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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从拉康的镜像理论重新关照和审视《黄墙纸》文本，可以发现在女主人公的疯癫过程中，充斥着他者与自我的权利游戏。小说通过描述女主人公受到丈夫的控制以及男性大他者话语的影响，揭露了时代背景下的性别歧视和压迫。而女主人公的疯癫，成为其摆脱他者压迫，重塑自我身份的象征。女主人公最后的疯癫使其摆脱了父权社会和男权话语对她的精神压迫，同时也体现了女性对男性大他者话语的反抗，对于女性争取独立平等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镜像理论 他者 自我
美国女作家夏洛蒂·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1860-1935）是19世纪末女权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吉尔曼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从事艺术行业，在美国设计学院深造时与一位艺术家成婚。然而其婚后生活并不幸福。因产后抑郁，吉尔曼患上了神经衰弱症，并在美国著名的心理医生Weir Mitchell处接受治疗。然而医生采取的“休息疗法”并不见成效，反而使吉尔曼病情恶化。不堪重负之下，吉尔曼开始重新审视这种治疗方式，放弃修养，投身于自然和工作，最终治愈了疾病，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为了讽刺这种被称为权威的治疗方式，吉尔曼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了《黄墙纸》（“The Yellow Wallpaper”）。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曾在其著作《阁楼上的疯女人》中指出：“女性文学中的疯女人，通常在某种意义上是作者的重影或替身（double），表达了作者自己的焦虑和愤怒的形象”。[1]（P100）吉尔曼通过描述《黄墙纸》中的“我”一步步走向疯癫的过程，表现了作者自己內心深处的焦虑和不安。作为曾经的“屋子里的天使”，吉尔曼深深地感受到一个女性在父权制文化下的无力感与挫败感，而小说《黄墙纸》中“我”最后走向疯癫暗含着吉尔曼对男权社会和父权文化做出的最后的抵抗。作为第一代女权主义思想的代表性作品，《黄墙纸》描述了一个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因产后精神问题被丈夫带到一间充满哥特式氛围的房屋中进行“休息治疗”，被其限制自由，精心“呵护”，最后在一间贴满黄色墙纸的房间中变得精神失常的故事。小说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页，但是从中我们能够清晰的了解到“我”是“如何被囚禁于充满黄墙纸的房间中，对周围的一切逐渐由苦闷而感到不安，由不安到恐惧，最后完全失控”。[2]黄墙纸作为“我”精神失常的关键因素，同时也作为一面镜子，折射出家庭内部父权思想对于女性的束缚与禁锢。“我”通过撕碎黄墙纸来打破象征父权秩序的镜子，挣脱枷锁，重新确立自己的主体身份和自我意识，在疯狂中获得了重生。吉尔曼用这部简短精炼的小说来控诉当时男权文化对于女性的精神压迫和折磨，力求女性的解放与独立。
一.拉康与镜像理论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是法国现代最具独创性又最具争议性的精神分析学家。镜像理论是他在精神分析领域的重要成果，是关于自我身份认同和他者的学说。1936年，拉康以一名精神分析学家的身份出席了在马林巴德举行的第十四届国际精神分析学年会，期间，拉康作了《镜像阶段》的演讲，首创镜像理论。在1949年7月，拉康又在苏黎世第十六届国际精神分析学年会上做了题为《助成“我”的功能形成的镜子阶段——精神分析经验所揭示的一个阶段》的学术报告，使得镜像理论这一创举进入大众视野。
拉康的镜像理论来源于法国心理学家亨利·瓦隆（Henry Wallon）比较心理学的“镜子测试”实验。该实验通过比较六至十八个月的婴儿与黑猩猩在面对自身镜中形象时的认知行为反应来考察婴儿的身体观念的发展。在该实验中，黑猩猩在确认其镜中的形象后会马上失去兴致。然而婴儿在看到镜中自己的形象时会更加倾向于仔细观察，并与镜中的影像互动。瓦隆将实验中婴儿的行为解释为“主体从镜像到想象、从想象到象征的一种辩证运作，认为婴儿正是通过这一运作来创造其主体的统一性的”。[3]（P99）与瓦隆不同的是，拉康着重观察婴儿对于镜中影像的反应。婴儿虽然无法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身体和行动，但他却可以支配镜子中的形象。在互动中，婴儿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完整性的存在，并且将镜中的影像认为是自我的形象。拉康将其解释为一种认同过程，也就是说婴儿从镜子中认识到了自己，做到了婴儿与影像的“合一”。然而镜中的影像不过是一个幻象，即，婴儿对自己主体的定义是建立在幻象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婴儿的自我意识是建立在伪自我的命题之上的。拉康将该认同理解为是一种“误认”或者“欺骗”。[4]但是这种误认又包括两部分，即“认同”和“异化”。[5]镜像阶段的认同和异化又是同时发生的。婴儿“认同”了镜中的影像，将其视为自己的形象，这种认同是非常重要的。尽管镜中的影像是虚幻的存在，但却赋予了婴儿一种完整的身份认同感，使其意识到自己的整体性。而该整体性意识是婴儿作为人类必须要形成的一种共识。拉康称镜中的影像为“理想我”，认为这个最先形成的“我”的形式是“所有次生认同过程的根源”。[6]（P90-91）这就说明了该“误认”下的认同是必不可少的，是婴儿获得主体意识的重要环节。但同时在认同发生的过程中，异化也就出现了。因为在婴儿的认知上，镜中的影像和自己的身体混淆在一起，该幻象已然取代了婴儿本身的形象。作为婴儿主体的幻象，镜中的影像与婴儿本身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而“一旦婴儿认同于镜像，婴儿的主体又被镜中形象所同化，婴儿的主体本就是在镜像中形成，形成之后又反过来成为镜外的婴儿的主体意识”。[7]也就是说，外在的他者构成了自我的主体意识，自我在他者中存在，他人即自我。因此婴儿自我主体意识的确立既是建立在婴儿对自身整体性的认同之上，同时也基于作为他者存在的影像的异化基础上的。
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解释了自我认知实现的过程，即自身主体性的认同以及他者对于自我认同的关键作用：自我的构建既离不开自身同时也离不开他者。拉康镜像理论中的“我”与“他者”是相应而生的。而“‘我’为了成为真正的自己而必须舍弃自己本身，穿上他者的衣装”。[8]（P46）人的自我意识在形成的初期就早已被他者所入侵，因此，在探究人的主体意识的时候，必须剥离他者的衣装，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实现自我的重生。 二.父权镜像下的女性形象
拉康的镜像理论表明主体自我意识的形成始于镜像阶段，该镜像阶段不仅对于婴儿理解自我形象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对于人类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对于个人主体认知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拉康看来，“自我”和“他者”相应而生，“一个完整的镜像生成过程需要有作为主体的‘我’，以及作为他者的镜像”。[9]在传统社会秩序下的女性眼中，父权文化下的男性便是女性自我形象构建的重要他者形象。
在《黄墙纸》中，“我”便是由他者构建的一个典型形象。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到：“洞达事理不是女人的事，因为她一直被教导要接受男性的权威。于是女人放弃了独立的批评、调查和判断，把一切留给了那个优越的等级”。[10]（P489）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需要做的就是放弃自我。《黄墙纸》中的“我”沉迷于父权社会给予“我”的镜像，构建了一个被社会普遍接受的自我——一个丧失了主体意识的家庭妇女。首先在“我”出场时，“我”并没有拥有姓名，以约翰妻子的身份出场，而不是以一个独立的个体的身份。“我”患有轻微的焦虑和精神问题，但是在作为医生的丈夫和哥哥面前，“我”被剥夺了话语权和主体意识。“我”不得不以丈夫和哥哥的话语构建了自我——一个精神衰弱和歇斯底里的女人形象。尽管“我”一再阐明房子的古怪以及自己身心所受的折磨，但是作为话语的主导者，约翰强硬的否定了“我”的想法，并且强制将“我”拘禁在这个房间中好好休息。“我”不敢质疑德高望重的丈夫的想法，“我”只能听从丈夫的摆布：不要思考，不要写作，不要幻想。
在约翰的操纵下，“我”被强行安排入住阁楼上的房间。同时，约翰还为“我”制定了一张精确到小时的作息表，把“我”的活动时间完完全全按照他的想法来规划，并且让“我”以为，如果不接受他的好意，那就是对他的“好意”的不领情且是多么的忘恩负义。[11]苏格兰精神病学家R.D.莱恩（R.D.Laing）指出：“男人可以通过许多方式影响女人，他可以使她为存有某种想法而内疚，他以此来否定她的经验”。[12]（P91）此时“我”的内心早已失去了自我意识，而甘愿成为了约翰的附属品，完全接受他对“我”的安排。而在“我”精神极度紧张、身体状况十分差的情况下，约翰以极度温柔的口吻安抚“我”：“亲爱的，看在我和孩子的份上，同样也看在你自己的份上，凭借自己的意志和自制力来战胜疾病”。[11]“我”首先要为丈夫和孩子而活，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好好照顾自己，为了他们要保持身体健康。在父权秩序的镜像下，“我”将男性对于女性的标准内化为自己的主体意识，逐渐沦为了他者的自我。在这种镜像的驱使下，“我”已经完全变成了被以丈夫为代表的父权标准构建出来的产物，成为了一个丧失了自我的他者存在。
三.走出他者的镜像——疯女人的反抗
拉康认为，在他者的眼光中成就的自我注定是一个虚幻的自我。镜像不等同于主体本身。“在父权社会，女性自身的感受与表达一直被男性‘代言’”，[9]这就导致了女性的主体意识被外来的他者所入侵，从而使真正的自我意识走向了消亡。在《黄墙纸》中，“我”开始觉醒，打破了他者的镜像，最终在疯狂中实现了真正的自我意识的重生。
在“我”看到黄墙纸的第一眼的心理感受是：“墙纸的颜色令人反感甚至恶心”。[11]但是“我”慢慢地被纸上的图案所吸引，日复一日地研究这些墙纸。而当“我”再次凝视这张黄墙纸时，发现墙纸上的图案看上去像是“被掐断的脖子和两只鼓鼓的眼睛颠倒着死盯住你”。[11]在这里，墙纸已然成为了一面镜子，而“我”透过这面镜子所看到的畸形的形象正是“我”在这个男权当道的社会中的真实面貌。根据拉康的镜像阶段，此时的“我”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了，没有自我意识，有的只是他者对于自我的切割与撕扯。但正是这些不完整的自我意识导致“我”对于黄墙纸有了更深的兴趣。逐渐地，墙纸上的秘密慢慢被“我”发掘出来了。“在外部图案的后面，模糊不清的外形日益清楚起来了，那个形状就像一个女人在图案后面弯腰爬行的样子”。[11]这时候的“我”对自己有了一个模糊的整体形象——一个女人。“我”内心的主体意识已经悄然萌发，对自我有了一定的认识，即，“我”是一个女人，是一个爬行着的女人。“我”开始慢慢地以一个女性的身份主动构建自我意识，而不是被动地由他者构建。随着时间的推移，墙纸中的女人形象愈发清晰：白天隐匿起来的女人形象就好像那个听话、温顺的“我”，被圈禁在房间里面;而在月光下爬行的女人形象就像是精神逐渐癫狂的“我”，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而在“休息治疗”即将结束之际，“我”看到了墙纸背后众多的爬行着的女人，从她们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像：一个疯狂想摆脱束缚的女人形象，这正是“我”心中的主体意识。“我”想要彻底摆脱父权对自我意识的压迫和入侵，“我”想要逃离这个茧一样的房间，“我”想要撕掉身上“屋子里的天使”这个标签。在父权钟形罩的笼罩下，曾经的“我”丧失了女性应有的生存与话语权利，沉迷在他者构建的镜像中，构建了一个温顺听话的自我形象。然而在拉康看来，镜像只不过是伪自我的存在，要想实现真正的自我，必须打破他者的枷锁。
尽管“我”最后的反抗颠覆了父权社会对于女性特质的构建，但是“我”还是难以逃脱自我主体身份的危机。“我”奋力地扯开了墙纸，释放了所有被囚禁的女人，甚至连“我”自己也变成她们其中的一员。最终陷入癫狂的“我”洋洋自得地宣告自己的胜利：“我终于出来了，我已经把大部分墙纸都撕下来了，所以你们再也不能把我放回去了”。[11]“我”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我”了，撕掉墙纸，“我”获得了重生，拥有了属于自我的主体意识。虽然“我”突破了他者的束缚，但是却陷入了无止尽的癫狂状态，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疯女人。“我”无法在父权的镜像下得到丈夫及他人的认可，只得退出残酷的现实世界，另寻出路。然而疯癫对于“我”来说又是另一种重生，在疯癫的世界中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通过拉康的镜像理论来深入分析《黄墙纸》中“我”精神失常的過程，我们对于在父权制下的女性的生存困境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在《黄墙纸》这篇短篇小说中，作为男权社会的受害者和牺牲品，“我”在作为男性的他者的影像中定义自我，构建了伪自我意识。然而随着“我”的女性意识的苏醒，“我”慢慢地走出了他者的牢笼。在镜像的欲望的驱使下，“我”试图建立拥有自身主体性的自我意识，然而终究势单力薄，无法与强大的父权制秩序做斗争，只好借助疯癫实现了自我的重生。“我”的疯癫不仅是女性对于自我的追寻，同时也是对于男权社会的反抗。尽管“我”走出的是房门的一小步，但却是女性在社会中迈出的一大步，对于那些仍旧挣扎在黄墙纸背后的女性有着深刻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M].杨莉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2]党明虎.《黄墙纸》与女权解读[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04）：70-72.
[3]吴琼.阅读你的症状[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4]王磊.自我与镜像的辩证——拉康镜像理论分析[J].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27（03）：28-31.
[5]王平原.以拉康之“镜”透视人之“自我”——拉康“镜像阶段”理论的深层逻辑透析[J].泰山学院学报，2017，39（04）：24-28.
[6]雅克·拉康.拉康选集[M].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
[7]张法.从理论的多源上理解拉康的镜像理论和主体结构理论[J].社会科学，2011（04）：124-130.
[8]福原泰平.拉康——镜像阶段[M].王小峰、李濯凡，译.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9]邓瑶.寻求自我——《觉醒》的拉康式解读[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8（11）：132.
[10]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11]夏洛特·P·吉尔曼.黄色墙纸[J].吴其尧译.名作欣赏，1997（03）：112-120 111.
[12]Chesler Pyhllis. Women and Madness[M].San Diego：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2005：91.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
关键词：镜像理论 他者 自我
美国女作家夏洛蒂·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1860-1935）是19世纪末女权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吉尔曼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从事艺术行业，在美国设计学院深造时与一位艺术家成婚。然而其婚后生活并不幸福。因产后抑郁，吉尔曼患上了神经衰弱症，并在美国著名的心理医生Weir Mitchell处接受治疗。然而医生采取的“休息疗法”并不见成效，反而使吉尔曼病情恶化。不堪重负之下，吉尔曼开始重新审视这种治疗方式，放弃修养，投身于自然和工作，最终治愈了疾病，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为了讽刺这种被称为权威的治疗方式，吉尔曼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了《黄墙纸》（“The Yellow Wallpaper”）。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曾在其著作《阁楼上的疯女人》中指出：“女性文学中的疯女人，通常在某种意义上是作者的重影或替身（double），表达了作者自己的焦虑和愤怒的形象”。[1]（P100）吉尔曼通过描述《黄墙纸》中的“我”一步步走向疯癫的过程，表现了作者自己內心深处的焦虑和不安。作为曾经的“屋子里的天使”，吉尔曼深深地感受到一个女性在父权制文化下的无力感与挫败感，而小说《黄墙纸》中“我”最后走向疯癫暗含着吉尔曼对男权社会和父权文化做出的最后的抵抗。作为第一代女权主义思想的代表性作品，《黄墙纸》描述了一个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因产后精神问题被丈夫带到一间充满哥特式氛围的房屋中进行“休息治疗”，被其限制自由，精心“呵护”，最后在一间贴满黄色墙纸的房间中变得精神失常的故事。小说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页，但是从中我们能够清晰的了解到“我”是“如何被囚禁于充满黄墙纸的房间中，对周围的一切逐渐由苦闷而感到不安，由不安到恐惧，最后完全失控”。[2]黄墙纸作为“我”精神失常的关键因素，同时也作为一面镜子，折射出家庭内部父权思想对于女性的束缚与禁锢。“我”通过撕碎黄墙纸来打破象征父权秩序的镜子，挣脱枷锁，重新确立自己的主体身份和自我意识，在疯狂中获得了重生。吉尔曼用这部简短精炼的小说来控诉当时男权文化对于女性的精神压迫和折磨，力求女性的解放与独立。
一.拉康与镜像理论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是法国现代最具独创性又最具争议性的精神分析学家。镜像理论是他在精神分析领域的重要成果，是关于自我身份认同和他者的学说。1936年，拉康以一名精神分析学家的身份出席了在马林巴德举行的第十四届国际精神分析学年会，期间，拉康作了《镜像阶段》的演讲，首创镜像理论。在1949年7月，拉康又在苏黎世第十六届国际精神分析学年会上做了题为《助成“我”的功能形成的镜子阶段——精神分析经验所揭示的一个阶段》的学术报告，使得镜像理论这一创举进入大众视野。
拉康的镜像理论来源于法国心理学家亨利·瓦隆（Henry Wallon）比较心理学的“镜子测试”实验。该实验通过比较六至十八个月的婴儿与黑猩猩在面对自身镜中形象时的认知行为反应来考察婴儿的身体观念的发展。在该实验中，黑猩猩在确认其镜中的形象后会马上失去兴致。然而婴儿在看到镜中自己的形象时会更加倾向于仔细观察，并与镜中的影像互动。瓦隆将实验中婴儿的行为解释为“主体从镜像到想象、从想象到象征的一种辩证运作，认为婴儿正是通过这一运作来创造其主体的统一性的”。[3]（P99）与瓦隆不同的是，拉康着重观察婴儿对于镜中影像的反应。婴儿虽然无法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身体和行动，但他却可以支配镜子中的形象。在互动中，婴儿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完整性的存在，并且将镜中的影像认为是自我的形象。拉康将其解释为一种认同过程，也就是说婴儿从镜子中认识到了自己，做到了婴儿与影像的“合一”。然而镜中的影像不过是一个幻象，即，婴儿对自己主体的定义是建立在幻象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婴儿的自我意识是建立在伪自我的命题之上的。拉康将该认同理解为是一种“误认”或者“欺骗”。[4]但是这种误认又包括两部分，即“认同”和“异化”。[5]镜像阶段的认同和异化又是同时发生的。婴儿“认同”了镜中的影像，将其视为自己的形象，这种认同是非常重要的。尽管镜中的影像是虚幻的存在，但却赋予了婴儿一种完整的身份认同感，使其意识到自己的整体性。而该整体性意识是婴儿作为人类必须要形成的一种共识。拉康称镜中的影像为“理想我”，认为这个最先形成的“我”的形式是“所有次生认同过程的根源”。[6]（P90-91）这就说明了该“误认”下的认同是必不可少的，是婴儿获得主体意识的重要环节。但同时在认同发生的过程中，异化也就出现了。因为在婴儿的认知上，镜中的影像和自己的身体混淆在一起，该幻象已然取代了婴儿本身的形象。作为婴儿主体的幻象，镜中的影像与婴儿本身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而“一旦婴儿认同于镜像，婴儿的主体又被镜中形象所同化，婴儿的主体本就是在镜像中形成，形成之后又反过来成为镜外的婴儿的主体意识”。[7]也就是说，外在的他者构成了自我的主体意识，自我在他者中存在，他人即自我。因此婴儿自我主体意识的确立既是建立在婴儿对自身整体性的认同之上，同时也基于作为他者存在的影像的异化基础上的。
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解释了自我认知实现的过程，即自身主体性的认同以及他者对于自我认同的关键作用：自我的构建既离不开自身同时也离不开他者。拉康镜像理论中的“我”与“他者”是相应而生的。而“‘我’为了成为真正的自己而必须舍弃自己本身，穿上他者的衣装”。[8]（P46）人的自我意识在形成的初期就早已被他者所入侵，因此，在探究人的主体意识的时候，必须剥离他者的衣装，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实现自我的重生。 二.父权镜像下的女性形象
拉康的镜像理论表明主体自我意识的形成始于镜像阶段，该镜像阶段不仅对于婴儿理解自我形象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对于人类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对于个人主体认知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拉康看来，“自我”和“他者”相应而生，“一个完整的镜像生成过程需要有作为主体的‘我’，以及作为他者的镜像”。[9]在传统社会秩序下的女性眼中，父权文化下的男性便是女性自我形象构建的重要他者形象。
在《黄墙纸》中，“我”便是由他者构建的一个典型形象。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到：“洞达事理不是女人的事，因为她一直被教导要接受男性的权威。于是女人放弃了独立的批评、调查和判断，把一切留给了那个优越的等级”。[10]（P489）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需要做的就是放弃自我。《黄墙纸》中的“我”沉迷于父权社会给予“我”的镜像，构建了一个被社会普遍接受的自我——一个丧失了主体意识的家庭妇女。首先在“我”出场时，“我”并没有拥有姓名，以约翰妻子的身份出场，而不是以一个独立的个体的身份。“我”患有轻微的焦虑和精神问题，但是在作为医生的丈夫和哥哥面前，“我”被剥夺了话语权和主体意识。“我”不得不以丈夫和哥哥的话语构建了自我——一个精神衰弱和歇斯底里的女人形象。尽管“我”一再阐明房子的古怪以及自己身心所受的折磨，但是作为话语的主导者，约翰强硬的否定了“我”的想法，并且强制将“我”拘禁在这个房间中好好休息。“我”不敢质疑德高望重的丈夫的想法，“我”只能听从丈夫的摆布：不要思考，不要写作，不要幻想。
在约翰的操纵下，“我”被强行安排入住阁楼上的房间。同时，约翰还为“我”制定了一张精确到小时的作息表，把“我”的活动时间完完全全按照他的想法来规划，并且让“我”以为，如果不接受他的好意，那就是对他的“好意”的不领情且是多么的忘恩负义。[11]苏格兰精神病学家R.D.莱恩（R.D.Laing）指出：“男人可以通过许多方式影响女人，他可以使她为存有某种想法而内疚，他以此来否定她的经验”。[12]（P91）此时“我”的内心早已失去了自我意识，而甘愿成为了约翰的附属品，完全接受他对“我”的安排。而在“我”精神极度紧张、身体状况十分差的情况下，约翰以极度温柔的口吻安抚“我”：“亲爱的，看在我和孩子的份上，同样也看在你自己的份上，凭借自己的意志和自制力来战胜疾病”。[11]“我”首先要为丈夫和孩子而活，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好好照顾自己，为了他们要保持身体健康。在父权秩序的镜像下，“我”将男性对于女性的标准内化为自己的主体意识，逐渐沦为了他者的自我。在这种镜像的驱使下，“我”已经完全变成了被以丈夫为代表的父权标准构建出来的产物，成为了一个丧失了自我的他者存在。
三.走出他者的镜像——疯女人的反抗
拉康认为，在他者的眼光中成就的自我注定是一个虚幻的自我。镜像不等同于主体本身。“在父权社会，女性自身的感受与表达一直被男性‘代言’”，[9]这就导致了女性的主体意识被外来的他者所入侵，从而使真正的自我意识走向了消亡。在《黄墙纸》中，“我”开始觉醒，打破了他者的镜像，最终在疯狂中实现了真正的自我意识的重生。
在“我”看到黄墙纸的第一眼的心理感受是：“墙纸的颜色令人反感甚至恶心”。[11]但是“我”慢慢地被纸上的图案所吸引，日复一日地研究这些墙纸。而当“我”再次凝视这张黄墙纸时，发现墙纸上的图案看上去像是“被掐断的脖子和两只鼓鼓的眼睛颠倒着死盯住你”。[11]在这里，墙纸已然成为了一面镜子，而“我”透过这面镜子所看到的畸形的形象正是“我”在这个男权当道的社会中的真实面貌。根据拉康的镜像阶段，此时的“我”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了，没有自我意识，有的只是他者对于自我的切割与撕扯。但正是这些不完整的自我意识导致“我”对于黄墙纸有了更深的兴趣。逐渐地，墙纸上的秘密慢慢被“我”发掘出来了。“在外部图案的后面，模糊不清的外形日益清楚起来了，那个形状就像一个女人在图案后面弯腰爬行的样子”。[11]这时候的“我”对自己有了一个模糊的整体形象——一个女人。“我”内心的主体意识已经悄然萌发，对自我有了一定的认识，即，“我”是一个女人，是一个爬行着的女人。“我”开始慢慢地以一个女性的身份主动构建自我意识，而不是被动地由他者构建。随着时间的推移，墙纸中的女人形象愈发清晰：白天隐匿起来的女人形象就好像那个听话、温顺的“我”，被圈禁在房间里面;而在月光下爬行的女人形象就像是精神逐渐癫狂的“我”，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而在“休息治疗”即将结束之际，“我”看到了墙纸背后众多的爬行着的女人，从她们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像：一个疯狂想摆脱束缚的女人形象，这正是“我”心中的主体意识。“我”想要彻底摆脱父权对自我意识的压迫和入侵，“我”想要逃离这个茧一样的房间，“我”想要撕掉身上“屋子里的天使”这个标签。在父权钟形罩的笼罩下，曾经的“我”丧失了女性应有的生存与话语权利，沉迷在他者构建的镜像中，构建了一个温顺听话的自我形象。然而在拉康看来，镜像只不过是伪自我的存在，要想实现真正的自我，必须打破他者的枷锁。
尽管“我”最后的反抗颠覆了父权社会对于女性特质的构建，但是“我”还是难以逃脱自我主体身份的危机。“我”奋力地扯开了墙纸，释放了所有被囚禁的女人，甚至连“我”自己也变成她们其中的一员。最终陷入癫狂的“我”洋洋自得地宣告自己的胜利：“我终于出来了，我已经把大部分墙纸都撕下来了，所以你们再也不能把我放回去了”。[11]“我”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我”了，撕掉墙纸，“我”获得了重生，拥有了属于自我的主体意识。虽然“我”突破了他者的束缚，但是却陷入了无止尽的癫狂状态，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疯女人。“我”无法在父权的镜像下得到丈夫及他人的认可，只得退出残酷的现实世界，另寻出路。然而疯癫对于“我”来说又是另一种重生，在疯癫的世界中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通过拉康的镜像理论来深入分析《黄墙纸》中“我”精神失常的過程，我们对于在父权制下的女性的生存困境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在《黄墙纸》这篇短篇小说中，作为男权社会的受害者和牺牲品，“我”在作为男性的他者的影像中定义自我，构建了伪自我意识。然而随着“我”的女性意识的苏醒，“我”慢慢地走出了他者的牢笼。在镜像的欲望的驱使下，“我”试图建立拥有自身主体性的自我意识，然而终究势单力薄，无法与强大的父权制秩序做斗争，只好借助疯癫实现了自我的重生。“我”的疯癫不仅是女性对于自我的追寻，同时也是对于男权社会的反抗。尽管“我”走出的是房门的一小步，但却是女性在社会中迈出的一大步，对于那些仍旧挣扎在黄墙纸背后的女性有着深刻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M].杨莉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2]党明虎.《黄墙纸》与女权解读[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04）：70-72.
[3]吴琼.阅读你的症状[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4]王磊.自我与镜像的辩证——拉康镜像理论分析[J].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27（03）：28-31.
[5]王平原.以拉康之“镜”透视人之“自我”——拉康“镜像阶段”理论的深层逻辑透析[J].泰山学院学报，2017，39（04）：24-28.
[6]雅克·拉康.拉康选集[M].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
[7]张法.从理论的多源上理解拉康的镜像理论和主体结构理论[J].社会科学，2011（04）：124-130.
[8]福原泰平.拉康——镜像阶段[M].王小峰、李濯凡，译.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9]邓瑶.寻求自我——《觉醒》的拉康式解读[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8（11）：132.
[10]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11]夏洛特·P·吉尔曼.黄色墙纸[J].吴其尧译.名作欣赏，1997（03）：112-120 111.
[12]Chesler Pyhllis. Women and Madness[M].San Diego：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2005：91.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