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的华人移民数量庞大，情况也很复杂。老一代移民、中生代移民和新生代移民间（一般而言，可以把2008年以前，以技术移民为主体的一代，称作“中生代大陆移民”；2008年以后，以“投资移民”为主体的一代，称为“新生代大陆移民”），存在类似国内不同年龄段的“代沟”，而经济类移民和技术移民的差异也相当大。不同类型的中国移民，交际圈不同，生活方式各异，对当地社会、对故国，特别是对新生活的融入也不尽相同。本文就作为对华人移民国外生活观察的一个侧面吧。
　　高离婚率引起关注
　　加拿大华裔的“融入”呈现明显的“两头差、中间强”的特色。
　　所谓“两头差”，指二战前移民的“老侨”中尚有许多世代居住华埠、以汉语（多为地方方言）为主要语言的华人。在温哥华、多伦多等地，都有一些“老侨”至今不能熟练使用英/法文，很少迈出唐人街；而2006年以后来加的许多大陆新一代投资移民，则习惯于居住在华人集中的新兴城镇、社区，过着“中国化”的生活，融入的积极性相对较低。“中间强”，即二战后、大陆投资移民大规模进入前的这一批华裔移民，“融入”的主动性最强，效果也最好，中国大陆中生代移民也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批。对他们而言，“融入”意味着更便利的生活和社交、更好的工作及收入，意味着能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安居乐业，他们也被称作“走出唐人街的一代”。
　　但在另一个方面，背景不同、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各异的中生代中国移民，却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就群体而言离婚率偏高，因家庭矛盾而导致的突发事件屡有报道。2014年5月4日，又一起中国移民家庭伦理悲剧在卑诗省列治文市发生：41岁的吴建华当着年幼女儿的面砍杀妻子，并迫使女儿逃出家门，引起社会震惊。当地非政府机构——中侨互助会行政总裁周潘坤玲表示，寻求压力疏导、愤怒情绪管理和家庭支援的华裔移民家庭个案近年来呈上升趋势。
　　近年来许多加拿大传媒和社会团体日渐注意到，高离婚率已成为加拿大华人移民的一个普遍现象。这种情况引发了当地一些社会学家的议论。曾几何时，亚洲移民家庭是加拿大社会中醒目的“高稳定家庭”，许多“老侨”和配偶分离多年，团圆后依然可以稳定生活，白头到老，这曾被当作“东亚现象”加以讨论。如今大陆移民的婚姻状况，和其他族裔横向比较，不能说特别突出，但以华人素来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家庭稳定和睦当作生活、事业前提和保证的传统衡量，就显得有些突出了。
　　这究竟是为什么？
　　周潘坤玲曾经表示，移民初到新环境，经济状况不稳定，加上华裔家庭常常秉持“家丑不外扬”原则，不愿向他人倾诉苦衷，寻求帮助，往往导致压力在家庭内部积郁，一旦处理不好，就容易一时爆发，造成家庭矛盾，甚至酿成悲剧。
　　但问题似乎并非那么简单。
　　“角色转变”是颗定时炸弹
　　移民对于一个家庭、一对伴侣来说，等于换到一个新世界从头来过，以前的人际关系、相处之道都要重新调整。不仅如此，移民前与移民后，夫妻二人在社会、家庭中的地位、角色也变了，同样存在着适应、磨合的问题。这一切，都容易造成家庭关系的紧张，倘处理不好，便会引发矛盾，甚至导致婚姻破裂。
　　比如有一对上世纪90年代初公派来加拿大，后转为移民，定居多伦多的夫妇，原本在国内时，丈夫学历高，收入和职位都比妻子好得多，但移民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妻子原先是大学英语教师，英语听力、口语都不错，很快就在当地政府办的ESL（为母语非英语学生开设的英语教学课程）学校当上了教师；丈夫掌握的却只是“哑巴英语”，加上自我定位太高，又不肯下决心重新深造或改行，在要求“本地经验”“本地资质”的加拿大找工作时便处处碰壁。赋闲在家，难免胡思乱想，加上心态不好，就更容易出问题。
　　有一次，妻子上班时发现忘带教材，就让家中的丈夫送去。丈夫到学校后，见妻子和白人同事亲切交谈，且“动手动脚”（其实不过是当地同事间很自然、正常的互动），当时觉得受了极大刺激，当场发作，拂袖而去。
　　这原本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倘发生在正常氛围，沟通下一般就能释然。但对于这对移民夫妇来讲，尤其是丈夫处在因自感失落的状况下，情况便严重得多。到了后来，这位丈夫心平气和的时候越来越少，也变得不愿见人，甚至难得出个门，看见熟人还会马上折返；对妻子，更是动辄找茬发火。最终这对原本在国内相敬如宾的夫妇，却走到了离婚这一步。
　　可以说，移民后融入陌生环境的吃力和家庭成员间融入程度的落差，加上新环境下本就难免的工作、生活和精神压力，把夫妻间的问题放大了。角色的转变是颗定时炸弹，如排解不得法，原本的小麻烦就可能酿成大问题。相反，倘夫妻间相互包容，互谅互让，且对自己能有充分认识，许多家庭矛盾自然而然会消弭于无形。
　　同样在上世纪90年代末移民多伦多的内蒙古夏宝根（化名，下同）夫妇，移民前，丈夫是下岗再就业的杂货店老板，妻子是中学英语教师，两人的收入、社会地位差异不大，但移民后妻子很快找到稳定的工作，夏宝根却因为英语能力差，总也找不到合适的活。但夏宝根夫妇很快调整了自己的情绪，进行了“男主内、女主外”的“友好分工”，太太上班挣钱，先生一面专心读书，一面打理家务，照顾孩子。他们的关系随着第二个孩子的出生而改变：加拿大是福利社会，妻子生育后可以带薪休假一年，丈夫则在这一年里找到了一份车衣工的工作，这番夫妻家庭角色换位，让彼此间互相体谅到对方原先的辛苦，感情变得融洽。
　　加拿大的生活有许多不同于中国的特点，比如12岁以下孩子必须受到全天候监护，中小学放学早（下午两点半左右），人工费用高昂，托儿不便，等等，对于有学龄儿童的家庭而言，意味着需要将更多时间、精力用于工作以外的事务。习惯了双职工家庭和让老人、幼托代为照顾子女的大陆移民，初来乍到往往很不适应，容易产生烦躁情绪，甚至相互埋怨，只有家庭成员间彼此包容，才能共同适应崭新的环境和社会。
　　距离不仅仅产生美 　　都说“距离产生美”，但这个定义却未必适合在加拿大的大陆移民家庭。
　　作者陶短房考驾照时，结识了一位东北来的驾驶教练，熟悉之后会聊一些家庭琐事。这位教练在国内时在事业单位工作，顺风顺水，收入高，也很受尊敬。妻子有高学历，但工作不理想，便力主移民“换个活法”。教练虽然同意移民，但一切办妥后却舍不得丢下好工作，磨蹭了三四年才移过去，和妻子在卑诗省省会维多利亚团聚。此时妻子已快修完博士学位，并找好了工作，两人分离太久，彼此间已经很不适应。这位教练称，他“拿到工卡当天，妻子就把打印好的协议离婚备忘录丢在他面前”，最终两人只能“友好分手”。
　　加拿大和中国是两个差异巨大的社会，这种差异不仅仅体现在法律制度、教育制度、福利制度、社会面貌等大的方面，更体现在许多细小的方面，倘若夫妻双方适应新环境的起点不同，适应过程中很容易产生落差，并形成难以调和的矛盾。
　　如今是信息社会，电话、网络联系可以达到“天涯若比邻”的密切程度，且新一代移民的经济条件远好于“前辈”们，太平洋间常来常往也不会特别心疼。但时代变了，社会节奏更快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分离几个月的夫妻，也可能变得相互“不认识”，或对彼此所处的氛围、环境感到不自在。身边的新移民朋友中，“空中飞人族”（夫妻有一方留在国内）家庭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家庭不稳定的情况也更多一些。这种“距离问题”并非仅指地理间的距离，心与心的“看不见的距离”倘被拉开，问题有时更严重。相反，倘若夫妻间能始终注意提醒自己，更多将移民后的生活当作“一家人共同的事”去考量，就能有美好的收获与回报。
　　如早在1986年就抵达加拿大自费留学，后来转为移民的北京人陈伯翰、郑思燕夫妇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们在国内就是大学同学和恋人，早就共同规划了未来——一起自费留学，今后在北美发展。来加拿大后他们双双进了著名的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攻读统计学硕士、博士学位。温哥华物价水平、生活指数很高，夫妻俩压力很大，但他们一致商定省吃俭用，勤俭度日，咬牙尽快完成学业。博士毕业后两人双双留校任教，成为令人羡慕的移民学者。
　　任何家庭都会有矛盾，这对移民学者夫妇也不例外。两人都是学统计的，善于理财和计算，当年美元汇率高，美国大学同样的教职，实际收入要比加拿大多50%左右，陈伯翰希望南下美国寻找发展，而郑思燕则安于现状不愿挪窝。一些移民家庭正是因为这种事业发展上的分歧出现裂痕，甚至一拍两散，但他们却不同，做丈夫的见妻子不同意并不勉强，而是静静等候。6年后，妻子终于觉得丈夫的考量是对的，两人双双移居美国华盛顿州，在当地大学任教，事业和家庭都有了圆满的收获。
　　同患难不易，共安乐更难。移民家庭因为环境的变故，往往会比国内家庭脆弱得多，遇上风吹草动便容易出现危机，且一旦危机出现，往往因为缺乏宣泄渠道，而导致远较国内严重的后果。
　　时代不同了，“从一而终”的思想早已被淘汰，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新的、属于自己的生活。但“家和万事兴”，家庭的稳定，对每个家庭成员而言，仍然是十分重要的。移民家庭大多上有老、下有小，事业、生活面临重要关头，且身处异国他乡，配偶不仅是最亲近的人，甚至是唯一的密友，情绪和压力的宣泄对象。家庭的和睦稳定，对每个家庭成员而言，都具有积极意义。
　　在移民这种特殊的环境下维系家庭，最重要的是“包容”和“适应”——不仅要努力包容、适应对方，更要包容、适应崭新的生活、社会与环境。
　　（作者系旅加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