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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两百多年前的乡贤、一代书法大家何绍基，分明是道州人，却自署“九子山人”，让我好生纳闷。后去读他的诗，才有了幡然之悟。
道光二十年（1840）二月五日，官至工部、吏部、户部尚书等朝廷要职的何绍基父亲何凌汉去世了。那年八月，何绍基扶柩自京南归返乡，十二月抵达长沙，厝居南门外洪恩寺。然后，四处为父亲寻找墓地，终于在长沙城外河西（今长沙市望城区黄金乡），觅得一块叫“九子山”的风水宝地，次年四月葬父于斯。
为什么选择将父亲安葬在离故乡道州千里之遥的长沙？
何绍基撰《先考文安公墓表》写到：“昔伯父以丁酉岁葬于长沙之东乡，公叹曰：家无一亩，归里为艰，吾他日其亦将卜兆于湘中矣。”
这里说的“丁酉岁”当然是指道光十七年（1837）。“伯父”是指何凌汉同胞兄长何启皓（即何凌景，字健园）。何凌汉次子、何绍基孪弟何绍业出嗣伯父健园公。
同样是何绍基所撰《先考文安公墓表》，写有“绍业，四品荫生，候选县主薄，出嗣伯父健园公，先殁”句。而何绍基撰《先妣廖夫人墓表》亦写有“绍业，荫生，候选县主簿，出嗣伯父，先卒”句。
学者王勇，在攻读湖南大学硕士学位撰写的论文《何绍基及其家族诗歌研究》中引用民国元年（1911）活字本《<东门何氏族谱>东州草堂·附录》中的一段话：文绘公长子，启皓，后改凌景，字健园，以胞弟贵，册封通义大夫，晋封光禄大夫都院左都御史加一级。生乾隆甲申九月初五日，终道光丙申五月十一日，葬长沙，以弟凌汉次子绍业来继。何绍基在《望九子岭》诗中也有“伯父健园公葬湘江东蚌塘，距九子岭八十里”和“子毅（即绍业）弟及其原配李孺人墓，皆于是年卜葬，距九子岭不远”两句诗注。这些足可说明，在何凌汉去世之前，其兄长何凌景去世，因在故乡“家无一亩，归里为艰”，不得已，选择买地安葬长沙之东乡。
始在家乡道州东门鹤鸣轩中课徒的何凌汉，自嘉庆六年（1801）拔贡生而入京都，最初只是吏部七品之类的小官。到嘉庆九年应顺天乡试成为举人，次年殿试中一甲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之后，才第一次“假归东门村”。他把老婆孩子一起接往京都，此后，了无牵挂，便少有回到故乡了。首要原因当然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一心一意忙着朝廷大事;其次，是归乡路远，交通不便所致。
但是，少有回乡，并不代表他不爱家乡，不思念家乡。
道光二十四年（1844），何绍基作为副考官去贵州主持甲辰恩科，典考结束归京途中，曾作《题王蓬心先生永州画册》，诗中有句：“纡夷折迭径千里，吾乡溯湘兼溯潇”“惜哉早岁别乡邑，屈指几度停归桡”“先公在官四十载，晚年思归如波涛。主恩难报山岳重，天风遽折松楠乔”“邓叟杨侯辱我爱，新诗苦语勤相招。使舟恰从澧浦泊，归路好向西湖钞”。诗后还有如下注解：“邓湘皋丈、杨紫卿兄皆以为必過里门，岂知出使非请假不得擅归也。”他借为好友题画，抒发父亲及自己的思乡之情，不可谓不浓烈。
归乡之路溯湘溯潇，翻山越岭，终让何凌汉叹而立嘱：“吾他日其亦将卜兆于湘中矣。”
何凌汉说出这话仅四年略多，就一语成谶。何绍基扶柩归乡当然便不再将父亲送归故乡道州，而是遵父亲嘱，选地落葬长沙。
还是那首《望九子岭》，其中有一段长长的诗序，何绍基对为父亲选墓地的过程，有极为详细的交待。序中说他将父亲灵柩暂放洪恩寺，四处觅地，跋涉三个多月仍无结果。一天晚上，他梦见与两个弟弟行走在荒野间，遇石碑刻“一女开九子”五大字，寤而思曰：“得无地名有九子乎？”恰好，一位叫杨铁星的门人第二天来说，他父亲也做了一梦，梦见何公凌汉到他家，当杨父问他“佳城何在？”得答“在浏阳”。杨铁星提示说：“一女者，非谥中‘安’字乎？”去问习青乌之书懂堪舆之术的好友李载庵，得到答复：“湘西，吾所家也。五里外，有九子岭，恒所往来，未见有善地。”何绍基仍不甘心，说：“既有是岭，地在是矣！”坚持拉着他再去踏勘。接连翻山越岭走了几天，终来到一平冈之地，有豁然开朗之感。何绍基觉得找到了要寻找的地方。
“载庵亦首肯，旁两舆夫啧啧称善。余顾曰：‘汝何人，亦解是乎？ ’问其姓，一刘一杨也。余意遂决。地主人郑氏，初不知余为何人，成契后始告之。其父子咸诧曰：‘自去年三月来，山上恒夜有火光，村里惊救，迫视则无之。如是者屡屡，今盖验矣！’闰三月得地，四月卜葬。余居墓侧，造坟垣，立享堂……至年底而事毕。”这是从那篇诗序摘录而来的一段原话。
但是，何绍基和他的后人怎么也没想到的是，一百多年后，归葬在这块风水宝地上的何凌汉，其墓园受到极严重的人为破坏，不仅御赐规制的石羊等无见踪迹，连墓碑也破损零落。一些被毁坏的石碑残块，竟被当地百姓搬去用作厕所的蹲坑石。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何氏家族花钱收回几块，才在东门村整修宗祠时，将其嵌于祠堂墙壁上。
按照当时习俗和规制，即使高官显爵，在父母去世后都要守孝三年。任职国史馆、充武英殿总纂、然后奉命又去典福建乡试的何绍基，当然就要请辞在乡守孝了。于是亦“方庐墓山中”，同时“授徒于山庐”，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回京复职。这期间，绍基居丧授徒，有“九子山人”之号。
我的理解，何绍基在九子山是一边为父亲守孝，一边讲学、与同道研习书法，用现在的话讲，他在九子山开了一个“工作室”。工作室的名字就叫“九子山巢”，他当然便是“九子山人”了。
今见藏于私人之手的《为霁南临颜真卿争座位帖册页》，款题即“霁南四兄大人正临，弟何绍基于九子山巢”。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楷隶杂书册》，页后亦钤有“九子山人”朱文印。此书作于咸丰七年（1857），时何绍基五十九岁。据说，该册页系由其亲属吴观礼收藏并转赠他人的，其真实性当是无疑。可见，自何绍基四十二岁以后一个时期，他曾有“九子山人”之号。五十六岁后始号“猿叟”“蝯叟”后，多钤署新号，但出于对父亲的怀念，“九子山人”之印又偶有一用。
读他的诗，仅龙震球、何书置校点，岳麓书社出版的《何绍基诗文选》所收，涉及“九子岭”的诗文，就有十余首（篇）。
咸丰十年（1860），主讲山东泺源书院的何绍基思归心切。如他一首《宗涤楼忆永州山水图》所言：“秋来乡梦多如雨，南望家山何处所？濂溪水清月岩古，乃在潇嶷最深处”“唯有家山景特殊，幽不厌深奇不怪”“何时一棹却归去，选住烟山深处村”。至九月即告别济南返湘，次年二月起，他主讲长沙城南书院。
年届63岁的何绍基，决意定居长沙。是年秋，他修葺九子山父亲墓庐后移居九子山巢。他在《秋来修葺九子山墓庐，将移居焉》一诗中感叹：“儿今老作农家子，盛酒泥盆胜玉杯。”
同治壬戌年（1862），何绍基最后一次回故乡道州，时旧友杨海琴任永州太守，除悉心陪游，临别时以祁阳石相赠。何绍基以《于桐轩大令以吾舟太轻，命石工以修城石十二方压载，皆采自浯溪者》一诗记之：“浯溪选石护城根，移载扁舟压浪文。九子山巢好安置，待看生出故乡云。”
祁阳石是上好的砚台石料，石质细腻，石纹如云，更有“紫袍玉带”显其珍贵，素为贡品。好友的深情厚谊，他当然视为珍宝，将砚石搬回他长沙“九子山巢”，好生收藏。如诗中所云，他将砚石上的花纹喻为故乡的云朵，思乡之情能说不深？如果能够直视他内心，我们一定可以在他胸腔之中看见一条情涌的河流。
虽然，何绍基视九子山巢为第二故乡，并立嘱百年之后也归葬在那长伴父母（何公子贞府君墓，位于长沙市天心区新开铺街道石人村石竹坳东山坡），但他内心之中肯定是纠结过的。“……携来双管随人瘦，别后千山如梦帘……但求粗了浮云债，稳向东洲老屋眠。”你看，他《忆东洲山用前韵》里的诗句告诉我们：他的灵魂，又怎会割舍得下故乡道州和生他养他的东洲山呢？
（作者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何绍基文化研究会特约研究员，著有散文集《潇水清清永水流》《潇水涟漪》。）
道光二十年（1840）二月五日，官至工部、吏部、户部尚书等朝廷要职的何绍基父亲何凌汉去世了。那年八月，何绍基扶柩自京南归返乡，十二月抵达长沙，厝居南门外洪恩寺。然后，四处为父亲寻找墓地，终于在长沙城外河西（今长沙市望城区黄金乡），觅得一块叫“九子山”的风水宝地，次年四月葬父于斯。
为什么选择将父亲安葬在离故乡道州千里之遥的长沙？
何绍基撰《先考文安公墓表》写到：“昔伯父以丁酉岁葬于长沙之东乡，公叹曰：家无一亩，归里为艰，吾他日其亦将卜兆于湘中矣。”
这里说的“丁酉岁”当然是指道光十七年（1837）。“伯父”是指何凌汉同胞兄长何启皓（即何凌景，字健园）。何凌汉次子、何绍基孪弟何绍业出嗣伯父健园公。
同样是何绍基所撰《先考文安公墓表》，写有“绍业，四品荫生，候选县主薄，出嗣伯父健园公，先殁”句。而何绍基撰《先妣廖夫人墓表》亦写有“绍业，荫生，候选县主簿，出嗣伯父，先卒”句。
学者王勇，在攻读湖南大学硕士学位撰写的论文《何绍基及其家族诗歌研究》中引用民国元年（1911）活字本《<东门何氏族谱>东州草堂·附录》中的一段话：文绘公长子，启皓，后改凌景，字健园，以胞弟贵，册封通义大夫，晋封光禄大夫都院左都御史加一级。生乾隆甲申九月初五日，终道光丙申五月十一日，葬长沙，以弟凌汉次子绍业来继。何绍基在《望九子岭》诗中也有“伯父健园公葬湘江东蚌塘，距九子岭八十里”和“子毅（即绍业）弟及其原配李孺人墓，皆于是年卜葬，距九子岭不远”两句诗注。这些足可说明，在何凌汉去世之前，其兄长何凌景去世，因在故乡“家无一亩，归里为艰”，不得已，选择买地安葬长沙之东乡。
始在家乡道州东门鹤鸣轩中课徒的何凌汉，自嘉庆六年（1801）拔贡生而入京都，最初只是吏部七品之类的小官。到嘉庆九年应顺天乡试成为举人，次年殿试中一甲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之后，才第一次“假归东门村”。他把老婆孩子一起接往京都，此后，了无牵挂，便少有回到故乡了。首要原因当然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一心一意忙着朝廷大事;其次，是归乡路远，交通不便所致。
但是，少有回乡，并不代表他不爱家乡，不思念家乡。
道光二十四年（1844），何绍基作为副考官去贵州主持甲辰恩科，典考结束归京途中，曾作《题王蓬心先生永州画册》，诗中有句：“纡夷折迭径千里，吾乡溯湘兼溯潇”“惜哉早岁别乡邑，屈指几度停归桡”“先公在官四十载，晚年思归如波涛。主恩难报山岳重，天风遽折松楠乔”“邓叟杨侯辱我爱，新诗苦语勤相招。使舟恰从澧浦泊，归路好向西湖钞”。诗后还有如下注解：“邓湘皋丈、杨紫卿兄皆以为必過里门，岂知出使非请假不得擅归也。”他借为好友题画，抒发父亲及自己的思乡之情，不可谓不浓烈。
归乡之路溯湘溯潇，翻山越岭，终让何凌汉叹而立嘱：“吾他日其亦将卜兆于湘中矣。”
何凌汉说出这话仅四年略多，就一语成谶。何绍基扶柩归乡当然便不再将父亲送归故乡道州，而是遵父亲嘱，选地落葬长沙。
还是那首《望九子岭》，其中有一段长长的诗序，何绍基对为父亲选墓地的过程，有极为详细的交待。序中说他将父亲灵柩暂放洪恩寺，四处觅地，跋涉三个多月仍无结果。一天晚上，他梦见与两个弟弟行走在荒野间，遇石碑刻“一女开九子”五大字，寤而思曰：“得无地名有九子乎？”恰好，一位叫杨铁星的门人第二天来说，他父亲也做了一梦，梦见何公凌汉到他家，当杨父问他“佳城何在？”得答“在浏阳”。杨铁星提示说：“一女者，非谥中‘安’字乎？”去问习青乌之书懂堪舆之术的好友李载庵，得到答复：“湘西，吾所家也。五里外，有九子岭，恒所往来，未见有善地。”何绍基仍不甘心，说：“既有是岭，地在是矣！”坚持拉着他再去踏勘。接连翻山越岭走了几天，终来到一平冈之地，有豁然开朗之感。何绍基觉得找到了要寻找的地方。
“载庵亦首肯，旁两舆夫啧啧称善。余顾曰：‘汝何人，亦解是乎？ ’问其姓，一刘一杨也。余意遂决。地主人郑氏，初不知余为何人，成契后始告之。其父子咸诧曰：‘自去年三月来，山上恒夜有火光，村里惊救，迫视则无之。如是者屡屡，今盖验矣！’闰三月得地，四月卜葬。余居墓侧，造坟垣，立享堂……至年底而事毕。”这是从那篇诗序摘录而来的一段原话。
但是，何绍基和他的后人怎么也没想到的是，一百多年后，归葬在这块风水宝地上的何凌汉，其墓园受到极严重的人为破坏，不仅御赐规制的石羊等无见踪迹，连墓碑也破损零落。一些被毁坏的石碑残块，竟被当地百姓搬去用作厕所的蹲坑石。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何氏家族花钱收回几块，才在东门村整修宗祠时，将其嵌于祠堂墙壁上。
按照当时习俗和规制，即使高官显爵，在父母去世后都要守孝三年。任职国史馆、充武英殿总纂、然后奉命又去典福建乡试的何绍基，当然就要请辞在乡守孝了。于是亦“方庐墓山中”，同时“授徒于山庐”，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回京复职。这期间，绍基居丧授徒，有“九子山人”之号。
我的理解，何绍基在九子山是一边为父亲守孝，一边讲学、与同道研习书法，用现在的话讲，他在九子山开了一个“工作室”。工作室的名字就叫“九子山巢”，他当然便是“九子山人”了。
今见藏于私人之手的《为霁南临颜真卿争座位帖册页》，款题即“霁南四兄大人正临，弟何绍基于九子山巢”。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楷隶杂书册》，页后亦钤有“九子山人”朱文印。此书作于咸丰七年（1857），时何绍基五十九岁。据说，该册页系由其亲属吴观礼收藏并转赠他人的，其真实性当是无疑。可见，自何绍基四十二岁以后一个时期，他曾有“九子山人”之号。五十六岁后始号“猿叟”“蝯叟”后，多钤署新号，但出于对父亲的怀念，“九子山人”之印又偶有一用。
读他的诗，仅龙震球、何书置校点，岳麓书社出版的《何绍基诗文选》所收，涉及“九子岭”的诗文，就有十余首（篇）。
咸丰十年（1860），主讲山东泺源书院的何绍基思归心切。如他一首《宗涤楼忆永州山水图》所言：“秋来乡梦多如雨，南望家山何处所？濂溪水清月岩古，乃在潇嶷最深处”“唯有家山景特殊，幽不厌深奇不怪”“何时一棹却归去，选住烟山深处村”。至九月即告别济南返湘，次年二月起，他主讲长沙城南书院。
年届63岁的何绍基，决意定居长沙。是年秋，他修葺九子山父亲墓庐后移居九子山巢。他在《秋来修葺九子山墓庐，将移居焉》一诗中感叹：“儿今老作农家子，盛酒泥盆胜玉杯。”
同治壬戌年（1862），何绍基最后一次回故乡道州，时旧友杨海琴任永州太守，除悉心陪游，临别时以祁阳石相赠。何绍基以《于桐轩大令以吾舟太轻，命石工以修城石十二方压载，皆采自浯溪者》一诗记之：“浯溪选石护城根，移载扁舟压浪文。九子山巢好安置，待看生出故乡云。”
祁阳石是上好的砚台石料，石质细腻，石纹如云，更有“紫袍玉带”显其珍贵，素为贡品。好友的深情厚谊，他当然视为珍宝，将砚石搬回他长沙“九子山巢”，好生收藏。如诗中所云，他将砚石上的花纹喻为故乡的云朵，思乡之情能说不深？如果能够直视他内心，我们一定可以在他胸腔之中看见一条情涌的河流。
虽然，何绍基视九子山巢为第二故乡，并立嘱百年之后也归葬在那长伴父母（何公子贞府君墓，位于长沙市天心区新开铺街道石人村石竹坳东山坡），但他内心之中肯定是纠结过的。“……携来双管随人瘦，别后千山如梦帘……但求粗了浮云债，稳向东洲老屋眠。”你看，他《忆东洲山用前韵》里的诗句告诉我们：他的灵魂，又怎会割舍得下故乡道州和生他养他的东洲山呢？
（作者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何绍基文化研究会特约研究员，著有散文集《潇水清清永水流》《潇水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