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闹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会场旁边有一座名字夸张的酒店，赶场的记者们坐满了酒店里的一个临时新闻发布厅。比预定时间晚了15分钟，贾平凹出现了。他站在门口，望了一眼满屋的记者，然后长长地叹了口气，一步一步走上前台。记者们呼地围上去，拍照、寒暄、要求签名。贾平凹垂着眼皮，毫无表情，一半是配合一半是对大场面的习以为常。
　　他的身后有一幅巨大的海报，上面印刷着他的照片和新作《古炉》的书影。左侧的大屏幕上播放着贾平凹写作、回乡和在各地体验生活的片段，画外音是他自己的旁白。固执的陕西腔、名士化的生活方式，如博物馆收集的古玩收藏都成了贾平凹的符号。这一切都被他糅杂在64万字的新书中，然后被拿到隔壁的图书订货会上进行贩卖。
　　
　　《古炉》，想把文革当主角来写
　　
　　“一直想写。但是具体咋写，就不知道该怎么个弄法。”贾平凹垂着眼皮对记者说。让这一代中国作家如此纠结的题材大多是“文革”。
　　作为亲历者，这代作家对文革更是无法回避。从作家的良心出发，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有太多可以书写的角度。但是，他们又都清楚，这个题材有着怎样的难度。它还不可以随意被评判，随时有触雷的风险。
　　贾平凹选择了一个名叫古炉的村庄。这个以烧“瓷货”为生的古老村落树木繁茂、人丁兴旺。同时，那里的人们穷困、保守、粗鄙。“文革”像微风一样一点点渗透，它撩起了村里人们的是非口角、邻里矛盾。最终在革命的召唤和名义下，一个平静的村庄最终成为了武斗的现场。派系争夺和血腥对决荒诞上演、荒诞落幕。
　　“文革刚结束时候的伤痕文学就是对文革的控诉腔。那是个必然阶段，后来有一些作家写文革是把文革当作背景来写的。我想把文革本身当主角来写。”贾平凹对记者说。
　　所以，他选择了以一种极其缓慢的笔调，不厌其烦地描述着细节和场景。他描述了文革来临前一直到高潮的一年半时间。无论那些细节与文革有无关联，他都细致地描述。他让数十个人物轮番登场，几乎没有主角与配角之分，把一个贫穷山村令人厌倦的生活本身翻模到小说中。“我就是想写明白文革在基层能开展起来的土壤到底是什么。”贾平凹说。
　　这部小说算是了却贾平凹的一桩心愿。小时候，他父亲被人用枪押送回家时对他的哭诉和跟随造反派刷大字报的场景都还历历在目。对他来说，这本书中的很多场景都有着真实的原型。最终，这部64万字的小说毫无意外地又一次被称为“民族史诗”。贾平凹在细节设置上用了点心机和小聪明。这个村庄以瓷器著称，而瓷器的英文也是china。他自己承认，“写的是这个村子，其实写的是中国。”
　　半年多以前，《当代》杂志的主编潘凯雄拿到了用环保袋装着的六大本手稿。那时他就知道这本书有着怎样的阅读难度。他问贾平凹想没想过读者的感受？贾平凹慢悠悠地说，“这是我想要的一种写法。我就是卖萝卜的，你想吃萝卜再来找我。想吃别的我这也没有。”
　　缓慢的行文和对细节的专注是贾平凹的一种尝试，既是一种艺术手法也是一种策略，它让作家既直面了历史又规避了风险。至于市场，他已经不再在乎。对现在的贾平凹来说，写作更像是一种保持身份符号的需要。他的生活来源其实已经转移到书画。他对记者坦言，“写写字就比一部长篇挣的多得多。”但是，直接问他润格的价码，他也会躲闪，“也分人，有的就拒绝了。”
　　三十年过去了，贾平凹已经逐渐从一个直面当下知识分子精神从而引发争议的青年作家，变成了一个向历史回望的名士。
　　
　　成败皆《废都》
　　
　　“我也就是这两年才开始写历史的事情。以前我的作品一直都很关注当下的。”贾平凹抽着中华烟说，“老了么，就不能总是蹦啊跳啊做年轻人的动作。”
　　贾平凹的文学青年时代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那时他从农村跳入城市，横亘在二者的鸿沟之间，敏感地观察到了这中间的尖锐冲突。伴随着文革结束之后的反思大潮，贾平凹开始以故乡为根基写出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之后不久，批评家将这些“商州系列”作品归入“寻根文学”的脉络。在他自己看来，是“欲以商州这块地方，来体验，研究、分析，解剖中国农村的历史发展，社会变革，生活变化”。在此之后，贾平凹开始进入一条中国式专业作家的道路。
　　1987年，第一部长篇小说《浮躁》问世。作品的名字就是小说的主旨，以主人公金狗务农、进城、回乡等诸多命运起落勾勒变革时代农村与城市的浮躁气息。彼时是中国当代文学最盛的年代。贾平凹的才华和难以割舍的故乡情怀迅速被陕西的文化系统看重，由此开始，他几乎成为陕西写作和文化的代言。
　　“那部小说还是有五十年代的那种写作方法。在那之后，就基本不再那么写了。”多年之后，贾平凹这样回忆当时的状态。
　　贾平凹逐渐成为“陕军作家”的领袖人物之一，此时他不会知道几年之后会经历怎样一场风波。那场喧嚣打击了贾平凹也成就了贾平凹，让他的知名度迅速扩大，同时也让他在低谷之后明白该如何让中国主流文学系统再次认可。
　　1993年，《废都》在《十月》杂志连载，不久出版单行本。1989年之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再次转型，知识分子中弥漫着迷茫和颓废的气氛。作为一个正值壮年、尚未丢失敏锐的作家，贾平凹把这一切写入了小说。他以更加恣意的语言不加掩饰地写出了知识分子混沌的生活。“那时候人们不愿意承认这些，所以很多人不高兴。”贾平凹对记者回忆。但是更让人们不高兴的是其中的情色描写。批评者称之为“诲淫诲盗”，赞誉者说它“颇得红楼金瓶之神韵”。文学讨论开始转向道德批判。就在报端的口诛笔伐之后不久，《废都》以色情为由被全面查禁。贾平凹迅速从媒体话语中消失。
　　“我连累了不少人啊。好几个报社老总提前退休，就因为报道提到了我。”贾平凹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在那之后他还在写，但外界已经无法看到他的名字。他到乡下躲清闲，也按照作协要求去各处看看，以期写出一部能让自己挽回名誉的新作。
　　
　　“天空晴朗”后生活惬意
　　
　　“在《废都》之后，我也开始反思一些写法，比如性的描写是不是不能太那个。”贾平凹对记者说。
　　在官方督促、舆论压力和自我反省之间，作家开始变得“成熟”和“聪明”。一些不温不火的作品陆续出版表示着作者回归文坛的可能。相对重要的作品《高老庄》并未有太大反响。这部装帧精美的小说尚没有褪掉《废都》中的气质，但也隐隐有些急于转变文风的尝试。过渡一直持续到2005年《秦腔》出版。
　　这部长篇以一个陕南村镇为焦点，表现了改革开放中乡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和传统格局的巨大变化。在宣传语中它已经开始被称为“一卷中国当代乡村的史诗”。出版之后，被陕西的一些批评家称为“贾平凹对二十一世纪初的一次总结”。
　　三年后，《秦腔》获得茅盾文学奖。在此之前很多年，这个中国官方对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一次次从贾平凹头顶飘走。在他看来这“既因为自己作品还不成熟，也有《废都》的影响”。茅盾文学奖的垂青终于暗示着官方对于贾平凹的再度认可。在得知获奖之后，贾平凹曾对朋友说了四个字“天空晴朗”。
　　此时的贾平凹已经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作家。以他的年龄、资历，他开始担任省市文联和作协的领导。在媒体的报道中，字画和收藏已经和他的写作同样重要。
　　在经历了1990年代的巨大挫折之后，贾平凹再度被认可为陕西文化的符号。以“农裔作家”自称并且将作品深植于农村的贾平凹开始被媒体称为“书法家、画家、作家、收藏家于一身的大家”。一向以尖锐著称的批评家林贤治认为，贾平凹已经丧失了批判性，“一个名士化了的人，怎么可能存在对抗？”
　　就在获得矛盾文学奖之后一年，曾经引发轩然大波的《废都》再度公开出版。虽然文中仍保留了那些耐人寻味的空格，但毕竟正式解禁。“我自己也呼吁了很长时间。你不呼吁谁给你出啊。与其外面出的都是乱七八糟的版本，还不如正式出版。”贾平凹对记者感慨。他不愿用“平反”这个词语，但也承认“这是一件喜事”。
　　经历诸多起落，贾平凹再度成为陕西文化界的旗帜。他担任着省市文联和作协的主席或者名誉主席，兼任《美文》杂志的主编，同时接受了几家大学的客座邀请；有人还为他建造了贾平凹艺术馆。他去各地出差，只要放出风声就会有各方接待，风光的同时也让他时有无奈。他尽可能推掉一些活动但也总有“抹不下脸”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在这之中的周旋，乐趣和无奈哪个更大。
　　现在的贾平凹，每天早晨由太太将他送到工作室。早晨8点左右开始写作，中午11点开始用一个小时时间画画、会客。午睡之后继续写作持续到傍晚，然后接待各方宾客。他给自己定下规矩，每年到北京、上海各一次，以免和当下脱节，另外去农村一次看看最基层的生活。
　　临近年底，他到北京参加《古炉》的宣传活动都需要抽出时间。因为他是两个党委的党组成员，年底正值各种报告和总结的时候。他对记者说，“我还要在会上做批评和自我批评。”★
　　（实习生曾帅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