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的Mercer酒店总充斥着都市时髦女郎，周遭的摆设也弹眼落睛得可以——棱角分明的家具，椭圆形灯罩的落地大灯，还有一代流行艺术大师安迪·沃尔霍等的名人作品和大师菲拉格慕的设计。只是这一切，在格文·史黛芬妮（Gwen Stefani）的口中，被简单的一个“酷”字所代替了——这种酷就如同是：即便妮基·希尔顿这样的大腕飘过，大家都会假装没看见，不过，大堂沙发上的No Doubt乐队女主唱——史黛芬妮必须是很受注意的。
　　
　　家庭VS事业
　　
　　时值去年12月，她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整个人的打扮很奢侈和国际偶像——穿着自己的品牌L.A.M.B.的深色牛仔裤，上身纯白背心，脚上则蹬了一双让她看起来高了3.5寸的Christian Dior的鞋子，蓝色滑雪帽下的迷人金发隐约可见。把自己埋在沙发里的她深情地说：“那边有个男人一直盯着我。”放眼过去，有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大大的蓝眼睛外加漂亮的头发，确实一直盯着她看。史黛芬妮哈哈地笑：“这孩子真是可爱”。
　　她的酷是很引人注目的。只是，不管多酷，史黛芬妮始终是那种将自己情感流露在歌曲写作中的人。1996年，让乐队冲上云霄的“Don't Speak”正是关于她与乐队贝司手托尼（Tony Kanal）7年感情的写照；2000年，她与英国乐团Bush的男主唱盖文· 罗斯道（Gavin Rossdale）约会4年，在“Simple Kind of Life”的音乐录影带中她穿着婚纱唱着“I always thought I'd be a mom/Sometimes I wish for a mistake”；她的单曲“What You Waiting For?”里也折射出她内心对孩子渴望。她说自己从未想过成为一名流行歌手：“以前，我总是深情地看着托尼，祈求上帝让我跟他生个孩子......”又说起跟罗斯道的婚姻：“那是多么神奇美丽的感觉啊，简直难以言表，好比生孩子一样。很难想象，那是一种我从未经历过的美好爱情；我自己也不知道想做什么，但我清楚自己总希望家的感觉。”跟其他成功女明星一样，史黛芬妮也担忧自己事业和家庭间的冲突：“希望自己有个家，那样我就不会再有很多时间满世界跑，不会再像现在这样贪婪。我会想自己有孩子，总要逗着他们。”对于这一点，她所属唱片公司Interscope 的主席Jimmy Iovine说：“希望她把事业和家庭都兼顾到，她能够驾驭的。要是她辜负了自己明星潜力的话，她会后悔；而她做个好母亲的潜力也是同样巨大的。”史黛芬妮坦言：“我喜欢自己在广播里，但我不期望自己高高在上”。这些听起来有点费解，但却是不争的事实：现在听听摇滚电台，通常只有两个女人的声音：格文·史黛芬妮或者是伊凡塞斯（Evanescence）乐队的艾咪（Amy Lee）。
　　


　　这个曾经以中性发型、性感着装以及女权主义者的强硬形象成为明星的女人如今抹上了别样的光环，她的酷已经不仅仅是在音乐上的了。去年年初，她就曾对歌迷暗示自己将在演艺界冒险：“如果有合适的片子找到我，我想应该一展身手。”果然，之后她就在马丁·斯科西斯导演的好莱坞大片《飞行者》中出演艳星珍·哈露，此片从导演到演员都是大牌云集。在时尚界，她也毫不落后，执笔设计自己L.A.M.B.品牌18款限量包，其中包括10款手袋。她还要忙乎自己品牌的时装发布会。她的美腿也被烙上了光环——她在著名时尚杂志《In Touch》的“十大美腿女星”评选中，力挫长腿美女乌玛·瑟曼、拉丁天后詹妮弗·洛佩兹和模特出身的卡梅隆·迪亚兹等实力对手，一举夺冠。
　　
　　《爱，天使，音乐，小孩》
　　
　　10年前，史黛芬妮在“Just a Girl”的音乐录影带中留着怀旧的刘海，戴着印第安风格的饰品，那形象迅即令人神魂颠倒。她的嗓音让人无法模仿，并且对流行文化有与生俱来的影响力。这一点上，几乎可与麦当娜大姐并驾齐驱了。Garbage乐队的Shirley Manson在90年代中期就结识了史黛芬妮，她这样评价：“再也没有人像她这样了——兼备了成为一个流行歌手和杰出摇滚明星的非凡气质。她就像一匹完美无暇的特洛伊骏马，看上去异常和悦健康，但内心又非常坚韧直率。无人能模仿她，因为她的特点太与众不同。”事实上，1996年No Doubt乐队的第三张专辑《Tragic Kingdom》曾轰动一时，不到一年就取得双白金销量，1999年时总销量已经超过1000万张。史黛芬妮的声音畅响在各种夜总会和酒吧，许多杂志更宣布她是流行乐女王。而如今，她的首张个人专辑《Love, Angel, Music, Baby》在上市两周内便卖出了50万张，更囊括多项格莱美提名。
　　这张单飞后的专辑《Love, Angel, Music, Baby》风格以80年代电子舞曲为主。按照史黛芬妮的说法，她总在尝试新的东西。专辑灵感源自2年前乐队演出期间，她听到了自己最喜欢的80年代舞曲，那是Club Nouveau的“Why You Treat Me So Bad”。她在早餐时对托尼说：“我想唱那歌。”其实也正是托尼在两人甜蜜恋爱时期，把这种舞曲音乐介绍给了她。她回忆说：“我遇见他的时候是那种超级喜欢ska摇滚的女孩，我只穿黑白的衣服，戴圈圈的耳环。托尼11岁时从英格兰来这，他父母是印度人。我当时很喜欢他。”而到了2002年，乐队演出结束，似乎人人都做好了休息的准备——托尼有了他第一个正式的女友；吉他手汤姆则订了婚；鼓手的妻子刚产下了他们第一个孩子。史黛芬妮坦言：“一切都开始发生变化，虽然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紧紧相连，但现在都长大了。你可以看得出乐队里的一些人需要休息一阵了。”于是她才有了如今的单飞。
　　


　　眼泪&写歌
　　
　　出席2004Billboard音乐颁奖礼的前晚，在拉斯维加斯酒店，史黛芬妮的头发用天鹅绒的发带扎了起来，装束很简单：黑色毛衣，牛仔裤加白色袜子。身边还有个键盘，那样她可以随时排练“What You Waiting For”。她让记者看自己手上的水泡，那是房间蜡烛不小心倒了而烫到她的手造成的。她笑着说：“我总情不自禁地想要弄它。”
　　史黛芬妮又说起自己前几天心情很差：“我最近很情绪化，甚至连说话时都想哭。”印象里，她的很多故事都跟哭有关——“我很少跟人争吵，比如老公，几乎不，因为我会以哭来代替。但我知道不应该老这样掉泪。第一次去阿纳海姆独自表演，在路上就哭了，难以想象为什么第一场表演在老家阿纳海姆呢？”史黛芬妮父亲是一个市场执行，母亲放弃了自己牙医助理的职位，在家一心一意照顾孩子们。从小她和哥哥、妹妹、弟弟一起。她回忆道：“父母是在阿纳海姆高中认识的。结婚后，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生四个孩子，他们真的做到了。”小时候，父母就带着她去看蓝草和民族音乐节——令史黛芬妮仍然记忆犹新的是一场Emmylou Harris的表演：“当时她刚生完孩子，在唱歌休息的时间就跑去喂孩子。那简直难以置信。”而哥哥埃里克则一直是她的偶像。埃里克早先时候是No Doubt的键盘手，正是他让妹妹和John Sinclair一起担纲演唱部分。当John在1987年自杀后，史黛芬妮便挑起了主唱和写歌的大梁。虽然埃里克后来转行做了一个全职的漫画家，但每每评价起哥哥，她仍然充满崇拜：“他超级富有创造力，在高中他画漫画，有一大群疯狂的艺术朋友，他好酷。”相反地，她却坦言自己很懒惰和被动。在Loara高中念书时成绩不怎么好，甚至不知道自己毕业后能干什么。1987年时她进入塞浦路斯大学，却突然发现自己写起歌来好象很驾轻就熟。“托尼和我分手时，我觉得自己心里有些东西想说。我开始写歌，就觉得自己能做一些什么了。”
　　其实首张个人专辑《Love, Angel, Music, Baby》确实挑战了她做填词人的信心。她最初的想法是弄一张老式的唱片：“托尼在卧室里，然后两个人对着麦克风唱。”只是老板Iovine希望做大，希望她和制作人Dallas Austin和Linda Perry的合作一鸣惊人。Iovine回忆说：“她很紧张，这是她第一次脱离乐队自己做音乐，而且是向前跨的很大的一步。我就跟她说我们就当尝试一下，看看结果怎么样。”但真的开始做专辑的时候，她那种缺乏安全感的害怕又冒了出来：“我录音前哭了，感觉很害怕。”她和Perry一起，第一天写了Fine By You，但之后并没有被收录进专辑。她说：“那是傻傻的爱情歌曲，不过真的写得很好。那天我回到家，感觉很好呀——‘我今天写了一首歌，我做到了’。但当我第二天回去的时候，Linda一夜没睡都在写歌。那种嫉妒的感觉一下子就涌了上来。”她总希望大家喜欢这张专辑：“大家应该都会喜欢我这张专辑，我觉得会，因为里面不只有我的歌声，还有好多歌迷们喜欢的歌手，他们真的都很棒！”
　　其实只要她感觉对，她内在的那些创作热情就给激发出来了。自从1996年她第一次去东京原宿之后，她就一直想写关于日本女人的歌：“人人都有近乎疯狂的个人风格，比如Gothic & Lolita的风格或者是金发，加上美黑过的皮肤和高跟鞋，就好象是好莱坞来的一样。”后来，她在做专辑巡回宣传的时候，一直让四个原宿姑娘（实际上都是职业的舞蹈演员）跟着她，还把她们分别叫成Love、Angel、Music、Baby这4个名字。也许有一天，她会出一张真正的个人表演的专辑：“我确实希望自己会玩某样乐器，那样我就不需要别人跟我合作。我依赖吉他来写歌，但我弹得还不够好，做不到收放自如。我要是每种合弦都会了，那我可能会写无数的歌。”即便这样，现在的生活仿佛是她最在意的：“我常常努力不去想以后。很幸运我能在工作中表达自己和发挥创造力。不知道10年后自己会做什么。那时候已经45岁了，不知道也不去想会做什么，那简直是浪费时间。明天我又能和我老公在一起了，那很棒。总之，现在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