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艺术中心主任任国雄先生是我的邻居。一天他告诉我，说他有位山东专事“红色收藏”的朋友，很意外地收藏到一幅超大尺寸的绒绣，是1978年“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中的重点展品——“八亿人民的心愿”。那位收藏家了解到，这幅绒绣出自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画稿创作设计者是夏葆元，合作者严国基和张子虎。于是请任先生帮助寻找作品的当事人，想探究当时这幅绒绣问世的经过及背后的故事。
　　今年六月，由任先生安排，“红色收藏”家王光胜先生专程从山东东营来到上海，与夏葆元和笔者及绒绣大师许凤英一起见了面，大家因这“红色收藏”有缘相会感到很高兴。当王先生在酒店的餐厅里展开这件时过30多年，已经泛旧的绒绣时，我们如同见到久别的老朋友，非常亲切，十分激动，久远的记忆从脑海深处慢慢浮现。
　　夏葆元当时任职于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他是这幅绒绣画稿的主创人。另一位合作者严国基是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不幸在旅美期间英年早逝。在撰写这篇回忆文章时，葆元客气，也忙，让我代笔。我记性不好，只能零碎地记下一些印象。
　　话要从1976年说起。我记得，那年是龙年。按习俗，龙年该是“吉利之年”，但恰恰相反，1976年是中国天灾与人祸频繁交错之年。10月6日，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力挽狂澜，一举粉碎“四人帮”，代表了八亿人民的心愿。
　　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工艺美术行业也是一样。为澄清是非，重整旗鼓，决定由国家轻工部、外贸部、商业部联合举办“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地点是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时间从1978年2月22日至5月28日。
　　上海工艺美术行业自然是这次展览会的积极参与者，还专门成立展品征集办公室，由胡铁生局长亲自挂帅，办公室设在工艺美术研究所。我当时也被抽调进办公室工作，重点联系织绣行业。
　　绒绣是上海的一大特色，有着一支强大的技术队伍，理应挑大，为全国展览奉献高品质的展品。好的绒绣首先得有好的稿子，经多次研究商讨，根据当时的形势，确定以“八亿人民的心愿”作为选题，创作一幅绒绣稿子。
　　众所周知，夏葆元是美校的高材生，当时的名气和画技不在陈逸飞之下，毕业后“被”分配在工艺美术研究所当艺术指导。这次，“八亿人民的心愿”的创作设计，也就非他莫属。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葆元邀请他的同学严国基加盟。那时，国基在上海中国画院工作，人物造型能力也相当了得。我纯属搭顺风车，一则我是办公室派出的联系人，再则我对葆元的画艺心仪已久，很想能零距离地向他学习，也就主动请缨，成了合作者。
　　葆元功底深，出手快，没多久创作稿就出来了。画面中的32个工、农、兵、学、商、知识分子和身着各色少数民族服饰的群众，载歌载舞，表达八亿人民的拥护和敬意之情。论绘画技巧不成问题，关键是五位新当选的中央领导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如何排位是个敏感问题。展品征集办公室也吃不准，拿不定主意，就让葆元带着画稿到了北京，找到中央美院靳尚谊老师，想让他把把关。靳老师刚画了一幅描绘毛主席亲自选定华国锋为接班人的油画“你办事，我放心”，也许他在北京信息多，政策水平也要高一些。结果，也没得到靳老师的明确答复。
　　就这样，大家壮着胆，按原定画稿放大绘制。由于画幅尺寸大，记得画架就支在研究所三楼灯彩组的大房间里。两个多月的紧张工作，顺利收笔，大家对画面效果都表示满意。
　　离送展的最后期限，已没多少时间留给绒绣的加工制作。研究所尽可能地调集了精兵强将，还从基层绒绣厂搬来援兵，分早晚两班，夜以继日地赶制。十几个绣工同时上阵，一幅油画稿子，被剪开十几若干块同时对照使用就在所难免。若用现在的商业眼光来看，如此糟践一件美术精品，简直不可思议，但在当时，这又是那么稀松平常、理所当然的一件小事。
　　画稿完成后，国基与我便各奔东西。绣制的全过程，由葆元一路陪伴。有原创者在一旁监制，绒绣还原油画的精准度就有了可靠保证。当然，要达到绣制的高水平，决定因素还是参加绣制工作的全体能工巧匠们，用她们的聪明和才智、心血和汗水，千针万线、千辛万苦铸就了这幅值得传世的优秀作品。绒绣尺寸为380×200cm，用绒线15余斤。绣制者不乏包括已不在人世的绒绣大师高婉玉、张梅君、刘佩珍以及她们的众多学生。
　　绒绣一完成，被分解的油画原作就片甲不留，不复存在。作为油画的替身，这件绒绣就成了世间的唯一。1978年，我作为上海的随展人员，有幸陪同中央领导在中国美术馆对这件展品瞥上最后一眼以后，转瞬之间三十多年过去了。
　　岁月荒荒，沧海桑田，绒绣“八亿人民的心愿”在日后，几乎与国家的命运共沉浮，期间的颠沛流离也许收藏家能告诉我们另一篇故事。绒绣几经磨难，死里逃生，最终由好心的有识之士将它精心收藏，保存下这段特殊的“红色记忆”。我们无法了解复杂而变化莫测的历史演变，但这毕竟留下了那段惊心动魄、载入浩瀚史册的历史瞬间，以及艺术文化烟云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