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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环炸了！”
“尝试3D拍摄，就连预告片也是”、“第一次在中环看到枪战”—无论是预告片发布会上的对谈、电影宣传通告还是电影海报上，在每个有机会跟外界介绍这部影片的方式里，这些噱头不断出现。香港安乐影业总裁江志强特意强调了他投资的这部《风暴》不仅在中环枪战，还搭设了1：1的中环实景—这是一部大制作。
12月12日，刘德华和姚晨主演的《风暴》即将上映，并可能成为香港有史以来第一部用3D技术拍摄的警匪片。尽管讲述的还是“一个好警察如何在重重压力下执法”的故事—没有明显的剧情创新—但激烈的枪战场面和“炸掉中环”的创意还是刷新了警匪片的表现 力。
在刘德华和安乐影业总裁江志强的眼里，这是重振港片雄风之作。
那些以枪为道具主角的电影—警匪片、黑帮片还有形形色色的江湖片，是香港电影的代表类型之一。对于生于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的内地观众来说，这种类型片就是青春期启蒙，他们在录像厅或者借来的录像带里认识香港、兄弟情义、江湖以及性。而对于香港观众来说，则是银都戏院这样如今不复存在的地方。在1990年代之前一票难求、大排长龙看警匪片的场景，很多人还记忆犹新。
这是港片的特殊意义所在，香港电影的起落也总是和这种类型片联系在一起。而如今银都戏院已经改成甲级写字楼，《古惑仔》的拍摄地点旺角也成了遍布连锁电器店和化妆品卖场的购物区。
香港电影的衰落人尽皆知，而警匪片被认为是其目前仅存的优势。香港电影爱好者、曾经出版《香港电影史记》的魏君子认为个中缘由在于警匪片的投资规模和行政限制。“警匪对于很多片子来说投资规模是中等的，而且这是唯一香港能拍、内地不能拍的题材。如果你要在内地当街开枪，要经过很多很多申请和审批。”
这个说法得到了香港主流片商之一、寰宇国际执行董事林小明的认可。“内地黄赌毒和恐怖片是不批的，剩下的就只有警匪片和爱情片。香港拍警匪片的可塑性和可观性要比内地大很多。”
他在提及寰宇11月29日推出的陈木胜新片《扫毒》的时候强调这部电影“非常港式”，而“更接内地的地气”还是“更港味”往往决定了两边市场对一部影片的不同接受度—简单来说，在哪一个市场更好卖。
刘德华并不同意这种归因方式。他认为所谓“接地气”和香港题材并不冲突。“爱、伤心，这些东西是不改的。对人来说都一样，没有地域之分。你说过山车，在内地、香港、好莱坞不都是一样流行吗？”
“我听到有人说，‘那个谁谁谁的电影很港味，旧！’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吧，所谓的香港味道是要和时间挂钩。《英雄本色》在现在拍也不一定会那么大卖，但2003年的《无间道》和后来的《桃姐》，都是港味，但是有改变的。”
在他看来，一切电影都是剧情片，只有故事的优劣之分—香港警匪、黑帮片中的那些兄弟情谊、帮派斗争，完全可以用另一种讲故事的方式来展开。
“黑帮片里头除了动作戏，最重要的是剧情，你一个学校里一群男人就可以出现情谊，你黑帮片里的剧情也可以用办公室斗争来展现啊。”刘德华对《第一财经周刊》说。“有规矩就按规矩来嘛，内地被禁的导演比香港多得是，不是针对香港。”
他说的是香港电影的现状。多年低迷之后，香港电影市场呈现极度萎缩的状态。很多香港电影人在制作一部影片的时候总是要预先判断自己的产品的投放目标市场—如果是香港本地，那就是小制作、小题材，比如以情色为卖点的《喜爱夜蒲》反映的是兰桂坊这样的夜店文化，而如果目标是内地观众，会考虑和内地话题更挂钩的角度；但另一方面，中港合拍片和内地电影拍摄本身有诸多审查和禁令。
“这些年大家都北上做合拍片，警匪片不会是重点。”影评人骆晋（magasa）对《第一财经周刊》说，《寒战》这样的电影似乎更喜欢表现“香港精神”，宣传香港法治的理念，手法还有点生硬。而原来的警匪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角色身上“都有一种独特的中国传统的草根江湖气，这种气质放在香港这个很西化的国际大都市里面，很吸引人。”
多年以来，各界对合拍片对香港电影业的影响褒贬不一。很多人认为合拍一方面让香港电影的类型越走越宽，一方面又带来了很多局限性。这种纠结的依赖关系始于2003年CEPA协议的签订。
CEPA全称是《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它使得港商可以在内地投资影院，香港和内地的合拍片不再受进口配额（20部）限制，合拍片在内地发行时可以享受国产片同等待遇，同时合拍片的制作、人员配比等条件也更为宽松。
在CEPA实施的第一年，申报审核的39部合拍片中就有32部是内地与香港合作的影片。有一种观点认为，它的直接结果是导致曾经世界第三大电影产出地区，被称为“东方好莱坞”的香港本土电影市场全面衰落。
香港电影崛起于1970年代，其中1986年至1994年被称为巅峰期。一直到1990年代末衰落之前，它在全球电影史上都算得上一个传奇故事：一个弹丸之地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电影美学，诸如徐克、杜琪峰、王晶这样的导演都呈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1990年代起，港产电影的总产值仅次于好莱坞，它在1993年达到产量巅峰，共有242部，年收入票房则在1992年达到了15.72亿港元。
但1990年之后的香港电影进入了黑帮控制的时期，无论制作还是艺人经纪都陷入混乱。“当时李连杰的老板签了李连杰5部电影的约，有个黑社会想中间借李连杰出来，老板不借，结果就在办公室门口被干掉了，6枪。”江志强说。
另一方面，1997年回归前的“末日情绪”则让香港电影人陷入了自暴自弃的情绪，尽管有以周星驰为代表的“尽皆癫狂、尽皆过火”的美学风格出现，但香港电影还是不可抑制地 滑入低谷。好莱坞电影的冲击加剧了这种下滑—这个现象的破坏性并不仅仅发生在香港本地市场，台湾和东南亚原本是香港电影的主要出口地，但也随着好莱坞电影的进入而急剧减少了进口数量。
诸如吴宇森这样的代表性导演在1993年之后选择在好莱坞发展，但相比市场，香港电影—尤其是江湖片—里的美学元素倒并未消失。美国导演昆汀·塔伦蒂诺在《杀死比尔》这样的作品里屡有致敬之意，从画面、拍摄手法到音乐配合，都能看出当年香港电影的影响力。
当然，香港电影界还是不断有人翻盘，《无间道》就把香港电影短暂地带出过低迷状态—以至于事隔10年，每个人回忆起《无间道》这个系列的电影的时候，还能强烈地表达出它的存在感，以及他们从中体会到的荣耀。
2002年，刘德华接拍了据说是他这辈子最喜爱的作品《无间道》。他说这部戏同以往的香港警匪片完全不同，“全是文戏，全是靠剧情、故事”，尤其是让他自己、也让很多人记忆深刻的天台那场戏。“原来说和梁朝伟在天台上打。但是拍着总觉得不太舒服，后来我说先停一下，我跟梁朝伟商量一下。他也觉得这个地方不该打，后来我们就改成现在这样了。”刘德华说。
江志强对于《无间道》的成功有些意外。那个时候他正在发行张艺谋的作品《英雄》，《无间道》在香港的票房达到了5500万元，而《英雄》只有2300万元。“《无间道》作为警匪片，一场动作戏都没有，就是靠角度特殊，剧情好。”江志强告诉《第一财经周刊》。
《无间道》的出品方之一，天马电影公司CEO庄澄称其为“High Concept”电影。“High Concept第一是可以用两句话说完的故事，第二是一个没有人说过的故事。”庄澄告诉《第一财经周刊》，“《无间道》就是这样。警察去黑社会做卧底的很多，但黑社会去警察那里做卧底很少，这就是一个High Concept。”
但另一方面，这种创意的来源很简单：没有钱。《无间道》仅有的1000多万港元的预算基本都给了演员。“刘德华和梁朝伟一起坐在音响店里听蔡琴的歌，还有你看其中有一场黄秋生从楼上摔下来摔死的戏，本来是动作戏，但是没戏拍。反倒是拍出另一种味道。”魏君子说。
香港电影在这些年中，诸如《桃姐》这样的好片子时有面世。但那些温情而文艺的电影并不足以唤起整个市场的热情，就像《无间道》总是被誉为“救世之作”，只有这个级别的影片才能证明香港电影的复兴。
《风暴》投入巨大。这部整体费用超过8000万元的电影可能是10年来投资成本最高的警匪片，其中包括按1：1的比例搭建了中环毕打街的外景追加的1500万元预算，而决定使用3D拍摄，又增加了千万级的费用。江志强透露，最终制作费用可能还会比8000万元再高出一些。
这是江志强“警匪三部曲”中的第三部，2012年先后上映的《大追捕》和《寒战》分别在内地拿到4800万元和2.5元亿票房，《寒战》以4200万港元成为去年香港国产片票房冠军，并拿到今年香港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在内的9项大奖，而上一部在金像奖上如此风光的警匪片正是《无间道》。
按照江志强的说法，他试图为《风暴》加入新东西—这样你就会理解宣传里强调“炸掉中环”的意义。但江志强不是一个为了新而跟风的人。他以理性著称。哪怕在合作者刘德华看来，江志强也过于理性，甚至苛刻了。
当监制刘德华希望尝试用3D拍摄时，江志强就开始计算多花的钱要从哪里去赚回来。比如他会参考一部国内电影拍成3D，票房平均增幅是33%，同时由于价高，影院经理们通常更喜欢3D，另外还需要考虑这个电影适不适合拍3D，综合起来决定花这笔钱值不值。为了分散风险，如果要增加1500万元预算，江志强会要求刘德华从片酬中拿出750万，把双方的商业利益捆绑在一起。
在《风暴》的整个制作过程中，刘德华主要负责前期影片内容把握，而江志强统筹项目整体预算，寻找其他投资人，以及负责后期的宣传和发行。江志强认为刘德华在制作、演戏和讲好故事方面比别人要强一倍，而刘德华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跟“江老板”学习怎么花钱和省钱。
同样参与这部电影制作的魏君子说江志强很“敢”：“你要是敢想，他觉得不错，那就做啊。比如《风暴》，导演袁锦麟说我想炸掉中环，好啊，可以啊。宣传上也是这样的，比如他觉得之前全是室内发布会，在一个酒店里说说弄弄。这次提出来说去三里屯，去室外做一个活动。他说可以啊。然后真的为了做一场活动跑前跑后，去搞定场地、公安、消防这些东西，真的能把这个东西弄成。”
从很多角度来看，江志强是电影投资人中的异类。江志强的父亲江祖贻是著名的电影发行人，1950年代起开始在香港经营“百老汇影院”，从小江志强就跟着父亲去世界各地买电影，然后拿回香港发行。在1980年代香港电影的繁荣期，他把宫崎骏的《天空之城》这样的“独立进口片”引入香港—当时好莱坞影片由美国公司的香港分部自己发行。而当进口片开始竞价的时候，他转而开始自己拍电影，此时正值香港电影没落期。很多人认为合拍片没有前途，但江志强认为“故事”本身有自己的魅力，他和刘德华一样，对电影的好坏判断的第一准则是：先看剧本。
但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江志强的最明显的特征还是“会算”，他自己也乐于承认这一点。”比如之前拍《第一次》，我跟韩延说只能给你1个月，工作人员我签2个月，拍戏的人我只签30天。”江志强说，“不同类型片子的剧组多少人，要拍多久，这些我最清楚了。比如我跟薛晓路说，《北京遇上西雅图》我给你拍1个半月到2个月，在美国拍。2个月就要拍够35天。”
江志强一直将安乐影业控制在50人左右的规模，不同的人盯不同的项目，将不同工种外包，而不是像其他影视公司一样建立许多职能分部，由多个部门参与一个项目的不同环节—他被誉为国内最优秀的制片人，也是最事必躬亲的一个，光剧本就看过一万多本。 “我刚开始在香港拍片的时候和现在，观众喜好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那个时候我才会去拍超级大片，大家都觉得超级大片能赚的时候，我去拍了一些小片，因为这些东西我都经历过，所以我知道这个变化。”江志强说，他早年的经历让他相信，电影并没有固定的收入模型，但好片一定能卖。而在香港电影的历史上，1990年代三四千万元的制作级别只是一个个别现象。
在大多数人的制作体系里，无论是投入过少还是文化差异都是香港电影在CEPA后趋于没落的原因。但从电影工业体系的角度来看，即便在香港电影最鼎盛的1980年代，香港电影的整个生产模式也与好莱坞甚至是“工业体系”的概念相差甚远。导演在拍摄期间随意更改剧本、拍摄时停时赶，一部戏常常只拍十几天，为了赶时间有时候只有剧本大纲就开拍。
这种“自由”与“即兴”成为香港电影一大特色，但也限制了整个市场的规模和影片质量，这种制作理念和风格也随着时间推移逐步落伍。
“1997”的末日预期导致的非理性，就像是压弯香港电影的最后一根稻草。随着1997年回归日的临近，越来越多的香港电影人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变为了一种恐惧，由于不知道回归以后香港电影会变成怎样，最现实的做法便是—快速生产，快速消费，快速赚钱，然后移民。没有人在乎香港电影的未来。
“1996年的时候，感觉就是末日一样，拍戏的时候什么动作、灯光都不管了，十几天，二十几天出一部戏很正常。”魏君子说。
“想深一层，香港电影人到内地拍戏的门路也不是那么宽广和理想，如果我们去到内地，限制随时出现，而且擅长又允许被拍的部分越来越小。所以衡量整个大环境之后，表面上看出路广了，但是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跟着时间的向前，我们却在退步，可发挥的范围日益小了，所以不担心是假的。”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教授卓伯棠说。他看到有点成绩的香港电影人都去了内地。“现在他们没兴趣在香港拍戏，内地制作动辄上亿元，这个吸引力是很大的。”
而另一方面，则是香港电影制作高企的人力成本和匮乏的编剧、导演资源。林小明把这个归结为电影产业没落的恶性循环效应，但他有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态度：“这种局面，单凭我们一家公司哪里能改变。”
刘德华也感受到了香港同业的迷惘。“方向不明，应该有的分配没有做好，比如现在有模仿好莱坞的、和内地合拍的、有只拍道地香港的。”
现在谁都知道，除了演员，刘德华也是一个电影投资人，他旗下的映艺娱乐在2005年推出“亚洲新星导”计划，投资的项目包括当年并不为人熟知的导演宁浩以及他的《疯狂的石头》。“其实这个事情不应该是我们，而是电影公司老板该做的。我们给编剧每个月6000元，你写，你感知世界。每个月交一个故事大纲。你要行，半年后变成1万元一个月。先来10个，有8个不行，那你就留2个。6个月，10个人。才36万元，可以有10个编剧。为什么没有人去做呢？”刘德华说。
你可以说他在适应内地这个大市场，也可以说他在为这个市场培育新兴力量。2013年7月，“亚洲新星导”第二期计划里的导演刘娟的处女座《初恋未满》上映，并获得了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的评委会特别奖。在得知刘娟获奖后，刘德华特别录制了祝贺的VCR。
“他（刘德华）遵从新星导是培养新人的一个计划，会给新人很大的空间，从故事讲述方式、情感表达到结构呈现。他把自己放到一个‘前辈观众’的位置，给你一些他的年龄段的体会，然后给新导演自己选择。我觉得作为老板来说，这个松紧度很舒服。”刘娟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从接触到确定拍摄大约有半年的时间，而确定投拍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刘德华本人被剧本里的情感打动。
《初恋未满》讲述的是1997年6个即将高考的年轻人之间发生的友谊和爱情，情节背景放在了刘娟的家乡重庆，尽管上映的档期很短，但有很多豆瓣网友认为这是一部真诚的作品。
包括档期在内的很多营销环节是刘德华至今搞不定的部分—你从《初恋未满》这个名字就能看出来，它给人一种爱情片的假象，其实说的是青春和成长。他更偏重内容制作的部分，这也是《风暴》里他倚重江志强的另一个原因。
江志强也面对着同样一个大市场，他在过去总是被认为是一个“文艺片投资人”。从《不能说的秘密》、《月满轩尼诗》到《北京遇上西雅图》，而警匪三部曲算是他最商业的投资之一。
“我现在最有兴趣的是拍一个内地的警匪片，我现在正在筹备，你给我2年，我拍一部给你看。这个事情对我很有挑战，我希望能够拍一部成功的内地的警匪片，一定能大卖。接地气、有内容、有话题，就好像冯小刚拍《非诚勿扰》那样的。”
江志强和刘德华“炸掉了中环”。
在《风暴》结尾时，十字路口被炸开了一个几十米宽的大洞，周围是燃烧的汽车、弹孔、散落在各处的尸体和劫后余生的路人。
今年52岁的刘德华说他从来没有从3D的角度看过一部警匪片的拍摄。他年轻时曾经一年拍过13部影片，因此有了“刘十三”的名号。他见证了香港电影最后20年大部分的辉煌和荒唐的时代，也赶上了类型片的尾巴—他会不自觉地用类型片的思维来思考。比如《富春山居图》，他相信导演不是故意弄成那样，一定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从未提及这个项目本身就好大喜功。
“有人说枪战戏疲劳了。你看2010年的《拆弹部队》，你会疲劳吗？从演戏的角度，以前是两个主角耍嘴皮，现在那招不行了，现在是体现态度。同样的剧情20年后再拍，还是可以潮的。”
和很多人一样，刘德华希望警匪这种类型片可以复活，只是他希望复活在自己手中。《风暴》是刘德华出演的第146部电影，第27部警匪片。他似乎比以往更加卖力—没有任何替身，就从十几楼纵身而下。在发布会的时候，他笑称因为3D成本增加，请替身的预算被砍掉了。
“有人跟我说，‘哇靠，你又演警察’，我说我换个角度说，我一辈子都演人，你会闷吗？”
“尝试3D拍摄，就连预告片也是”、“第一次在中环看到枪战”—无论是预告片发布会上的对谈、电影宣传通告还是电影海报上，在每个有机会跟外界介绍这部影片的方式里，这些噱头不断出现。香港安乐影业总裁江志强特意强调了他投资的这部《风暴》不仅在中环枪战，还搭设了1：1的中环实景—这是一部大制作。
12月12日，刘德华和姚晨主演的《风暴》即将上映，并可能成为香港有史以来第一部用3D技术拍摄的警匪片。尽管讲述的还是“一个好警察如何在重重压力下执法”的故事—没有明显的剧情创新—但激烈的枪战场面和“炸掉中环”的创意还是刷新了警匪片的表现 力。
在刘德华和安乐影业总裁江志强的眼里，这是重振港片雄风之作。
那些以枪为道具主角的电影—警匪片、黑帮片还有形形色色的江湖片，是香港电影的代表类型之一。对于生于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的内地观众来说，这种类型片就是青春期启蒙，他们在录像厅或者借来的录像带里认识香港、兄弟情义、江湖以及性。而对于香港观众来说，则是银都戏院这样如今不复存在的地方。在1990年代之前一票难求、大排长龙看警匪片的场景，很多人还记忆犹新。
这是港片的特殊意义所在，香港电影的起落也总是和这种类型片联系在一起。而如今银都戏院已经改成甲级写字楼，《古惑仔》的拍摄地点旺角也成了遍布连锁电器店和化妆品卖场的购物区。
香港电影的衰落人尽皆知，而警匪片被认为是其目前仅存的优势。香港电影爱好者、曾经出版《香港电影史记》的魏君子认为个中缘由在于警匪片的投资规模和行政限制。“警匪对于很多片子来说投资规模是中等的，而且这是唯一香港能拍、内地不能拍的题材。如果你要在内地当街开枪，要经过很多很多申请和审批。”
这个说法得到了香港主流片商之一、寰宇国际执行董事林小明的认可。“内地黄赌毒和恐怖片是不批的，剩下的就只有警匪片和爱情片。香港拍警匪片的可塑性和可观性要比内地大很多。”
他在提及寰宇11月29日推出的陈木胜新片《扫毒》的时候强调这部电影“非常港式”，而“更接内地的地气”还是“更港味”往往决定了两边市场对一部影片的不同接受度—简单来说，在哪一个市场更好卖。
刘德华并不同意这种归因方式。他认为所谓“接地气”和香港题材并不冲突。“爱、伤心，这些东西是不改的。对人来说都一样，没有地域之分。你说过山车，在内地、香港、好莱坞不都是一样流行吗？”
“我听到有人说，‘那个谁谁谁的电影很港味，旧！’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吧，所谓的香港味道是要和时间挂钩。《英雄本色》在现在拍也不一定会那么大卖，但2003年的《无间道》和后来的《桃姐》，都是港味，但是有改变的。”
在他看来，一切电影都是剧情片，只有故事的优劣之分—香港警匪、黑帮片中的那些兄弟情谊、帮派斗争，完全可以用另一种讲故事的方式来展开。
“黑帮片里头除了动作戏，最重要的是剧情，你一个学校里一群男人就可以出现情谊，你黑帮片里的剧情也可以用办公室斗争来展现啊。”刘德华对《第一财经周刊》说。“有规矩就按规矩来嘛，内地被禁的导演比香港多得是，不是针对香港。”
他说的是香港电影的现状。多年低迷之后，香港电影市场呈现极度萎缩的状态。很多香港电影人在制作一部影片的时候总是要预先判断自己的产品的投放目标市场—如果是香港本地，那就是小制作、小题材，比如以情色为卖点的《喜爱夜蒲》反映的是兰桂坊这样的夜店文化，而如果目标是内地观众，会考虑和内地话题更挂钩的角度；但另一方面，中港合拍片和内地电影拍摄本身有诸多审查和禁令。
“这些年大家都北上做合拍片，警匪片不会是重点。”影评人骆晋（magasa）对《第一财经周刊》说，《寒战》这样的电影似乎更喜欢表现“香港精神”，宣传香港法治的理念，手法还有点生硬。而原来的警匪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角色身上“都有一种独特的中国传统的草根江湖气，这种气质放在香港这个很西化的国际大都市里面，很吸引人。”
多年以来，各界对合拍片对香港电影业的影响褒贬不一。很多人认为合拍一方面让香港电影的类型越走越宽，一方面又带来了很多局限性。这种纠结的依赖关系始于2003年CEPA协议的签订。
CEPA全称是《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它使得港商可以在内地投资影院，香港和内地的合拍片不再受进口配额（20部）限制，合拍片在内地发行时可以享受国产片同等待遇，同时合拍片的制作、人员配比等条件也更为宽松。
在CEPA实施的第一年，申报审核的39部合拍片中就有32部是内地与香港合作的影片。有一种观点认为，它的直接结果是导致曾经世界第三大电影产出地区，被称为“东方好莱坞”的香港本土电影市场全面衰落。
香港电影崛起于1970年代，其中1986年至1994年被称为巅峰期。一直到1990年代末衰落之前，它在全球电影史上都算得上一个传奇故事：一个弹丸之地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电影美学，诸如徐克、杜琪峰、王晶这样的导演都呈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1990年代起，港产电影的总产值仅次于好莱坞，它在1993年达到产量巅峰，共有242部，年收入票房则在1992年达到了15.72亿港元。
但1990年之后的香港电影进入了黑帮控制的时期，无论制作还是艺人经纪都陷入混乱。“当时李连杰的老板签了李连杰5部电影的约，有个黑社会想中间借李连杰出来，老板不借，结果就在办公室门口被干掉了，6枪。”江志强说。
另一方面，1997年回归前的“末日情绪”则让香港电影人陷入了自暴自弃的情绪，尽管有以周星驰为代表的“尽皆癫狂、尽皆过火”的美学风格出现，但香港电影还是不可抑制地 滑入低谷。好莱坞电影的冲击加剧了这种下滑—这个现象的破坏性并不仅仅发生在香港本地市场，台湾和东南亚原本是香港电影的主要出口地，但也随着好莱坞电影的进入而急剧减少了进口数量。
诸如吴宇森这样的代表性导演在1993年之后选择在好莱坞发展，但相比市场，香港电影—尤其是江湖片—里的美学元素倒并未消失。美国导演昆汀·塔伦蒂诺在《杀死比尔》这样的作品里屡有致敬之意，从画面、拍摄手法到音乐配合，都能看出当年香港电影的影响力。
当然，香港电影界还是不断有人翻盘，《无间道》就把香港电影短暂地带出过低迷状态—以至于事隔10年，每个人回忆起《无间道》这个系列的电影的时候，还能强烈地表达出它的存在感，以及他们从中体会到的荣耀。
2002年，刘德华接拍了据说是他这辈子最喜爱的作品《无间道》。他说这部戏同以往的香港警匪片完全不同，“全是文戏，全是靠剧情、故事”，尤其是让他自己、也让很多人记忆深刻的天台那场戏。“原来说和梁朝伟在天台上打。但是拍着总觉得不太舒服，后来我说先停一下，我跟梁朝伟商量一下。他也觉得这个地方不该打，后来我们就改成现在这样了。”刘德华说。
江志强对于《无间道》的成功有些意外。那个时候他正在发行张艺谋的作品《英雄》，《无间道》在香港的票房达到了5500万元，而《英雄》只有2300万元。“《无间道》作为警匪片，一场动作戏都没有，就是靠角度特殊，剧情好。”江志强告诉《第一财经周刊》。
《无间道》的出品方之一，天马电影公司CEO庄澄称其为“High Concept”电影。“High Concept第一是可以用两句话说完的故事，第二是一个没有人说过的故事。”庄澄告诉《第一财经周刊》，“《无间道》就是这样。警察去黑社会做卧底的很多，但黑社会去警察那里做卧底很少，这就是一个High Concept。”
但另一方面，这种创意的来源很简单：没有钱。《无间道》仅有的1000多万港元的预算基本都给了演员。“刘德华和梁朝伟一起坐在音响店里听蔡琴的歌，还有你看其中有一场黄秋生从楼上摔下来摔死的戏，本来是动作戏，但是没戏拍。反倒是拍出另一种味道。”魏君子说。
香港电影在这些年中，诸如《桃姐》这样的好片子时有面世。但那些温情而文艺的电影并不足以唤起整个市场的热情，就像《无间道》总是被誉为“救世之作”，只有这个级别的影片才能证明香港电影的复兴。
《风暴》投入巨大。这部整体费用超过8000万元的电影可能是10年来投资成本最高的警匪片，其中包括按1：1的比例搭建了中环毕打街的外景追加的1500万元预算，而决定使用3D拍摄，又增加了千万级的费用。江志强透露，最终制作费用可能还会比8000万元再高出一些。
这是江志强“警匪三部曲”中的第三部，2012年先后上映的《大追捕》和《寒战》分别在内地拿到4800万元和2.5元亿票房，《寒战》以4200万港元成为去年香港国产片票房冠军，并拿到今年香港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在内的9项大奖，而上一部在金像奖上如此风光的警匪片正是《无间道》。
按照江志强的说法，他试图为《风暴》加入新东西—这样你就会理解宣传里强调“炸掉中环”的意义。但江志强不是一个为了新而跟风的人。他以理性著称。哪怕在合作者刘德华看来，江志强也过于理性，甚至苛刻了。
当监制刘德华希望尝试用3D拍摄时，江志强就开始计算多花的钱要从哪里去赚回来。比如他会参考一部国内电影拍成3D，票房平均增幅是33%，同时由于价高，影院经理们通常更喜欢3D，另外还需要考虑这个电影适不适合拍3D，综合起来决定花这笔钱值不值。为了分散风险，如果要增加1500万元预算，江志强会要求刘德华从片酬中拿出750万，把双方的商业利益捆绑在一起。
在《风暴》的整个制作过程中，刘德华主要负责前期影片内容把握，而江志强统筹项目整体预算，寻找其他投资人，以及负责后期的宣传和发行。江志强认为刘德华在制作、演戏和讲好故事方面比别人要强一倍，而刘德华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跟“江老板”学习怎么花钱和省钱。
同样参与这部电影制作的魏君子说江志强很“敢”：“你要是敢想，他觉得不错，那就做啊。比如《风暴》，导演袁锦麟说我想炸掉中环，好啊，可以啊。宣传上也是这样的，比如他觉得之前全是室内发布会，在一个酒店里说说弄弄。这次提出来说去三里屯，去室外做一个活动。他说可以啊。然后真的为了做一场活动跑前跑后，去搞定场地、公安、消防这些东西，真的能把这个东西弄成。”
从很多角度来看，江志强是电影投资人中的异类。江志强的父亲江祖贻是著名的电影发行人，1950年代起开始在香港经营“百老汇影院”，从小江志强就跟着父亲去世界各地买电影，然后拿回香港发行。在1980年代香港电影的繁荣期，他把宫崎骏的《天空之城》这样的“独立进口片”引入香港—当时好莱坞影片由美国公司的香港分部自己发行。而当进口片开始竞价的时候，他转而开始自己拍电影，此时正值香港电影没落期。很多人认为合拍片没有前途，但江志强认为“故事”本身有自己的魅力，他和刘德华一样，对电影的好坏判断的第一准则是：先看剧本。
但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江志强的最明显的特征还是“会算”，他自己也乐于承认这一点。”比如之前拍《第一次》，我跟韩延说只能给你1个月，工作人员我签2个月，拍戏的人我只签30天。”江志强说，“不同类型片子的剧组多少人，要拍多久，这些我最清楚了。比如我跟薛晓路说，《北京遇上西雅图》我给你拍1个半月到2个月，在美国拍。2个月就要拍够35天。”
江志强一直将安乐影业控制在50人左右的规模，不同的人盯不同的项目，将不同工种外包，而不是像其他影视公司一样建立许多职能分部，由多个部门参与一个项目的不同环节—他被誉为国内最优秀的制片人，也是最事必躬亲的一个，光剧本就看过一万多本。 “我刚开始在香港拍片的时候和现在，观众喜好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那个时候我才会去拍超级大片，大家都觉得超级大片能赚的时候，我去拍了一些小片，因为这些东西我都经历过，所以我知道这个变化。”江志强说，他早年的经历让他相信，电影并没有固定的收入模型，但好片一定能卖。而在香港电影的历史上，1990年代三四千万元的制作级别只是一个个别现象。
在大多数人的制作体系里，无论是投入过少还是文化差异都是香港电影在CEPA后趋于没落的原因。但从电影工业体系的角度来看，即便在香港电影最鼎盛的1980年代，香港电影的整个生产模式也与好莱坞甚至是“工业体系”的概念相差甚远。导演在拍摄期间随意更改剧本、拍摄时停时赶，一部戏常常只拍十几天，为了赶时间有时候只有剧本大纲就开拍。
这种“自由”与“即兴”成为香港电影一大特色，但也限制了整个市场的规模和影片质量，这种制作理念和风格也随着时间推移逐步落伍。
“1997”的末日预期导致的非理性，就像是压弯香港电影的最后一根稻草。随着1997年回归日的临近，越来越多的香港电影人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变为了一种恐惧，由于不知道回归以后香港电影会变成怎样，最现实的做法便是—快速生产，快速消费，快速赚钱，然后移民。没有人在乎香港电影的未来。
“1996年的时候，感觉就是末日一样，拍戏的时候什么动作、灯光都不管了，十几天，二十几天出一部戏很正常。”魏君子说。
“想深一层，香港电影人到内地拍戏的门路也不是那么宽广和理想，如果我们去到内地，限制随时出现，而且擅长又允许被拍的部分越来越小。所以衡量整个大环境之后，表面上看出路广了，但是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跟着时间的向前，我们却在退步，可发挥的范围日益小了，所以不担心是假的。”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教授卓伯棠说。他看到有点成绩的香港电影人都去了内地。“现在他们没兴趣在香港拍戏，内地制作动辄上亿元，这个吸引力是很大的。”
而另一方面，则是香港电影制作高企的人力成本和匮乏的编剧、导演资源。林小明把这个归结为电影产业没落的恶性循环效应，但他有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态度：“这种局面，单凭我们一家公司哪里能改变。”
刘德华也感受到了香港同业的迷惘。“方向不明，应该有的分配没有做好，比如现在有模仿好莱坞的、和内地合拍的、有只拍道地香港的。”
现在谁都知道，除了演员，刘德华也是一个电影投资人，他旗下的映艺娱乐在2005年推出“亚洲新星导”计划，投资的项目包括当年并不为人熟知的导演宁浩以及他的《疯狂的石头》。“其实这个事情不应该是我们，而是电影公司老板该做的。我们给编剧每个月6000元，你写，你感知世界。每个月交一个故事大纲。你要行，半年后变成1万元一个月。先来10个，有8个不行，那你就留2个。6个月，10个人。才36万元，可以有10个编剧。为什么没有人去做呢？”刘德华说。
你可以说他在适应内地这个大市场，也可以说他在为这个市场培育新兴力量。2013年7月，“亚洲新星导”第二期计划里的导演刘娟的处女座《初恋未满》上映，并获得了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的评委会特别奖。在得知刘娟获奖后，刘德华特别录制了祝贺的VCR。
“他（刘德华）遵从新星导是培养新人的一个计划，会给新人很大的空间，从故事讲述方式、情感表达到结构呈现。他把自己放到一个‘前辈观众’的位置，给你一些他的年龄段的体会，然后给新导演自己选择。我觉得作为老板来说，这个松紧度很舒服。”刘娟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从接触到确定拍摄大约有半年的时间，而确定投拍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刘德华本人被剧本里的情感打动。
《初恋未满》讲述的是1997年6个即将高考的年轻人之间发生的友谊和爱情，情节背景放在了刘娟的家乡重庆，尽管上映的档期很短，但有很多豆瓣网友认为这是一部真诚的作品。
包括档期在内的很多营销环节是刘德华至今搞不定的部分—你从《初恋未满》这个名字就能看出来，它给人一种爱情片的假象，其实说的是青春和成长。他更偏重内容制作的部分，这也是《风暴》里他倚重江志强的另一个原因。
江志强也面对着同样一个大市场，他在过去总是被认为是一个“文艺片投资人”。从《不能说的秘密》、《月满轩尼诗》到《北京遇上西雅图》，而警匪三部曲算是他最商业的投资之一。
“我现在最有兴趣的是拍一个内地的警匪片，我现在正在筹备，你给我2年，我拍一部给你看。这个事情对我很有挑战，我希望能够拍一部成功的内地的警匪片，一定能大卖。接地气、有内容、有话题，就好像冯小刚拍《非诚勿扰》那样的。”
江志强和刘德华“炸掉了中环”。
在《风暴》结尾时，十字路口被炸开了一个几十米宽的大洞，周围是燃烧的汽车、弹孔、散落在各处的尸体和劫后余生的路人。
今年52岁的刘德华说他从来没有从3D的角度看过一部警匪片的拍摄。他年轻时曾经一年拍过13部影片，因此有了“刘十三”的名号。他见证了香港电影最后20年大部分的辉煌和荒唐的时代，也赶上了类型片的尾巴—他会不自觉地用类型片的思维来思考。比如《富春山居图》，他相信导演不是故意弄成那样，一定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从未提及这个项目本身就好大喜功。
“有人说枪战戏疲劳了。你看2010年的《拆弹部队》，你会疲劳吗？从演戏的角度，以前是两个主角耍嘴皮，现在那招不行了，现在是体现态度。同样的剧情20年后再拍，还是可以潮的。”
和很多人一样，刘德华希望警匪这种类型片可以复活，只是他希望复活在自己手中。《风暴》是刘德华出演的第146部电影，第27部警匪片。他似乎比以往更加卖力—没有任何替身，就从十几楼纵身而下。在发布会的时候，他笑称因为3D成本增加，请替身的预算被砍掉了。
“有人跟我说，‘哇靠，你又演警察’，我说我换个角度说，我一辈子都演人，你会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