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6年春天邢台大地震时起，华北就进入了一轮地震活动高潮。
　　邢台6.8级大地震，东北方向河间发生了2.4级余震，表明邢台地震破裂的传播方向。河间位于冀中拗陷，是海河几条支流的汇集区，可能与邢台受同一个断裂带的控制。但平原区地表上很难看得出来，青葱的麦田一望无际，宁静的村镇散落其间。李四光根据构造带去向判断，河间可能有较大的地震。果然，1967年3月27日，河间发生6.3级地震。
　　邢台地震后，受其影响，几百公里外渤海湾入口山东长岛附近海底发生了3.5级地震。那几个小岛海市蜃楼般浮动在碧海之上，远离尘寰，这里的海底也与太行山前的断层活动有关，1969年7月4日，渤海海底发生了7.4级强震。
　　渤海地震后，封闭构造带上的“锁”打开了。唐山、海城等方向的中小地震顿时纷纷活跃起来。
　　在一个地震活动期内，可能存在几个被“锁住”的应力集中区，使大地保持相对的平静。其中一处破裂，发生了大震，局部卸载。应力沿着构造带向临近区域集中，使另一个应力区应力场加强，促使已有的断层加速蠕滑，导致一些强度较低的地点发生破裂——引起了一连串小地震的发生。这种中小地震已经大大超出了余震范围，突出在另一个相关或临近的构造带，成了另一次大地震的前兆。
　　高潮期大震的间隔越来越短，成了伴随“文革”时期的一个梦魇。
　　于是，华北全面进入了“临战状态”。
　　海城地震的预报成功，从宏观与政府层面上看，主要有两个方面起到了作用。一是1974年6月15日，中国科学院及时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几天后，身患重病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看了科学院有关地震的报告后，以非凡的预见与胆略，签发了国务院“国发【1974】59号文件”。
　　14天后，国务院以文件的形式向北京、天津、辽宁、河北、内蒙古、山东、山西等七个省市自治区批转了中科院的报告，要求各地“参照执行”，并指出“做好地震工作是关系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的重要工作”，“由于目前地震预测预报工作的科学技术水平还不高”，因此，在报告中提出的一些地方到明年内可能发生强震，只是一种估计，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要立足于有震，做到有备无患。
　　立足于有震，做到有备无患——真是句句明确，字字千斤。于是使我们国家在多灾多难的1975年，有了参半的悲喜，有了沉重的亮色。
　　正因为有“参照执行”的“尚方宝剑”，广大干部群众有了群测群治、防震抗灾的底气——谁不关心自己脚下的大地，谁不关心自己的命运？打过地道战、打过深井抗旱、又搞过“深挖洞、广积粮”的干部群众，对土地可太熟悉了。农民、工人、老师、学生一窝蜂涌进了地震监测深奥的领域，大打防震的人民战争。
　　辽宁省坚决地不折不扣地落实中央指示，组织群防群测网，刚组建四年的地震专业队伍敢打敢拼，积极进取，勇于承担风险，抓住了大地震即将发生的先兆，发出了临震预报。政府（当时还称“革命委员会”）及时果断决策，在大地震即将起爆的第一时间，组织疏散了群众，避免了重大损失。
　　当时危机处理的效率与速度实在值得惊叹。
　　可以回放一下“火红年代”里的人们如何争分夺秒，政府如何高效运转，终于使临震预报和行动“跑到了”大地震前面——
　　1975年2月3日，沈阳地震大队和辽宁省地震办公室汇集了好多人，经过反复研究后认为种种地质地震突变现象，可能是临震异常，时不我待。2月3日深夜，争分夺秒写出了震情简报。简报明确提出营口、海城地区小震活动后面，可能要发生一次更大的地震。
　　2月4日零点30分，他们冒着严寒，深夜把震情简报和预报意见，越级直送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值班室，并且派人连夜赶赴海城。
　　2月4日8时，省革命委员会几位主要领导一上班，便听取了省地震办公室关于震情发展的汇报，指示省地震办公室负责人立即赴海城，召开海城和营口两县有关方面及当地驻军负责人参加的防震会议。他们在赴营口、海城途中，又连续发生了两次有感地震（4.2级和4.7级）。
　　这就是一种责任的担当。汇报一结束，来不及向中央请示报告，几个主要负责人统一了意见，上午10时30分，针对海城、营口县交界地区可能发生较大地震的发展趋势，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向各市、地革命委员会，沈阳铁路局、锦州铁路局、东北电力等单位，发出紧急电话通知，要求各地提高警惕，发动群众，认真做好预测预防工作，并对海城和营口地区提出五条防震要求。冒着严寒，数十万群众，被紧急转移疏散到了楼下户外，街上村口。这时，天已经黑尽。
　　2月4日19时36分，海城7.3级地震发生。我们终于赶在了地震前面。
　　——走在地震前面，成了很多地震工作者的决心和誓言。
　　1975年2月中国辽宁海城大地震的预报成功，是一份凝结着青春热血的光荣，敢于挑战世界级难题的科学突破，应该永远铭记！
　　摘自《怅望山河》世界图书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