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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方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作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两个主要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进行了无数次的碰撞与交流，既有竞争与战争激烈斗争的场面，又有众多和平、交融，共同建设中华文明的辉煌历程。本文主要从自然环境、农牧经济间的互补性需求、农牧文化及文化性格的形成、民族迁徙四方面来分析其碰撞与交融的原因。
【关键词】：北方游牧民族；农耕民族；碰撞；交融；原因
北方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两个主要构成部分，两者间既有碰撞也有交融，而引起其碰撞与交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虽然其碰撞不可避免的给当时的社会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延缓了社会发展的进程，但其交融是社会主流，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意义。
北方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碰撞与交融的原因
（一）自然环境的影响
任何人类活动都摆脱不了自然环境的影响，民族间的战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也同样会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而其中气候的变化对农牧之间碰撞与交融的影响较大。E·亨廷顿是气候动脉说的主要提倡者，认为中国历史的外患内乱与气候变迁有关。
1.温暖气候有利于农牧间的交融
气候温暖期，对中原农耕民族来说，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也有利于牧场的生长，这就使得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经济有所发展，所生产的食物能满足所需，双方基本能维持和平。如汉唐时期，是我国的气候温暖期，虽然农牧之间也有碰撞，但更主要的是农牧间的交融，西汉在汉武帝反匈奴后双方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通过和亲保持两者的关系，唐前期尤其是太宗时期更是待游牧民族为兄弟，积极的与游牧民族进行和亲互市，更被游牧民族称为天可汗。这些都促进了农牧间的交流。
2.寒冷气候加剧了农牧间的碰撞
气候害冷期，对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都有很深的影响，但游牧民族对自然依赖大且改造自然的能力较低，所以所受的影响较农耕民族大。气候干旱或是大的风暴灾害，都会使畜牧生产遭到破坏，产量下降，生活资料减少，其生存面临危机。因此为了生存，游牧民族便会南下掠夺，例如辽代所盛行的“打草谷”即为此举，《辽史·兵卫志上》记载辽代的人马都不供给粮草，而是通过打草谷的方式，每日派遣骑兵向外抢夺来达到粮草的供应，这对农耕民族产生了很大的威胁。东晋十六国时期，也是气候较寒冷期，出现了五胡乱华的动荡局面等。
（二）农牧经济间的互补性需求
游牧经济是一种以畜牧为主的经济形式，比较落后且比较单一，他们所生产的产品有时并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因此需要农耕民族的产品来满足需求，这就使得他们希望通过战争、关市等途径来获取农业产品。秦汉时期匈奴对边境的侵扰主要是为了获取财物，而汉对匈奴的开关市、和亲一方面满足了匈奴对粮食、器具的需求，同时也满足了其对畜牧产品及马匹的需求。《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1]可见这样做对匈奴与汉朝都有利。
而农耕经济主要是种植各种农作物或经济作物，虽然受自给自足经济的影响基本能满足所需但仍有需求，如游牧民族地区的奶制品、马匹、毛类等。因此，农牧间需要交换来满足各自的需求，农牧经济间的这种互补性需求就使得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持其需求的正常发展。而他们主要是通过朝贡、互市和战争的形式来维持双方的这种需求。
（三）农牧文化及文化性格的形成
由于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因此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性格。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产方式使得游牧民的生产和生活始终处于动态的状态下，也造就了他们骑马射箭的能力。游牧民为了生存，需获得草场进行畜牧生产，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向自然宣战，这就使得他们形成了进攻、扩张性的文化性格；而对于农耕民族来说，土地是至关重要的，土地是其进行生产的基础。因此保护土地不受侵犯就成为农耕民一切活动的基点，这样的生产方式使得农耕民族形成了重土安居，防守型的文化性格。因此，古代农牧间碰撞战争的发生多与游牧民族的扩张性的性格有关。而秦、明长城的修建则是农耕民族防守型性格的体现，长城的修建虽是农牧碰撞的产物，但却为农牧在相对和平的状态下创造了交流，融合的条件。
此外，汉民族的文化相对游牧民族来说较先进，这对少数民族有强大的吸引力，他们仰慕于汉族的优秀文化，希望吸取优秀的汉文化来发展自己。如北魏的汉化改革，加速了北魏的社会进程，后赵石勒在建立政权后，重用张宾进行改革，在当地设太学，用通明经善写文章的官吏作为文学官来教育人。而汉民族也同样需要吸收少数民族新鲜血液。如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不仅使其服饰发生了变化，也使中国古代的战争方式发生了变化，使得骑兵开始成为中原主要的战争方式。东汉灵帝好胡服、胡帐、京都贵戚也都效仿，再则北齐神武帝高欢及其祖先原先是汉人，后被鲜卑化等。
（四）民族迁徙
民族迁徙也是影响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碰撞与交融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国历史上，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自然地理环境的变迁等因素的影响使得部分民族主动或被动的进行迁徙。民族迁徙在当时的条件下，必然会带来破坏，但其主流是促进了各民族间在各方面的交流与融合。
民族迁徙有利于农牧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游牧民族内迁后，受中原农耕经济及政策的影响，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其社会生产结构，相应地发展了农业生产。如汉朝前期，从高祖到文帝，皇家只有“厩马百余匹”[2]至武帝时，出现了“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馬牛放纵，蓄积布野”[3]的兴盛景象。同时内迁的少数民族也将其民族特色的文化传入内地，如在服饰，饮食等方面的影响。隋唐时期，突厥南迁漠南，其对迁入地的文化有很深的影响，据记载，贞观初年，由于许多突厥民的内迁，他们的服饰也开始在长安流行。武则天哥哥的儿子武延秀，学习突厥语，还学作胡人的舞蹈。民族迁徙，使得各民族相互杂居，这也促进了他们在族体上的融合。
北方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作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两个主要构成部分，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进行了无数次的碰撞与交流，虽然其碰撞不可避免的给当时的社会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延缓了社会发展的进程，但其交融是社会主流，最终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共同创造了独特的中华文化。
注释：
[1]司马迁.史记卷：110 [M].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2905页.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069页.
[3]桓宽.盐铁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138页.
参考文献：
[1][法]勒内·格鲁塞著，何滟编译.草原帝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2]陈琳国.中古北方民族史探[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4]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远一体格局[C].论文天下网，2007.
[15]易华.游牧与农耕关系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0.
【关键词】：北方游牧民族；农耕民族；碰撞；交融；原因
北方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两个主要构成部分，两者间既有碰撞也有交融，而引起其碰撞与交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虽然其碰撞不可避免的给当时的社会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延缓了社会发展的进程，但其交融是社会主流，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意义。
北方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碰撞与交融的原因
（一）自然环境的影响
任何人类活动都摆脱不了自然环境的影响，民族间的战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也同样会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而其中气候的变化对农牧之间碰撞与交融的影响较大。E·亨廷顿是气候动脉说的主要提倡者，认为中国历史的外患内乱与气候变迁有关。
1.温暖气候有利于农牧间的交融
气候温暖期，对中原农耕民族来说，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也有利于牧场的生长，这就使得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经济有所发展，所生产的食物能满足所需，双方基本能维持和平。如汉唐时期，是我国的气候温暖期，虽然农牧之间也有碰撞，但更主要的是农牧间的交融，西汉在汉武帝反匈奴后双方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通过和亲保持两者的关系，唐前期尤其是太宗时期更是待游牧民族为兄弟，积极的与游牧民族进行和亲互市，更被游牧民族称为天可汗。这些都促进了农牧间的交流。
2.寒冷气候加剧了农牧间的碰撞
气候害冷期，对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都有很深的影响，但游牧民族对自然依赖大且改造自然的能力较低，所以所受的影响较农耕民族大。气候干旱或是大的风暴灾害，都会使畜牧生产遭到破坏，产量下降，生活资料减少，其生存面临危机。因此为了生存，游牧民族便会南下掠夺，例如辽代所盛行的“打草谷”即为此举，《辽史·兵卫志上》记载辽代的人马都不供给粮草，而是通过打草谷的方式，每日派遣骑兵向外抢夺来达到粮草的供应，这对农耕民族产生了很大的威胁。东晋十六国时期，也是气候较寒冷期，出现了五胡乱华的动荡局面等。
（二）农牧经济间的互补性需求
游牧经济是一种以畜牧为主的经济形式，比较落后且比较单一，他们所生产的产品有时并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因此需要农耕民族的产品来满足需求，这就使得他们希望通过战争、关市等途径来获取农业产品。秦汉时期匈奴对边境的侵扰主要是为了获取财物，而汉对匈奴的开关市、和亲一方面满足了匈奴对粮食、器具的需求，同时也满足了其对畜牧产品及马匹的需求。《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1]可见这样做对匈奴与汉朝都有利。
而农耕经济主要是种植各种农作物或经济作物，虽然受自给自足经济的影响基本能满足所需但仍有需求，如游牧民族地区的奶制品、马匹、毛类等。因此，农牧间需要交换来满足各自的需求，农牧经济间的这种互补性需求就使得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持其需求的正常发展。而他们主要是通过朝贡、互市和战争的形式来维持双方的这种需求。
（三）农牧文化及文化性格的形成
由于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因此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性格。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产方式使得游牧民的生产和生活始终处于动态的状态下，也造就了他们骑马射箭的能力。游牧民为了生存，需获得草场进行畜牧生产，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向自然宣战，这就使得他们形成了进攻、扩张性的文化性格；而对于农耕民族来说，土地是至关重要的，土地是其进行生产的基础。因此保护土地不受侵犯就成为农耕民一切活动的基点，这样的生产方式使得农耕民族形成了重土安居，防守型的文化性格。因此，古代农牧间碰撞战争的发生多与游牧民族的扩张性的性格有关。而秦、明长城的修建则是农耕民族防守型性格的体现，长城的修建虽是农牧碰撞的产物，但却为农牧在相对和平的状态下创造了交流，融合的条件。
此外，汉民族的文化相对游牧民族来说较先进，这对少数民族有强大的吸引力，他们仰慕于汉族的优秀文化，希望吸取优秀的汉文化来发展自己。如北魏的汉化改革，加速了北魏的社会进程，后赵石勒在建立政权后，重用张宾进行改革，在当地设太学，用通明经善写文章的官吏作为文学官来教育人。而汉民族也同样需要吸收少数民族新鲜血液。如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不仅使其服饰发生了变化，也使中国古代的战争方式发生了变化，使得骑兵开始成为中原主要的战争方式。东汉灵帝好胡服、胡帐、京都贵戚也都效仿，再则北齐神武帝高欢及其祖先原先是汉人，后被鲜卑化等。
（四）民族迁徙
民族迁徙也是影响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碰撞与交融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国历史上，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自然地理环境的变迁等因素的影响使得部分民族主动或被动的进行迁徙。民族迁徙在当时的条件下，必然会带来破坏，但其主流是促进了各民族间在各方面的交流与融合。
民族迁徙有利于农牧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游牧民族内迁后，受中原农耕经济及政策的影响，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其社会生产结构，相应地发展了农业生产。如汉朝前期，从高祖到文帝，皇家只有“厩马百余匹”[2]至武帝时，出现了“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馬牛放纵，蓄积布野”[3]的兴盛景象。同时内迁的少数民族也将其民族特色的文化传入内地，如在服饰，饮食等方面的影响。隋唐时期，突厥南迁漠南，其对迁入地的文化有很深的影响，据记载，贞观初年，由于许多突厥民的内迁，他们的服饰也开始在长安流行。武则天哥哥的儿子武延秀，学习突厥语，还学作胡人的舞蹈。民族迁徙，使得各民族相互杂居，这也促进了他们在族体上的融合。
北方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作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两个主要构成部分，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进行了无数次的碰撞与交流，虽然其碰撞不可避免的给当时的社会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延缓了社会发展的进程，但其交融是社会主流，最终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共同创造了独特的中华文化。
注释：
[1]司马迁.史记卷：110 [M].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2905页.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069页.
[3]桓宽.盐铁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138页.
参考文献：
[1][法]勒内·格鲁塞著，何滟编译.草原帝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2]陈琳国.中古北方民族史探[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4]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远一体格局[C].论文天下网，2007.
[15]易华.游牧与农耕关系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