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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像破案，病毒研究则是为破案提供有利证据。对于个体，病毒诊断可以帮助找到更精准的治疗方案;对于群体，病毒研究，更像前哨，将威胁公众健康的感染性疾病扼杀在摇篮期。
安：我们做科普，会告诉公众感冒分为病毒和细菌感冒，你们研究的“病毒”是这里说的含义吗？
钱：完全对。我们研究的是跟儿童疾病密切相关的病毒。比如引起急性呼吸道感染或者急性腹泻的病毒，还有一些引起血液疾病。
在小年龄组，病毒是引起上、下呼吸道感染最重要的因素。病人来了，通常我们做咽拭子检测，如果查到了病毒，就可以给临床医生科学依据：这个孩子不需要使用抗生素。这样就避免了抗生素的滥用。另外有些病毒感染会演变成比较严重的情况，病毒报告能及时提醒临床医生，引起他的警觉，在跟家长交流中，也可以把疾病可能发生的后果告诉家长。
安：我个人是2000年以后才知道原来感冒分为病毒感染和细菌感染，才警惕到抗生素滥用问题。
钱：我们从1979年开始就在研究病毒感染的快速诊断。那时快速诊断国内外都还没有普及，还是作为一个特别先进的课题在做。而我们国家在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我们的老师也是到国外重新学习归来，才逐渐建立研究体系。2000年以后，老百姓，甚至包括一些基层医疗人员才逐渐对病毒有了认识，这得益于科学普及传播、医疗技术进步，还有对于抗生素滥用问题的重视等多方面。
赵：我们原来是做监测的，后来运用到临床病原诊断。最早王之老师建立起我们研究所的经典病毒学研究，钱老师又从国外带回来分子病毒学，开始做常见病毒和新发现病毒，就是这么一代一代积累下来。2003年SARS开始，我们病毒研究室厚积薄发。那时候疫情非常严重，很多地方束手无策。钱老师首先站出来说：“用我们实验室的方法对不明原因肺炎的孩子筛查，如果能确定是哪个病毒感染，这个孩子就可以排除SARS，不用隔离了。”
钱：以前，其他一些做科研的不太重视呼吸道感染病毒研究，但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儿童，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是一个最重要的病，所以我们一直关注这方面研究。SARS期间只要有发烧、肺炎症状，其他医院就隔离，一个病人需要一个病房，隔离负担非常重。
我们只是按照自己常规的做法：病人来了，做病毒检测，鉴别出哪些是普通感染，进入普通的肺炎病房治疗。虽然我们也留出隔离病房，診断出SARS病人，但不需要那么多隔离病房了，隔离负担大大下降。医院领导给市领导汇报时，市领导一听就觉得这个做法不一样，这个技术也很快推广起来。
病毒实验室，像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到了关键时刻，科室的人真的跟上战场一样的， SARS就不用说了，其他一些病毒也是，一旦造成儿童感染，很可能是重症，甚至死人，所以我们需要时时警惕。后来2009年流感爆发、手足口病等流行，我们都是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外地流行什么疾病，我们也参加会商，把研究经验告诉他们。
安：如果说没有大流行，很可能是我们防控在前，这其中也包括了你们的监测工作。你们的病毒研究目前有哪些进展？
钱：一个是对于病原的认识，一个是做病人监测。一些新病毒，比如新发的偏肺病毒，在国内我们是最先报道的。
赵：腹泻病毒也是我们研究的一大重点。钱老师在国内是最先报道临床G9型轮状病毒和诺如病毒的。
钱：因为有SARS的教训，临床大夫都很警惕。当时有医院打电话问我说：“钱教授，我们做手术的一个团队全都倒下了，是怎么回事？”还有的一个病房都腹泻了。我不认识那个大夫，但他的声音我现在还能想起，他说：“您帮忙做做（检测）吧，没准以后就出大事。”后来我们查出是诺如病毒，及时上报。通过深入研究，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可以用于临床的诺如病毒诊断试剂。
赵：现在我们的病毒病原诊断技术已经能与临床更好地结合了，临床医生的观念也转变过来了。原来我们跟临床大夫聊（不仅仅是基层医生，也包括我们自己的大夫），他们会问：“告诉我这是病毒感染有用吗？反正也没有药物可以治疗。”后来慢慢地大家就明白了：如果是病毒感染，就不要用抗生素，这样就减少了抗生素的滥用。有个偶然的机会，我去基层医院取标本，就听见家长说：“这个医院水平真高，不光告诉我是病毒感染，还告我是什么病毒”，这也间接提高了患者对医院的信任。
安：除了研究进步外，你们也影响了临床医生的观念。
钱：这是肯定的，因为知道病原，对治疗是有帮助的。医生也会根据临床的需求来对我们的研究提出建议。
安：临床医生还可以通过科普影响百姓。这个影响面太大了。另外，发现一个苗头没有让它爆发，也许没有看到治疗性的成功，但预防了问题发生，意义更大。
安：儿科病毒研究有什么特点？
赵：儿童抵抗力差，有的感染性疾病发病进程非常快，危害性可能更大。钱老师有一句话“儿童是感染性疾病的晴雨表”，很多感染性疾病通常是在儿童当中首先发现并引起危害，然后再引起注意的。
钱：儿童医院的急诊和门诊病人突然增加，是这个城市感染性疾病流行的晴雨表。这是我们多年和临床结合总结出来的。
这种临床和科研密切结合的模式建立，跟我们老一辈科学家的高瞻远瞩密不可分。 我的老师王之老师当时是国家送出去留学，他们和临床的张梓荆老师等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模式：临床有什么问题就找到实验室，共同发现病毒跟疾病的关系后，及时开学习班，向全国推广普及。
安：未来还有哪些方向值得探索？
赵：进一步研究病毒的致病机制，同时更多地立足于临床病毒学，我们想看看能不能建立起一些重症孩子的预警机制：如果孩子感染了病毒，什么情况下会变成重症？提前给大夫一个预警。这是比较理想的目标，在努力往这方面走。另外，现在移植技术发展很快，病毒病原的筛查非常重要，移植前如果少了病毒筛查，有可能导致功亏一篑，这方面我们跟兄弟医院合作得非常好。还有，未来要发展哪些疫苗，也需要以我们的相关流行病学的调查为依据。需要探索的非常多。
安：老一辈发现了儿科是感染性疾病的晴雨表，你们这一辈就要把这个表做得更加精准、科学。您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
赵：我原来是临床大夫，如果有病人症状很重来了，通过我的治疗很快好转，那时候成就感特别明显。研究生时来到儿研所跟随钱老师做研究，做的过程中，我慢慢地就发现自己喜欢往里钻一些东西。大家都知道，科研中失败要多于成功，但如果一直往下钻，等到有一天突然有种花开的感觉，那时候的成就感跟临床不一样，会更珍惜自己的工作。
安：我们做科普，会告诉公众感冒分为病毒和细菌感冒，你们研究的“病毒”是这里说的含义吗？
钱：完全对。我们研究的是跟儿童疾病密切相关的病毒。比如引起急性呼吸道感染或者急性腹泻的病毒，还有一些引起血液疾病。
在小年龄组，病毒是引起上、下呼吸道感染最重要的因素。病人来了，通常我们做咽拭子检测，如果查到了病毒，就可以给临床医生科学依据：这个孩子不需要使用抗生素。这样就避免了抗生素的滥用。另外有些病毒感染会演变成比较严重的情况，病毒报告能及时提醒临床医生，引起他的警觉，在跟家长交流中，也可以把疾病可能发生的后果告诉家长。
安：我个人是2000年以后才知道原来感冒分为病毒感染和细菌感染，才警惕到抗生素滥用问题。
钱：我们从1979年开始就在研究病毒感染的快速诊断。那时快速诊断国内外都还没有普及，还是作为一个特别先进的课题在做。而我们国家在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我们的老师也是到国外重新学习归来，才逐渐建立研究体系。2000年以后，老百姓，甚至包括一些基层医疗人员才逐渐对病毒有了认识，这得益于科学普及传播、医疗技术进步，还有对于抗生素滥用问题的重视等多方面。
赵：我们原来是做监测的，后来运用到临床病原诊断。最早王之老师建立起我们研究所的经典病毒学研究，钱老师又从国外带回来分子病毒学，开始做常见病毒和新发现病毒，就是这么一代一代积累下来。2003年SARS开始，我们病毒研究室厚积薄发。那时候疫情非常严重，很多地方束手无策。钱老师首先站出来说：“用我们实验室的方法对不明原因肺炎的孩子筛查，如果能确定是哪个病毒感染，这个孩子就可以排除SARS，不用隔离了。”
钱：以前，其他一些做科研的不太重视呼吸道感染病毒研究，但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儿童，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是一个最重要的病，所以我们一直关注这方面研究。SARS期间只要有发烧、肺炎症状，其他医院就隔离，一个病人需要一个病房，隔离负担非常重。
我们只是按照自己常规的做法：病人来了，做病毒检测，鉴别出哪些是普通感染，进入普通的肺炎病房治疗。虽然我们也留出隔离病房，診断出SARS病人，但不需要那么多隔离病房了，隔离负担大大下降。医院领导给市领导汇报时，市领导一听就觉得这个做法不一样，这个技术也很快推广起来。
病毒实验室，像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到了关键时刻，科室的人真的跟上战场一样的， SARS就不用说了，其他一些病毒也是，一旦造成儿童感染，很可能是重症，甚至死人，所以我们需要时时警惕。后来2009年流感爆发、手足口病等流行，我们都是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外地流行什么疾病，我们也参加会商，把研究经验告诉他们。
安：如果说没有大流行，很可能是我们防控在前，这其中也包括了你们的监测工作。你们的病毒研究目前有哪些进展？
钱：一个是对于病原的认识，一个是做病人监测。一些新病毒，比如新发的偏肺病毒，在国内我们是最先报道的。
赵：腹泻病毒也是我们研究的一大重点。钱老师在国内是最先报道临床G9型轮状病毒和诺如病毒的。
钱：因为有SARS的教训，临床大夫都很警惕。当时有医院打电话问我说：“钱教授，我们做手术的一个团队全都倒下了，是怎么回事？”还有的一个病房都腹泻了。我不认识那个大夫，但他的声音我现在还能想起，他说：“您帮忙做做（检测）吧，没准以后就出大事。”后来我们查出是诺如病毒，及时上报。通过深入研究，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可以用于临床的诺如病毒诊断试剂。
赵：现在我们的病毒病原诊断技术已经能与临床更好地结合了，临床医生的观念也转变过来了。原来我们跟临床大夫聊（不仅仅是基层医生，也包括我们自己的大夫），他们会问：“告诉我这是病毒感染有用吗？反正也没有药物可以治疗。”后来慢慢地大家就明白了：如果是病毒感染，就不要用抗生素，这样就减少了抗生素的滥用。有个偶然的机会，我去基层医院取标本，就听见家长说：“这个医院水平真高，不光告诉我是病毒感染，还告我是什么病毒”，这也间接提高了患者对医院的信任。
安：除了研究进步外，你们也影响了临床医生的观念。
钱：这是肯定的，因为知道病原，对治疗是有帮助的。医生也会根据临床的需求来对我们的研究提出建议。
安：临床医生还可以通过科普影响百姓。这个影响面太大了。另外，发现一个苗头没有让它爆发，也许没有看到治疗性的成功，但预防了问题发生，意义更大。
安：儿科病毒研究有什么特点？
赵：儿童抵抗力差，有的感染性疾病发病进程非常快，危害性可能更大。钱老师有一句话“儿童是感染性疾病的晴雨表”，很多感染性疾病通常是在儿童当中首先发现并引起危害，然后再引起注意的。
钱：儿童医院的急诊和门诊病人突然增加，是这个城市感染性疾病流行的晴雨表。这是我们多年和临床结合总结出来的。
这种临床和科研密切结合的模式建立，跟我们老一辈科学家的高瞻远瞩密不可分。 我的老师王之老师当时是国家送出去留学，他们和临床的张梓荆老师等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模式：临床有什么问题就找到实验室，共同发现病毒跟疾病的关系后，及时开学习班，向全国推广普及。
安：未来还有哪些方向值得探索？
赵：进一步研究病毒的致病机制，同时更多地立足于临床病毒学，我们想看看能不能建立起一些重症孩子的预警机制：如果孩子感染了病毒，什么情况下会变成重症？提前给大夫一个预警。这是比较理想的目标，在努力往这方面走。另外，现在移植技术发展很快，病毒病原的筛查非常重要，移植前如果少了病毒筛查，有可能导致功亏一篑，这方面我们跟兄弟医院合作得非常好。还有，未来要发展哪些疫苗，也需要以我们的相关流行病学的调查为依据。需要探索的非常多。
安：老一辈发现了儿科是感染性疾病的晴雨表，你们这一辈就要把这个表做得更加精准、科学。您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
赵：我原来是临床大夫，如果有病人症状很重来了，通过我的治疗很快好转，那时候成就感特别明显。研究生时来到儿研所跟随钱老师做研究，做的过程中，我慢慢地就发现自己喜欢往里钻一些东西。大家都知道，科研中失败要多于成功，但如果一直往下钻，等到有一天突然有种花开的感觉，那时候的成就感跟临床不一样，会更珍惜自己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