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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上海，我们的家和学校惨遭轰炸。同学们有的独自一人，有的跟随亲人躲进法租界的恩派亚难民收容所。
为了抗击日军的侵略，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奋起抗战。我们年纪虽小，也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去。在国难教育社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和支持下，以临青学校的学生为核心，团结吸收了绍芳、余日章小学、山海工学团部分学生和童工于9月3日在难民收容所里成立了孩子剧团。剧团成员最小的8岁，最大的19岁。
孩子剧团是以戏剧、歌咏等艺术武器，在难民收容所、工厂、农村和街头里弄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我从六十六军民众战地服务团病退回到上海，国难教育社党组书记王洞若介绍我加入孩子剧团。在剧团里，我除了参加戏剧歌咏的演出，还担负对外交际联络等工作。
1939年9月，孩子剧团团长吴新稼离团后，我被任命为团长、并任剧团地下党的组织委员。在孩子剧团5年的历史中，我亲历了并深切感受到周恩来对我们孩子剧团在思想、工作、学习和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也目睹和了解了孩子们对周恩来无限的崇敬和爱戴。
"送你们救国、革命、创造三种精神"
上海抗战爆发后，日军凭藉其军事上的优势，向我发动猖狂进攻，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上海即将沦陷成为孤岛。国难教育社党组织命我们孩子剧团（男女团员22人）撤离上海。我们辗转于苏北各地近两个月，于1938年1月上旬来到武汉。当时，《新华日报》和武汉的一些报纸大量报道我们开展抗日戏剧歌咏活动的消息。1月30日，周恩来派一辆大卡车，从汉口市洪益巷培心小学（我们的临时住处）把我们接到八路军办事处，为我们举行欢迎茶话会。
一位姓田的"小八路"主持开会并致欢迎词。叶挺、郭沫若、博古、王明都讲了话。周恩来在我们热烈的掌声中也站起来讲话。他满腔热情地说："小朋友们，今天见到你们我很高兴，也很受感动！你们冲破了敌人的封锁，跑了几千里路，吃了不少苦，沿途还做了救亡宣传工作，终于来到了武汉，真不容易啊！你们年纪虽小，但也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是抗日战争中一支小生力军。眼前的事实，你们的行动，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队伍里教育出来的小战士，他们的能力，是在大集体帮助中得到的。而你们这些小朋友的能力是在人们瞧不起的环境中，依靠自己的斗争，锻炼出来的，是难能可贵的......"
周恩来勉励我们之后，又十分殷切地问我们："我送你们救国、革命、创造三种精神好吗？"我们大声回答："好！"并热烈地鼓掌。周恩来又高举手臂对我们说："你们要一手打倒日本强盗，一手创造新中国！"
这是我们在武汉第一次见到的周恩来。
周恩来与郭沫若的精心安排
孩子剧团到达武汉，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的消息传播开来，轰动一时。不久国民党武汉特别市党部宣传部的头目闯到我们剧团里来，妄图阻止我们与"八办"接触和来往，以达到他们监控我们的行动并主宰我们团体的目的。
一天，市党部派人来下达强迫收编的命令。来人说，市党部决定收编你们剧团，房屋都为你们准备好了，明天早晨八点钟市党部有车来接，你们准备好，不要耽误了。
怎么办？对于我们孩子剧团来说，这是关系到团体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大家十分焦急，心情沉重。团长吴新稼立刻去找王洞若，以及文化艺术界的阳翰笙、田汉、杜国庠、郭沫若等老前辈想办法，并去"八办"向周恩来汇报请示。
周恩来说："去石灰窑吧，不要留在汉口，石灰窑是矿区，离汉口比较近，回来也比较方便。救亡演剧队的翟白音、徐韬都在那里，可以照顾你们。"他还问去石灰窑的轮船几点钟开，是否来得及？吴新稼回答说早晨五、六点钟有船去石灰窑。周恩来说，你们这次去石灰窑，可以适当地做一些宣传工作，但不要太紧张，把孩子们累倒了，要注意安全，把孩子们照顾好；要听一、二队（指救亡演剧队）的安排，他们会帮助你们的。一个月左右，三月底或四月初你再回来一趟，估计那时的形势会有变化，到那时看看情况再说......周恩来还问有没有钱买船票，生活费够不够用？
我们剧团在石灰窑期间，周恩来和郭沫若就商量好了：由郭沫若出面向陈诚提出并争取将孩子剧团收编为政治部第三厅领导和管辖的少年儿童宣传团体。四月初我们剧团回到汉口。不久郭沫若厅长派辛汉文带着政治部部长陈诚签名的"由沪来汉之孩子剧团由本部收编"的批条，将我们由汉口领进了武昌昙华林第三厅驻地。
由于周恩来及时的指示和决断，使我们剧团得以躲过了国民党武汉特别市党部魔掌的控制。
"要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
在昙华林，郭沫若早就命副官为我们安置好床铺、被褥和蚊帐。我们刚把生活安顿好不几天，周恩来就来看望我们。周恩来问我们是不是都住下了？说这儿蚊子多，咬起人来可厉害哩，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蚊帐？睡觉时要把蚊帐掖好。他那慈父般的关怀令我们十分感动。
我们迁入三厅驻地昙华林之后，与各抗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集中进行军事艺术训练。周恩来在郭沫若陪同下来看望大家，并给15个团队（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1个孩子剧团）的同志们讲话。他精辟分析了当前抗日战争的形势，从敌我双方的兵力，人心的向背，我方军事上的胜负，存在的问题，讲到日寇进行的是不义之战，兵力有限，供应线长，客观上有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鼓励大家要关心抗战形势的发展，要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他强调要坚持党的统一战线、团结抗战的政策；指出要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深入发动群众。他指示我们要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农村、街头，利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把那些爱国的、愿意抗日的人们都动员起来，团结起来，尽可能多地把他们吸引到抗日战争中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
这是抗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8月初成立后，以及孩子剧团4月间归属三厅以来同志们第一次听到的最好的形势报告，它提高了大家的认识，增强了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儿童也是抗战中的一份力量嘛。"
我们剧团在汉口做抗日宣传工作期间，听说大后方各地的爱国青年纷纷来到武汉，通过"八办"将他们送往延安抗日根据地。孩子们十分羡慕，都想去延安。有一天，团里派干事会的干事张莺带上一个小团员去"八办"看望周恩来和邓妈妈（对邓颍超的昵称），目的是向他们汇报孩子们的思想情况和要求。
当时，周恩来正伏案工作，见孩子们来看他，便停下工作和孩子们亲切地谈话并听取张莺的汇报。周恩来说，你们想到延安去，这当然是件好事情。延安是我们党中央所在地，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就住在延安嘛。延安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到延安去工作和学习当然很好。你们向往延安，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说到这里，他将八岁的吴培尼（现名裴黎）拉向怀里，问他："你也想去延安？是不是想妈妈啦？"吴培尼摇摇头乖巧地回答："想去延安，我不想妈妈，想见毛主席。"周恩来听了培尼的回答，高兴地笑了起来。他说："你们都去了延安，这里的工作交给谁来做呢？"张莺和小培尼都沉默不语。周恩来继续说："你们是孩子剧团，擅长唱歌演戏，这是你们做抗日宣传工作很好的武器，你们要把内地的广大儿童发动起来，尽可能地把他们组织团结到抗日战争中来。儿童也是抗战中的一份力量嘛。"他问张莺："我的话是不是有点道理啊，你的意见呢？"张莺听了周恩来的教诲，十分感动，她回答说，"周伯伯讲的道理我明白了。"周恩来说："明白就好，回去告诉你们的吴大哥，给孩子们讲清道理，做好思想工作，告诉大家：这里也需要有人工作，留在这里也是战斗嘛！"
"不要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小老头"
周恩来十分关心孩子剧团党的建设。我们剧团撤离上海时只有吴新稼和林犁田（许翰如）两个党员。归属第三厅以后，剧团日渐发展壮大，那时正值三厅在发展党的组织。周恩来对领导和联系孩子剧团的中共长江局干部王洞若说："孩子剧团也可以发展嘛。"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王洞若帮助我们剧团于是年5月发展了七名党员，成立了党支部。后来又从演剧九队及其他单位转来三名党员。从此，孩子剧团增强了党的力量，在三厅以冯乃超为书记的中共特别支部领导下，成为组织领导孩子们进行抗日宣传工作以及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战斗堡垒。
直属第三厅管辖的15个团队，我们孩子剧团的团员年龄较小，可说是15个团队中的小弟弟团体。周恩来和郭沫若都十分关心我们的文化学习。前后曾派来政治指导员陈乃昌、蔡家桂（蔡馥生）、艺术指导员郑君里和三名助理员郝玲星、丁月秋和方黎，帮助我们做政治思想工作，提高艺术素养、进行文化学习和管理生活。有一次政治指导员兼支部书记蔡家桂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其中谈到有些孩子爱写长文章，事事都摹仿大人时，周恩来说："不要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小老头，他们年纪还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要注意他们的健康和教育，帮助他们搞好文化学习，唱好歌，演好戏，做好抗日宣传工作就很好嘛。"
"没人管你们，我们来管，没人要，我们要嘛。"
1940年下半年，我们曾与郭沫若住在重庆郊区赖家桥全家院子。那时，郭沫若为抗议国民党当局强迫第三厅公职人员加入国民党，辞去第三厅厅长职务。一天周恩来与邓妈妈来看望郭沫若。于立群（郭沫若夫人）建议我们给周恩来和邓妈妈唱几支歌。我们排好队，唱了《在太行山上》、《红缨枪》等歌曲。其中《流浪儿》这支歌我们曾在"八办"欢迎会上唱过。周恩来听后说：《流浪儿》唱得不如以前感动人，还得努力呀!他问我们早晨练不练嗓子，勉励我们在艰苦的环境里要好好锻炼自己，一面做抗日宣传工作，还要挤时间学点文化，读点书，告诫年龄大点的孩子不要过早谈恋爱，要把精力集中到做好抗日宣传工作和学习上来。
郭沫若不当三厅厅长了，孩子们忧心忡忡，问周恩来：我们怎么办，今后谁管我们？周恩来以爱抚的目光看着孩子们说："孩子们，怎么会没人管你们呢！郭先生即使离开了你们，我相信他心里会时常惦记你们的；没人管你们，我们来管，没人要，我们要嘛。"周恩来这一席话说得我们心里热乎乎的，孩子们感到十分亲切，有周恩来，有党来管我们，大家心里就踏实了。
"大家来到延安，就是回到了自己的家"
孩子剧团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迫改组后，党组织为了保护干部免遭迫害，南方局安排我和另一名党员张宗元（张承祖）住进了重庆曾家岩50号。一天，我们正在吃饭，周恩来来看我们，他说：这里的饭菜不好，你们来到这里，就是到了自己的家，可要吃饱肚子啊。他还勉励我们说：到了延安要好好学习，提高觉悟，将来建设祖国就靠你们年轻人了。
几天以后，我们将要搬到化龙桥红岩村--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集中候车去延安。曾家岩胡同四周国民党反动派都安设了特务据点，监视50号周公馆人员的进出活动。一天早晨，周恩来为了安全地把我们两人送往红岩村"八办"，叫我们排成队，由他打头，让我们走在中间，王梓木和邓颖超走在后面，保护我们离开了曾家岩50号，走出小胡同，让我们坐进小汽车里，亲自护送我们到红岩村。不久我们就跟随周恩来回到延安。（我们赴延前后，中共南方局"八办"曾先后将"孩剧"团员10人送往延安）
1943年7月中旬，我们抵达延安时，延安正在开展整风运动。据说不久前，康生（中央社会部部长）刚做过一次"抢救失足者"动员报告，号召"失足者"向党坦白交代问题。延安各单位、各部门当即掀起一个"抢救失足者"的高潮，整顿三风运动变成了"抢救失足者"的运动，搞得满城风雨，人人自危。我们刚从国统区回到延安的文艺战士和革命同志不谙延安的情况，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心情也忐忑不安。
一天，周恩来在杨家岭给我们作报告，他刚坐下便说：我和大家一起从重庆回到延安。半个多月的旅途生活，同志们一定很疲劳了。大家来到延安就是回到了自己的家......听了周恩来如此亲切、平易近人的谈话，同志们原先那种惶恐紧张情绪便渐渐消散，心里感到莫大的欣慰。
接着，周恩来给我们分析了国内形势并讲到陕甘宁边区当前的处境。他说："国民党反动派妄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皖南事变之后，又再次掀起反共高潮，把几十万大军西调，胡宗南的军队麇集在陕甘宁边区门口，垂涎欲滴，虎视眈眈，蒋介石要挑起内战的态势如箭在弦上，我们从国民党统治区进入陕甘宁边区，沿途所见，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在讲到延安当前的情况时，他说：开展整风运动是对干部进行教育，提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识别问题的能力，以增强党的团结，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当讲到延安审查干部的工作时，周恩来说：审查干部是为了纯洁党的干部队伍，同心同德，提防并准备反击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保卫我们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周恩来还充分肯定我们在国统区做了许多有益于抗战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同时讲到国统区不比边区，那里政治环境险恶，情况复杂，斗争尖锐，国民党惯用特务手段，跟踪、逮捕我党党员，对进步人士也不放过，有的同志惨遭杀害，有的人不慎"失足"或上当受骗......现在回到边区，有什么话应毫无顾虑地与党交心嘛。他要求有问题的人要自觉地向党坦白交代，要以忠诚老实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向党讲清楚，党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他号召大家要积极投入整风运动中好好学习......
听了周恩来的一席话，虽然我对整风运动和审干工作的做法一时还吃不透，但也多少明白了其中的要义。然而当时"抢救运动"来势猛烈，却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们从国统区回延安的文艺战士和革命干部中也有一些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时隔不久，毛主席在延安的干部大会上为"抢救"错了的同志摘帽鞠躬、赔礼道歉。"运动"转入甄别阶段后，我分配去了鲁迅文艺学院戏剧音乐系干部学习班学习。由于上音乐欣赏课缺乏教材，班领导周巍峙派我和苏扬同学（原孩子剧团团员）去杨家岭向周恩来借古典音乐唱片。周恩来找来我们要借的一张唱片，用一纸口袋装好递给苏扬说：要借什么唱片，下次再来找我。我们连忙说，感谢周恩来对我们学习的支持。周恩来公务繁忙，我们怕影响他的工作，装带好唱片，便匆匆向他告辞。
日本投降后不久，我被抽调去中央党校六部集中学习，准备重返国统区工作。周恩来是中共南方局书记，是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这次调回国统区工作，我期盼着跟随在周恩来的身边，在他领导下工作将是何等幸福啊！
但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拟调国统区工作的干部悉数留延另作安排。我则调入延安中央管弦乐团，边学习边工作。
国共谈判破裂后，周恩来于1946年11月19日率李维汉、邓颖超等十余人飞返延安。翌年2月，胡宗南部队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和延安。此时，关心和爱护我们孩子剧团如子女的周恩来，与毛泽东、任弼石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革命战争，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边区、根据地的千百万人民群众与国民党军作战，夺取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
(责任编辑：晓虹)
为了抗击日军的侵略，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奋起抗战。我们年纪虽小，也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去。在国难教育社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和支持下，以临青学校的学生为核心，团结吸收了绍芳、余日章小学、山海工学团部分学生和童工于9月3日在难民收容所里成立了孩子剧团。剧团成员最小的8岁，最大的19岁。
孩子剧团是以戏剧、歌咏等艺术武器，在难民收容所、工厂、农村和街头里弄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我从六十六军民众战地服务团病退回到上海，国难教育社党组书记王洞若介绍我加入孩子剧团。在剧团里，我除了参加戏剧歌咏的演出，还担负对外交际联络等工作。
1939年9月，孩子剧团团长吴新稼离团后，我被任命为团长、并任剧团地下党的组织委员。在孩子剧团5年的历史中，我亲历了并深切感受到周恩来对我们孩子剧团在思想、工作、学习和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也目睹和了解了孩子们对周恩来无限的崇敬和爱戴。
"送你们救国、革命、创造三种精神"
上海抗战爆发后，日军凭藉其军事上的优势，向我发动猖狂进攻，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上海即将沦陷成为孤岛。国难教育社党组织命我们孩子剧团（男女团员22人）撤离上海。我们辗转于苏北各地近两个月，于1938年1月上旬来到武汉。当时，《新华日报》和武汉的一些报纸大量报道我们开展抗日戏剧歌咏活动的消息。1月30日，周恩来派一辆大卡车，从汉口市洪益巷培心小学（我们的临时住处）把我们接到八路军办事处，为我们举行欢迎茶话会。
一位姓田的"小八路"主持开会并致欢迎词。叶挺、郭沫若、博古、王明都讲了话。周恩来在我们热烈的掌声中也站起来讲话。他满腔热情地说："小朋友们，今天见到你们我很高兴，也很受感动！你们冲破了敌人的封锁，跑了几千里路，吃了不少苦，沿途还做了救亡宣传工作，终于来到了武汉，真不容易啊！你们年纪虽小，但也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是抗日战争中一支小生力军。眼前的事实，你们的行动，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队伍里教育出来的小战士，他们的能力，是在大集体帮助中得到的。而你们这些小朋友的能力是在人们瞧不起的环境中，依靠自己的斗争，锻炼出来的，是难能可贵的......"
周恩来勉励我们之后，又十分殷切地问我们："我送你们救国、革命、创造三种精神好吗？"我们大声回答："好！"并热烈地鼓掌。周恩来又高举手臂对我们说："你们要一手打倒日本强盗，一手创造新中国！"
这是我们在武汉第一次见到的周恩来。
周恩来与郭沫若的精心安排
孩子剧团到达武汉，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的消息传播开来，轰动一时。不久国民党武汉特别市党部宣传部的头目闯到我们剧团里来，妄图阻止我们与"八办"接触和来往，以达到他们监控我们的行动并主宰我们团体的目的。
一天，市党部派人来下达强迫收编的命令。来人说，市党部决定收编你们剧团，房屋都为你们准备好了，明天早晨八点钟市党部有车来接，你们准备好，不要耽误了。
怎么办？对于我们孩子剧团来说，这是关系到团体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大家十分焦急，心情沉重。团长吴新稼立刻去找王洞若，以及文化艺术界的阳翰笙、田汉、杜国庠、郭沫若等老前辈想办法，并去"八办"向周恩来汇报请示。
周恩来说："去石灰窑吧，不要留在汉口，石灰窑是矿区，离汉口比较近，回来也比较方便。救亡演剧队的翟白音、徐韬都在那里，可以照顾你们。"他还问去石灰窑的轮船几点钟开，是否来得及？吴新稼回答说早晨五、六点钟有船去石灰窑。周恩来说，你们这次去石灰窑，可以适当地做一些宣传工作，但不要太紧张，把孩子们累倒了，要注意安全，把孩子们照顾好；要听一、二队（指救亡演剧队）的安排，他们会帮助你们的。一个月左右，三月底或四月初你再回来一趟，估计那时的形势会有变化，到那时看看情况再说......周恩来还问有没有钱买船票，生活费够不够用？
我们剧团在石灰窑期间，周恩来和郭沫若就商量好了：由郭沫若出面向陈诚提出并争取将孩子剧团收编为政治部第三厅领导和管辖的少年儿童宣传团体。四月初我们剧团回到汉口。不久郭沫若厅长派辛汉文带着政治部部长陈诚签名的"由沪来汉之孩子剧团由本部收编"的批条，将我们由汉口领进了武昌昙华林第三厅驻地。
由于周恩来及时的指示和决断，使我们剧团得以躲过了国民党武汉特别市党部魔掌的控制。
"要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
在昙华林，郭沫若早就命副官为我们安置好床铺、被褥和蚊帐。我们刚把生活安顿好不几天，周恩来就来看望我们。周恩来问我们是不是都住下了？说这儿蚊子多，咬起人来可厉害哩，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蚊帐？睡觉时要把蚊帐掖好。他那慈父般的关怀令我们十分感动。
我们迁入三厅驻地昙华林之后，与各抗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集中进行军事艺术训练。周恩来在郭沫若陪同下来看望大家，并给15个团队（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1个孩子剧团）的同志们讲话。他精辟分析了当前抗日战争的形势，从敌我双方的兵力，人心的向背，我方军事上的胜负，存在的问题，讲到日寇进行的是不义之战，兵力有限，供应线长，客观上有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鼓励大家要关心抗战形势的发展，要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他强调要坚持党的统一战线、团结抗战的政策；指出要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深入发动群众。他指示我们要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农村、街头，利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把那些爱国的、愿意抗日的人们都动员起来，团结起来，尽可能多地把他们吸引到抗日战争中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
这是抗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8月初成立后，以及孩子剧团4月间归属三厅以来同志们第一次听到的最好的形势报告，它提高了大家的认识，增强了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儿童也是抗战中的一份力量嘛。"
我们剧团在汉口做抗日宣传工作期间，听说大后方各地的爱国青年纷纷来到武汉，通过"八办"将他们送往延安抗日根据地。孩子们十分羡慕，都想去延安。有一天，团里派干事会的干事张莺带上一个小团员去"八办"看望周恩来和邓妈妈（对邓颍超的昵称），目的是向他们汇报孩子们的思想情况和要求。
当时，周恩来正伏案工作，见孩子们来看他，便停下工作和孩子们亲切地谈话并听取张莺的汇报。周恩来说，你们想到延安去，这当然是件好事情。延安是我们党中央所在地，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就住在延安嘛。延安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到延安去工作和学习当然很好。你们向往延安，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说到这里，他将八岁的吴培尼（现名裴黎）拉向怀里，问他："你也想去延安？是不是想妈妈啦？"吴培尼摇摇头乖巧地回答："想去延安，我不想妈妈，想见毛主席。"周恩来听了培尼的回答，高兴地笑了起来。他说："你们都去了延安，这里的工作交给谁来做呢？"张莺和小培尼都沉默不语。周恩来继续说："你们是孩子剧团，擅长唱歌演戏，这是你们做抗日宣传工作很好的武器，你们要把内地的广大儿童发动起来，尽可能地把他们组织团结到抗日战争中来。儿童也是抗战中的一份力量嘛。"他问张莺："我的话是不是有点道理啊，你的意见呢？"张莺听了周恩来的教诲，十分感动，她回答说，"周伯伯讲的道理我明白了。"周恩来说："明白就好，回去告诉你们的吴大哥，给孩子们讲清道理，做好思想工作，告诉大家：这里也需要有人工作，留在这里也是战斗嘛！"
"不要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小老头"
周恩来十分关心孩子剧团党的建设。我们剧团撤离上海时只有吴新稼和林犁田（许翰如）两个党员。归属第三厅以后，剧团日渐发展壮大，那时正值三厅在发展党的组织。周恩来对领导和联系孩子剧团的中共长江局干部王洞若说："孩子剧团也可以发展嘛。"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王洞若帮助我们剧团于是年5月发展了七名党员，成立了党支部。后来又从演剧九队及其他单位转来三名党员。从此，孩子剧团增强了党的力量，在三厅以冯乃超为书记的中共特别支部领导下，成为组织领导孩子们进行抗日宣传工作以及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战斗堡垒。
直属第三厅管辖的15个团队，我们孩子剧团的团员年龄较小，可说是15个团队中的小弟弟团体。周恩来和郭沫若都十分关心我们的文化学习。前后曾派来政治指导员陈乃昌、蔡家桂（蔡馥生）、艺术指导员郑君里和三名助理员郝玲星、丁月秋和方黎，帮助我们做政治思想工作，提高艺术素养、进行文化学习和管理生活。有一次政治指导员兼支部书记蔡家桂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其中谈到有些孩子爱写长文章，事事都摹仿大人时，周恩来说："不要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小老头，他们年纪还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要注意他们的健康和教育，帮助他们搞好文化学习，唱好歌，演好戏，做好抗日宣传工作就很好嘛。"
"没人管你们，我们来管，没人要，我们要嘛。"
1940年下半年，我们曾与郭沫若住在重庆郊区赖家桥全家院子。那时，郭沫若为抗议国民党当局强迫第三厅公职人员加入国民党，辞去第三厅厅长职务。一天周恩来与邓妈妈来看望郭沫若。于立群（郭沫若夫人）建议我们给周恩来和邓妈妈唱几支歌。我们排好队，唱了《在太行山上》、《红缨枪》等歌曲。其中《流浪儿》这支歌我们曾在"八办"欢迎会上唱过。周恩来听后说：《流浪儿》唱得不如以前感动人，还得努力呀!他问我们早晨练不练嗓子，勉励我们在艰苦的环境里要好好锻炼自己，一面做抗日宣传工作，还要挤时间学点文化，读点书，告诫年龄大点的孩子不要过早谈恋爱，要把精力集中到做好抗日宣传工作和学习上来。
郭沫若不当三厅厅长了，孩子们忧心忡忡，问周恩来：我们怎么办，今后谁管我们？周恩来以爱抚的目光看着孩子们说："孩子们，怎么会没人管你们呢！郭先生即使离开了你们，我相信他心里会时常惦记你们的；没人管你们，我们来管，没人要，我们要嘛。"周恩来这一席话说得我们心里热乎乎的，孩子们感到十分亲切，有周恩来，有党来管我们，大家心里就踏实了。
"大家来到延安，就是回到了自己的家"
孩子剧团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迫改组后，党组织为了保护干部免遭迫害，南方局安排我和另一名党员张宗元（张承祖）住进了重庆曾家岩50号。一天，我们正在吃饭，周恩来来看我们，他说：这里的饭菜不好，你们来到这里，就是到了自己的家，可要吃饱肚子啊。他还勉励我们说：到了延安要好好学习，提高觉悟，将来建设祖国就靠你们年轻人了。
几天以后，我们将要搬到化龙桥红岩村--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集中候车去延安。曾家岩胡同四周国民党反动派都安设了特务据点，监视50号周公馆人员的进出活动。一天早晨，周恩来为了安全地把我们两人送往红岩村"八办"，叫我们排成队，由他打头，让我们走在中间，王梓木和邓颖超走在后面，保护我们离开了曾家岩50号，走出小胡同，让我们坐进小汽车里，亲自护送我们到红岩村。不久我们就跟随周恩来回到延安。（我们赴延前后，中共南方局"八办"曾先后将"孩剧"团员10人送往延安）
1943年7月中旬，我们抵达延安时，延安正在开展整风运动。据说不久前，康生（中央社会部部长）刚做过一次"抢救失足者"动员报告，号召"失足者"向党坦白交代问题。延安各单位、各部门当即掀起一个"抢救失足者"的高潮，整顿三风运动变成了"抢救失足者"的运动，搞得满城风雨，人人自危。我们刚从国统区回到延安的文艺战士和革命同志不谙延安的情况，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心情也忐忑不安。
一天，周恩来在杨家岭给我们作报告，他刚坐下便说：我和大家一起从重庆回到延安。半个多月的旅途生活，同志们一定很疲劳了。大家来到延安就是回到了自己的家......听了周恩来如此亲切、平易近人的谈话，同志们原先那种惶恐紧张情绪便渐渐消散，心里感到莫大的欣慰。
接着，周恩来给我们分析了国内形势并讲到陕甘宁边区当前的处境。他说："国民党反动派妄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皖南事变之后，又再次掀起反共高潮，把几十万大军西调，胡宗南的军队麇集在陕甘宁边区门口，垂涎欲滴，虎视眈眈，蒋介石要挑起内战的态势如箭在弦上，我们从国民党统治区进入陕甘宁边区，沿途所见，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在讲到延安当前的情况时，他说：开展整风运动是对干部进行教育，提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识别问题的能力，以增强党的团结，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当讲到延安审查干部的工作时，周恩来说：审查干部是为了纯洁党的干部队伍，同心同德，提防并准备反击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保卫我们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周恩来还充分肯定我们在国统区做了许多有益于抗战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同时讲到国统区不比边区，那里政治环境险恶，情况复杂，斗争尖锐，国民党惯用特务手段，跟踪、逮捕我党党员，对进步人士也不放过，有的同志惨遭杀害，有的人不慎"失足"或上当受骗......现在回到边区，有什么话应毫无顾虑地与党交心嘛。他要求有问题的人要自觉地向党坦白交代，要以忠诚老实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向党讲清楚，党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他号召大家要积极投入整风运动中好好学习......
听了周恩来的一席话，虽然我对整风运动和审干工作的做法一时还吃不透，但也多少明白了其中的要义。然而当时"抢救运动"来势猛烈，却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们从国统区回延安的文艺战士和革命干部中也有一些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时隔不久，毛主席在延安的干部大会上为"抢救"错了的同志摘帽鞠躬、赔礼道歉。"运动"转入甄别阶段后，我分配去了鲁迅文艺学院戏剧音乐系干部学习班学习。由于上音乐欣赏课缺乏教材，班领导周巍峙派我和苏扬同学（原孩子剧团团员）去杨家岭向周恩来借古典音乐唱片。周恩来找来我们要借的一张唱片，用一纸口袋装好递给苏扬说：要借什么唱片，下次再来找我。我们连忙说，感谢周恩来对我们学习的支持。周恩来公务繁忙，我们怕影响他的工作，装带好唱片，便匆匆向他告辞。
日本投降后不久，我被抽调去中央党校六部集中学习，准备重返国统区工作。周恩来是中共南方局书记，是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这次调回国统区工作，我期盼着跟随在周恩来的身边，在他领导下工作将是何等幸福啊！
但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拟调国统区工作的干部悉数留延另作安排。我则调入延安中央管弦乐团，边学习边工作。
国共谈判破裂后，周恩来于1946年11月19日率李维汉、邓颖超等十余人飞返延安。翌年2月，胡宗南部队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和延安。此时，关心和爱护我们孩子剧团如子女的周恩来，与毛泽东、任弼石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革命战争，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边区、根据地的千百万人民群众与国民党军作战，夺取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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