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我5岁，母亲才肯相信当初医生所说的话——我永远不能说话了！
　　8岁那年，母亲听村里的人说，“冲喜”也许能让我说话，正好又凑上“八”这个吉利数，就打算办回酒席。母亲叫人宰了那头养了将近一年半的大肥猪，摆了几十桌，请了很多人。看到人们碗里满满的都是肉，心里忽然有些疼痛。我知道，那是母亲每天起早贪黑劳作的结果啊！那天，我使尽了全身力气，也没有叫出“妈妈”两个字。
　　日子依旧平静地过着，我还是不能说话，母亲一直不愿把我带到田野里去。直到有一天，我再三“央求”，母亲才带我来到田野。
　　田野一望无际，远处是一些树，近处是瓜地。瓜地里，那些繁密青绿的叶子组成一面面高大而严实的墙壁，阻挡了外面的世界。田埂上，一些不知名的小草繁茂地生长着，里面还星星点点地夹着开黄花的蒲公英。
　　母亲把我安置在一块宽宽的田埂上，把头上那块鲜红的头巾摘下放到我手里，告诉我，待会儿要是听到她叫我，就举起头巾。这时，我才明白母亲不带我来田野是怕我走失。
　　微凉的风中，母亲朝着深深的田野里走去，每隔一会儿，母亲就要大声地呼喊我几次，我马上就把那块头巾举起来。母亲看见那块鲜红的头巾在汹涌的绿色中摇荡，才迅速地弯下腰，继续劳作。
　　后来，我看到远处的水塘，想起村里小孩儿手里提着大鱼的情形，顿时心动不已。于是，我翻下田埂，朝着河塘走去。
　　看着手指般大小的鱼儿游来游去，我用双手去捧，结果一无所获。我撑开母亲的头巾向水中放去，看着那些鱼儿在头巾里跳动，我的心里乐开了花。
　　这时，母亲的呼喊声又传来了。我不敢将沾满污泥的头巾举起来，心想，母亲呼喊几声后，应该就不会管我了吧。于是，我屏住呼吸，静静地耗着。哪知道，那几声呼喊一过，母亲见我仍没把头巾举起来，就立即停止劳作，奔上田埂，呼喊声也逐渐变得焦急而凄厉，一声接着一声。
　　我心里万分紧张，不知所措。我想要把头巾举起来，可又怕母亲会责罚我。
　　母亲的呼喊声在寂静的田野里越发悲切了，明显地转向哭腔。我再也忍不住，猛地抓起头巾，一股脑儿地把小鱼倒进水里，拼命摇动那鲜红的头巾，同时“啊啊”地大声叫着，我只想让母亲知道我在这里一切都好。
　　没想到脚步声、藤草和人的刮碰声响了起来，急促而杂乱，母亲几乎是疯狂地朝着我的方向飞奔而来。
　　突然，“扑通”一声重重的闷响！
　　我猛地站起身来，迅速拨开草丛，跌倒在泥泞中的母亲，正吃力地向上爬着，暴露在外的双手和胳膊被划出一条条血痕，混和着汗水的头发凌乱地贴在脸上，母亲就这么真实地呈现在我眼前。
　　我激动万分，紧紧抱住母亲“啊啊”地大哭起来。母亲一边用沾满泥土的双手替我擦着泪水，一边安慰着我。
　　从那以后，我终于知道，生命里不管遇到何等诱惑与伤痛，都要在母亲的第一声呼喊后，迅速地举起那块鲜红的头巾。因为，这能让母亲少走些泥泞的路；因为，这是对母爱最简单的回应。
　　（郝景田摘自《乐知源·现代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