 日，生活書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召开全体人员大会，宣布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成立。
1949 年3 月，三联书店总管理处迁至北平。7 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明确了三联书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一）三联书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在党的领导之下，该书店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及香港的读者，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在各个时期的主张，这个书店的工作人员，如邹韬奋同志（已故）等，做了很宝贵的工作。
（二）现在全国解放胜利在即，新华书店进入了城市，同时三联书店已在各城市恢复起来，并已在解放区的若干中等城市建立了书店，此种情况引起了许多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特作如下总的规定：
甲：三联书店与新华书店一样是党的领导之下的书店，但新华书店是完全公营的书店，将来中央政府成立后，该书店即将成为国家书店；三联书店是公私合营的进步书店，将来亦应仍旧保持此种性质，即国家与私人合营性质。因此在全国新民主主义的出版事业中（暂时除了台湾以外）新华书店应上海南京东路166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分店（1948年冬）成为主要负责者，三联书店应成为新华书店的亲密助手与同行，但在香港，在一个时期内，三联仍是革命出版事业的主要负责者。……丁：在上述城市中党的当地最高机关（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宣传部应领导出版部门的党组，党组中必须有新华及三联两个书店中党的负责人参加，以便统一政策并在业务上密切分工合作。
回望自己的人生与事业，邹韬奋将“转变”时间定格于1932 年。在《经历》中他做了如下的叙述：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我尤其不得不感谢职教社的，是《生活》周刊经我接手办了以后，不但由我全权主持，而且随我个人思想的进展而进展，职教社一点也不加干涉。当时的《生活》周刊还是附属于职教社的，职教社如要加以干涉，在权力上是完全可以做的，我的唯一办法只有去抗争一途，争不过，只有滚蛋而已。但是职教社诸先生对我始终信任，始终宽容，始终不加以丝毫干涉。就这一点说，《生活》周刊对于社会如果不无一点贡献的话，我不敢居功，我应该归功于职教社当局的诸先生。
《生活》周刊初期的内容偏重于个人的修养问题，这还不出教育的范围；同时并注意于职业修养的商讨，这也还算不出职业指导或职业教育的范围。在这个最初的倾向之下，这周刊附属于职教社，还算是过得去了。也许是由于我的个性的倾向和一般读者的要求，《生活》周刊渐渐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对于黑暗势力不免要迎面痛击；虽则我们自始就不注重于个人，邹韬奋只重于严厉评论已公开的事实，但是事实是人做出来的，而且往往是有势力的人做出来的；因严厉评论事实而开罪和事实有关的个人，这是难以避免的。职教社的主要职责是在提倡职业教育，本来是无须卷入这种漩涡里面去的，虽职教社诸先生待我仍然很好，我自己却开始感到不安了。不但如此，《生活》周刊既一天天和社会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社会的改造到了现阶段又决不能从个人主义做出发点；如和整个社会的改造脱离关系而斤斤计较个人问题，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于是《生活》周刊应着时代的要求，渐渐注意于社会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渐渐由个人出发点而转到集体的出发点了。我个人是在且做且学，且学且做，做到这里，学到这里，除了前进的书报上求锁钥外，无时不皇皇然请益于师友，商讨于同志，后半期的《生活》周刊的新的进展也渐渐开始了。研究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多少是含着冲锋性的，职教社显然也无须卷入这种漩涡里面去，我的不安更加甚了。幸而职教社诸先生深知这个周刊在社会上确有它的效用，不妨让它分道扬镳向前干去，允许它独立，由生活周刊社的同人组成合作社，继续努力。在这种地方，我们不得不敬佩职教社诸先生眼光的远大、识见的超卓、态度的光明。
中华职业教育社系黄炎培1917 年联合当时教育界、企业界的有识之士在上海创建。《生活》周刊作为职教社的机关刊物，在创办一年后，1926 年10 月由邹韬奋接手主编。接手之际，统计发行量，《生活》周刊仅2800 份。五年后，这份周刊日常发行量达到创纪录的15.5万份，其中直接订阅的5 万份。这个发行数字，已与当时全国最大的日报——《申报》和《新闻报》的发行量不相上下。当然，这其间的变化，亦如邹韬奋前述，“《生活》周刊渐渐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
变化的关键，是“九一八”事件。事件发生的第四天，《生活》周刊即公开声明，“与国人共赴国难”。当时最为接近邹韬奋的胡愈之在其《生平自述》里描述那一时刻，“邹韬奋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他为人天真而热情，但我觉得他对一般问题的理解不够深刻，他主编的《生活》周刊内容也还是带些低级趣味，虽然当时邹韬奋已在呼喊抗日救亡，他的抗日救亡热情能不能持久，我还有点怀疑。后来相识日久，才看到他对国家民族有着真正的热情，而且有一副硬骨头，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坚强的战士。”那一年的10 月10 日，《生活》周刊发行特刊《国庆与国哀》，胡愈之撰写《一年来的国际》长文，预言“9·18”事件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以后形势的发展，不幸被我言中”，逝世前一年，胡愈之口述的这份自述回忆说，“从这开始，《生活》周刊逐渐改变了方向，关心和议论起了国家民族大事，使刊物和全国人民反蒋抗日的愿望一致起来，刊物更受到读者的欢迎。”这一期的特刊，页码也比平常增加一倍多，达至48 面，并另附道林纸影写版的画报8 面，而且售价不变。
稍后，在邹韬奋所著《生活史话》里，他记录了三件“轰动的事情”。
第一件轰动的事情（1931 年11 月）：日本强盗在“9·18”开始掠夺我国的东北国土，引起了我国全国爱国同胞的愤怒，霹雳一声，坐镇黑龙江的马占山将军奋起抗战，嫩江战役震动了海内外同胞的心弦。《生活》周刊社也大声疾呼，号召读者为马将军和他所领导的民族战士捐款……捐款竟到15 万余元之多。当时不仅轰动了全沪，简直轰动了全国！
第二件轰动的事情（1932 年1 月）：“1·28”战役给予全国同胞的兴奋，并不下于黑龙江嫩江一役。因此《生活》周刊社门口捐款的拥挤，其热烈情形也不下于我们为马占山将军捐款的时候……这次战役，近在上海，我们同时还参加了战事后方的服务，根据战士们的实际需要，帮助后方的机关采购种种军需用品，押送前线去，所以忙上加忙。
第三件轰动的事情（1932 年3 月）：《生活日报》招股。招股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有何轰动之有？但是《生活日报》的招股却有它的特殊情形。《生活日报》的发起是应许多读者的要求，并不是少数人凭空想办的，所以一旦公布招股，便有非常蓬勃的气象……在一个月左右便达到15 万元以上。15 万元的数目似乎也并不足以惊人，但是你如果想到这是数元数十元凑集而成的，便可以想见这里面所包含的热血肝胆，实在不是任何数目字所能测计的！ 日常发行超过15 万份的《生活》周刊，其价值显然不仅仅是这个惊人的数据所能简单涵盖的，它有着更为深广的意义，当然也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
1932 年春，蒋介石派胡宗南到上海，约邹韬奋晤谈。《生活书店史稿》记录，“（双方）就抗日问题和《生活》周刊的态度辩诘达四小时之久。胡宗南极力为蒋介石游说，软硬兼施，试图拉拢韬奋，改变政治立场，逼韬奋表态拥护蒋介石，韬奋的性格，凡是被他认定应该做的事情决不回头。他坦率地回答胡宗南，只要政府公开抗日，便一定拥护，在政府公开抗日之前，便没有办法拥护。晤谈没有结果，胡宗南说了声‘请先生好自为之’，悻悻然走了。”
这一结果使得《生活》周刊面临第一轮现实压力。胡离沪不久，蒋即从“剿共”前线南昌军委会行营发出密令，在江西、湖北、河南和安徽四省查禁《生活》周刊。
事情并未到此结束，《生活书店史稿》记录，“蒋介石直接对《生活》周刊主办单位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施压。蒋亲自出面，把职教社主任黄炎培请到南京，因《生活》周刊是职教社主办的，要黄炎培责令韬奋改变《生活》周刊的政治立场，这样使职教社的负责人黄炎培、杨卫玉、江问鱼等人为难了。他们对韬奋的为人做事十分理解，也看到了《生活》周刊对促进社会进步产生的积极效果。但职教社是一个教育机关，卷入政治漩涡对职教社整个事业会带来不利影响。”
怎么办？邹韬奋经过慎重思虑，“应力倡舍己为群的意志与精神，拟自己独立把《生活》周刊办下去。”——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时刻，其结果，“韬奋商得职教社同意自主经营，订立契约，并允如果周刊盈利，将其20% 支援职教社办教育事业。公开声明，与职教社脱离隶属关系。”
历史在后置叙述里，结果往往能够轻易遮蔽过程。《生活》周刊的独立，一个结果看上去顺理成章，其间的世态人情及具体处理中的种种不易，被轻轻放下。或者可以作参照比对的是胡愈之的一段经历故事。1932 年8 月，商务印书馆复业，首先恢复《东方》杂志的出版，胡愈之在《我的回忆》里描述说，“王云五要我仍回商务主编《东方》杂志。我表示同意，但我和他约定，采取承包的办法，由商务拨给一定的编辑费用，我自己来找房子，请编辑，定内容，这一切商务均不得干涉，王云五同意了。这样干了半年，王云五却不满意了，他是要《东方》杂志来做政治交易的……就是这样他逼我离开了《东方》杂志。”独立，在当年或現在，皆非易事。所幸，在看守所里的邹韬奋以“从容淳和之质”真实而真诚地记录下了他的感激，缝补上了这一断环，“我们不得不敬佩职教社诸先生眼光的远大、识见的超卓、态度的光明。”
《生活》周刊独立了，它那光亮的历史自此而依次展开。与此同时，1932年7 月1 日，今天三联书店的前身之一—生活书店成立。
自立
宏大历史叙事之下的微观与细节，不是趣味而是价值。《生活》周刊独立后怎么办才好？邹韬奋求计于胡愈之，在1968 年8 月写成的一份回忆《关于生活书店》里，胡愈之记录当年，“我向他建议，把《生活》上海陶尔斐斯路（今南昌路）生活书店旧址周刊改组为生活书店，除出版刊物外，还可以出书。内部办成生产合作社，即把全部财产作为职工共有，以职工过去所得工资数额多少为比例，作为股份，分给全体职工。以后新进职工，则于一定时间，以月薪1/10投入书店作为资金。分配股息时，有股份2000元以上者，其超过2000元之数不分股息。但当时国民党法律，合作社组织是非法的，不许注册登记，因此合作社制度只是在内部行施，而对外则仍然作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
胡愈之如此制度设计的背景，更重要的一个前提则是，“当时周刊销数达20 多万，吸收订户订报费几万元，资金也还是充裕的。但独立经营就发生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韬奋自己不愿以《生活》周刊的老板自居，愿意以全部财产资金作为同人共有。”
个人的眼光与见识，更准确地说是在邹韬奋的情怀与气度之下，新颖制度设计才可成为现实。《生活书店史稿》记录，“生活书店对内为生活出版合作社组生活书店招牌和证章织，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是书店的主人。由胡愈之起草的合作社章程中有三项原则规定：即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盈利归全体。”生活书店的起步，靠《生活》周刊社结存下来的2000 元钱，连同一些库存书刊和办公用具等，按1933 年7 月计算，折合成全部资产为38690 元（不包括刊物预收订金）。按在职的工作人员（生活书店成立时有职工20 余人），以过去所得工资总额多少为比例，分配给全体职工为入社的股金。
《生活书店史稿》评论说，“这种组织形式在当时是创举，非常适用于这个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进步文化事业。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细察生活书店历史，它的通路建设的真正发展期始于1938 年。《生活书店史稿》记录，“全面抗战开始后，全国交通受战争影响，邮路受阻，运输极为紧张。人们流动性大，书店不可能像和平时期一样地开展大量的邮购业务，为适应形势的需要，生活书店决定迅速在各省市重要城镇建立分支店，并尽可能深入内地和邻近战区地带。”1938～1939 两年，生活书店在全国建立分支店及办事处达52 个，临时营业处3 个。此处还有9 个流动供应所。“这样宏大的全国发行网，在战争环境中，资金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能迅速建立起来，在出版界是个奇迹，发行网点分布之广，也超过了其他同业。”一家出版机构的精彩真正展开。邹韬奋《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 生活书店1940 年2 月出版。
如果摆脱对生活书店以及对邹韬奋单向度的思维框架，邹韬奋对书店自立的认知，至今观之仍然卓越。在《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那本书里，邹韬奋阐述了他对事业性与商业性问题的深入思考：我们的事业性和商业性是要兼顾而不应该对立的，诚然这两方面如超出了应有的限度，是有对立的流弊。例如倘若因为顾到事业性而在经济上作无限的牺牲，其势不至使店整个经济破产不止，实际上便要使店无法生存，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机构的消灭，事业又何从支持，发展更谈不到了。在另一方面，如果因为顾到商业性而对于文化食粮的内容不加注意，那也是自杀政策，事业必然要一天天衰落，商业也将随之衰落，所谓两败俱伤。但是我们不许各有所偏。因为我们所共同努力的是文化事业，所以必须顾事业性，同时因为我们是自食其力，是靠自己的收入来事业，而发展事业，所以必须同时顾到商业性，这两方面是应该相辅相成的，不应该对立起来的。
循此理路，即使在战争年代非常时期，一家出版机构的“事业性与商业性”至少对邹韬奋而言，并不偏颇也非对立。在此方针之下，生活书店的通路开拓显得当然，虽然稍后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而大幅收缩。而保留下来的徐伯昕调研报告及他对中国出版物印制运输的缜密分析，不仅凭此可以了解抗战岁月中国各地之真实境况，更可见中国出版人的经营智慧。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成立
1944 年7 月24 日，因患耳癌，邹韬奋先生在上海与世长辞。在重庆听闻这一消息的沈钧儒先生当即“责问”，“韬奋！你怎样可以死呢？我想到你的死，比想到我自己会死，情形还要严重。你是死不得的啊！”这一句式成为当时几乎共同的遣词，胡愈之在《忆韬奋》里反复追问，“韬奋死了。韬奋真的死了吗？我不敢相信，我也不能相信。”中共中央的唁电写道：“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的临终的请求，并引为吾党的光荣。韬奋先生长逝了，愿中国人民齐颂先生最后呼吁，为坚持团结抗战，实行真正民主，建设独立、自由、繁荣、和平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到底。”邹韬奋所开创的新闻出版事业，虽然艰难，却并未因他的逝世而中止。
1945 年10 月22 日，在重庆的生活、读书、新知三店宣布自11 月1 日起，正式合并。发表的告同人书强调：“这种合并，不是结束，而是团结；不是退守，而是前进；不是衰老，而是新生；不是缩小，而是发展。”
1948 年10 月26 日，生活書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召开全体人员大会，宣布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成立。
1949 年3 月，三联书店总管理处迁至北平。7 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明确了三联书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一）三联书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在党的领导之下，该书店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及香港的读者，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在各个时期的主张，这个书店的工作人员，如邹韬奋同志（已故）等，做了很宝贵的工作。
（二）现在全国解放胜利在即，新华书店进入了城市，同时三联书店已在各城市恢复起来，并已在解放区的若干中等城市建立了书店，此种情况引起了许多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特作如下总的规定：
甲：三联书店与新华书店一样是党的领导之下的书店，但新华书店是完全公营的书店，将来中央政府成立后，该书店即将成为国家书店；三联书店是公私合营的进步书店，将来亦应仍旧保持此种性质，即国家与私人合营性质。因此在全国新民主主义的出版事业中（暂时除了台湾以外）新华书店应上海南京东路166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分店（1948年冬）成为主要负责者，三联书店应成为新华书店的亲密助手与同行，但在香港，在一个时期内，三联仍是革命出版事业的主要负责者。……丁：在上述城市中党的当地最高机关（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宣传部应领导出版部门的党组，党组中必须有新华及三联两个书店中党的负责人参加，以便统一政策并在业务上密切分工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