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关关于原都江堰光亚学校教师范美忠临“震”先跑的争论，事过半载在新旧年交替之际又热闹得紧。这场大辩论正是我们这个社会在转型期思想激荡的一个表现，颇有标本意义。笔者不避固陋，给以扼要的“小结”，算是新年的试笔，祈愿我们的社会道德水平有符合人性的提升。
　　对于范美忠的评价，极端的观点可以仿“文革”武斗或“华南虎照”事件分为“打”和“挺”两派。“打(倒)派”在前以“郭跳跳”为代表。骂范老师是“畜牲”、“杂种”；这次他进京执教的事发后，发吼声终于吓怕了欲聘他的教育机构。“挺”派则以“个人权利”至上、“言论自由”等新观念为范的临“震”先跑辩护，甚至给他戴上敢讲真话的“勇士”桂冠。当然，大多数论者没有这么极端，并不赞赏范老师只顾自己的先跑行为，但反对将他“钉死”在道德的耻辱柱上，主张他有谋职求生的权利。
　　我们讨论范美忠事件，立论的角度不可以离开他的社会角色。临“震”先跑时他有三重角色。无论何时他都是公民，依法享有宪法确认的所有权利，他应该有安全感，他应该免于饥寒，他有得到工作的权利，他也有言论自由。彼时，他还有一个特定的角色——中学教师。他有职责和道德义务尽力保护他的未成年的学生们：如果他没有做到或做得不好，违背了社会和家长对师德的期待，他应该感到愧疚。他能为自己背离师德的言行道歉并表示改过从善，他还有做一个合格教师的机会(至于是否要经过教师资格考试，有关部门的选择性执法是否有道理另当别论)：他拒不认错，还为自己能讲出“先跑有理”而自豪，那就不配为人师，可以去干别的事。拿陈独秀、胡适当北大教师时的不检点行为来证明道德与学问是两码事，是讲不通的，至少中学与大学的教育对象不同，前者一般未成年，道德观成型期应当避免受不良影响。
　　5·12至今，范美忠还有一个特殊的角色：灾民。这是许多人包括笔者，早先立论时没有特别在意的。这个角色至关重要，大地震这种特别经历对人心理状态的改变，我们一般难以体察，但那些经历过大灾大难的人可以告诉我们这种感受，我们可以从观察中得出判断，而这要我们对人有足够的善意以及对人性的弱点有真诚的自省。在大地震来临时，范美忠先跑乃是人求生的本能反应，就像得到海峡两岸中国人赞赏的电影《集结号》所刻画的那个一上战场就尿裤子的知识青年一样，他是身不由己——后者好在知耻而后勇，而范美忠灾后的大言不惭，我们可以理解为灾民的自我保护心理反应，应予体谅。
　　帮助我改变嘲笑范美忠(讥之为“范跑跑”)态度的，是光亚学校前校长的答记者问。他使我意识到我没有资格傲视有死里逃生经历的人。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心理动因，则来自12月28日在成都大邑安仁镇建川博物馆聚群参观“汶川一震撼”展览馆的感受。这个灾后一个月就设立的新展馆，征集和收藏了许多震灾实物与抗灾英雄实迹，还有吴加芳背亡妻等凄美的爱情故事“信物”。出人意外的是，也收藏了范美忠事件图物，包括范美忠的一副眼镜。樊建川先生指着一张224元的发票对我们说：范美忠也是个本分的人，我让他另配一副眼镜，他老老实实只用了我给他的这么多钱。
　　我们也参观了抗战系列的“抗(战)俘(虏)”馆，樊先生对我们说，这是最令他心碎的一个馆，每次看从日本收购回来的战俘摄影册，我都会为这些不屈或屈辱的人流泪。这个出生于革命军人世家、上过《解放军报》的硬汉，指着一幅日本兵哄笑着围观一个中国战俘狼吞虎咽吃相的图片说，你们看图旁的日文说明，这个中国兵已经饿了十天，饿了十天是什么概念!樊先生对人求生本能有深刻的认识，孔子和耶稣这样的圣人不正是这样教我们看待人性和人性弱点的吗?
　　范美忠有公民、灾民和教师三重角色，三合一，他归根结底是人：有人的本能、人性的弱点。我们不赞赏他的行为，但我们对他不该有“物伤其类”的同情吗?我们岂能秉持道学家的态度“以理杀人”，以“追杀”范美忠这样表现了人性弱点的人来“显摆”自己的道德水准?
　　我写这篇文章深层动因是有感于以众多年轻网民为代表的一些人，这些年来“道德主义”的高调唱得实在高得离谱。什么“铜须门”、“虐猫门”等等，从网上闹到网下，仿佛中国已然满地“护法金刚”。更有乱扣“汉奸”帽子的，连在巴黎勇护奥运火炬的金晶姑娘，也因为不赞成抵制家乐福而被骂成“汉奸”。按这些人的逻辑，李玉和、李铁梅等，在日寇入侵时，既没撤退也没自杀，在“铁蹄下苦挣扎”、“春雷爆发等待时机到”的人们，更是不可饶恕的“卖国贼”……我们若被这种新的“假道学”、“伪崇高”或“道德激进主义”所裹挟，就会做出反人性反人道的行为，这是我们在日后的道德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中应该高度警惕的。
　　
　　编辑　陈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