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f1818-1891年），原名先杞，字伯琛，号筠仙、云仙、筠轩，别号玉池山农、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晚清官员，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推崇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之学，讲求经世致用，其学术思想与同治、光绪两代帝师翁同龢非常接近。也正因为两人有着共同的政治思想，所以，翁同毹对他心怀仰慕，只可惜没有机会见面，无法共同探讨学问。
　　光绪元年（1875年），曾经官至广东巡抚而被左宗棠纠参罢官回乡闲居8年的郭嵩焘，经军机大臣文祥的推荐，重登仕途，被授为福建按察使，署兵部侍郎，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任上行走。也就是在这一年，翁同稣与郭嵩焘开始交往。
　　据《翁文恭公日记》记载：那年二月（3月），郭嵩焘来京引见。二月初四（3月11日），翁同龢亲自前往郭嵩焘下榻的法源寺看望。这次拜访，除了各诉仰慕之情外，彼此还谈了当时正在酝酿讨论的海防问题。郭嵩焘详细介绍了自己在《条议海防事宜》一折中的观点，认为将西方强盛归结于船坚炮利是非常错误的，中国如果单纯学习西方兵学“末技”，就难以富国强兵。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国的工商业才是前途。二人英雄所见略同，相见恨晚。翌日，郭嵩焘依例到宣武门外南横街的翁宅进行回访。翁同龢设宴置酒款待。席间，两人就洋务、海防之类的问题进一步交换看法。三月（4月），郭嵩焘离京赴任，翁同龢特地到正阳门外驿站为之送行。
　　翁同龢与郭嵩焘的第二次会晤是在当年的秋天。此时的郭嵩焘碰上了“滇案”。同治十三年九月（1874年10月），英国翻译官马嘉理（A.R.Margary）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给照批准，由京入滇考察，受到云贵总督岑毓英款待。然而，3个月后去中缅边境迎接英国陆军上校柏朗（ H.A.Browne）所带领的一支200多人的探险队由缅甸八莫北上武装入滇时被杀了。为此，清廷被迫签订了《烟台条约》，并答应派钦差大臣前往英国致歉，而“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为最”（《郭嵩焘日记》），于是，郭嵩焘遂成为第一位驻外外交官。
　　朝廷的这项任命一经宣布，立即在士大夫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人把郭嵩焘使英看成是士大夫的一种“耻辱”，就连一向开明的文坛领袖王闿运也嘲笑郭嵩焘“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 （王闺运《湘绮楼书牍》）更有很多好心人为他接受这项使命感到惋惜： “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山，真为可惜。行百里者半九十，不能不为之叹息也。”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桃花圣解庵日记》）一时讥笑、侮骂铺天盖地而来，同僚视他为汉奸，同乡耻与为伍。为此，王闿运还撰联，加以讥讽：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对联不胫而走，一时腾于京师人口。八月（9月），郭嵩焘来京引见。户部候补主事李慈铭在日记中写道：郭嵩焘“人都以后，众垢益丛，下流所归，几不忍闻”。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致朱克敬书》也说：“鄙人横遭管毁，为京师士大夫所不容。”
　　就在郭嵩焘走投无路时，翁同龢设家宴为他接风洗尘，并邀请潘祖荫、汪鸣銮以及在京的淮军将领刘秉璋和来京为慈禧太后治病的薛福辰作陪。席间，翁、潘等人频频举杯，为郭嵩焘使英祝贺，对他为了国家置个人荣辱于不顾，勇担出使使命的行为表示敬佩。郭嵩焘对翁同龢的热情款待表示感谢，他再次向老朋友表示自己出使的决心： “数万里征途，避而不任，更有艰巨，谁与任之？！”席间，郭嵩焘大谈经世抱负，还直言对当时开展的洋务运动的一些看法，“欲遍天下开煤铁，又欲中国皆铁路”，认为“方今中国洞悉洋务者只三人：李相（指李鸿章）、沈葆祯、丁雨生也。”
　　因为是第一次遣使西方，加上守旧官僚从中作梗阻挠，使馆成员的组成配备颇费周折，郭嵩焘在京待命。一天，郭嵩焘看望翁同龢，给翁同龢捎来了漳纱、燕菜之类的闽浙土产，并向翁同龢赠送了他新著的《瀛海论》一书。翁同龢拒收郭嵩焘馈赠的物品，只留下了《瀛海论》。一连用了两个晚上通读此书。认为该书“大略亦可取，而言外推重洋法” “言各有当”，但对书中以乾隆四十一年十月（1776年11月）的一道上谕作为“千古洋务之准则”的说法“觉得欠妥”，以此而“比而同之，未惬放中也”。没几日，郭嵩焘离京赴任。临行前，郭嵩焘前往翁宅辞行。翁同龢以三句话相赠： “十年修约必须改;洋药（指鸦片）可禁即禁，不可即加税;教事（指外国在华传教）可止即止，不可即勿使吾民之犯法者人教。”
　　光绪三年十二月（ 1877年1月），郭嵩焘偕副使刘锡鸿、参赞黎庶昌、翻译张德彝等到达英国。到任不久，就鸦片一事同英国政府进行谈判交涉，又奏请禁止鸦片，要求“责成督抚分伤州县，多制成戒烟方药，施散劝谕，从官吏推及学校，再由学校推及普通百姓” （《清季外交史料·使英郭嵩焘等奏请禁止鸦片折》），建议朝廷纂辑通商则例，颁发各省，并刊刻简明事例，略叙大纲，递交各国驻京公使，使以后办理通商交涉有所依据，免致推宕留难，多生枝节。此外，他还奏请设立领事，保护在外侨民，办理各国交涉，处处维护中国的利益。三月初- （4月14日），翁同龢收到郭嵩焘从伦敦寄给他的一封信，历述到任后的所见所闻，介绍了他对英国的印象和个人的感想： “英国谋国之利，上下一心，宜其沛然以兴也”，城市“车马滔滔，气成烟雾。阛阓之盛，宫室之美，待无复加。” （《使西纪程》）于是指出：西洋立国，政教修明，自有本末，与历史上的夷狄，情形绝异。翁同龢阅后非常高兴，在日记中写道： “得郭筠仙海外书，尤珍重。”不久，郭嵩焘出于保护华侨利益考虑，上奏清廷，建议在华侨集中的各埠设领事以护侨民，这个建议得到清廷赞赏。
　　光绪四年（1878年），清廷采纳郭嵩焘建议，相继在新加坡、美国、日本等国设立领事馆，以维护海外华侨的权益。同年底，应英国企业家的邀请，他访问了在伦敦附近的电力厂。在参观过程中，厂长特意请郭嵩焘参观刚刚发明不久的电话。这是他首次，也是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电话。电话安装在相隔数十丈的上下楼内，郭嵩焘让随从张德彝到楼下去接听，自己在楼上与其通话， “其语言多者亦多不能明，惟此数者分明。” （《郭嵩焘日记》）
　　不久，郭嵩焘就将他赴英途中的闻见，加上个人的感想，写成《使西纪程》一书寄给总理衙门。书中斥责了中国士大夫的守旧固陋、盲目虚骄自大，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西方文明的溢美。郭嵩燾的本意是希望以此能为开阔国人的眼界起点作用，结果却深深刺痛了那一班冬烘先生。当时多数士大夫的见解是除却大炮轮船中国不及西洋外，其余皆是我胜于彼， “中国文物制度称胜，惟火器不及外人”，因此，郭嵩焘的这些“昌言媚外”之论，自然为中国士大夫所不容了。所以，此书一出，京师顽固官僚“无不切齿”，李慈铭在他《越缦堂国事日记》说： “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何心肝。”李鸿藻更是“大为不平，逢人诋毁”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在他的鼓动下，编修何金寿上了一道弹章，参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在守旧官僚的一片讨伐声中，朝廷下令销毁《使西纪程》字板，禁止刊行。
　　对于郭嵩焘《使西纪程》一书中的观点，翁同龢是非常清楚的。书中有些内容，郭嵩焘在给他的信中就曾提到过。但李鸿藻是翁同龢在弘德殿的同值，平日过从甚密，私交不错。李鸿藻既如此攻击无馀，翁同龢不便说话。他不愿因顾全一个老朋友的一本书，而开罪一大片同僚，且他身为帝师，其言行不能不慎。所以，面对顽固官僚的那些讨伐郭嵩焘的喧嚣，他一直保持沉默。正如翁同龢在《与子京书》中提到的： “既悯筠仙志节，又哀其逢时不淑，每与伯寅（潘祖荫号）言及，惟相与嗟叹不已。”
　　翁同龢对郭嵩焘的遭际虽不便公开说话，但对与其关系密切、随其使英的参赞黎庶昌、翻译张德彝等人仍然给予关爱。光绪七年九月（1881年10月），清廷首次遣使日本，翁同龢在召对时，力陈黎庶昌“其人开展笃实，曾随郭筠仙使英，堪任使才”。后来，光绪皇帝要学习英语，翁同稣点名要当年给郭嵩焘当翻译的张德彝人宫授教。对于由郭嵩焘一手提拔而后立异树敌，攻击无馀的副使刘锡鸿断绝往来。由此可见，翁同龢对郭嵩焘是同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