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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被视为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甚至被看作未来改革的主要抓手。但在鄂尔多斯等“鬼城”现象出现后，问题来了——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自然结果还是经济增长的手段？
这个问题经济学界仍在辩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对此十分担忧——以鄂尔多斯为典型代表的政府主导的“造城运动”极有可能在其他城市展开。这种并未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同步的城镇化贻害无穷。
作为中国第一批自己培养的数量经济学博士，汪同三长期从事经济模型理论、方法论及经济预测和政策分析的研究工作，并主导建立了中国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在此模型的基础上，他对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至今已持续了10余年。
为何造出“鬼城”
《英才》：城镇化被视为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引擎，现在的模式是否有什么弊端？
汪同三：城镇化和工业化是密切相连的。因为有了工业化才出现了城镇化。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更快地推动工业化进展，同时为了降低成本，并且受到原有社会结构的限制，当时工业化推进得比较快，但是城镇化就相对滞后。实际上按照经济规律，城镇化和工业化是要同步进行的。
所以，当前推进城镇化，要先还以前欠下的债。为什么有农民工问题？其他国家没有像中国这么突出的问题。现在城镇化，首要目标是要弥补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和城镇化没有同步造成的空缺。其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农民工的问题，包括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牵扯到非常复杂的问题，同时也和政治体制改革相联系。
《英才》：最近媒体报道非常频繁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鄂尔多斯的造城运动。现在出现了房价暴跌，有些媒体甚至称它是鬼城。你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汪同三：就是盲目发展的结果。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关系是什么？城镇化的发展必须是和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相配套的。也就是说城镇化是一个结果，是经济发展、生产力提高、产业进步的一个结果。盲目地去发展城镇化，而没有在发展生产，发展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去实现这个城镇化，最后必然导致城镇化的架空。
城镇化是随着农业现代化、工业化推进的一个自然而然形成的结果。现在要把这个规律提出来，需要更加重视。城镇化的实质是要发展生产，同时注意经济和社会的同步发展，注意资源的节约和环境保护。在这些条件之下实现城镇化。
《英才》：现在很多城市的规划把城镇化当成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是不是有点儿变味了？
汪同三：对。从经济学角度讲，城镇化应该是伴随着工业化发展实现的。它甚至可以说是工业化的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结果。
《英才》：你担不担心除了鄂尔多斯之外，还有中国其他城市会出现这种状况？
汪同三：很可能。鄂尔多斯有它的偶然性，也有它的必然性。我没有专门到鄂尔多斯去研究这些问题。如果它是按照科学的道理来讲，应该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实现城镇化。
消费增长并不低
《英才》：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下滑，你认为原因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
汪同三：更主要的还是外部因素的影响。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又碰到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这两个危机的形成首先影响到中国的出口。从数据来看，2012年整个外贸形势在萎缩。外需受到影响会传导到对国内生产的影响。
内部来讲，从2008、2009年应对金融危机的一些刺激性政策的退出，经济政策强度大大地减弱，比如说货币发行以及财政赤字这些都比应对金融危机时的刺激政策强度要大大地减弱了。财政赤字率只有1.5%，不到2%。2008年财政赤字率是2.9%，接近3%。货币发行方面，2009年新增贷款规模将近10万亿，现在只有它的三分之一了。另外，中国经济需要转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同时要适应环境和资源的限制，所以速度就相应降低。
《英才》：2012年调结构一度是中央的工作重点，但是后来被稳增长所取代了。调结构和稳增长一定是对立的吗？
汪同三：调结构是一个长期性的、战略性的方向，而稳增长是短期调控。宏观调控四个目标：经济增长、稳定价格、促进就业、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而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这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性任务，是两回事。
《英才》：对于调结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应该靠消费，但是也有经济学家对此并不乐观，你怎么看？
汪同三：中国的消费增长并不低，在全世界都是相当高的。但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如何形成一种长效的消费机制，同时提高消费的质量。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提高居民的收入以及收入在GDP的占比，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收入分配不取得突破，消费问题很难解决。
《英才》：你认为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会达到8%吗？
汪同三：很大程度上讲，需要看外部环境。如果外部环境能够慢慢地好起来，2013年经济增速达到8%，甚至更高一点儿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果外部环境还是继续恶化，甚至出现一些超出预期的事情，那也可能在8%以下。总之，围绕着8%吧，或高一点儿，或低一点儿。
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
《英才》：除城镇化外，你认为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有哪些？
汪同三：改革。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只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推动经济发展的只有两个，一个是人力，一个是效率。2013年还是要稳妥地推进改革，转变发展方式，好多事情不能着急，得慢慢地来。
《英才》：你认为中国现在经济增长模式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汪同三：最大的问题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还需要进一步转变。现在经济增长还是依靠消耗资源，对环境没有足够的重视，像北京雾霾天气的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英才》：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似乎出现了倒退，主要原因是什么？
汪同三：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十八大也在讲，要积极推进改革。当初邓小平提出改革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体制改革，一个是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应该说取得了很显著的成绩，但是政治体制改革还需要进一步加速。
《英才》：你对未来金融改革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汪同三：金融改革最重要的是要打破垄断，现在国有的几个大银行垄断金融市场。未来直接融资应该会超过银行融资的占比，一个正常的经济体更多的应该是靠直接融资。银行主要是解决一些短期资本需求的问题。
这个问题经济学界仍在辩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对此十分担忧——以鄂尔多斯为典型代表的政府主导的“造城运动”极有可能在其他城市展开。这种并未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同步的城镇化贻害无穷。
作为中国第一批自己培养的数量经济学博士，汪同三长期从事经济模型理论、方法论及经济预测和政策分析的研究工作，并主导建立了中国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在此模型的基础上，他对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至今已持续了10余年。
为何造出“鬼城”
《英才》：城镇化被视为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引擎，现在的模式是否有什么弊端？
汪同三：城镇化和工业化是密切相连的。因为有了工业化才出现了城镇化。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更快地推动工业化进展，同时为了降低成本，并且受到原有社会结构的限制，当时工业化推进得比较快，但是城镇化就相对滞后。实际上按照经济规律，城镇化和工业化是要同步进行的。
所以，当前推进城镇化，要先还以前欠下的债。为什么有农民工问题？其他国家没有像中国这么突出的问题。现在城镇化，首要目标是要弥补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和城镇化没有同步造成的空缺。其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农民工的问题，包括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牵扯到非常复杂的问题，同时也和政治体制改革相联系。
《英才》：最近媒体报道非常频繁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鄂尔多斯的造城运动。现在出现了房价暴跌，有些媒体甚至称它是鬼城。你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汪同三：就是盲目发展的结果。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关系是什么？城镇化的发展必须是和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相配套的。也就是说城镇化是一个结果，是经济发展、生产力提高、产业进步的一个结果。盲目地去发展城镇化，而没有在发展生产，发展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去实现这个城镇化，最后必然导致城镇化的架空。
城镇化是随着农业现代化、工业化推进的一个自然而然形成的结果。现在要把这个规律提出来，需要更加重视。城镇化的实质是要发展生产，同时注意经济和社会的同步发展，注意资源的节约和环境保护。在这些条件之下实现城镇化。
《英才》：现在很多城市的规划把城镇化当成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是不是有点儿变味了？
汪同三：对。从经济学角度讲，城镇化应该是伴随着工业化发展实现的。它甚至可以说是工业化的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结果。
《英才》：你担不担心除了鄂尔多斯之外，还有中国其他城市会出现这种状况？
汪同三：很可能。鄂尔多斯有它的偶然性，也有它的必然性。我没有专门到鄂尔多斯去研究这些问题。如果它是按照科学的道理来讲，应该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实现城镇化。
消费增长并不低
《英才》：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下滑，你认为原因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
汪同三：更主要的还是外部因素的影响。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又碰到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这两个危机的形成首先影响到中国的出口。从数据来看，2012年整个外贸形势在萎缩。外需受到影响会传导到对国内生产的影响。
内部来讲，从2008、2009年应对金融危机的一些刺激性政策的退出，经济政策强度大大地减弱，比如说货币发行以及财政赤字这些都比应对金融危机时的刺激政策强度要大大地减弱了。财政赤字率只有1.5%，不到2%。2008年财政赤字率是2.9%，接近3%。货币发行方面，2009年新增贷款规模将近10万亿，现在只有它的三分之一了。另外，中国经济需要转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同时要适应环境和资源的限制，所以速度就相应降低。
《英才》：2012年调结构一度是中央的工作重点，但是后来被稳增长所取代了。调结构和稳增长一定是对立的吗？
汪同三：调结构是一个长期性的、战略性的方向，而稳增长是短期调控。宏观调控四个目标：经济增长、稳定价格、促进就业、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而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这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性任务，是两回事。
《英才》：对于调结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应该靠消费，但是也有经济学家对此并不乐观，你怎么看？
汪同三：中国的消费增长并不低，在全世界都是相当高的。但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如何形成一种长效的消费机制，同时提高消费的质量。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提高居民的收入以及收入在GDP的占比，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收入分配不取得突破，消费问题很难解决。
《英才》：你认为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会达到8%吗？
汪同三：很大程度上讲，需要看外部环境。如果外部环境能够慢慢地好起来，2013年经济增速达到8%，甚至更高一点儿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果外部环境还是继续恶化，甚至出现一些超出预期的事情，那也可能在8%以下。总之，围绕着8%吧，或高一点儿，或低一点儿。
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
《英才》：除城镇化外，你认为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有哪些？
汪同三：改革。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只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推动经济发展的只有两个，一个是人力，一个是效率。2013年还是要稳妥地推进改革，转变发展方式，好多事情不能着急，得慢慢地来。
《英才》：你认为中国现在经济增长模式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汪同三：最大的问题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还需要进一步转变。现在经济增长还是依靠消耗资源，对环境没有足够的重视，像北京雾霾天气的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英才》：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似乎出现了倒退，主要原因是什么？
汪同三：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十八大也在讲，要积极推进改革。当初邓小平提出改革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体制改革，一个是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应该说取得了很显著的成绩，但是政治体制改革还需要进一步加速。
《英才》：你对未来金融改革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汪同三：金融改革最重要的是要打破垄断，现在国有的几个大银行垄断金融市场。未来直接融资应该会超过银行融资的占比，一个正常的经济体更多的应该是靠直接融资。银行主要是解决一些短期资本需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