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并回应当今所要面对的水污染及能源生产问题？本文以当前的几个案例——“曼尼托巴水利”的阿诺海德—韦斯顿工程、“萨默斯能源2号”以及哥伦比亚河大坝——来揭示公司对本属于人民及土地的水能的擅用。生态女性主义阐明了关于水、权力、人际关系的性别化与文化假定是如何引导了水利基础设施的建构的，而这样的基础建设又延续了环境性别歧视、环境种族歧视和环境阶级歧视。作为替代的选择，走向水资源公正的生态女性主义路径倡导的策略，能够生发生态民主、生态经济学以及伙伴关系的文化，在其中水与能源自由通畅地流淌。
[关键词]水；生态女性主义；权力
[中图分类号]C913.68；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5）01-0116-13
[作者简介]格里塔·加德（Greta Gaard），女，曾任费尔黑文学院/西华盛顿大学副教授、明尼苏达大学（杜卢斯）写作与女性研究副教授，现任教于威斯康辛大学河瀑分校，面向农村及劳工阶级学生主讲写作、环境文学、环境研究，著有《生态政治：生态女性主义者和绿党》（Ecological Politics： Ecofeminists and the Greens）、《家的自然属性：植根一隅》（The Nature of Home： Taking Root in a Place，中译本由韦清琦翻译，2015年于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译者简介]李 莉（1975—），女，江苏太仓人，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女性主义研究；韦清琦（1972—），男，江苏南京人，博士，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批评、翻译实践，尤专注生态批评与环境思想研究。（江苏南京 210097）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其在中国的接受”的阶段性成果。
Abstract： How can an ecofeminist perspective help us understand and respond to the problems of water pollution and energy production that we face today？ Using contemporary examples ranging from the Arrowhead-Weston Project to Manitoba Hydro， Sumas Energy 2， and the Columbia River dams， this article exposes the corporate appropriations of water power from the people and from the land. Ecofeminism illuminates the way in which gendered， cultural assumptions about water， power， and human relations have led to creating a water-power infrastructure that perpetuates environmental sexism， environmental racism， and environ？mental classism. As an alternative， an ecofeminist approach to water justice advocates strat？egies for bringing about an ecological democracy， an ecological economics，and a partner？ship culture in which water and energy flow freely.
Key words： water；ecofeminism；power
在当今工业化世界的各个角落，与水最亲密接触的方式之一，发生在如厕之时。水是接纳废物之地，这个观念哪来的？它又是如何与我们需要洁净的饮水才能生存这一事实相谐共存的呢？
虽然使用水的厕所在各类文明中并不鲜见，如罗马帝国（公元前27年—公元284年）和印度西部的哈拉帕文明（约公元前2500年），但直到1596年才由约翰·哈灵顿爵士发明出了抽水马桶。①差不多200年后的一系列改进，又解决了哈氏马桶的臭味问题。19世纪早期冲水厕所开始盛行之际，也正是工业革命催动地广人稀的乡村区域人口流向稠密聚居的城市地区之时。面对潮涌而来的人流，大多数城镇都措手不及，粪便是在场院、街巷里收集的，腹泻、肠胃炎、痢疾、伤寒甚至霍乱等传染病很容易就流行开来。欧洲各地的卫生运动倡导者都提出，要将化粪池和茅房（并非设计用于处理如此巨量的污物，因而时有漫溢之虞）转变为生活污水管道系统。
“生活污水管道”（sanitary sewage），意即建造下水道，将原污水从街道排出，并倾入江河湖海，因为工程师们相信“流水是能够自净的”。②毫不令人意外的是，这个理论经证明是错误的，并引发了下游城市及高污染流域的伤寒病爆发。最终在20世纪初，现代化的污水处理方法得到了发展。
这便是今天我们面对的情形：一方面，我们知道必须有可供饮用、维系人类及环境健康的清水；另一方面，我们仍将河道作为排污管。这种关于水的二歧论——清水/污水，与其他规约性的二分思维——荒野/文明、自然/文化、处女/娼妓、白色/有色、理智/情感——并行。而这些规约性的二元论，正是西方文化与自然的病态关系的根源。通过生态女性主义视角来检视水污染与水能问题，不但可以认清女人、水、能源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还有助于理解当今我们面临的其他许多生态—社会（ecosocial）问题。 一、生态女性主义与宗主模式
生态女性主义不仅仅如其名所示，是关于女性主义与环境主义，或女性与自然的，还基于以下前提来讨论环境恶化及社会不公等问题，即我们对待自然的方式与我们相互对待的方式密不可分。至今，生态女性主义对生态—社会问题最全面的哲学批判来自瓦尔·普拉姆伍德（Val Plumwood）的《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统治》（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1993）。据普拉姆伍德在书中的描述，对人类与对自然的压迫并非出于某个单一体系，譬如父权制、资本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激进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深层生态学便是这样分别去究问的——而是源自一种相互关联的压迫体系，并以一系列的等级化二元对立论为基础，深植于西方文化的核心之中，而且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时代的哲学源头。普拉姆伍德解释道：“人/自然关系的西方认知模式是具有二元论性质的，需要反二元论的解决方案。”她将二元对立论定义为：“源于一种特定的与某一受屈从的他者的关系，一种依赖性的、同时对此又不予承认的关系。”③普拉姆伍德梳理了压迫的各类形式，尤其是种族、性别、殖民主义之间的交叉部分，由此揭示了“被殖民一方通过二元论被挤占、合并，从而进入的宗主的性格和文化之中，自身身份也因此被塑造。西方关于人/自然之关系的主导概念特征也与此逻辑结构相一致”①。以下成比照关系的组词便是这些二元对立关系的示例，其中代表西方文化掌有特权的自我，是通过对立于自然的被贬抑的他者来得到建构的②：
如普拉姆伍德（1993）所有力揭示的，西方文化对自然的压迫可追溯到人类男性统治者作为一种自我而得以建构的时期，这一自我从根本上因其理性特征及理性建构得到定义，并与自然及所有与自然相关之物——包括女人、肉体、情感和生育——形成对照。女性主义者同时指出，西方文化中对女性的压迫，其特点是将女性与情感、肉体和自然联系起来。③
这种思维形式在概念上把相互关联的生命整体切分为原子式、二元论的组对，于是就在自我的诸特性之间以及在被贬抑的范畴内部建立起了概念性联系，并且一个受压迫群体的特质与其他群体特质的联系强化了这些群体的屈从地位，例如女性与动物、女性与肉体、女性与有色人种、女性与自然抑或女性与水，所有这些概念性联系都用于强调上述范畴的次劣，而且不仅揭示了女人与水是被如何对待的，还更广泛地将穷人与水、水与情感，当然还有作为自然与水的人类的动物性身体放在一起看待。
等级性的二元对立论在政治学和心理学上均有体现，前者通过社会经济学结构，后者则见于普拉姆伍德所说的“宗主模式”身份，即一种具有性别色彩的理性/自然二元关系，集中关注种族/阶级/性别/物种/性欲意义上的特权交集。④分离自我与他者的二元论的逻辑结构，在心理学和政治学上都通过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假定来得以保存。这一逻辑结构具体包括：（a）将他者置于背景中或者拒认对他者的依赖，如“我建了这座房子”通常意味着言者聘请了一位建筑师并雇佣了劳工来造房子，这便是阶级歧视的一个例子；（b）彻底排斥，或是自我与他者的极端分离，有时这仅仅基于单一特征，如种族或性欲，如“我可跟那些基佬不一样”（同性恋歧视）；（c）并含（incorporation），他者的定义主要取决于与自我的关系，如“那位就是夫人”（性别歧视）；（d）工具论，或对象化，他者毫无内在价值可言，如“梁柱松”①（人类中心主义）；以及（e）均质化，或陈见化，如“黑人都很有节奏感”（种族歧视）。②
普拉姆伍德（1993）关于宗主模式及其转型需要的理论，揭示出生态女性主义的两大宗旨：其一，文化的、生态的和经济的民主，一种社会关系内的公正形式，要求尊重不同种族的人类之间，与其他物种以及与地球的相互依存；其二，建立关于人类身份的转型心理学，以谋求重塑自我的概念，摈弃自由主义思维的原子论，转而构建一种更加生态、因处于关系之中而需要与他人相互依赖的自我。
西方文化中女性的地位及受到的对待，在象征、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意义上都与自然所受到的对待一脉相承，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生态女性主义假设，来探讨女性与水的处境是如何与原住民及土地本身的境遇丝丝相扣的。为此，本文检视了体制化结构对北美水与能源的分配的控制，因为能源的产出与分配，是西方文化将女性、原住民、穷人以及水作为资源加以利用的方式之一。作为生态女性主义的分析工具，普拉姆伍德的宗主模式有助于解释环境正义理论批驳的三大现象的交集点，即环境性别歧视、环境种族歧视和环境阶级歧视。③
二、环境性别歧视
很多文明中的创世神话，都说到了将黑暗、混沌的“合一”（Oneness）劈斩、分开——与水体的分离④。印度教女神频陀玛提（Bindumati）分开了恒河；古埃及的丰饶女神伊希斯（Isis）分开了斐德若河。印度的三重神卡莉（Kali）被描述成世界之初与之末的初始之深渊，或曰月经之“血洋”。在古苏美尔，宇宙之母的名字纳姆（Nammu）是以表意文字来呈现的，意即“海”。苏美尔—巴比伦的女神提亚玛特，在创世时以自己的无形之躯生出了宇宙，成为水、黑暗、夜以及永恒这四种“雌性”元素之母。在亚述及巴比伦神话中，提亚玛特独自产出了可以流动的创造物，其巨大的容库便是红海，这与卡莉的“血洋”可谓异曲同工。这些神话把女性、水、自然联系起来，并将三者都尊奉为神圣的创造之源。
几千年后，希腊神话中的冥河斯堤克斯（Styx）也被比作了大地母亲的经血，同时斯堤克斯也拟人为女神、大洋之女。所谓美人鱼（mermaid），或按其字面意义即“海之处子”，是长着鱼尾的阿佛洛狄特，即爱神，同时也司死神之职，接纳葬身大海者之魂灵。在北欧各地，在前基督教或异教文化中，人们将井视为走进大地母亲的神圣通道，很多都以其康疗效用而闻名。在所有这些女人与水的联系中，都具备了生与死、创造与毁灭的对应，其存有的理念认为，生命乃是可更新而循环不绝的，顺应创造—保存—毁灭的季节性轮转。然而渐渐地，重生命之循环的文化被视生命为线性轨迹的文化所取代：始于生而终于死，再升入永恒的天堂或堕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瑞安·艾斯勒（Riane Eisler）的《圣杯与刀锋》（The Chalice and the Blade，1987）描述了已然不复兴盛的母系文化：依存于大地，将自然视为神圣的活物，平等对待女性和男性。她称之为“伙伴”（partnership）文化，与后来逐渐取而代之的“统治者”（dominator）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一文化转型过程中，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从万物论有灵变为机械论，所信仰的神也从大地母神转为天上的男神，所处的社会系统也从网络关系变成了等级制度。虽则女性与水之间的联系在这一从伙伴到统治者的文化转型中幸存了下来，但其含义却被反转了；女人和水都不再被尊为生命之源，在父权制宗教信仰中失去了神性。公元413年，天主教认定，所有的孩子在结胎之初便沾染了原罪。母亲给予孩子生命的孕育之水不再神圣，孩子是“不洁”的。只有清心寡欲的男性神父对孩子的施洗，才能带给其永恒的生命。①于是，女人与水之间的联络仍在维系，但在西方文化中却象征了同病相怜的屈从地位。
今天，我们如几个世纪以来一样，仍然将水视作重要的资源。供饮用和食品加工的净水，在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很多文化都把水用于灌溉和洗涤，把水当做既可供娱乐又有交通之功用的环境，是鱼类及其他动物生活的栖息地。但在所有这些功用里，水很少被看做神圣之物、生命的活力之源，而为一种必备的但本身并无生机的资源。西方文化观成为内在于普拉姆伍德（1993）所述宗主模式的工具主义的例证，从根本上把水看做达到自身目的的一种途径，是统治（而非从属）阶层的仆役；在此文化语境中，很难想象水还能有其自身意志。
清洁的水在被视为资源时，也和女性及女性劳动一样，并无体现在我们的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中。在国际市场上，联合国国民核算体系也没有方法计量自然的产出或损毁，除非自然产品进入货币经济；这个体系同样也没有把妇女的大部分劳动计算在内。例如，玛丽琳·瓦林（Marilyn Waring，1998）曾观察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殖民化核算系统中，农村妇女把水从井里驮回家，是没有货币价值的，可是由管道输出的水却有价值。再者，清洁的湖泊供应妇女的清洁水在这些计量体系里没有价值，而一旦湖水遭到污染，相关公司必须付钱清理，而清理活动本身由男人操作，并作为产出收入的项目被登记下来。只有当水坝把水力转化为电力，并通过高压线传输并销售给城市的时候，水才进入了计量系统。在上述情况中，水和女人在国际市场经济中都无足轻重。
观念的差异在隐喻的表达中也见一斑，因为并非所有的伙伴型文化都被统治型文化所替代。不少美洲原住民文化中“大地母亲”与欧美文化中“自然母亲”的观念对比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②欧美与美洲原住民文化都看到了女性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但对待女性与自然的价值取向迥异。对于广大美洲原住民而言，“大地母亲”是值得尊崇的，不应该滥用她的慷慨赠予。人类学家在华盛顿州的哥伦比亚高原，记录下瓦纳潘（Wanapam）印第安人精神首领斯莫哈拉（Smohalla）是如何抗议白人文化并强调他的族人与土地的关系的：“我们只是在接受无偿的馈赠。我们不能伤害土地，如同婴孩的手指不会伤害母亲的乳头。”①对比之下，欧美的“自然母亲”是需要征服的敌人，是脱离控制的力量，除非“我们”去控制。人类也要求自己的母亲甘愿牺牲自己，成为男人和孩子的资源，此外别无他愿，正如同欧美文化中人们这样要求“自然母亲”奉献一切，为她的孩子提供无尽的资源，还得永远原谅他们，并永远为他们擦屁股。于是毫不奇怪，西方文化的精英分子不假思索地把废物倾倒入水，寄希望“自然母亲”会收拾好这烂摊子。在欧美文化中，女性与自然间的联系以及两者都遭受到的贬抑，很好地证明了环境性别歧视的表现。
三、环境种族歧视
环境种族歧视在结构上与环境性别歧视类似，也在概念上将有色人种与自然相连，以标注两者的双重从属关系。环境种族歧视表现在：
蓄意以有色人种聚居区为毒、废物处理地及重污染工业的选址。官方认可将有生命威胁的毒物质、污染物质倾倒于有色人种聚居区，构成了种族歧视。主流环境组织、决策机构、委员会及管理部门一向排斥有色人种的加入，亦为种族歧视。②
环境种族主义还表现在：统治阶层文化视处于从属地位的他者文化为“资源”，而不认可这些文化也有自身的目标和追求；从属的他者完全依统治阶层文化的标准而定义。如接下来的举证所示，统治者把有色人种与水/自然联系在一起，以趁机将两者都视为资源加以利用、褫夺其权力，并强化自己的权力。
（一）哥伦比亚河
在西北太平洋沿岸，54%的能源产出自水电站坝。“西北能源规划委员会”（ Northwest Power Planning Council，简称NPPC）宣称它提供了全国最便宜的电力③。当然，NPPC这么说是不考虑如下成本的：堵塞的河流；泛滥的平原；找不到产卵地的大马哈鱼；被迫割舍传统墓葬地、狩猎地乃至故土的原住民；高压输电线的健康危害。④博纳维尔电力局（Bonneville Power Authority，简称BPA）通过11座大坝（在美国境内，全流域共有17座），控制了哥伦比亚河，拥有15012英里的高压线路，从水中汲取能源，并传送至300000平方英里的网络范围，包括俄勒冈、华盛顿、爱达荷、蒙大拿、怀俄明、内华达、犹他以及加利福尼亚。⑤与此同时，还是这条提供了能源并灌溉着华盛顿州东部农田的河，也被当做了工业下水道。至2000年，哥伦比亚河的健康状况已经受到了如下倾倒物的严重威胁：二恶英和呋喃、重金属（包括铝、铁、铜、铅、砷、汞、钡以及镉），从排泄污染物滋生出的细菌、杀虫剂（包括阿特拉津除草剂、艾氏剂、狄氏剂以及滴滴涕[DDT]）、多氯联苯（PCB），当然还有从汉福德核反应堆排放的放射性废物。①
很少有人提到大坝是如何殃及北美原住民的，他们早在建坝之前就游牧于哥伦比亚河周边地带：奥卡诺根（Okanogan）、奈斯派莱姆（Nespelem）、圣珀尔（San Poil）、韦纳奇（Wenatchee）、恩蒂亚特（Entiat）、彻兰（Chelan）、梅索（Methow）、帕卢斯（Palouse）以及内兹佩尔塞（Nez Perce②）。1872年，这些分散的部落被集中起来形成了科尔维尔保留地（the Colville Reservation），以安德鲁·威德伯恩·科尔维尔命名，这位经营朗姆酒和糖蜜的伦敦商人实际从未踏足美洲。如今这12个不同的部族聚居在奈斯派莱姆周边，即大古力水坝（the Grand Coulee Dam）以北地区。很奇怪的是，原住民现在都用了白人授予的名字，但是大坝却沿用了他们本已被取代的称呼。恩蒂亚特湖是建造洛基段大坝时形成的水库，1955年建造的“约瑟夫酋长”以这位内兹佩尔塞头人来命名，他领导部族试图逃离美国军队的控制，去加拿大寻找避难地，但未成功。 还有很多线索。韦纳奇洛基段大坝上的哥伦比亚河博物馆陈列着一系列内兹佩尔塞人的肖像画。1877年之前，内兹佩尔塞是哥伦比亚平原部落中的翘楚。③他们在哥伦比亚河、清水河、蛇河、伊姆拿哈河及大马哈河用网捕捉大马哈鱼，他们采集百合球茎和香根草，他们还捕猎北美野牛。他们自称“努米普”（the Numipoo），即“我们人”。早期的法国皮货商人称其为“内兹佩尔塞”，尽管该部落中并没有刺穿鼻部的习俗。旅游指南推断，这个名称可能来自部落的一个手势：右手食指从右到左擦过鼻子下面，因为彼时所有的部族都有特殊的手势识别信号。如今，内兹佩尔塞是个被征服的民族。
博物馆还展示了从已被下游水坝淹没河段的洛克岛转移来的岩雕。沿河发现了逾250件人像，但是在水坝淹没该地区之前，考古学家根本没有得到多少时间来对该遗址进行分类登记。一些雅吉瓦人在文化寻根时一路追踪到了蛇河与哥伦比亚河交界处，而正是在这里，路易斯和克拉克于1805年发现了一个兴旺繁荣的社区。如今这一遗址被称为萨卡加维亚④州立公园，不允许有任何居民点。再往哥伦比亚河下游，约翰·戴大坝毁掉了当地的渔场，还与达尔斯大坝一同使得本地人先祖的墓地遭受没顶之灾。1957年，达尔斯大坝还淹没了赛利罗瀑布群，那儿曾经是大马哈鱼的集中围捕区，人们在瀑布上缘的岩石上筑台，并在下方用抄网捕捞。
河坝对大马哈鱼的影响通过1999年阿尔·戈尔和比尔·布雷德利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辩论而进入公众视野，⑤然而原住民早在百多年前就很清楚了。在1855年与合众国达成的条约中，多个哥伦比亚盆地部落⑥保留了对西北太平洋沿岸粉红大马哈、红鲑、马苏、切努克、银鲑、虹鳟和切喉鳟7种大马哈鱼的捕捞权利。他们保护大马哈鱼的原因，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诉求：
●大马哈鱼是部落精神与文化身份的一部分。
●保留地及割让地里数十家长屋会议厅和教堂的宗教事务都离不开大马哈鱼。
●大马哈鱼每年的洄游以及原住民的庆祝活动保证了人类与其他生命的更新与延续。
●在历史上这些部族都丰衣足食，靠的就是大马哈鱼带来的繁荣贸易。
●对于很多部族成员来说，渔业仍然是值得亲睐的生计。
●大马哈鱼及其河流都是场域意识（sense of place）的一部分。原住民相信把他们的部落放在了大马哈鱼的洄游地。他们感到有义务留守于此。
●大马哈鱼是指示物种：水质恶化时，鱼群数量也下降，接下来原住民赖以生存的麋鹿、梅花鹿、根茎、莓类及草药就会随之减少。
●大马哈鱼是千百年来原住民的主食，并仍将是当地人营养健康的基本保障。
●部落人口数量还在增长（正恢复到1855年以前的水平），因而对大马哈鱼的需求也比以往更加重要。
●大马哈鱼每年的洄游使得传统价值能够代代相传。
●假如大马哈鱼不再洄游到河溪，原住民便感到自己不再是印第安人。①
但是，当这么多大坝在扰乱哥伦比亚河水流时，也扰乱了与之息息相关的原住民和大马哈鱼的生活方式。在历史上，每年有1—1.6千万尾大马哈鱼和虹鳟返回西北太平洋沿岸的产卵地。②到了上世纪60年底，这个数字已经降至500万，而今，只有不到1百万尾能够重返故乡，其中大多是在孵化场里养大的。高度商业化的养殖、孵化场（引发近亲交配并给野生鱼群带去病源）的繁衍形式，因开发、海洋污染及大坝的建造而给传统栖息地带来的危害，这些因素合在一起造成了大马哈鱼数量的锐减。继而原住民也遭受了食物来源短缺和身份失落之痛。
关于印第安与非印第安文化与自然的关系的差异，没有比在对待水这一问题上更显在了。哥伦比亚河流域的部落一向敬奉水为丹药，因其能够滋养所有的生命。水为人类、其他生命以及土地荡涤污垢。传统文化教诲人们，只有保持水的纯净，才能繁养生息。水如果保持清洌，就可以很好地养育大马哈鱼以及人。无法养育大马哈鱼的水，也就不能再养育人。沿哥伦比亚河各部族的人认为，非印第安人在使用水时没有完全认识到，水只有在得到尊重时才能保持强大。非印第安人让水变暖，限制其流动，向其倾泄污染物，由此使得水病入膏肓，无法再发挥清洗剂之效，使之不再那么宜居，有时也无法再照顾好大马哈鱼了。③
（二）“魁北克水电”、“曼尼托巴水利”以及原住民
在加拿大，对原住民、水和土地的征服，可以借助大坝的故事来说明。本土的因努人、尼塔辛南人的家园有着高峻的山脉、咆哮的河流、广袤的针叶林以及漫无边际的苔原，直抵大西洋沿岸。但是如今，因努人的家园分属加拿大魁北克和拉布拉多省，因努族人大部分居住在沿圣劳伦斯河北岸的11个村子里。④因努人及其土地被不断地利用作主流文化的资源，薇诺娜·拉杜克（Winona LaDuke）在《我们的关系：本土人为土地与生活而斗争》（Our Relations： Native Struggles for Land and Life，1999）中作了解释。
在这些大坝建设之前，尼塔辛南还可见大瀑布，规模甚于尼亚加拉，名曰“帕特谢特申瑙”或“蒸腾”。1895年，一位地质学家写道：“远在十余英里外便可闻其声，宏如闷雷”，而20英里外就可见到团团水汽。①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纽芬兰省长说服了一群投资者，在这座被重新命名为“丘吉尔瀑布”处兴建水电站，并签署协议将大部分电力以每千瓦时不到3厘钱的价格卖给“魁北克水电”，协议期达40年。“魁北克水电”现今已将协议权利延长至2044年。该公司以9倍购买价出售电力，在1976年时从大坝获利7.5亿美元，而只需支付给纽芬兰省区区7千万—8千万美元。②原住民因努族人得不到半分利润，却要为此付出代价。落差达300英尺的帕特谢特申瑙瀑布被大坝拦截后形成了斯莫伍德水库，淹没了尼塔辛南5698平方英里的土地，包括大片黑云杉林，把水银等重金属翻到地表，而因努人的狩猎地、收割地和墓葬地均遭没顶之灾。1977年，大坝建成10年之后，37%的受调查因努人由于食用了被污染的鱼而体内汞含量超标。③“魁北克水电”接着转战克里族人的家园詹姆斯湾。 “拉格朗德综合体”，或叫“詹姆斯湾1号”，占据了水下11500平方公里的面积，能够生产12000兆瓦的电力。④在拦截伊斯特梅恩和鲁珀特河的过程中引起了巨量泛滥，并又从泥土里滤出甲基汞，引发了水库中超过安全标准6倍含量的水银污染。大坝根据水电生产需要调节河水流量，却将多种鱼类及河狸置于死地。1984年大坝在开闸放水时正逢乔治河流域的驯鹿的年度迁徙，致使逾万驯鹿溺亡。“魁北克水电”拒绝承担责任，并称之为“上帝的安排”⑤。
克里人和因努人没有被及时告知“魁北克水电”的规划，因而无法阻止前两座大坝的建造，但当“詹姆斯湾2号”于80年代末提上议事日程时，他们已做好了准备。该工程的兴建将摧毁四大河域系统，即大鲸河、下布劳德柏克河、诺特卫河以及鲁珀特河，并整体毁灭约922040平方公里的森林。⑥该工程意在面向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缅因州和纽约州出售能源，但环境主义者、学生以及众多原住民和人权组织纷纷行动起来，并于1994年11月阻止了该工程。
环境种族歧视的另一个例子是两国共建的阿诺海德—韦斯顿（Arrowhead-Weston）项目——345千瓦、250英里的高压输电线工程，规划从杜卢斯—苏必利尔直到威斯康辛的沃索，可将现行电网联结起来，但它传输的电力并不供应明尼苏达和威斯康辛。这条高压线把加拿大曼尼托巴一座大坝生产的电力，穿越过明尼苏达和威斯康辛而输送到更赚钱的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一带的市场上。⑦大坝——“曼尼托巴水利”——的拥有者和经营者在美国每年出售3亿美元的电力——相当于“曼尼托巴水利”30%的收入。⑧与此同时，跨湖克里族人以及尼尔森河却饱受其苦。
20世纪70年代，“曼尼托巴水利”在尼尔森河上建了3座大坝，引发大面积河水泛滥，整村整村的人背井离乡，传统的狩猎地和渔场也无可挽回地遭到毁灭。由于这3座大坝生产了“曼尼托巴水利”80%的电能，因而该公司同意与加拿大政府、曼尼托巴省政府以及5个原住民部落签署了“北部防洪协议”（the Northern Flood Agreement，简称NFA），承诺对现有住民及其未来后代进行经济补偿，以帮助解决失业和贫困问题。但是NFA的签署者并没有兑现协议条款，而为了表达抗议，跨湖克里族人拒绝接受一次性补偿。处于底层的农民、环境主义者以及争取原住民权利激进派在威斯康辛联合起来，作了如下声明：
300万英亩（克里人的传统土地）被淹没或由于种种原因无法使用。克里人失去了大部分生计来源，包括狩猎和打渔，神圣的埋葬地也同时失去了。频繁放水造成的水土流失，污染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水域；他们的传统主食鱼类也被毒害。①
今日，保留地有4000居民没有工作，酗酒、吸毒、自杀等社会问题肆虐。②克里人说水坝致使120万公顷土地受灾，“曼尼托巴水利”收获了超额利润，但克里人却不得不面对被淹的土地、坍覆的岸线、死亡及朽烂的树木、因水位频繁调整而变得极不安全的冰面以及被甲基汞污染的鱼类。③被水淹且侵蚀的景观、遭杀身之祸的树木和动物、从社会经济与心理层面对当地人的沉重打击——“曼尼托巴水利”企图用钱来弥补这一切损失。跨湖克里族人对此加以拒绝，他们只能接受对损毁土地的彻底修复、对所承允的经济发展、就业的兑现以及未来所有大型水利工程的终结——这一立场“表明了一个总体策略，就是要让公用设施难堪，”“曼尼托巴水利”的公司发言人格伦·施耐德说，“自然总有恢复的办法。”④这里，当公司发言人谈到“自然”时，显然也同时是指向克里人的。
所幸在威斯康辛和明尼苏达，农民、环境主义者及原住民权利激进派正联合起来抵制环境种族歧视。在明尼苏达，抵制运动围绕这能源的销售市场展开，因为明尼苏达占据了“曼尼托巴水利”90%的外销份额，而北方州电力公司（Northern States Power，简称NSP）购买了“曼尼托巴水利”的大部分电力。NSP与“曼尼托巴水利”的合同于2005年到期，活跃在该州的各路组织如塞拉俱乐部、“清水行动”等与跨湖克里族人建立的同盟，希望迫使NSP在2005年终止与“曼尼托巴水利”的关系。在威斯康辛，抵制活动集中在一个叫做“拯救我们珍贵土地”（Save Our Unique Lands，简称SOUL）的组织活动中，这是农民、土地所有者的联合团体，认为输电线既无必要，又不受欢迎。11个受输电线影响的县中有8个已通过反对决议，但公用事业规划仍然我行我素。⑤威斯康辛公共服务公司（Wisconsin Public Service Corporation，简称PSC）在马拉松县的一次公共会议对民众说，无论有多么广泛的反对都无所谓；公用事业仍将继续推进。⑥尽管存在这种公司对民众心声的漠视，但当地的环保积极分子仍然在为环境正义和生态民主而继续斗争。
四、环境阶级歧视
在上述与“魁北克水电”和“曼尼托巴水利”有关的案例中，其模式是电力公司将工厂设在农村地区，耗尽水资源、污染土地并损害了人的健康，而将电力输送给了较富裕的城市居民。在只涉及欧裔美国人的情况下，西方文化对水以及经济弱势群体的统治则可被描述为环境阶级歧视。2000年的夏、秋季，一场反抗环境阶级歧视的斗争在沃特科姆县的国境线地带展开，发生于地处华盛顿州西北角的萨默斯镇。
只有区区700人口的萨默斯镇是个勉强维持着生计的农业社区，主要依赖畜牧和在萨默斯和阿伯兹福德往来过境的两国游客的惠顾。萨默斯—阿伯兹福德的含水层已经受到了硝酸盐和杀虫剂的污染，这些污染物来源于乳品业的大量废料以及合成化肥的过度使用。①环保署多次在地下水中检测出乙烯二溴化物（EDB），一种由莓类种植业残留下的已知致癌物质；有人估计，仍被固定在泥土里的杀虫剂需20年时间到达含水层。②除EBD外，从多家乳品农场排出的径流使得50%的井水遭硝酸盐污染，其中20%已超过了安全饮用标准。③情况是如此糟糕，当地居民的用水要靠卡车派送；与此同时，季节工（主要是西班牙裔）喝的是未经处理的水。而就在这样水资源短缺的情况下，一项新的电站计划提了出来。 1999年3月，国家能源系统公司（National Energy Systems Company，简称NESCO）启动申报程序，准备兴建一座新的装机容量为660兆瓦的设施，选址在萨默斯城内，离小学校园仅500码。此拟议工程将成为华盛顿州最大的天然气发电厂。如获准，“萨默斯能源2号”（SE2）每运行1天，就会排放逾3吨的有害污染物质，包括氨、铅、汞、苯以及甲苯；消耗120万加仑的水（1/3为饮用水）；在居民区制造的噪音污染达侵扰睡眠音量水平的3倍；还将把穿县而过的高压输电线再延长48英里。④这是一项得不偿失的工程。沃特科姆县不需要这么多电力，事实上，“SE2”660兆瓦的发电量等于整个县的电力消费，包括工业用电。⑤萨默斯的居民以及其他当地的行动主义者认为，“SE2”的产能是销往南加州的⑥。作为补偿，萨默斯镇每年以地产税的形式得到90万美元的补偿，以抵消因电厂的环境污染所必然造成的地产贬值。⑦电厂只能创造24个全时工作岗位，但其所有者却在申报一项达2400万美元的税项减免。⑧同时，当地居民、动物、水、空气和土地的健康则要遭受巨大的损害。
五、水、权力和人类关系
上述环境性别歧视、环境种族歧视和环境阶级歧视的案例，揭示了西方文化对于自然的态度，揭示了我们作为西方人习惯上是如何看待水，如何看待权力的。我们对权力与能源的观念，以及我们与水的关系，都基于一种线性的思维模式，如今不仅日益显露出其谬误，甚至已然开始危害生命。这一线性模式的推论基础是：能源可以不断地从自然中榨取——从水、穷人、有色人种、女人那里——而无须为后者的生息而给予回馈。在电力生产的线性思维模式中，能量被提取、分配、消费，在此过程中亦产生了废物质：噪音、电磁辐射、河水泛滥、污染。而在自然的能量模式中，生产与消费构成了一种连续流，是不会有废物质产生的。①
女性主义一个最基本的洞见，便是对权力及权力关系的理解。女性主义认为，权力本身是一种中性的存在，以各种方式被利用着。对他者的统治——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强奸、奴役、动物实验、殖民、清伐林木或建坝——被称作“权力控制”（power over），也是女性主义反对的暴力与压迫体系的一部分。与此对照，教育或支持他者行使自身的内在力量，从关系中汲取力量，或是与其他群体缔结同盟，以促进地球上生命的福祉，这就叫做赋权，或曰“权力共享”（power with）。女性主义者倡导的便是这种对权力的和平利用。在不危害人类及生态健康的前提下，权力的这种有益社会公正、环境公正和可持续能源生产的意蕴，便是值得称道的。
不少科学家、环境主义者和政治家都预期，21世纪的战争将为水而打响。据预测，到2025年，1/3的人将生活在缺水的国家里。②全球范围内约80%的用水为农业所需，这个百分比还在增加。③鉴于以上事实，很明确的是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及消费习惯。尽管在目睹一辆汽车时很少会想到水，但我们须认识到生产1辆典型的美国汽车需要消耗相当于车重50倍的水；一家典型的加州肉用牛加工厂生产1公斤汉堡包或牛排，需用水约20500升。④只要这些物质资料的购买价格达不到其社会与环境成本，那么减少消费用水量密集的产品就将是达成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一项重要策略。但是，个体消费者的购买选择（绿色消费）与产业界及政府作出的体制性选择相比而言，是苍白无力的。我们需要对能够调整西方文化与水的关系的社会经济基础结构作出改变，同时作出三个改变——民主实践、经济计量以及文化信仰。
如跨湖地区、曼尼托巴，到沃索、威斯康辛及华盛顿州的萨默斯等广大地区的人民的遭遇所已经明证的，政府在极大程度上受到了公司的左右，对人民的诉求并不能作出响应。当政治体系与公司经济是如此紧密联系时，即便加大投票表决力度或是游说我们经选举产生的官员，这种政治体系也不会受到多少触动。为了恢复民主制度的切实践行，公司必须受政府的控制，而政府必须回归于服务它所代表的人民。我们的文化观念必须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万物相连、囊括了“我们一切的关系”⑤的世界观，这要求我们建立一种既承认人类所有种族的公民权，又能认可山峦与湖泊的公民权的政治体系。我们需要一种生态民主制度⑥。
此外，洁净水源对生命的支撑价值，需要通过经济计量体系得到重新清算，也就是说，除自由流动的河水和纯净且可广泛采集的饮用水的价值外，还要算上过度消费与污染的环境成本。北美原住民劝诫我们，环境健康所赋予大地上一切居民的，不但有物质价值，更有心灵上与心理上的价值。公司将不应有的重压强加给贫困社区，怂恿他们接受工业污染及有毒物质的排放。为杜绝这些情形，我们需要有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它能够为所有的劳动者提供一份基本工资，能够不强求劳动者从事有损于健康的工作，能够肯定妇女的劳动，也能够尊重原住民及原生态家园的价值。我们需要一种生态经济学。①
在重提民主、改正经济计量方法的同时，我们还需要转变我们所继承的文化信仰，因为民主制度只能体现参与其中的民众信仰。民主制度并不具有内在的生态、女性主义或反种族主义的性质，除非它的人民要求它这样做。就目前的情形看，北美的民主制度并没有给予处于非统治地位的种族、性别群体以完全的公民权，而这种排斥是反民主的；再者，该制度倚赖于公共公民与私人个体的分离，由此也造成了生产与消费之功能的分离。为了纠正这些错误，我们需要“闭合循环圈”，也就是要恢复公共与私人、文化与自然、理性与色欲、能量与情感、思想与肉体之间的连接；我们需要肯定并培育白人与非白人公民及所有性取向的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我们需要一种伙伴文化，要承认我们的人类身份从本质上说就是与人类的及非人类的他者相互依存的。
生态灵性（ecological spirituality）是文化转型的一个部分，同时也是必需的。作为一条精神路径，佛教以其生态认同而闻名。佛教揭示出，阻挠我们开启精神世界的障碍，同时也就是那些导致社会与环境不公正的问题，且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三种力——贪婪、仇恨、虚妄。②西方文化与水的畸态关系，也是这三种力的作祟。贪婪导致我们对水污染的环境成本视而不见，反倒从中牟利。仇恨玷污了我们与自然、与其他种族、与作为自然的我们的身体的关系。虚妄，抑或谬见，驱使我们认为对水可以为所欲为，我们认为地球不是一个封闭系统，污染环境的后果不会落回到我们自身。如今，我们不可能再将这些打发到脑后并假装充耳不闻。生态的灵性认同神圣之物在此时此地的无所不在，充溢在万物间的依存关系之中，也显现于每一杯水之中。
权力是可以分享的，体现于我们是否尊重我们内部的种种关系以及对待土地的关系。选择权在我们自己。③
[本文原载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vol.14，no.2，June 2001，pp.157-172. 论文中文版为本刊首发]
责任编辑：胡颖峰
[关键词]水；生态女性主义；权力
[中图分类号]C913.68；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5）01-0116-13
[作者简介]格里塔·加德（Greta Gaard），女，曾任费尔黑文学院/西华盛顿大学副教授、明尼苏达大学（杜卢斯）写作与女性研究副教授，现任教于威斯康辛大学河瀑分校，面向农村及劳工阶级学生主讲写作、环境文学、环境研究，著有《生态政治：生态女性主义者和绿党》（Ecological Politics： Ecofeminists and the Greens）、《家的自然属性：植根一隅》（The Nature of Home： Taking Root in a Place，中译本由韦清琦翻译，2015年于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译者简介]李 莉（1975—），女，江苏太仓人，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女性主义研究；韦清琦（1972—），男，江苏南京人，博士，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批评、翻译实践，尤专注生态批评与环境思想研究。（江苏南京 210097）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其在中国的接受”的阶段性成果。
Abstract： How can an ecofeminist perspective help us understand and respond to the problems of water pollution and energy production that we face today？ Using contemporary examples ranging from the Arrowhead-Weston Project to Manitoba Hydro， Sumas Energy 2， and the Columbia River dams， this article exposes the corporate appropriations of water power from the people and from the land. Ecofeminism illuminates the way in which gendered， cultural assumptions about water， power， and human relations have led to creating a water-power infrastructure that perpetuates environmental sexism， environmental racism， and environ？mental classism. As an alternative， an ecofeminist approach to water justice advocates strat？egies for bringing about an ecological democracy， an ecological economics，and a partner？ship culture in which water and energy flow freely.
Key words： water；ecofeminism；power
在当今工业化世界的各个角落，与水最亲密接触的方式之一，发生在如厕之时。水是接纳废物之地，这个观念哪来的？它又是如何与我们需要洁净的饮水才能生存这一事实相谐共存的呢？
虽然使用水的厕所在各类文明中并不鲜见，如罗马帝国（公元前27年—公元284年）和印度西部的哈拉帕文明（约公元前2500年），但直到1596年才由约翰·哈灵顿爵士发明出了抽水马桶。①差不多200年后的一系列改进，又解决了哈氏马桶的臭味问题。19世纪早期冲水厕所开始盛行之际，也正是工业革命催动地广人稀的乡村区域人口流向稠密聚居的城市地区之时。面对潮涌而来的人流，大多数城镇都措手不及，粪便是在场院、街巷里收集的，腹泻、肠胃炎、痢疾、伤寒甚至霍乱等传染病很容易就流行开来。欧洲各地的卫生运动倡导者都提出，要将化粪池和茅房（并非设计用于处理如此巨量的污物，因而时有漫溢之虞）转变为生活污水管道系统。
“生活污水管道”（sanitary sewage），意即建造下水道，将原污水从街道排出，并倾入江河湖海，因为工程师们相信“流水是能够自净的”。②毫不令人意外的是，这个理论经证明是错误的，并引发了下游城市及高污染流域的伤寒病爆发。最终在20世纪初，现代化的污水处理方法得到了发展。
这便是今天我们面对的情形：一方面，我们知道必须有可供饮用、维系人类及环境健康的清水；另一方面，我们仍将河道作为排污管。这种关于水的二歧论——清水/污水，与其他规约性的二分思维——荒野/文明、自然/文化、处女/娼妓、白色/有色、理智/情感——并行。而这些规约性的二元论，正是西方文化与自然的病态关系的根源。通过生态女性主义视角来检视水污染与水能问题，不但可以认清女人、水、能源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还有助于理解当今我们面临的其他许多生态—社会（ecosocial）问题。 一、生态女性主义与宗主模式
生态女性主义不仅仅如其名所示，是关于女性主义与环境主义，或女性与自然的，还基于以下前提来讨论环境恶化及社会不公等问题，即我们对待自然的方式与我们相互对待的方式密不可分。至今，生态女性主义对生态—社会问题最全面的哲学批判来自瓦尔·普拉姆伍德（Val Plumwood）的《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统治》（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1993）。据普拉姆伍德在书中的描述，对人类与对自然的压迫并非出于某个单一体系，譬如父权制、资本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激进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深层生态学便是这样分别去究问的——而是源自一种相互关联的压迫体系，并以一系列的等级化二元对立论为基础，深植于西方文化的核心之中，而且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时代的哲学源头。普拉姆伍德解释道：“人/自然关系的西方认知模式是具有二元论性质的，需要反二元论的解决方案。”她将二元对立论定义为：“源于一种特定的与某一受屈从的他者的关系，一种依赖性的、同时对此又不予承认的关系。”③普拉姆伍德梳理了压迫的各类形式，尤其是种族、性别、殖民主义之间的交叉部分，由此揭示了“被殖民一方通过二元论被挤占、合并，从而进入的宗主的性格和文化之中，自身身份也因此被塑造。西方关于人/自然之关系的主导概念特征也与此逻辑结构相一致”①。以下成比照关系的组词便是这些二元对立关系的示例，其中代表西方文化掌有特权的自我，是通过对立于自然的被贬抑的他者来得到建构的②：
如普拉姆伍德（1993）所有力揭示的，西方文化对自然的压迫可追溯到人类男性统治者作为一种自我而得以建构的时期，这一自我从根本上因其理性特征及理性建构得到定义，并与自然及所有与自然相关之物——包括女人、肉体、情感和生育——形成对照。女性主义者同时指出，西方文化中对女性的压迫，其特点是将女性与情感、肉体和自然联系起来。③
这种思维形式在概念上把相互关联的生命整体切分为原子式、二元论的组对，于是就在自我的诸特性之间以及在被贬抑的范畴内部建立起了概念性联系，并且一个受压迫群体的特质与其他群体特质的联系强化了这些群体的屈从地位，例如女性与动物、女性与肉体、女性与有色人种、女性与自然抑或女性与水，所有这些概念性联系都用于强调上述范畴的次劣，而且不仅揭示了女人与水是被如何对待的，还更广泛地将穷人与水、水与情感，当然还有作为自然与水的人类的动物性身体放在一起看待。
等级性的二元对立论在政治学和心理学上均有体现，前者通过社会经济学结构，后者则见于普拉姆伍德所说的“宗主模式”身份，即一种具有性别色彩的理性/自然二元关系，集中关注种族/阶级/性别/物种/性欲意义上的特权交集。④分离自我与他者的二元论的逻辑结构，在心理学和政治学上都通过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假定来得以保存。这一逻辑结构具体包括：（a）将他者置于背景中或者拒认对他者的依赖，如“我建了这座房子”通常意味着言者聘请了一位建筑师并雇佣了劳工来造房子，这便是阶级歧视的一个例子；（b）彻底排斥，或是自我与他者的极端分离，有时这仅仅基于单一特征，如种族或性欲，如“我可跟那些基佬不一样”（同性恋歧视）；（c）并含（incorporation），他者的定义主要取决于与自我的关系，如“那位就是夫人”（性别歧视）；（d）工具论，或对象化，他者毫无内在价值可言，如“梁柱松”①（人类中心主义）；以及（e）均质化，或陈见化，如“黑人都很有节奏感”（种族歧视）。②
普拉姆伍德（1993）关于宗主模式及其转型需要的理论，揭示出生态女性主义的两大宗旨：其一，文化的、生态的和经济的民主，一种社会关系内的公正形式，要求尊重不同种族的人类之间，与其他物种以及与地球的相互依存；其二，建立关于人类身份的转型心理学，以谋求重塑自我的概念，摈弃自由主义思维的原子论，转而构建一种更加生态、因处于关系之中而需要与他人相互依赖的自我。
西方文化中女性的地位及受到的对待，在象征、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意义上都与自然所受到的对待一脉相承，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生态女性主义假设，来探讨女性与水的处境是如何与原住民及土地本身的境遇丝丝相扣的。为此，本文检视了体制化结构对北美水与能源的分配的控制，因为能源的产出与分配，是西方文化将女性、原住民、穷人以及水作为资源加以利用的方式之一。作为生态女性主义的分析工具，普拉姆伍德的宗主模式有助于解释环境正义理论批驳的三大现象的交集点，即环境性别歧视、环境种族歧视和环境阶级歧视。③
二、环境性别歧视
很多文明中的创世神话，都说到了将黑暗、混沌的“合一”（Oneness）劈斩、分开——与水体的分离④。印度教女神频陀玛提（Bindumati）分开了恒河；古埃及的丰饶女神伊希斯（Isis）分开了斐德若河。印度的三重神卡莉（Kali）被描述成世界之初与之末的初始之深渊，或曰月经之“血洋”。在古苏美尔，宇宙之母的名字纳姆（Nammu）是以表意文字来呈现的，意即“海”。苏美尔—巴比伦的女神提亚玛特，在创世时以自己的无形之躯生出了宇宙，成为水、黑暗、夜以及永恒这四种“雌性”元素之母。在亚述及巴比伦神话中，提亚玛特独自产出了可以流动的创造物，其巨大的容库便是红海，这与卡莉的“血洋”可谓异曲同工。这些神话把女性、水、自然联系起来，并将三者都尊奉为神圣的创造之源。
几千年后，希腊神话中的冥河斯堤克斯（Styx）也被比作了大地母亲的经血，同时斯堤克斯也拟人为女神、大洋之女。所谓美人鱼（mermaid），或按其字面意义即“海之处子”，是长着鱼尾的阿佛洛狄特，即爱神，同时也司死神之职，接纳葬身大海者之魂灵。在北欧各地，在前基督教或异教文化中，人们将井视为走进大地母亲的神圣通道，很多都以其康疗效用而闻名。在所有这些女人与水的联系中，都具备了生与死、创造与毁灭的对应，其存有的理念认为，生命乃是可更新而循环不绝的，顺应创造—保存—毁灭的季节性轮转。然而渐渐地，重生命之循环的文化被视生命为线性轨迹的文化所取代：始于生而终于死，再升入永恒的天堂或堕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瑞安·艾斯勒（Riane Eisler）的《圣杯与刀锋》（The Chalice and the Blade，1987）描述了已然不复兴盛的母系文化：依存于大地，将自然视为神圣的活物，平等对待女性和男性。她称之为“伙伴”（partnership）文化，与后来逐渐取而代之的“统治者”（dominator）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一文化转型过程中，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从万物论有灵变为机械论，所信仰的神也从大地母神转为天上的男神，所处的社会系统也从网络关系变成了等级制度。虽则女性与水之间的联系在这一从伙伴到统治者的文化转型中幸存了下来，但其含义却被反转了；女人和水都不再被尊为生命之源，在父权制宗教信仰中失去了神性。公元413年，天主教认定，所有的孩子在结胎之初便沾染了原罪。母亲给予孩子生命的孕育之水不再神圣，孩子是“不洁”的。只有清心寡欲的男性神父对孩子的施洗，才能带给其永恒的生命。①于是，女人与水之间的联络仍在维系，但在西方文化中却象征了同病相怜的屈从地位。
今天，我们如几个世纪以来一样，仍然将水视作重要的资源。供饮用和食品加工的净水，在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很多文化都把水用于灌溉和洗涤，把水当做既可供娱乐又有交通之功用的环境，是鱼类及其他动物生活的栖息地。但在所有这些功用里，水很少被看做神圣之物、生命的活力之源，而为一种必备的但本身并无生机的资源。西方文化观成为内在于普拉姆伍德（1993）所述宗主模式的工具主义的例证，从根本上把水看做达到自身目的的一种途径，是统治（而非从属）阶层的仆役；在此文化语境中，很难想象水还能有其自身意志。
清洁的水在被视为资源时，也和女性及女性劳动一样，并无体现在我们的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中。在国际市场上，联合国国民核算体系也没有方法计量自然的产出或损毁，除非自然产品进入货币经济；这个体系同样也没有把妇女的大部分劳动计算在内。例如，玛丽琳·瓦林（Marilyn Waring，1998）曾观察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殖民化核算系统中，农村妇女把水从井里驮回家，是没有货币价值的，可是由管道输出的水却有价值。再者，清洁的湖泊供应妇女的清洁水在这些计量体系里没有价值，而一旦湖水遭到污染，相关公司必须付钱清理，而清理活动本身由男人操作，并作为产出收入的项目被登记下来。只有当水坝把水力转化为电力，并通过高压线传输并销售给城市的时候，水才进入了计量系统。在上述情况中，水和女人在国际市场经济中都无足轻重。
观念的差异在隐喻的表达中也见一斑，因为并非所有的伙伴型文化都被统治型文化所替代。不少美洲原住民文化中“大地母亲”与欧美文化中“自然母亲”的观念对比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②欧美与美洲原住民文化都看到了女性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但对待女性与自然的价值取向迥异。对于广大美洲原住民而言，“大地母亲”是值得尊崇的，不应该滥用她的慷慨赠予。人类学家在华盛顿州的哥伦比亚高原，记录下瓦纳潘（Wanapam）印第安人精神首领斯莫哈拉（Smohalla）是如何抗议白人文化并强调他的族人与土地的关系的：“我们只是在接受无偿的馈赠。我们不能伤害土地，如同婴孩的手指不会伤害母亲的乳头。”①对比之下，欧美的“自然母亲”是需要征服的敌人，是脱离控制的力量，除非“我们”去控制。人类也要求自己的母亲甘愿牺牲自己，成为男人和孩子的资源，此外别无他愿，正如同欧美文化中人们这样要求“自然母亲”奉献一切，为她的孩子提供无尽的资源，还得永远原谅他们，并永远为他们擦屁股。于是毫不奇怪，西方文化的精英分子不假思索地把废物倾倒入水，寄希望“自然母亲”会收拾好这烂摊子。在欧美文化中，女性与自然间的联系以及两者都遭受到的贬抑，很好地证明了环境性别歧视的表现。
三、环境种族歧视
环境种族歧视在结构上与环境性别歧视类似，也在概念上将有色人种与自然相连，以标注两者的双重从属关系。环境种族歧视表现在：
蓄意以有色人种聚居区为毒、废物处理地及重污染工业的选址。官方认可将有生命威胁的毒物质、污染物质倾倒于有色人种聚居区，构成了种族歧视。主流环境组织、决策机构、委员会及管理部门一向排斥有色人种的加入，亦为种族歧视。②
环境种族主义还表现在：统治阶层文化视处于从属地位的他者文化为“资源”，而不认可这些文化也有自身的目标和追求；从属的他者完全依统治阶层文化的标准而定义。如接下来的举证所示，统治者把有色人种与水/自然联系在一起，以趁机将两者都视为资源加以利用、褫夺其权力，并强化自己的权力。
（一）哥伦比亚河
在西北太平洋沿岸，54%的能源产出自水电站坝。“西北能源规划委员会”（ Northwest Power Planning Council，简称NPPC）宣称它提供了全国最便宜的电力③。当然，NPPC这么说是不考虑如下成本的：堵塞的河流；泛滥的平原；找不到产卵地的大马哈鱼；被迫割舍传统墓葬地、狩猎地乃至故土的原住民；高压输电线的健康危害。④博纳维尔电力局（Bonneville Power Authority，简称BPA）通过11座大坝（在美国境内，全流域共有17座），控制了哥伦比亚河，拥有15012英里的高压线路，从水中汲取能源，并传送至300000平方英里的网络范围，包括俄勒冈、华盛顿、爱达荷、蒙大拿、怀俄明、内华达、犹他以及加利福尼亚。⑤与此同时，还是这条提供了能源并灌溉着华盛顿州东部农田的河，也被当做了工业下水道。至2000年，哥伦比亚河的健康状况已经受到了如下倾倒物的严重威胁：二恶英和呋喃、重金属（包括铝、铁、铜、铅、砷、汞、钡以及镉），从排泄污染物滋生出的细菌、杀虫剂（包括阿特拉津除草剂、艾氏剂、狄氏剂以及滴滴涕[DDT]）、多氯联苯（PCB），当然还有从汉福德核反应堆排放的放射性废物。①
很少有人提到大坝是如何殃及北美原住民的，他们早在建坝之前就游牧于哥伦比亚河周边地带：奥卡诺根（Okanogan）、奈斯派莱姆（Nespelem）、圣珀尔（San Poil）、韦纳奇（Wenatchee）、恩蒂亚特（Entiat）、彻兰（Chelan）、梅索（Methow）、帕卢斯（Palouse）以及内兹佩尔塞（Nez Perce②）。1872年，这些分散的部落被集中起来形成了科尔维尔保留地（the Colville Reservation），以安德鲁·威德伯恩·科尔维尔命名，这位经营朗姆酒和糖蜜的伦敦商人实际从未踏足美洲。如今这12个不同的部族聚居在奈斯派莱姆周边，即大古力水坝（the Grand Coulee Dam）以北地区。很奇怪的是，原住民现在都用了白人授予的名字，但是大坝却沿用了他们本已被取代的称呼。恩蒂亚特湖是建造洛基段大坝时形成的水库，1955年建造的“约瑟夫酋长”以这位内兹佩尔塞头人来命名，他领导部族试图逃离美国军队的控制，去加拿大寻找避难地，但未成功。 还有很多线索。韦纳奇洛基段大坝上的哥伦比亚河博物馆陈列着一系列内兹佩尔塞人的肖像画。1877年之前，内兹佩尔塞是哥伦比亚平原部落中的翘楚。③他们在哥伦比亚河、清水河、蛇河、伊姆拿哈河及大马哈河用网捕捉大马哈鱼，他们采集百合球茎和香根草，他们还捕猎北美野牛。他们自称“努米普”（the Numipoo），即“我们人”。早期的法国皮货商人称其为“内兹佩尔塞”，尽管该部落中并没有刺穿鼻部的习俗。旅游指南推断，这个名称可能来自部落的一个手势：右手食指从右到左擦过鼻子下面，因为彼时所有的部族都有特殊的手势识别信号。如今，内兹佩尔塞是个被征服的民族。
博物馆还展示了从已被下游水坝淹没河段的洛克岛转移来的岩雕。沿河发现了逾250件人像，但是在水坝淹没该地区之前，考古学家根本没有得到多少时间来对该遗址进行分类登记。一些雅吉瓦人在文化寻根时一路追踪到了蛇河与哥伦比亚河交界处，而正是在这里，路易斯和克拉克于1805年发现了一个兴旺繁荣的社区。如今这一遗址被称为萨卡加维亚④州立公园，不允许有任何居民点。再往哥伦比亚河下游，约翰·戴大坝毁掉了当地的渔场，还与达尔斯大坝一同使得本地人先祖的墓地遭受没顶之灾。1957年，达尔斯大坝还淹没了赛利罗瀑布群，那儿曾经是大马哈鱼的集中围捕区，人们在瀑布上缘的岩石上筑台，并在下方用抄网捕捞。
河坝对大马哈鱼的影响通过1999年阿尔·戈尔和比尔·布雷德利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辩论而进入公众视野，⑤然而原住民早在百多年前就很清楚了。在1855年与合众国达成的条约中，多个哥伦比亚盆地部落⑥保留了对西北太平洋沿岸粉红大马哈、红鲑、马苏、切努克、银鲑、虹鳟和切喉鳟7种大马哈鱼的捕捞权利。他们保护大马哈鱼的原因，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诉求：
●大马哈鱼是部落精神与文化身份的一部分。
●保留地及割让地里数十家长屋会议厅和教堂的宗教事务都离不开大马哈鱼。
●大马哈鱼每年的洄游以及原住民的庆祝活动保证了人类与其他生命的更新与延续。
●在历史上这些部族都丰衣足食，靠的就是大马哈鱼带来的繁荣贸易。
●对于很多部族成员来说，渔业仍然是值得亲睐的生计。
●大马哈鱼及其河流都是场域意识（sense of place）的一部分。原住民相信把他们的部落放在了大马哈鱼的洄游地。他们感到有义务留守于此。
●大马哈鱼是指示物种：水质恶化时，鱼群数量也下降，接下来原住民赖以生存的麋鹿、梅花鹿、根茎、莓类及草药就会随之减少。
●大马哈鱼是千百年来原住民的主食，并仍将是当地人营养健康的基本保障。
●部落人口数量还在增长（正恢复到1855年以前的水平），因而对大马哈鱼的需求也比以往更加重要。
●大马哈鱼每年的洄游使得传统价值能够代代相传。
●假如大马哈鱼不再洄游到河溪，原住民便感到自己不再是印第安人。①
但是，当这么多大坝在扰乱哥伦比亚河水流时，也扰乱了与之息息相关的原住民和大马哈鱼的生活方式。在历史上，每年有1—1.6千万尾大马哈鱼和虹鳟返回西北太平洋沿岸的产卵地。②到了上世纪60年底，这个数字已经降至500万，而今，只有不到1百万尾能够重返故乡，其中大多是在孵化场里养大的。高度商业化的养殖、孵化场（引发近亲交配并给野生鱼群带去病源）的繁衍形式，因开发、海洋污染及大坝的建造而给传统栖息地带来的危害，这些因素合在一起造成了大马哈鱼数量的锐减。继而原住民也遭受了食物来源短缺和身份失落之痛。
关于印第安与非印第安文化与自然的关系的差异，没有比在对待水这一问题上更显在了。哥伦比亚河流域的部落一向敬奉水为丹药，因其能够滋养所有的生命。水为人类、其他生命以及土地荡涤污垢。传统文化教诲人们，只有保持水的纯净，才能繁养生息。水如果保持清洌，就可以很好地养育大马哈鱼以及人。无法养育大马哈鱼的水，也就不能再养育人。沿哥伦比亚河各部族的人认为，非印第安人在使用水时没有完全认识到，水只有在得到尊重时才能保持强大。非印第安人让水变暖，限制其流动，向其倾泄污染物，由此使得水病入膏肓，无法再发挥清洗剂之效，使之不再那么宜居，有时也无法再照顾好大马哈鱼了。③
（二）“魁北克水电”、“曼尼托巴水利”以及原住民
在加拿大，对原住民、水和土地的征服，可以借助大坝的故事来说明。本土的因努人、尼塔辛南人的家园有着高峻的山脉、咆哮的河流、广袤的针叶林以及漫无边际的苔原，直抵大西洋沿岸。但是如今，因努人的家园分属加拿大魁北克和拉布拉多省，因努族人大部分居住在沿圣劳伦斯河北岸的11个村子里。④因努人及其土地被不断地利用作主流文化的资源，薇诺娜·拉杜克（Winona LaDuke）在《我们的关系：本土人为土地与生活而斗争》（Our Relations： Native Struggles for Land and Life，1999）中作了解释。
在这些大坝建设之前，尼塔辛南还可见大瀑布，规模甚于尼亚加拉，名曰“帕特谢特申瑙”或“蒸腾”。1895年，一位地质学家写道：“远在十余英里外便可闻其声，宏如闷雷”，而20英里外就可见到团团水汽。①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纽芬兰省长说服了一群投资者，在这座被重新命名为“丘吉尔瀑布”处兴建水电站，并签署协议将大部分电力以每千瓦时不到3厘钱的价格卖给“魁北克水电”，协议期达40年。“魁北克水电”现今已将协议权利延长至2044年。该公司以9倍购买价出售电力，在1976年时从大坝获利7.5亿美元，而只需支付给纽芬兰省区区7千万—8千万美元。②原住民因努族人得不到半分利润，却要为此付出代价。落差达300英尺的帕特谢特申瑙瀑布被大坝拦截后形成了斯莫伍德水库，淹没了尼塔辛南5698平方英里的土地，包括大片黑云杉林，把水银等重金属翻到地表，而因努人的狩猎地、收割地和墓葬地均遭没顶之灾。1977年，大坝建成10年之后，37%的受调查因努人由于食用了被污染的鱼而体内汞含量超标。③“魁北克水电”接着转战克里族人的家园詹姆斯湾。 “拉格朗德综合体”，或叫“詹姆斯湾1号”，占据了水下11500平方公里的面积，能够生产12000兆瓦的电力。④在拦截伊斯特梅恩和鲁珀特河的过程中引起了巨量泛滥，并又从泥土里滤出甲基汞，引发了水库中超过安全标准6倍含量的水银污染。大坝根据水电生产需要调节河水流量，却将多种鱼类及河狸置于死地。1984年大坝在开闸放水时正逢乔治河流域的驯鹿的年度迁徙，致使逾万驯鹿溺亡。“魁北克水电”拒绝承担责任，并称之为“上帝的安排”⑤。
克里人和因努人没有被及时告知“魁北克水电”的规划，因而无法阻止前两座大坝的建造，但当“詹姆斯湾2号”于80年代末提上议事日程时，他们已做好了准备。该工程的兴建将摧毁四大河域系统，即大鲸河、下布劳德柏克河、诺特卫河以及鲁珀特河，并整体毁灭约922040平方公里的森林。⑥该工程意在面向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缅因州和纽约州出售能源，但环境主义者、学生以及众多原住民和人权组织纷纷行动起来，并于1994年11月阻止了该工程。
环境种族歧视的另一个例子是两国共建的阿诺海德—韦斯顿（Arrowhead-Weston）项目——345千瓦、250英里的高压输电线工程，规划从杜卢斯—苏必利尔直到威斯康辛的沃索，可将现行电网联结起来，但它传输的电力并不供应明尼苏达和威斯康辛。这条高压线把加拿大曼尼托巴一座大坝生产的电力，穿越过明尼苏达和威斯康辛而输送到更赚钱的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一带的市场上。⑦大坝——“曼尼托巴水利”——的拥有者和经营者在美国每年出售3亿美元的电力——相当于“曼尼托巴水利”30%的收入。⑧与此同时，跨湖克里族人以及尼尔森河却饱受其苦。
20世纪70年代，“曼尼托巴水利”在尼尔森河上建了3座大坝，引发大面积河水泛滥，整村整村的人背井离乡，传统的狩猎地和渔场也无可挽回地遭到毁灭。由于这3座大坝生产了“曼尼托巴水利”80%的电能，因而该公司同意与加拿大政府、曼尼托巴省政府以及5个原住民部落签署了“北部防洪协议”（the Northern Flood Agreement，简称NFA），承诺对现有住民及其未来后代进行经济补偿，以帮助解决失业和贫困问题。但是NFA的签署者并没有兑现协议条款，而为了表达抗议，跨湖克里族人拒绝接受一次性补偿。处于底层的农民、环境主义者以及争取原住民权利激进派在威斯康辛联合起来，作了如下声明：
300万英亩（克里人的传统土地）被淹没或由于种种原因无法使用。克里人失去了大部分生计来源，包括狩猎和打渔，神圣的埋葬地也同时失去了。频繁放水造成的水土流失，污染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水域；他们的传统主食鱼类也被毒害。①
今日，保留地有4000居民没有工作，酗酒、吸毒、自杀等社会问题肆虐。②克里人说水坝致使120万公顷土地受灾，“曼尼托巴水利”收获了超额利润，但克里人却不得不面对被淹的土地、坍覆的岸线、死亡及朽烂的树木、因水位频繁调整而变得极不安全的冰面以及被甲基汞污染的鱼类。③被水淹且侵蚀的景观、遭杀身之祸的树木和动物、从社会经济与心理层面对当地人的沉重打击——“曼尼托巴水利”企图用钱来弥补这一切损失。跨湖克里族人对此加以拒绝，他们只能接受对损毁土地的彻底修复、对所承允的经济发展、就业的兑现以及未来所有大型水利工程的终结——这一立场“表明了一个总体策略，就是要让公用设施难堪，”“曼尼托巴水利”的公司发言人格伦·施耐德说，“自然总有恢复的办法。”④这里，当公司发言人谈到“自然”时，显然也同时是指向克里人的。
所幸在威斯康辛和明尼苏达，农民、环境主义者及原住民权利激进派正联合起来抵制环境种族歧视。在明尼苏达，抵制运动围绕这能源的销售市场展开，因为明尼苏达占据了“曼尼托巴水利”90%的外销份额，而北方州电力公司（Northern States Power，简称NSP）购买了“曼尼托巴水利”的大部分电力。NSP与“曼尼托巴水利”的合同于2005年到期，活跃在该州的各路组织如塞拉俱乐部、“清水行动”等与跨湖克里族人建立的同盟，希望迫使NSP在2005年终止与“曼尼托巴水利”的关系。在威斯康辛，抵制活动集中在一个叫做“拯救我们珍贵土地”（Save Our Unique Lands，简称SOUL）的组织活动中，这是农民、土地所有者的联合团体，认为输电线既无必要，又不受欢迎。11个受输电线影响的县中有8个已通过反对决议，但公用事业规划仍然我行我素。⑤威斯康辛公共服务公司（Wisconsin Public Service Corporation，简称PSC）在马拉松县的一次公共会议对民众说，无论有多么广泛的反对都无所谓；公用事业仍将继续推进。⑥尽管存在这种公司对民众心声的漠视，但当地的环保积极分子仍然在为环境正义和生态民主而继续斗争。
四、环境阶级歧视
在上述与“魁北克水电”和“曼尼托巴水利”有关的案例中，其模式是电力公司将工厂设在农村地区，耗尽水资源、污染土地并损害了人的健康，而将电力输送给了较富裕的城市居民。在只涉及欧裔美国人的情况下，西方文化对水以及经济弱势群体的统治则可被描述为环境阶级歧视。2000年的夏、秋季，一场反抗环境阶级歧视的斗争在沃特科姆县的国境线地带展开，发生于地处华盛顿州西北角的萨默斯镇。
只有区区700人口的萨默斯镇是个勉强维持着生计的农业社区，主要依赖畜牧和在萨默斯和阿伯兹福德往来过境的两国游客的惠顾。萨默斯—阿伯兹福德的含水层已经受到了硝酸盐和杀虫剂的污染，这些污染物来源于乳品业的大量废料以及合成化肥的过度使用。①环保署多次在地下水中检测出乙烯二溴化物（EDB），一种由莓类种植业残留下的已知致癌物质；有人估计，仍被固定在泥土里的杀虫剂需20年时间到达含水层。②除EBD外，从多家乳品农场排出的径流使得50%的井水遭硝酸盐污染，其中20%已超过了安全饮用标准。③情况是如此糟糕，当地居民的用水要靠卡车派送；与此同时，季节工（主要是西班牙裔）喝的是未经处理的水。而就在这样水资源短缺的情况下，一项新的电站计划提了出来。 1999年3月，国家能源系统公司（National Energy Systems Company，简称NESCO）启动申报程序，准备兴建一座新的装机容量为660兆瓦的设施，选址在萨默斯城内，离小学校园仅500码。此拟议工程将成为华盛顿州最大的天然气发电厂。如获准，“萨默斯能源2号”（SE2）每运行1天，就会排放逾3吨的有害污染物质，包括氨、铅、汞、苯以及甲苯；消耗120万加仑的水（1/3为饮用水）；在居民区制造的噪音污染达侵扰睡眠音量水平的3倍；还将把穿县而过的高压输电线再延长48英里。④这是一项得不偿失的工程。沃特科姆县不需要这么多电力，事实上，“SE2”660兆瓦的发电量等于整个县的电力消费，包括工业用电。⑤萨默斯的居民以及其他当地的行动主义者认为，“SE2”的产能是销往南加州的⑥。作为补偿，萨默斯镇每年以地产税的形式得到90万美元的补偿，以抵消因电厂的环境污染所必然造成的地产贬值。⑦电厂只能创造24个全时工作岗位，但其所有者却在申报一项达2400万美元的税项减免。⑧同时，当地居民、动物、水、空气和土地的健康则要遭受巨大的损害。
五、水、权力和人类关系
上述环境性别歧视、环境种族歧视和环境阶级歧视的案例，揭示了西方文化对于自然的态度，揭示了我们作为西方人习惯上是如何看待水，如何看待权力的。我们对权力与能源的观念，以及我们与水的关系，都基于一种线性的思维模式，如今不仅日益显露出其谬误，甚至已然开始危害生命。这一线性模式的推论基础是：能源可以不断地从自然中榨取——从水、穷人、有色人种、女人那里——而无须为后者的生息而给予回馈。在电力生产的线性思维模式中，能量被提取、分配、消费，在此过程中亦产生了废物质：噪音、电磁辐射、河水泛滥、污染。而在自然的能量模式中，生产与消费构成了一种连续流，是不会有废物质产生的。①
女性主义一个最基本的洞见，便是对权力及权力关系的理解。女性主义认为，权力本身是一种中性的存在，以各种方式被利用着。对他者的统治——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强奸、奴役、动物实验、殖民、清伐林木或建坝——被称作“权力控制”（power over），也是女性主义反对的暴力与压迫体系的一部分。与此对照，教育或支持他者行使自身的内在力量，从关系中汲取力量，或是与其他群体缔结同盟，以促进地球上生命的福祉，这就叫做赋权，或曰“权力共享”（power with）。女性主义者倡导的便是这种对权力的和平利用。在不危害人类及生态健康的前提下，权力的这种有益社会公正、环境公正和可持续能源生产的意蕴，便是值得称道的。
不少科学家、环境主义者和政治家都预期，21世纪的战争将为水而打响。据预测，到2025年，1/3的人将生活在缺水的国家里。②全球范围内约80%的用水为农业所需，这个百分比还在增加。③鉴于以上事实，很明确的是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及消费习惯。尽管在目睹一辆汽车时很少会想到水，但我们须认识到生产1辆典型的美国汽车需要消耗相当于车重50倍的水；一家典型的加州肉用牛加工厂生产1公斤汉堡包或牛排，需用水约20500升。④只要这些物质资料的购买价格达不到其社会与环境成本，那么减少消费用水量密集的产品就将是达成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一项重要策略。但是，个体消费者的购买选择（绿色消费）与产业界及政府作出的体制性选择相比而言，是苍白无力的。我们需要对能够调整西方文化与水的关系的社会经济基础结构作出改变，同时作出三个改变——民主实践、经济计量以及文化信仰。
如跨湖地区、曼尼托巴，到沃索、威斯康辛及华盛顿州的萨默斯等广大地区的人民的遭遇所已经明证的，政府在极大程度上受到了公司的左右，对人民的诉求并不能作出响应。当政治体系与公司经济是如此紧密联系时，即便加大投票表决力度或是游说我们经选举产生的官员，这种政治体系也不会受到多少触动。为了恢复民主制度的切实践行，公司必须受政府的控制，而政府必须回归于服务它所代表的人民。我们的文化观念必须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万物相连、囊括了“我们一切的关系”⑤的世界观，这要求我们建立一种既承认人类所有种族的公民权，又能认可山峦与湖泊的公民权的政治体系。我们需要一种生态民主制度⑥。
此外，洁净水源对生命的支撑价值，需要通过经济计量体系得到重新清算，也就是说，除自由流动的河水和纯净且可广泛采集的饮用水的价值外，还要算上过度消费与污染的环境成本。北美原住民劝诫我们，环境健康所赋予大地上一切居民的，不但有物质价值，更有心灵上与心理上的价值。公司将不应有的重压强加给贫困社区，怂恿他们接受工业污染及有毒物质的排放。为杜绝这些情形，我们需要有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它能够为所有的劳动者提供一份基本工资，能够不强求劳动者从事有损于健康的工作，能够肯定妇女的劳动，也能够尊重原住民及原生态家园的价值。我们需要一种生态经济学。①
在重提民主、改正经济计量方法的同时，我们还需要转变我们所继承的文化信仰，因为民主制度只能体现参与其中的民众信仰。民主制度并不具有内在的生态、女性主义或反种族主义的性质，除非它的人民要求它这样做。就目前的情形看，北美的民主制度并没有给予处于非统治地位的种族、性别群体以完全的公民权，而这种排斥是反民主的；再者，该制度倚赖于公共公民与私人个体的分离，由此也造成了生产与消费之功能的分离。为了纠正这些错误，我们需要“闭合循环圈”，也就是要恢复公共与私人、文化与自然、理性与色欲、能量与情感、思想与肉体之间的连接；我们需要肯定并培育白人与非白人公民及所有性取向的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我们需要一种伙伴文化，要承认我们的人类身份从本质上说就是与人类的及非人类的他者相互依存的。
生态灵性（ecological spirituality）是文化转型的一个部分，同时也是必需的。作为一条精神路径，佛教以其生态认同而闻名。佛教揭示出，阻挠我们开启精神世界的障碍，同时也就是那些导致社会与环境不公正的问题，且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三种力——贪婪、仇恨、虚妄。②西方文化与水的畸态关系，也是这三种力的作祟。贪婪导致我们对水污染的环境成本视而不见，反倒从中牟利。仇恨玷污了我们与自然、与其他种族、与作为自然的我们的身体的关系。虚妄，抑或谬见，驱使我们认为对水可以为所欲为，我们认为地球不是一个封闭系统，污染环境的后果不会落回到我们自身。如今，我们不可能再将这些打发到脑后并假装充耳不闻。生态的灵性认同神圣之物在此时此地的无所不在，充溢在万物间的依存关系之中，也显现于每一杯水之中。
权力是可以分享的，体现于我们是否尊重我们内部的种种关系以及对待土地的关系。选择权在我们自己。③
[本文原载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vol.14，no.2，June 2001，pp.157-172. 论文中文版为本刊首发]
责任编辑：胡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