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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宫颈癌已成为女性第二大癌症杀手，但在诺贝尔奖官方网站的调查中，尚有四分之一的人不知道病毒才是宫颈癌的罪魁祸首。这使得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大奖与两个病毒有关：HPV（人类乳突淋瘤病毒）和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它们分别导致宫颈癌和艾滋病。德国科学家哈拉尔德·楚尔·豪森凭借有关HPV的研究独享诺贝尔一半的奖金，而另两人只得分享另一半——虽然HIV的名声似乎比HPV要大很多。
这是HPV首次和HIV平起平坐。HPV同样通过性接触传播、同样有着高得吓人的感染率（每分钟新增一人），但HIV却更具有吸引力。HIV正如黑洞，神秘属性不仅吸引着公众的眼球，而且充满着科学家的热情和争执。和热火朝天的HIV相比，HPV更像一块自留地，豪森小组在这上头安静地耕耘了30年，方收获诺贝尔金果子。
大胆假设挑战流行观点
1936年，豪森出生在饱受战火蹂躏的德国城市埃森，飞机的轰炸声贯穿了他的童年。就读博士期间，他被癌症吸引住了。确切地说，他“对病因更感兴趣，远胜过癌症本身”。
他试图用牛痘病毒去破坏小鼠细胞内的染色体，但收获颇微。在当时，这个领域实在冷清，没有多少前人的工作可供参考，且他的背景知识也不够。于是他修读了细胞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课程，并自学了相当多的实验室技术。可惜，失败似乎越来越多，多到他自己都有些难以为继了。
如果不是来自大西洋彼岸的一封信，很难想象豪森还能坚持多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向豪森所在研究所写信，希望一位年轻的德国学者前往工作。像其他很多可以改变命运的信件一样，这封信被他的导师随手丢弃，又戏剧性地被豪森从废纸篓中寻获。豪森去了美国。
在宾州，他遇到了著名病毒学家亨里夫妇，以及席卷美洲大陆的嬉皮士风潮。从亨里夫妇那里，豪森得知了一种使用病毒改变淋巴瘤细胞染色体的最新技术；至于嬉皮士之风，则没有对他产生任何影响。按照他的说法：“60年代没有在我身上打上烙印，我从来不是嬉皮士。”
这或许让HPV的故事缺少了一点浪漫主义色彩，但这份沉静有利于伟大构想的萌发。三年后，他回到德国，在自己的实验室内，他首次发现病毒基因可以整合到人类的基因组中，并潜伏多年。后来，他萌发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同为上皮细胞癌变的宫颈癌，或许并非仅仅由单纯的疱疹病毒引起。这和当时的流行观点大相径庭。
1972年，豪森开始着手检验自己的理论。HPV被当作宫颈癌诱因的候选之一，但这种病毒难以分离并且无法在培养基中离体培养，于是他们转而提取病毒的DNA去感染正常组织。令人失望的是，来自足底鸡眼的HPV的DNA无法导致生殖器疣，进而诱发宫颈癌。换作是别人，恐怕会义无反顾地把HPV排除出列，但豪森坚持认为这是两类不同的病毒，致病的应该是另一种。
他是对的，现在已经分离出了超过100种HPV（其中有超过30种对人类生殖道有传染力），都存放在他所工作的德国癌症研究中心。
还有什么比首个癌症疫苗更重要？
在1974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豪森公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但他从听众中收获的只有冷漠。豪森不为所动，三年后终于从生殖器疣中分离出了首个HPV——可惜和宫颈癌无关。接下来的几种HPV同样如此，直到发现HPV16，近一半的宫颈癌患者细胞中都含有此病毒的DNA。此后，豪森小组又找到了另一种导致宫颈癌的HPV18和致癌机制，超过七成的宫颈癌与这两类HPV有关。
对宫颈癌的狙击战看似可以收官了，其实不然。
在成为德国癌症研究中心主管后，豪斯游说制药公司研制HPV疫苗。“HPV病毒结构简单，疫苗的成功率颇大，但医药公司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还有更重要的问题亟待解决。”回首过去，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比史上第一支癌症疫苗更重要。
抱持怀疑态度的远远不止医药企业，一系列五花八门的报告陆续发表，反驳HPV的致癌性，直到1991年，更多的报告才确认豪森的理论。现在我们知道，在99.7％的宫颈癌女性体内都可以发现HPV病毒。
HPV疫苗也已于2006年投放市场，针对包括16和18型在内的多种高危型HPV，可以提供高于95%的保护以免受这两类病毒的侵害。在欧洲就已经有超过150万人接种该疫苗，但高昂售价阻碍了其进一步推行——正如豪森当初的预计，所以他正在试图找到更简便易行的方法，比如通过喷雾剂代替注射。
对于人们给HPV疫苗戴上的“首个癌症疫苗”的高帽子，豪森并不认同。他认为这个第一应该属于乙肝疫苗，虽然它被用于预防急性肝炎，但事实上极大地降低了肝癌的发病率。
当英法两国科学家甚至政府为HIV的发现优先权争得面红耳赤之时，豪森小组继续在HPV的宁静角落里精心耕作。HPV填满了他一生的研究笔记，追猎HPV的道路曲折而漫长，很多早期合作伙伴都已经改弦易辙，但他从不后悔。他认为“慢性病的研究值得花费同样漫长的时间”。2006年，豪森将这一漫长历程浓缩在一本280页的图书中，其中充满大量的学术信息和参考文献。
大奖与两个病毒有关：HPV（人类乳突淋瘤病毒）和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它们分别导致宫颈癌和艾滋病。德国科学家哈拉尔德·楚尔·豪森凭借有关HPV的研究独享诺贝尔一半的奖金，而另两人只得分享另一半——虽然HIV的名声似乎比HPV要大很多。
这是HPV首次和HIV平起平坐。HPV同样通过性接触传播、同样有着高得吓人的感染率（每分钟新增一人），但HIV却更具有吸引力。HIV正如黑洞，神秘属性不仅吸引着公众的眼球，而且充满着科学家的热情和争执。和热火朝天的HIV相比，HPV更像一块自留地，豪森小组在这上头安静地耕耘了30年，方收获诺贝尔金果子。
大胆假设挑战流行观点
1936年，豪森出生在饱受战火蹂躏的德国城市埃森，飞机的轰炸声贯穿了他的童年。就读博士期间，他被癌症吸引住了。确切地说，他“对病因更感兴趣，远胜过癌症本身”。
他试图用牛痘病毒去破坏小鼠细胞内的染色体，但收获颇微。在当时，这个领域实在冷清，没有多少前人的工作可供参考，且他的背景知识也不够。于是他修读了细胞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课程，并自学了相当多的实验室技术。可惜，失败似乎越来越多，多到他自己都有些难以为继了。
如果不是来自大西洋彼岸的一封信，很难想象豪森还能坚持多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向豪森所在研究所写信，希望一位年轻的德国学者前往工作。像其他很多可以改变命运的信件一样，这封信被他的导师随手丢弃，又戏剧性地被豪森从废纸篓中寻获。豪森去了美国。
在宾州，他遇到了著名病毒学家亨里夫妇，以及席卷美洲大陆的嬉皮士风潮。从亨里夫妇那里，豪森得知了一种使用病毒改变淋巴瘤细胞染色体的最新技术；至于嬉皮士之风，则没有对他产生任何影响。按照他的说法：“60年代没有在我身上打上烙印，我从来不是嬉皮士。”
这或许让HPV的故事缺少了一点浪漫主义色彩，但这份沉静有利于伟大构想的萌发。三年后，他回到德国，在自己的实验室内，他首次发现病毒基因可以整合到人类的基因组中，并潜伏多年。后来，他萌发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同为上皮细胞癌变的宫颈癌，或许并非仅仅由单纯的疱疹病毒引起。这和当时的流行观点大相径庭。
1972年，豪森开始着手检验自己的理论。HPV被当作宫颈癌诱因的候选之一，但这种病毒难以分离并且无法在培养基中离体培养，于是他们转而提取病毒的DNA去感染正常组织。令人失望的是，来自足底鸡眼的HPV的DNA无法导致生殖器疣，进而诱发宫颈癌。换作是别人，恐怕会义无反顾地把HPV排除出列，但豪森坚持认为这是两类不同的病毒，致病的应该是另一种。
他是对的，现在已经分离出了超过100种HPV（其中有超过30种对人类生殖道有传染力），都存放在他所工作的德国癌症研究中心。
还有什么比首个癌症疫苗更重要？
在1974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豪森公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但他从听众中收获的只有冷漠。豪森不为所动，三年后终于从生殖器疣中分离出了首个HPV——可惜和宫颈癌无关。接下来的几种HPV同样如此，直到发现HPV16，近一半的宫颈癌患者细胞中都含有此病毒的DNA。此后，豪森小组又找到了另一种导致宫颈癌的HPV18和致癌机制，超过七成的宫颈癌与这两类HPV有关。
对宫颈癌的狙击战看似可以收官了，其实不然。
在成为德国癌症研究中心主管后，豪斯游说制药公司研制HPV疫苗。“HPV病毒结构简单，疫苗的成功率颇大，但医药公司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还有更重要的问题亟待解决。”回首过去，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比史上第一支癌症疫苗更重要。
抱持怀疑态度的远远不止医药企业，一系列五花八门的报告陆续发表，反驳HPV的致癌性，直到1991年，更多的报告才确认豪森的理论。现在我们知道，在99.7％的宫颈癌女性体内都可以发现HPV病毒。
HPV疫苗也已于2006年投放市场，针对包括16和18型在内的多种高危型HPV，可以提供高于95%的保护以免受这两类病毒的侵害。在欧洲就已经有超过150万人接种该疫苗，但高昂售价阻碍了其进一步推行——正如豪森当初的预计，所以他正在试图找到更简便易行的方法，比如通过喷雾剂代替注射。
对于人们给HPV疫苗戴上的“首个癌症疫苗”的高帽子，豪森并不认同。他认为这个第一应该属于乙肝疫苗，虽然它被用于预防急性肝炎，但事实上极大地降低了肝癌的发病率。
当英法两国科学家甚至政府为HIV的发现优先权争得面红耳赤之时，豪森小组继续在HPV的宁静角落里精心耕作。HPV填满了他一生的研究笔记，追猎HPV的道路曲折而漫长，很多早期合作伙伴都已经改弦易辙，但他从不后悔。他认为“慢性病的研究值得花费同样漫长的时间”。2006年，豪森将这一漫长历程浓缩在一本280页的图书中，其中充满大量的学术信息和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