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没有什么比学校的教材内容对民族文化的形成影响更大。教科书不但是大多数人最先接触到的印刷品之一，而且在很多地方，教科书和宗教书几乎是人们所能接触到的仅有的书籍。2010年埃及政府的一项调查显示，除了学校的教科书，88%的埃及家庭无书可读。
　　政府控制学校使用哪种教科书的程度，是一个解读该国意识形态控制的好办法。在政府控制欲强的地方，政府可能会自己编写教材或详尽地规定什么内容可以入选教科书。不过即使政府极少直接参与，意识形态也会介入——根据教科书编写者的思想，或者教育委员会及诸如此类机构的观念，来约束教科书的编写。此等操纵避开了很多辩论（鼓励人们就如何让孩子们认识这个世界而进行讨论），同时还删掉了对教材审查者构成挑战的观点。
　　教育的目的就是服从执政者？
　　长期以来各国一直为教科书而烦恼。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袭击以后，这种焦虑更突显出来。包括美国人和沙特人在内的，甚至一些官方人员都认为，沙特学校课程里偏狭的内容该为此负责，至少，要为“基地”组织残忍圣战的出现承担部分责任。
　　沙特执政者在受到猛烈抨击后做出改革承诺。从阿卜杜拉国王自上而下，沙特再三声明教材里偏狭的部分章节已经删除。沙特教育部长表示，教科书正在修订中——还需要3年的时间。华盛顿特区海湾事务研究所主任阿里·艾哈迈德先生则认为，不会很快发生变化，“因为国家会因此陷入生存危机。教育的目的就是确保社会服从于执政者。”
　　保持“客观”难不难
　　并不是所有对教科书的谴责都能从表面做出判断。2007年，希拉里·克林顿抨击巴勒斯坦教科书，因为教科书里教孩子们以死亡和暴力为荣。但是2010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巴勒斯坦教科书里仅仅表现了“不安定、偏见和不精确”，确切地说并没有描写今天的政治现实，没有煽动对犹太人的暴力活动。
　　已经收集了160个国家教科书样本的德国格奥尔格·艾克特研究院的一名研究者萨拉米·阿拉延说，巴勒斯坦教科书没有否认犹太人在历史上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确切地说，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由巴勒斯坦当局编写的教科书经常回避这种尴尬的问题。作者们不能决定是按照历史上所理解的去描写巴勒斯坦，还是描写在这块土地上年年都在不断变化的一团糟的现实。很多地图保持历史原样，以避免有争议的行政区的划分。其他的地图用不同颜色或虚线标注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区，但是他们并没有说明这些划分的含义。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家内森·布朗说，当一个政体的诞生与另一个国家发生冲突时，巴勒斯坦教科书中强烈的民族气息并不令人吃惊。以色列的教科书也不是没有错误。在研究过包括历史、地理及公民学在内的以色列教科书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Nurit Peled表示，在她看到的书里，当巴勒斯坦人出现时，他们都被描写成难民、农夫或者恐怖分子——从未被描写成医生、工程师或任何其他职业。
　　在2003年到2008年期间，格奥尔格·艾克特研究院同中东地区的和平研究院合作编写了一本教科书，这是一本关于近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历史的教科书，两边学校都能使用。最终呈现的结果是，一本书里，在相对着的两页书上，同一件事得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角度讲——两页书中间则留有很大空隙，学生们可以在此记下他们对于两种截然不同版本的反应。不过，到目前为止，双方均没有正式采用这本教科书。
　　怎样向孩子呈现历史
　　怎样向孩子们呈现近代历史，一直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阿富汗当局说，他们想把过去30年的历史以一系列的事件呈现出来。教育部的顾问Attaullah Wahidyar则认为，这会使教育成为政治雷区。“我们不会在这个时期冒风险，尤其在致力于民族、国家建设的当下。”Wahidyar先生坚持说：“分析近年来的历史对此没有帮助。我们不想把学校变成孩子们争吵阿富汗历史的地方。”
　　其他处于冲突中或政体更替时期的国家，会面对许多类似教科书修订等困难。例如，利比亚需要一套新的教科书，原因之一就是，不能再把“群众的意志要准确无误地通过人民委员会来表达出来”这样的思想教给孩子们。
　　幸运的是，数字技术的传播使此类修订变得容易，即使这种修订没有对应该修订哪些内容达成一致。数字教科书可能会逐步代替纸质教科书，因为它可以经常很便宜地更新。一些学校正在进行这项行动。今年9月，美国加州州长签发了一项法案，此法案的目的在于创建一个学生们可以免费下载受欢迎的大学教科书的网站。
　　只要教科书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为人们所使用，而且是经国家发行或批准的，那么教科书仍然会是个政治问题。但是由于可以更广泛地接触到其他教科书，这些教科书现在享有的一些统治地位会有所下降。用电子终端上的维基百科不一定会让孩子们学会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但是一定会有所帮助。 （译者：水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