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瑞士日内瓦，正式将当时蔓延至115个国家的新冠疾病（COVID-19）的定性上调为“全球大流行”。此前，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警告说，这种病毒将感染德国60%到70%的人，她称这一数字来自“专家共识”。
　　显然，面对全球大流行，防疫工作会成为持久战。由于新冠病毒超出了传统公共卫生的认知范畴，自然也不存在一套标准化的应对程序，再加上人类面对灾难时所表现出的恐惧性，因此各国的早期防疫呈现出混乱和无序，防疫模式也是各有千秋。

民主韩国的高技术检测模式

　　韩国早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也是根据疫情发展趋势与对病毒逐步深入的认知，进行相机抉择，并没有计划性。
　　从1月20日确诊第一例新冠病例，到2月18日“第31号病人”确诊，韩国只有31例确诊病例。为应对疫情，韩国疾病管理本部（KCDC）成立了中央防疫对策本部，保健福祉部成立了“新型冠状病毒中央事故处理本部”。
　　被称为超级传播者的“第31号病人”现身后，韩国的政治应对升级。政府、国会、执政党都成立了相应的应对机构，先后有国务总理丁世均任本部长的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金振杓议员任委员长的国会“新冠疾病-19”对策特别委员会和前国务总理李洛渊任委员长的“共同民主党新冠疾病灾难对策安全委员会”。
　　令韩国陷入疫情风暴的“第31号病人”，是大邱广域市“新天地”教会61岁的女信徒。在武汉封城前，该教会有人员从武汉前往韩国，后又返回武汉，但相关踪迹被教会向韩国政府隐瞒。那位女信徒被来自中国的同道直接或间接传染后，参加了多场大邱市教会在密闭大楼内的礼拜，感染了上千名教友。但该教会不但没有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出预警，反而让教众隐匿身份，去别的教会传染其他人，以掩盖本教会带来病毒的事实。
　　对此，韩国政府不得不将传染病预警级别从警惕（橙色）升级到严重（红色）。相应地，全国所有幼儿园、小学、中学和特殊学校将开学时间推迟至3月23日，后又延期2周至4月6日开学。首尔市长朴元淳宣布，禁止在光化门等首尔市内重要场所集会，并关闭了首尔“新天地”教会。疫情暴发还影响到政府机构，2月24日韩国国会关门停会，地方自治团体的大部分公共设施停止运营。
　　除了大邱-庆北地区的新天地教会的集体感染，最近首尔九老区的呼叫中心也发生了109例集体感染。就此，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本部长郑银敬释疑：“韩国境内确诊病例的79.8%与集体感染有关，其中有59.9%与新天地教有关。此外，医疗机关、公众设施、各单位、教会出现多例集体感染。”可见，聚集性感染的因素是最主要的。
　　在此次疫情应对中，文在寅政府吸取了前任朴槿惠政府应对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教训。2015年，朴槿惠政府应对疫情失当，致使韩国成为沙特之外MERS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确诊186例，死亡38人，死亡率高达20.4%。当时朴槿惠政府的保健福祉部部长文亨杓，对民众隐瞒疫情信息，声称“疫情可控”。结果，民众缺乏对政府的信任，朴槿惠政府的支持率降到30%。

除了大邱-庆北地区的新天地教会的集体感染，最近首尔九老区的呼叫中心也发生了109例集体感染。

　　比较文、朴两任政府的疫情处理，可以发现诸多不同。首先是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不同，文在寅政府临近“4·15”第21届国会选举，国内经济低迷，青年失业率高，如果消极处理疫情，不啻是直接为共同民主党带来国会败选风险，对低迷的经济也将是雪上加霜。其次，文在寅政府比朴槿惠政府透明度高、信息公开程度高，反应也更迅速；朴槿惠政府无论在MERS疫情还是在“世越”号船难上，都反应迟缓。最后，文在寅政府与朴槿惠政府政治价值观不同，文在寅政府倾向民主价值观，朴槿惠政府存在威权倾向。
　　截至3月21日上午，韩国感染新冠疾病总人数为8799人，死亡102人，死亡率不到1.2%，低于世卫组织统计的全球3.4%的死亡率。韩国的新冠疾病低死亡率被不少国家艳羡，然而低死亡率的取得，在于韩国运用高技术防疫。
　　韩国政府指定了四家检测公司，分别是Seegene、Kogene Biotech、Solgent和SD Biotech；还设立了50个直通检测站，每天可以检测1.5万人；还投入96个公共和私人实验室，可以在6小时或更短时间检测出结果，24小时内通过短信告知被检测者结果。
　　“31号病人”出现后，韩国感染人数直线上升，一度令全球震惊。然而，感染人数直线上升的原因在于，韩国积极实施了被外界称为“得来速”（Drive Through）方式的PCR（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对大邱-庆尚北道的疑似者和密切接触者，进行了大范围检测。
　　除了强大的检测能力，韓国利用GPS数据、监控摄像头和信用卡交易，搜寻疫情疑似者和密切接触者；还利用手机向民众发送紧急灾难警报短信，进行提醒。此外，在授权政府使用高技术防疫前，韩国国会在2月26日一致通过了《传染病防治管理法》《检疫法》《医疗法》，更早在今年1月通过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信用信息法》，以及《信息通信网法》修正案。
　　韩国模式，诚如美国乔治梅森大学韩国分校的访问学者Andray Abrahamin所言：“表面看起来韩国的确诊人数大幅增加，但这反映了韩国超强的诊断能力、言论自由和民主负责的政治体制。”
　　不过，在民主体制的回应性和高技术检测的优势外，韩国也存有防疫盲点。比如，老年人普遍持保守的政治倾向，缺乏对文在寅政府的信任，往往选择回避检测。韩国民众还对文在寅政府不采取全面旅行限制措施，以及口罩供给短缺，表达了不满。

　　民众一度通过互联网开展针对青瓦台的线上请愿，要求政府采取全面旅行限制。作为回应，文在寅通过与国会四党的领袖沟通，向民众传达政府在经贸与防疫之间寻求平衡的苦衷。对于口罩短缺问题，3月3日文在寅召开国务会议时，就疫情下政府供给口罩不力向全民道歉。

朝鲜的超严格边境管理模式

　　朝鲜的防疫模式是劳动党领导、超严格边境管理、强制隔离和动员群众。
　　2月29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实行“国家超特级”防疫措施。金正恩说，当务之急是修改并补充《国家紧急防疫法》，严谨重整国家危机管理规定，针对目前疫情事态采取“先发制人的高强度防疫措施”。
　　金正恩还强调：“内阁和中央紧急防疫指挥部要按照已健全的工作体系和纪律，全面封锁传染病可能乘虚而入的一切途径和缝隙，同时加强防控疫情的检验检疫工作。”

朝鲜将入境者归类为“高危人群”，与入境者接触的人被归类为“次高危人群”，要接受40天以上的居家或定点隔离。各国驻平壤外交官要接受30天的隔离。

　　朝鲜自1月22日起就对所有外国游客关闭边境，是世界上第一个采取这种措施的国家。朝鲜也暂停了国际航班、国际班列等，并对在朝的外国人实施为期30天的医学隔离。对于医疗卫生条件比较薄弱的朝鲜而言，此举意在防范输入性病例。
　　加强边境管理方面，朝鲜出台了《从境外流入货物的消毒暂行办法》《边境口岸检疫、隔离规定》等文件，各地方部门及有关机构制定了实施方案。边境检验检疫部门还规定了标准化的程序守则，包括消毒药规格、消毒方式、防护服和装备规定，以及各类运输工具的消毒方法。
　　强制隔离方面，朝鲜将入境者归类为“高危人群”，与入境者接触的人被归类为“次高危人群”，要接受40天以上的居家或定点隔离。各国驻平壤外交官要接受30天的隔离，与这些人员密切接触的公务员、导游、驾驶人员一起被隔离。
　　据悉，因防疫措施而接受严格医学观察的外国人有380多人。韩联社报道称，在次高危人群中，与高危人群接触后已过40天，且没有出现症状者先解除隔离，但要继续严格接受医学观察。
　　截至3月15日，朝鲜境内约9550人接受隔离，分别是平安南道2420多人、平安北道3000多人、江原道1500多人、慈江道2630多人。加上在平壤居留的外国人380多人，总计约1万人。另外，朝鲜还考虑“制作污水罐”等污水处理方案，以防被隔离的船舶将污水排放到大同江和周边海域。
　　动员群众方面，朝鲜江原道、黄海北道、平安南道等地，开展基层政治与卫生宣传工作，强调要让民众意识到感染新冠疾病的危险、提高对疫情的认识和紧张度，同时也要让其掌握正确的卫生防护知识、积极参与并服从国家的防疫行动。
　　虽然朝鲜国内的生产生活秩序未受太大影响，但预定于2020年4月举行的平壤马拉松大赛已被取消。朝方在人流较多的商店、餐厅、旅馆等地方也加强了防疫，并严禁民众在河川捕鱼。

伊朗的深受制裁影响模式

　　伊朗像韩国、朝鲜一样，也是先进行政治应对。伊朗总统鲁哈尼2月23日出席内阁会议时表示，德黑兰将动用军事力量控制疫情，尽可能地减小损失。
　　据伊朗Press TV报道，鲁哈尼当天还签发命令，要求卫生部长赛义德·纳马基牵头成立一个疫情管理全国委员会，成员包括卫生部长、交通与城市部部长、内政部长、教育部长、科技部长、旅游部长、警察总长、军队总参谋长、伊朗声像组织主席等。
　　3月中旬，卫生部长纳马基表示，伊朗已经完成了1400万人的疫情排查工作，其中73435人发现有相关症状，1605人入院治疗。
　　据《德黑兰时报》报道，伊朗军队3月13日召开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次会议。总参谋长穆罕默德·巴盖里少将会后表示，伊朗军队将会与内政部合作，在24小时内执行管制街道、商场和公路的措施，减少人车流动；在接下来的7～10天内，将会对所有伊朗公民进行筛查，确认其是否疑似感染。军方还将协助在伊朗各地建立1000个固定或流动医疗点。
　　此外，伊朗派出了30万名巴斯基民兵对街面进行消毒，还关闭了14个省的学校和教育机构、展览馆和电影院等场所，并且暂停足球赛事。在首都德黑兰所有公共场所、公交车和地铁，每晚都要进行消毒。伊朗政府还指定了至少230家医院进行传染病治疗。在每个城市中，至少专门设立一家医院来接收、检测和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病例。
　　由于伊朗深受制裁影响，早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了混乱和无序。从2月19日通报出现确诊病例到23日，短短五天，确诊人数激增至43例，其中8例死亡，是当时中国以外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死亡率高达18.6%。确诊感染者包括伊朗副总统玛苏梅，还有议会23名议员，其中2名议员死亡。3月11日，第一副总统贾汉吉里和另外两名内阁成员也被确诊。
　　早期应对失当的原因在于，伊斯兰什叶派圣城库姆是伊朗疫情最早发生地，同时也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其辖区内清真寺和神学院众多，每年都会有数百万国内外穆斯林前来朝圣。宗教场所的危险因素是人流密集，极易传染。有民众在网络呼吁什叶派最高宗教学者“大阿亚图拉”介入，防止清真寺成为交叉感染之地。
　　另一方面，2月19日库姆出现新冠病例与2月21日伊朗议会选举投票日，时间间隔较近。据官方统计，至少有1100万人在人群密集的封闭空间进行了投票。为此，伊朗社会有声音怀疑，伊朗政府是为了确保议会选举而推迟了公开疫情实况。

3月中旬，卫生部长纳马基表示，伊朗已经完成了1400万人的疫情排查工作，其中73435人发现有相关症状，1605人入院治疗。

　　除了顾虑政治和宗教影响，伊朗还面临手部消毒凝胶、口罩、检测试剂盒、实验室检测仪器等医疗设备的短缺。虽然伊朗在综合衡量人口寿命、医疗服务成本和人均收入的“彭博健康效率指数”中，2018年排名全球第39，人口预期寿命75.7岁，还在非政府组织“核威胁倡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和经济学人智库三家机构2019年发布的《全球卫生安全指数》中排名第97，全民健康基本面不算差，但是伊朗受核武器开发带来的经济制裁影响，财政收支难以平衡，医疗支出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在GDP的占比从2010年的7.3%降到了2017年的6%。
　　伊朗医疗设备短缺除了受经济制裁影响，国内经济的脆弱性是另一个负面影响。今年联合国估计，由于面临三位数的通胀率，2020年伊朗GDP将萎缩2.7%，意味着连续第三年出现经济衰退。
　　因伊朗经济单一依赖石油出口，又受美国经济制裁影响，2019年其对外石油出口降到每日30萬桶，令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另外，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在今年2月会议上，将伊朗列入“高风险司法管辖区”（High Risk Jurisdictions），认为伊朗未达到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标准。此举势必助推伊朗“金融孤立”。

结 语

　　面对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韩国、朝鲜、伊朗三国的初始条件迥异，防疫模式也各有千秋。三国中韩国在经济发展、医疗支出的GDP占比、高技术运用等方面，存在相对优势。
　　韩国案例也表明，有效的防疫需要标准化的应对程序，还需要透明度、公众信任与合作。朝鲜的社会主义动员模式有其特殊性，其他国家很难借鉴朝鲜的防疫经验。伊朗受制于美国的经济制裁和国内复杂的政治、宗教因素，不仅存在医疗物资短缺问题，而且政府回应迟缓。相比韩国的低死亡率，伊朗的死亡率是韩国的6倍多，防疫劣势明显。
　　再从全球范围观察，遭到民粹主义侵蚀的民主国家也同样表现不佳。比如，意大利民粹派五星运动党与民主党怪异的联合政府，低效的政治回应性造成了应对疫情失当。因此，韩国的民主回应和高技术检测模式，很可能值得全球防疫部门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