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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敏君，“玩世写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将“玩世写实主义”进行到底的唯一死硬分子。他的作品清一色都是他哈哈大笑的自画像，而且多为群像，也许是因为自己太单薄，他只能把多个自己捏在一起，才可能显出力量。
一个冬日的午后，岳敏君在他的工作室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岳敏君的工作室位于北京通州区的宋庄镇，占地面积约4000平方米。一进门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可能因为季节不对，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景致．只见不远处立着几排十足岳敏君风格的雕塑，像是一个标示牌，明确告知来访者，这里的主人是谁。
“能一直画画就是我生活的底线”
中国报道：您是在大庆出生的?
岳敏君：我们家原来是石油系统的。我父母在上世纪60年代去大庆参加会战，我就在那出生了，在那长到五六岁；之后父母调去湖北的江汉油田会战；两三年后我们全家又搬到了北京，父母都在石油规划院工作。我高中毕业后，去天津海洋石油工作了几年，也在华北石油工作过。总之我去过很多油田。我工作了5年以后才考的大学。之前，我觉得画画似乎没必要上学校学，感觉上大学所学的东西可能跟艺术没有太大关系，所以想自己在家里畫。后来因为实在没办法了，周围的环境和条件不允许我每天画画和研究这些，所以那时只有考上大学才能有一个专业去工作，最后就考了河北师大。
中国报道：您父母都在石油系统工作，那您是从哪受到熏陶走上艺术道路的呢?
岳敏君：倒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从小喜欢画。我当时从同学借了一些杨家将之类的小人书，喜欢临摹；还爱画幻灯片——那时候都在玻璃上用毛笔勾描一些东西，然后拿手电筒晃来晃去。这些激发了我对画画的兴趣，就想找老师来学习。我的第一个老师是个国画老师，后来又找了个比较专业的老师学习画素描和色彩，再后来又碰到一个北京画院的老师。就这样慢慢掌握了考学需要的关于素描和色彩等方面的技巧。
中国报道：怎么会这么执著?毕竟那个年代想靠画画来吃饭或过日子不是很现实吧？
岳敏君：是。不过当时的生存环境不像现在这么复杂，因为都是由政府来分配工作。当时我想能把我分到一个工会画宣传画就很满足了，完全没想别的什么。但是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也面临着几次抉择——是选择继续画画还是其他的什么，比如做生意也好，做装修也好。那时候我曾经问过自己，是不是喜欢做别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还是喜欢画画，所以就决定还是画画算了。
中国报道：从一个普通创作者的身份转变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是偶然还是有意为之?过程是怎样的?
岳敏君：现在看来，可能最初潜意识里有想成为艺术家的强烈愿望，但当时的我从不敢往那方面想，因为我觉得想太多会给自己下来太大的压力。就觉得你非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家，有太明确的目标这样反倒会限制你的方向和发展。
我当时的愿望非常简单——只要能够画画，就足够了，这是最关键的，能一直画画就是我的底线。没有必要非成为一个艺大家或给自己设定那么高的一个目标。我觉得给自己太明确、太高的目标，可能最终反倒会偏离自己的初衷和爱好。
后来就变成这样了。这样以后，你说你成功了。成功以后，这个问题就被大家提出来了别人都把你看成是个艺术家而且你好像也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艺大家了。一旦我开始要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马上就会去想我最早开始的那种初衷。那种动力是什么。我就可以稍微地放松一些，很多表面的东西我就没必要去争取那么多、只要能从事画画不就可以了么！所以我觉得让我比较舒心的可能就在这一点。
中国报道：能从事自己的爱好确实是种幸运。
岳敏君：但这其中肯定也有很多波折。比如你困难的时候，你需要选择。有时候真的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就要选择画下去还是干别的去。这时候肯定还要问问自己，如果确实喜欢，那肯定还要放弃别的东西：可能也有于别的发财的机会，这时候也要问问自己，你是喜欢更多的钱还是画画。
笑脸系列：“自我形象的放大”
中国报道：你所创造的“岳敏君式的笑脸”已经成为当下流行文化的一个视觉符号，当初为何会选择这个形象？
岳敏君：当初也是自己的心态吧，一种普遍的心态。可能是事事不如意吧，就产生了这种心态。我当初创作的想法是以自己作为偶像描绘。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把自己作为偶像的时候你就会发观自己一些很潜在的东西就会发现自己在潜意识中会有不同的社会角声色。实际上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刻都会希望自己是别人，在过着另外的生活，比如说一个公司的职员，他在上班觉得很辛苦的时候可能会希望是一个农民，在湖边悠闲地钓鱼。他受到压抑的时候，可能又会希望自己是一个花花公子在花天酒地。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他甚至会尝试这么做。但是一个人的身份角色转换又是很危险的事情，如果自己把握不住里面的尺度，就会控制不了自上。最后连自己是谁也不知道了。
中国报道：您把笑脸做成了一个系列，如果不是这样，是不是会削弱作品的力量和对社会影响的力度呢？
岳敏君：这是一个偶像化的过程，角色成长为偶像，影响的力度就会倍长。
过去在传统的戏曲里面会有一些明星，比如梅兰芳，他们演的戏很受欢迎。但是他们没能像后来的电影明星一样，在脱离角色后，作为自身仍是偶像。但随着电影的出现，国内慢慢出现了偶像性、娱乐性或者称作流行文化的东西。
像卡通片里面会有一些主要形象，比如米老鼠、唐老鸭。它们在每个不同的故事里面都扮演不同身份。这些形象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永远也不老、也不死。这体现了现代人的一种心理——希望不死、希望长生不老，表达了人类对终极问题的一个幻想。
同样，我也树立一个形象．不过没有把它移植在电影里面，而是移植在画布上了。所以我在我的画布上画的都是一个人，而且就是我自己。为了吸引人，或者为了表达我对社会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设计他是笑的。
中国报道：那您在创作之初就想好要把它做成一个系列吗？
岳敏君．当然那个时候没有那么明确，没有那么完全明白；但是隐隐约约有这样一个感觉在里面。那个时候也知道，一个形象要通过不断的重复和运用，才能够赋予他特别的内涵和力量。
中国报道：看您的作品可以感受到中间有一些和政治相关的东西在内，政治因素比较强烈。
岳敏君：我觉得政治在中国人的生活当中就像家常便饭一样。好像是你每天都会遇到的，而且经常能够感觉到的一种东西。并不是说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或者是离你很远，我觉得是离得太近，时常会感觉到。这可能是和管理的方法有关。
我和别人也聊过这些，比如说一个工人失业了，在国内，他会去找国务院， 因为他认为这件事与国家有关系；但在另外一些国家，一些商业社会的国家，他可能直接去找雇主，因为他认为这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矛盾。但在中国，给人的感觉就是雇员和政府的关系了。所以我们能体会到，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有政治的因素。其实这可能是由于社会分工没有太明确、不能削弱矛盾的关系。
但我都是友善的表述。因为我觉得，这毕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过程、一个阶段。你不能说这种东西是完全不靠谱的，它肯定有自己对的地方。
“中国文人长期的一种心态”
中国报道：您当初是从圆明园画家村走出来的，您和方力钧、杨少斌等多位画家形成了“玩世写实主义”这个画派。您觉得现在是否有契机出现一个集体性的新观念，再形成一个新的画家群体?
岳敏君：当然了，这是肯定的。我觉得艺术需要一种自由的思想和呼吸。过去的人可能受到很多东西的束缚，他的思想和行为举止都会受到限制，所以在他们的艺术创作当中不免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一旦艺术对于个体来说，变成一个自由的状况，你可以自由地去选择，这必然有利于艺术的成长和发展，那么也容易出现好的艺术作品，肯定也会促进艺术家的村落产生。
中国报道：能推测一下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新观念吗?
岳敏君：这就很难说了。因为这需要一个社会发展积淀的过程，积淀到一定程度自然会出现这样一批人。
中国报道：怎么产生“玩世”的想法呢?
岳敏君：那个时候很多艺术家都有这样的感受，要算起来，国内可能有几十个。他们都有个体与社会环境存在矛盾的这种感受，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倾向。就看最后谁的感觉最明确，更需要这种表达——有的人可能表达了一段时间就觉得没意思了，或者他没有在自己的创作过程当中找到方法或观点的支持。这也挺复杂的，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
中国报道：您和方力钧、杨少斌等人有共同的意识是不约而同还是相互影响而来的?
岳敏君：肯定是互相启发嘛。我们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毕竟只是一小撮人，圆明园当初一共也就50个人。跟13亿相比，50个人算什么呀?太少了！那么他们在社会生活当中，作为那么小的个体，自然需要相互的帮助和理解支持，在外人看来就像是一个群体似的。但当时在圆明园画家村，每个人都希望寻求这种自由的状态，同时也都希望能保持个人的风格在里面。
方力钧是比较早的，他最早画这个，而且他的语言形式也比较准确。后来像杨少斌画这个东西，他又发展了一点。其實这些东西比较相像的原因可能是从色彩上。尺寸上来说的，大家的作品比较接近，比如说这个头的大小啊，这些东西可能容易引起接近感，比如说你那个尺寸很小，或者是尺寸特殊，可能会减弱这种感觉，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因为心理上的那种相同的需要，相同的感受，因为这些原因所以不免靠近得比较多一些，因为在此之前，杨少斌工作过很多年，我也是，都跟这个社会接触比较多，也许是这个社会的原因，我们都有一个相似的背景，可能在这里面有一种共通的地方。
中国报道：您怎样看玩世主义？
岳敏君：我自己觉得“玩世”是最有个性的和最有力的表现，我觉得它是一种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吧。而且它表现的东西，不是仅仅是对待一个1949年解放后的这些社会主义的东西，它对待的是整个封建社会的这种状态。
玩世主义是中国文人身上的一个特点，一个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征。封建社会形成以后，知识界的人在社会生活当中不是完全独立的。他们没有一个独立的地位，必然会受到政治、经济等等方面的冲击，所以会和社会产生很多不愉快的东西。这些东西表现在文人身上就成了隐世、逃避现实、说怪话、写阴阳怪气的东西等等。
从所有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当中，都能看到这样的因素，只是形象上不同。比如“竹林七贤”、八大山人画的画、写的东西都是这种感觉，他们都采取了逃避现实的方法，然后写一些阴阳怪气的文章。他们只有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觉，同时又对社会有一种反馈，这就是中国文人长期的一种心态，
玩世有半悲观的感觉，同时它还有一种希望在里面，因为他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再加上这种不如意的感觉，他可能有一个悲观的气氛在里面。我觉得一旦一个人他看到了社会不能使所有的人达到一种思想的极限的话，就会产生这种半悲观的感觉。
灵感：“最初的想法最鲜活”
中国报道：完成一幅作品的周期不算短，您是怎么让创作的兴奋点一直保持的?
岳敏君：开始—幅画要有契机，可能这就叫灵感吧。我的方法就是，在我产生一个想法或是说所谓的一个灵感的时候。我希望到最后完成之时能够保持它最初的面貌，因为最开始想要做的那个东西是最鲜活最有力度的。如果你在画的过程当中，把最开始的东西给改变了，也许这幅画就完蛋了。其实就是一开始的那么一点点东西，抓住它，把它做充分就是够了。
中国报道：怎么去做充分？
岳敏君：你要把制作的过程和灵感闪现的瞬间区分开，不能跟着制作跑，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但也有一些艺术家在开始没有任何想法，而是在线条和色彩互相穿插对比的时候找到灵感，来确定画面要表达什么。大家的创作方法不同。
中国报道：有没有想过用视频媒体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岳敏君：这只是一个技术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在国内，目前这个方面还比较弱。我后面需要的一些东西，比如技术上或剧本等方面的支持还比较少。要让我把这些东西都自己背的话，肯定就会走不动道了。
中国报道：您欣赏哪些画家？有没有受到谁的影响？
岳敏君：我比较喜欢表现主义的东西，欣赏他们画面上的力度。更早的像米开朗基罗，他的画讲究明暗五调。我一般都喜欢画受光的，画面上有强烈阳光的感觉，或有很大的阴影，所以受这方面影响比较多一些。
中国报道：文学和艺术是相关的，喜欢的文学作品呢？
岳敏君：还是我20多岁时看的一些书对我影响比较大，比如《约翰·克利斯朵夫》，追求个人的艺术成功：或像《红与黑》，探讨名誉地位的这些东西。西方的小说比较多一些。而像中国的作品，我比较喜欢《围城》这类的。
中国报道：您觉得读这些文学作品对您画画和思考方式有没有影响?
岳敏君：应该有，但不是那么具体的。有时候我看到很多人写，看到某作家的某—段话就对他一生有多大影响，我觉得这有点不靠谱。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潜移默化的，自己也不一定知道是怎么形成的。
中国报道：作为当代艺术家，您觉得艺术家的社会功能是什么？
岳敏君：我觉得，艺术家是社会生活当中尖端的一类人。他们不是靠具体的劳动来体现价值，而是靠创作东西。
比如绘画，是通过视觉的语言来表现人类在这方面的创造能力。这种能力可能对很多东西会起到触发和引导或者是刺激的作用——当然不能说是直接起到作用。例如一个科学家 他在研究的时候，可能会陷入自己的逻辑中走不出来；但他可能由于看了某个艺术家的作品，感受到不同的思维方式触类旁通，也许会对他想问题的方式和角度有一个新的提示或方法。总之，我觉得艺术到了一个特别的高度以后，和科学之间就可能在思维或方法论等等这些想法上会相互刺激。这个价值就很难用几斗米来说清楚。
一个冬日的午后，岳敏君在他的工作室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岳敏君的工作室位于北京通州区的宋庄镇，占地面积约4000平方米。一进门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可能因为季节不对，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景致．只见不远处立着几排十足岳敏君风格的雕塑，像是一个标示牌，明确告知来访者，这里的主人是谁。
“能一直画画就是我生活的底线”
中国报道：您是在大庆出生的?
岳敏君：我们家原来是石油系统的。我父母在上世纪60年代去大庆参加会战，我就在那出生了，在那长到五六岁；之后父母调去湖北的江汉油田会战；两三年后我们全家又搬到了北京，父母都在石油规划院工作。我高中毕业后，去天津海洋石油工作了几年，也在华北石油工作过。总之我去过很多油田。我工作了5年以后才考的大学。之前，我觉得画画似乎没必要上学校学，感觉上大学所学的东西可能跟艺术没有太大关系，所以想自己在家里畫。后来因为实在没办法了，周围的环境和条件不允许我每天画画和研究这些，所以那时只有考上大学才能有一个专业去工作，最后就考了河北师大。
中国报道：您父母都在石油系统工作，那您是从哪受到熏陶走上艺术道路的呢?
岳敏君：倒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从小喜欢画。我当时从同学借了一些杨家将之类的小人书，喜欢临摹；还爱画幻灯片——那时候都在玻璃上用毛笔勾描一些东西，然后拿手电筒晃来晃去。这些激发了我对画画的兴趣，就想找老师来学习。我的第一个老师是个国画老师，后来又找了个比较专业的老师学习画素描和色彩，再后来又碰到一个北京画院的老师。就这样慢慢掌握了考学需要的关于素描和色彩等方面的技巧。
中国报道：怎么会这么执著?毕竟那个年代想靠画画来吃饭或过日子不是很现实吧？
岳敏君：是。不过当时的生存环境不像现在这么复杂，因为都是由政府来分配工作。当时我想能把我分到一个工会画宣传画就很满足了，完全没想别的什么。但是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也面临着几次抉择——是选择继续画画还是其他的什么，比如做生意也好，做装修也好。那时候我曾经问过自己，是不是喜欢做别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还是喜欢画画，所以就决定还是画画算了。
中国报道：从一个普通创作者的身份转变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是偶然还是有意为之?过程是怎样的?
岳敏君：现在看来，可能最初潜意识里有想成为艺术家的强烈愿望，但当时的我从不敢往那方面想，因为我觉得想太多会给自己下来太大的压力。就觉得你非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家，有太明确的目标这样反倒会限制你的方向和发展。
我当时的愿望非常简单——只要能够画画，就足够了，这是最关键的，能一直画画就是我的底线。没有必要非成为一个艺大家或给自己设定那么高的一个目标。我觉得给自己太明确、太高的目标，可能最终反倒会偏离自己的初衷和爱好。
后来就变成这样了。这样以后，你说你成功了。成功以后，这个问题就被大家提出来了别人都把你看成是个艺术家而且你好像也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艺大家了。一旦我开始要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马上就会去想我最早开始的那种初衷。那种动力是什么。我就可以稍微地放松一些，很多表面的东西我就没必要去争取那么多、只要能从事画画不就可以了么！所以我觉得让我比较舒心的可能就在这一点。
中国报道：能从事自己的爱好确实是种幸运。
岳敏君：但这其中肯定也有很多波折。比如你困难的时候，你需要选择。有时候真的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就要选择画下去还是干别的去。这时候肯定还要问问自己，如果确实喜欢，那肯定还要放弃别的东西：可能也有于别的发财的机会，这时候也要问问自己，你是喜欢更多的钱还是画画。
笑脸系列：“自我形象的放大”
中国报道：你所创造的“岳敏君式的笑脸”已经成为当下流行文化的一个视觉符号，当初为何会选择这个形象？
岳敏君：当初也是自己的心态吧，一种普遍的心态。可能是事事不如意吧，就产生了这种心态。我当初创作的想法是以自己作为偶像描绘。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把自己作为偶像的时候你就会发观自己一些很潜在的东西就会发现自己在潜意识中会有不同的社会角声色。实际上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刻都会希望自己是别人，在过着另外的生活，比如说一个公司的职员，他在上班觉得很辛苦的时候可能会希望是一个农民，在湖边悠闲地钓鱼。他受到压抑的时候，可能又会希望自己是一个花花公子在花天酒地。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他甚至会尝试这么做。但是一个人的身份角色转换又是很危险的事情，如果自己把握不住里面的尺度，就会控制不了自上。最后连自己是谁也不知道了。
中国报道：您把笑脸做成了一个系列，如果不是这样，是不是会削弱作品的力量和对社会影响的力度呢？
岳敏君：这是一个偶像化的过程，角色成长为偶像，影响的力度就会倍长。
过去在传统的戏曲里面会有一些明星，比如梅兰芳，他们演的戏很受欢迎。但是他们没能像后来的电影明星一样，在脱离角色后，作为自身仍是偶像。但随着电影的出现，国内慢慢出现了偶像性、娱乐性或者称作流行文化的东西。
像卡通片里面会有一些主要形象，比如米老鼠、唐老鸭。它们在每个不同的故事里面都扮演不同身份。这些形象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永远也不老、也不死。这体现了现代人的一种心理——希望不死、希望长生不老，表达了人类对终极问题的一个幻想。
同样，我也树立一个形象．不过没有把它移植在电影里面，而是移植在画布上了。所以我在我的画布上画的都是一个人，而且就是我自己。为了吸引人，或者为了表达我对社会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设计他是笑的。
中国报道：那您在创作之初就想好要把它做成一个系列吗？
岳敏君．当然那个时候没有那么明确，没有那么完全明白；但是隐隐约约有这样一个感觉在里面。那个时候也知道，一个形象要通过不断的重复和运用，才能够赋予他特别的内涵和力量。
中国报道：看您的作品可以感受到中间有一些和政治相关的东西在内，政治因素比较强烈。
岳敏君：我觉得政治在中国人的生活当中就像家常便饭一样。好像是你每天都会遇到的，而且经常能够感觉到的一种东西。并不是说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或者是离你很远，我觉得是离得太近，时常会感觉到。这可能是和管理的方法有关。
我和别人也聊过这些，比如说一个工人失业了，在国内，他会去找国务院， 因为他认为这件事与国家有关系；但在另外一些国家，一些商业社会的国家，他可能直接去找雇主，因为他认为这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矛盾。但在中国，给人的感觉就是雇员和政府的关系了。所以我们能体会到，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有政治的因素。其实这可能是由于社会分工没有太明确、不能削弱矛盾的关系。
但我都是友善的表述。因为我觉得，这毕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过程、一个阶段。你不能说这种东西是完全不靠谱的，它肯定有自己对的地方。
“中国文人长期的一种心态”
中国报道：您当初是从圆明园画家村走出来的，您和方力钧、杨少斌等多位画家形成了“玩世写实主义”这个画派。您觉得现在是否有契机出现一个集体性的新观念，再形成一个新的画家群体?
岳敏君：当然了，这是肯定的。我觉得艺术需要一种自由的思想和呼吸。过去的人可能受到很多东西的束缚，他的思想和行为举止都会受到限制，所以在他们的艺术创作当中不免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一旦艺术对于个体来说，变成一个自由的状况，你可以自由地去选择，这必然有利于艺术的成长和发展，那么也容易出现好的艺术作品，肯定也会促进艺术家的村落产生。
中国报道：能推测一下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新观念吗?
岳敏君：这就很难说了。因为这需要一个社会发展积淀的过程，积淀到一定程度自然会出现这样一批人。
中国报道：怎么产生“玩世”的想法呢?
岳敏君：那个时候很多艺术家都有这样的感受，要算起来，国内可能有几十个。他们都有个体与社会环境存在矛盾的这种感受，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倾向。就看最后谁的感觉最明确，更需要这种表达——有的人可能表达了一段时间就觉得没意思了，或者他没有在自己的创作过程当中找到方法或观点的支持。这也挺复杂的，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
中国报道：您和方力钧、杨少斌等人有共同的意识是不约而同还是相互影响而来的?
岳敏君：肯定是互相启发嘛。我们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毕竟只是一小撮人，圆明园当初一共也就50个人。跟13亿相比，50个人算什么呀?太少了！那么他们在社会生活当中，作为那么小的个体，自然需要相互的帮助和理解支持，在外人看来就像是一个群体似的。但当时在圆明园画家村，每个人都希望寻求这种自由的状态，同时也都希望能保持个人的风格在里面。
方力钧是比较早的，他最早画这个，而且他的语言形式也比较准确。后来像杨少斌画这个东西，他又发展了一点。其實这些东西比较相像的原因可能是从色彩上。尺寸上来说的，大家的作品比较接近，比如说这个头的大小啊，这些东西可能容易引起接近感，比如说你那个尺寸很小，或者是尺寸特殊，可能会减弱这种感觉，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因为心理上的那种相同的需要，相同的感受，因为这些原因所以不免靠近得比较多一些，因为在此之前，杨少斌工作过很多年，我也是，都跟这个社会接触比较多，也许是这个社会的原因，我们都有一个相似的背景，可能在这里面有一种共通的地方。
中国报道：您怎样看玩世主义？
岳敏君：我自己觉得“玩世”是最有个性的和最有力的表现，我觉得它是一种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吧。而且它表现的东西，不是仅仅是对待一个1949年解放后的这些社会主义的东西，它对待的是整个封建社会的这种状态。
玩世主义是中国文人身上的一个特点，一个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征。封建社会形成以后，知识界的人在社会生活当中不是完全独立的。他们没有一个独立的地位，必然会受到政治、经济等等方面的冲击，所以会和社会产生很多不愉快的东西。这些东西表现在文人身上就成了隐世、逃避现实、说怪话、写阴阳怪气的东西等等。
从所有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当中，都能看到这样的因素，只是形象上不同。比如“竹林七贤”、八大山人画的画、写的东西都是这种感觉，他们都采取了逃避现实的方法，然后写一些阴阳怪气的文章。他们只有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觉，同时又对社会有一种反馈，这就是中国文人长期的一种心态，
玩世有半悲观的感觉，同时它还有一种希望在里面，因为他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再加上这种不如意的感觉，他可能有一个悲观的气氛在里面。我觉得一旦一个人他看到了社会不能使所有的人达到一种思想的极限的话，就会产生这种半悲观的感觉。
灵感：“最初的想法最鲜活”
中国报道：完成一幅作品的周期不算短，您是怎么让创作的兴奋点一直保持的?
岳敏君：开始—幅画要有契机，可能这就叫灵感吧。我的方法就是，在我产生一个想法或是说所谓的一个灵感的时候。我希望到最后完成之时能够保持它最初的面貌，因为最开始想要做的那个东西是最鲜活最有力度的。如果你在画的过程当中，把最开始的东西给改变了，也许这幅画就完蛋了。其实就是一开始的那么一点点东西，抓住它，把它做充分就是够了。
中国报道：怎么去做充分？
岳敏君：你要把制作的过程和灵感闪现的瞬间区分开，不能跟着制作跑，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但也有一些艺术家在开始没有任何想法，而是在线条和色彩互相穿插对比的时候找到灵感，来确定画面要表达什么。大家的创作方法不同。
中国报道：有没有想过用视频媒体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岳敏君：这只是一个技术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在国内，目前这个方面还比较弱。我后面需要的一些东西，比如技术上或剧本等方面的支持还比较少。要让我把这些东西都自己背的话，肯定就会走不动道了。
中国报道：您欣赏哪些画家？有没有受到谁的影响？
岳敏君：我比较喜欢表现主义的东西，欣赏他们画面上的力度。更早的像米开朗基罗，他的画讲究明暗五调。我一般都喜欢画受光的，画面上有强烈阳光的感觉，或有很大的阴影，所以受这方面影响比较多一些。
中国报道：文学和艺术是相关的，喜欢的文学作品呢？
岳敏君：还是我20多岁时看的一些书对我影响比较大，比如《约翰·克利斯朵夫》，追求个人的艺术成功：或像《红与黑》，探讨名誉地位的这些东西。西方的小说比较多一些。而像中国的作品，我比较喜欢《围城》这类的。
中国报道：您觉得读这些文学作品对您画画和思考方式有没有影响?
岳敏君：应该有，但不是那么具体的。有时候我看到很多人写，看到某作家的某—段话就对他一生有多大影响，我觉得这有点不靠谱。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潜移默化的，自己也不一定知道是怎么形成的。
中国报道：作为当代艺术家，您觉得艺术家的社会功能是什么？
岳敏君：我觉得，艺术家是社会生活当中尖端的一类人。他们不是靠具体的劳动来体现价值，而是靠创作东西。
比如绘画，是通过视觉的语言来表现人类在这方面的创造能力。这种能力可能对很多东西会起到触发和引导或者是刺激的作用——当然不能说是直接起到作用。例如一个科学家 他在研究的时候，可能会陷入自己的逻辑中走不出来；但他可能由于看了某个艺术家的作品，感受到不同的思维方式触类旁通，也许会对他想问题的方式和角度有一个新的提示或方法。总之，我觉得艺术到了一个特别的高度以后，和科学之间就可能在思维或方法论等等这些想法上会相互刺激。这个价值就很难用几斗米来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