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9年,金融危机的阴影笼罩全球,但在全球钢产量同比大幅下降的同时,我国粗钢产量却创下日产量的“历史新高”,全年产量更是高达约7亿吨,技术含量低、高耗能的长材产品价格,明显高于技术含量高的板材,产生了“反结构调整效应”。
这其中的原因,就是投资和房地产的拉动,其内在的逻辑是:有很轻松的赚钱的行业(比如房地产),谁还会去做费力又见不到现钱的结构调整呢?
房地产并不是一个技术领先或对技术进步有明显推动的行业,它的过快过猛发展,只会增加更多的高耗能产品需求(如低档钢铁、水泥等),使我们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更大。同时,它会在需求和价格上,对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形成逆激励,不利于产业、产品结构升级。
目前决定房地产和房价高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就是货币。2009年一年的信贷量就达到了9.6万亿,相当于过去四年的信贷投放总量。而有统计数字显示,其中超过2万亿元流入房地产领域。
房地产泡沫将明显地抑制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我国的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收益是不低的,有人估算可能达15%。但为什么企业还是不愿意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炒房等投机性行为,收益率更高更快,而且风险很低。只要房地产暴利的持续存在,社会资金、人才及其他资源,都会很自然地偏好于房地产,也不必辛苦地搞自主创新。
如何逾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有一个问题摆在中国面前:继续发展会不会重演许多国家难以逾越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是指,一国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时,因过去的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被锁定,无法转换和突破,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出现长期停滞。我国后危机时期的主要发展战略就是要避免这一现象的出现,从而顺利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从历史上看,很少有经济体,尤其是大国,能够顺利驾驭这一阶段将出现的复杂技术、社会和政治挑战。经验也表明,许多国家都能够以非常快的速度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很少有国家能够超越中等收入而成为高收入国家。
拉美国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大体与中国现在的人均GDP水平相同,但始终徘徊在这一期间,直到现在已过去了近40年,还都稳定在中等收入的水平上。可以说,在这方面的成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成功者几乎仅有韩国和日本。
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资源、资金及人才方面都倾向于房地产业,这不仅影响经济的宏观资源配置效率,而且可能引发重大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这即是房地产过度泡沫化的风险。不论是从较早时期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南美国家的经验看,还是从晚些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一些东南亚国家的经历看,房地产泡沫均难以避免,这无疑是它们先后陷入金融或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所以,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抵挡房地产的诱惑是避免出现金融或经济危机的关键。
韩国在1975年便开始实施重工业战略,这时房地产投机活动开始兴起,韩国政府以建立重化工业竞争力大局为重,采取抑制性的政策,避免了房地产的泡沫。现在泰国之所以陷入发展陷阱,与其上世纪90年代所发生的严重房地产泡沫有直接关联。
目前已经有很多依靠实业起家的企业家不愿意再搞实业,原有的主业或维持或退出。很多名牌企业,这几年投资房地产赚的钱高于20年做实业的钱,那谁还做结构调整呢?通过去年持续达半年多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房市”,已经使我们错过了极为难得的结构调整机遇。
房产暴利被压缩的空间正是结构调整的空间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正好是我国加快摆脱过去过度依赖于出口和投资增长的好机会,但一味地保房地产,不仅没有减弱经济发展对投资的依赖,相反,却明显增强了这一依赖。结果投资率进一步上升、消费率进一步下降,投资与消费之间严重失衡。
怎样加快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呢?优环境、抓重点、明方向、改体制。
优环境,就是结构调整的环境不能太紧更不能太松。经济增长要保持一定的水平,否则大家没信心,即保一个底线,近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底线应在6%左右,现在远远高于这个水平。但更关键的是经济增长速度不能太快(超过经济增长的潜在水平),太快了,许多落后的产品、产业不能淘汰,结构调整只能是事倍功半。
而优环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要让人们愿意抓结构调整、把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投资于结构调整。当下房地产的诱惑太大了,这必然产生一种反结构调整效应。一些利润率不低的行业也不想守本分,把剩余资金大量转投房地产。所以,加快结构调整,必须改变这一环境,下决心让对产业升级作用很小,但资金、资源占用却极多的房地产回归常态,压缩其暴利空间,让结构升级的重点行业有更多的资金和资源供应,企业家更乐于本业搞创新。房地产暴利被压缩的空间正是结构调整的空间。
同样,现在中国的社会,各级政府、企业、甚至个人都有很强的投资意愿,甚至是极强的投资冲动,一般性的投资不是政府政策刺激的重点,相反,要适当抑制投资冲动。
去年国家相继出台的新兴行业振兴规划,现在文化产业也是振兴规划范围之内,笔者认为范围还是太大了。应在这些行业中选择三五个更具战略导向作用的产业,如汽车、装备制造、新能源等,这些产业都曾是西方传统优势产业,而他们的优势正在衰退,我们刚好可以利用这个有利时机进行结构调整。国家可以通过很集中性的产业政策加以扶持,促进产业的技术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其他产业则主要让市场来调结构,中央政府只是给一般的支持。即一些地方或企业调这些产业的结构,制订相应的规划,中央政府就给支持,不调就不给支持。
2010年形势很好,这是去年政策效应的继续体现,再加上今年全球经济复苏将会比较强劲的帮忙。但未来2-3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将存在较大的风险,有可能再度出现大调整。因为后危机时代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都将是趋紧的,需求不足(外需、内需都不足)、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破灭、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强都会对我国经济产生很强的压力。同时,产业升级问题、城镇化问题、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等都看不到明显改善的迹象,因此,中国经济存在再次大幅波动的风险。
我们应从2010年开始,努力做几年功课,轻增长重结构调整,把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精力放在调结构、转方式上,才能避免最坏情况的发生。关键是要减少诱惑,并让房地产暴利尽快消失、结构调整有钱赚,大大强化对结构升级的激励。
(本刊记者宋雪莲根据王小广在2010中国钢铁产业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及采访整理)
这其中的原因,就是投资和房地产的拉动,其内在的逻辑是:有很轻松的赚钱的行业(比如房地产),谁还会去做费力又见不到现钱的结构调整呢?
房地产并不是一个技术领先或对技术进步有明显推动的行业,它的过快过猛发展,只会增加更多的高耗能产品需求(如低档钢铁、水泥等),使我们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更大。同时,它会在需求和价格上,对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形成逆激励,不利于产业、产品结构升级。
目前决定房地产和房价高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就是货币。2009年一年的信贷量就达到了9.6万亿,相当于过去四年的信贷投放总量。而有统计数字显示,其中超过2万亿元流入房地产领域。
房地产泡沫将明显地抑制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我国的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收益是不低的,有人估算可能达15%。但为什么企业还是不愿意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炒房等投机性行为,收益率更高更快,而且风险很低。只要房地产暴利的持续存在,社会资金、人才及其他资源,都会很自然地偏好于房地产,也不必辛苦地搞自主创新。
如何逾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有一个问题摆在中国面前:继续发展会不会重演许多国家难以逾越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是指,一国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时,因过去的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被锁定,无法转换和突破,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出现长期停滞。我国后危机时期的主要发展战略就是要避免这一现象的出现,从而顺利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从历史上看,很少有经济体,尤其是大国,能够顺利驾驭这一阶段将出现的复杂技术、社会和政治挑战。经验也表明,许多国家都能够以非常快的速度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很少有国家能够超越中等收入而成为高收入国家。
拉美国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大体与中国现在的人均GDP水平相同,但始终徘徊在这一期间,直到现在已过去了近40年,还都稳定在中等收入的水平上。可以说,在这方面的成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成功者几乎仅有韩国和日本。
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资源、资金及人才方面都倾向于房地产业,这不仅影响经济的宏观资源配置效率,而且可能引发重大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这即是房地产过度泡沫化的风险。不论是从较早时期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南美国家的经验看,还是从晚些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一些东南亚国家的经历看,房地产泡沫均难以避免,这无疑是它们先后陷入金融或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所以,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抵挡房地产的诱惑是避免出现金融或经济危机的关键。
韩国在1975年便开始实施重工业战略,这时房地产投机活动开始兴起,韩国政府以建立重化工业竞争力大局为重,采取抑制性的政策,避免了房地产的泡沫。现在泰国之所以陷入发展陷阱,与其上世纪90年代所发生的严重房地产泡沫有直接关联。
目前已经有很多依靠实业起家的企业家不愿意再搞实业,原有的主业或维持或退出。很多名牌企业,这几年投资房地产赚的钱高于20年做实业的钱,那谁还做结构调整呢?通过去年持续达半年多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房市”,已经使我们错过了极为难得的结构调整机遇。
房产暴利被压缩的空间正是结构调整的空间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正好是我国加快摆脱过去过度依赖于出口和投资增长的好机会,但一味地保房地产,不仅没有减弱经济发展对投资的依赖,相反,却明显增强了这一依赖。结果投资率进一步上升、消费率进一步下降,投资与消费之间严重失衡。
怎样加快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呢?优环境、抓重点、明方向、改体制。
优环境,就是结构调整的环境不能太紧更不能太松。经济增长要保持一定的水平,否则大家没信心,即保一个底线,近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底线应在6%左右,现在远远高于这个水平。但更关键的是经济增长速度不能太快(超过经济增长的潜在水平),太快了,许多落后的产品、产业不能淘汰,结构调整只能是事倍功半。
而优环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要让人们愿意抓结构调整、把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投资于结构调整。当下房地产的诱惑太大了,这必然产生一种反结构调整效应。一些利润率不低的行业也不想守本分,把剩余资金大量转投房地产。所以,加快结构调整,必须改变这一环境,下决心让对产业升级作用很小,但资金、资源占用却极多的房地产回归常态,压缩其暴利空间,让结构升级的重点行业有更多的资金和资源供应,企业家更乐于本业搞创新。房地产暴利被压缩的空间正是结构调整的空间。
同样,现在中国的社会,各级政府、企业、甚至个人都有很强的投资意愿,甚至是极强的投资冲动,一般性的投资不是政府政策刺激的重点,相反,要适当抑制投资冲动。
去年国家相继出台的新兴行业振兴规划,现在文化产业也是振兴规划范围之内,笔者认为范围还是太大了。应在这些行业中选择三五个更具战略导向作用的产业,如汽车、装备制造、新能源等,这些产业都曾是西方传统优势产业,而他们的优势正在衰退,我们刚好可以利用这个有利时机进行结构调整。国家可以通过很集中性的产业政策加以扶持,促进产业的技术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其他产业则主要让市场来调结构,中央政府只是给一般的支持。即一些地方或企业调这些产业的结构,制订相应的规划,中央政府就给支持,不调就不给支持。
2010年形势很好,这是去年政策效应的继续体现,再加上今年全球经济复苏将会比较强劲的帮忙。但未来2-3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将存在较大的风险,有可能再度出现大调整。因为后危机时代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都将是趋紧的,需求不足(外需、内需都不足)、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破灭、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强都会对我国经济产生很强的压力。同时,产业升级问题、城镇化问题、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等都看不到明显改善的迹象,因此,中国经济存在再次大幅波动的风险。
我们应从2010年开始,努力做几年功课,轻增长重结构调整,把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精力放在调结构、转方式上,才能避免最坏情况的发生。关键是要减少诱惑,并让房地产暴利尽快消失、结构调整有钱赚,大大强化对结构升级的激励。
(本刊记者宋雪莲根据王小广在2010中国钢铁产业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及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