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时代,灵魂的救赎是否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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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携带者》让我们透过光怪陆离的欲望尘世,看到了在这样一个消费逻辑当道的时代,社会底层人生存的不易和不堪,也看到了人渴望得到灵魂救赎的可能性。 毋庸讳言,我们许多人,在欲望的尘世奔走,灵魂早已被放逐。我们许多人需要忏悔,如蒋黎明一样,忏悔对自己的无限放纵。当然,蒋黎明是在被误诊为“艾滋病毒携带者”,在绝望之中开始忏悔的。但灵魂的救赎是否可能,留给读者一个意味深长的沉思。
  关键词:读书 林恩 《携带者》
  读完林恩的小说《携带者》,已是午夜时分,窗外漆黑一片,屋里很静。我独自坐在那里沉思,又想到了林恩在小说开头的一段话:“男人中年以后,要努力洗清自己,争取在后半生把自己过成一部灵透的经典,而不是成为一堆越来越老的垃圾。”我仿佛看到了那个依然奔波于东南亚各国政府办公大楼和写字楼中间的已不再年轻的身影。这个曾经的所谓“艾滋病毒携带者”的小说主人公蒋黎明,这个经历了生死考验和灵魂煎熬的男人,是否真正从欲望沸腾的尘世中彻底超脱?
  答案是很难!
  这部小说,给我的整体阅读体验和感受还是比较震撼的。故事很好看,也很锐利,让我们透过光怪陆离的欲望尘世,看到了在这样一个消费逻辑当道的时代,人之生存的不易和不堪,也看到人之渴望得到灵魂救赎的可能性。
  当下的中国社会,正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和后工业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由几千年封建社会极权型塑的集体人格,正在向现代个体化人格裂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通过林恩的小说,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在这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个体在强大的体制和欲望夹缝中艰难突围的驳杂时代面影。
  小说主线围绕主人公蒋黎明留学美国毕业后,作为美国一个大公司派回中国的亚太总裁,在国内商海大潮中经历的与五个夜总会女子的情感故事。因蒋黎明被误诊为艾滋病携带者,让这个曾经志得意满、浪漫风流的商业成功人士一夜之间从天堂坠入地狱,开始了他的自我救赎之路。在他开始寻找这五个曾经与自己有过短暂“蜜月”的女子过程中,通过与她们的交往,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全方位商业社会众生相;通过这五个女子的身世和经历的展示,让我们看到了驳杂的社会和人性的真相。这个故事既是他个人的,也是社会的;既是生命的,也是灵魂的,读后发人深思。
  不论曾经作为“阳光丽人”夜总会妈咪的胡海丽,还是曾经作为国企老总女儿的何小青;不论曾经作为广告设计师的爱美,还是北漂的王雪,这些女孩子,都是清一色的大学生(只有从农村出来打工的英子是个例外)。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们都是九十年代大学扩招“大跃进”的受害者,每年八九百万的大学毕业生,“很多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有少数女孩子沦落风尘,或在风尘中暂时躲一躲,赚点快钱,以求先活下来。”她们都有鲜为人知的身世和复杂的个人经历。投身夜总会,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正如作者所说:“夜总会就是一个另类的江湖,昏暗的灯光下藏着深不见底的鳄鱼潭……这些女孩子们就如同汪洋中的一叶小扁舟,一个小浪就可以打翻,拍到礁石上,立刻粉身碎骨。但她们的生命力又极其顽强,为了生存,她们也不停地转换着……”正是她们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处在社会灰色地带的生存现实,让她们做着在刀尖上跳舞的生存挣扎。
  《携带者》的最大亮点正在于在商业大潮中,作者借助于小说人物的人生轨迹,巧妙地编搭连缀成为一个艺术整体,在充分透视表现人物命运所俱无常、诡异本质的同时,开掘出社会深层的矛盾和问题。这让我想到了曾经讀过的三个应该说很有代表性的“底层叙事”小说。一个是毕飞宇的《相爱的日子》,一个是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一个是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它们都是写底层小人物命运的佳作。《相爱的日子》里的青年人最终却不约而同地放弃了爱情,选择了更为实际更物质的婚姻。在资本逻辑主宰一切的坚硬现实面前,他们无奈地向爱告别。《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揭示了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的现实。底层年轻人不论付出多少艰辛的努力,社会阶层之间流动的渠道已经被堵死,因此,涂自强的个人奋斗只能以悲剧收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作者通过一起矿难事件背后的真相,她才意识到自己的痛苦算不了什么,蒋百嫂的痛苦,普通百姓的痛苦才是值得书写的。这些小说发表后之所以引起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主要是因为它们揭示了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资本轴心原则的霸道让生存在底层的社会边缘人无任何尊严可谈。它让我们思考在这个时代人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狄更斯在他的《双城记》开篇里说过:“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让我们震惊于这样的社会现实所掩盖的底层人物的非理性存在,提醒着我们的社会治理者,无论如何,这样的作品的大量出现,都有着一种不应该被轻易忽略的社会学原因。底层社会的民与官,民与商,弱势群体和既得利益的强势群体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了临界点,随时都在爆发。而处于社会中层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是因为一再受到压制而和体制的矛盾日趋激化,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化日趋严重,以至到了本来是既是平常,也是正常的不同看法,都会引起轩然大波,彼此水火不能相容。这意味着整个社会都感觉到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社会的急剧变迁,纠纷大量涌现,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遂导致各种不合理现象的生成。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处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打工妹”的生存现实和非正常死亡。
  胡海丽原来是省羽毛球队的队员,受伤退役后,生活没有着落,加入了“阳光丽人”夜总会,成了夜总会的“妈咪”,用几年来挣的钱在老家楚都市鼎湖区建了自己的三层小楼,算是孝敬年迈的父母的。但随着中国城市化浪潮的到来,中国的城市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大工地。所有的城市到处都在拆迁,到处都在扩建。似乎谁拆得猛,建得快,谁就是能人,谁就会更快地加官进爵。同样,胡海丽家的小楼没有逃脱被拆迁的命运。为了保住房子,胡海丽差点丢了性命,幸亏蒋黎明来得及时,幸亏蒋黎明认识来楚都履新的市委书记朱大哥,才使胡海丽家的楼房得以保全。英子来自洪州的一个山区小县城,高中时被副校长诱奸怀孕,被父母赶出家门。从“阳光丽人”离开后,被“敏大哥”包养。虽然这个“敏大哥”对她很好,她也有自己的“咖啡屋”可以自食其力,但在英子这里,“生活很美好,却难以心安理得地享受”。寄人篱下的感觉同样不好受。王雪作为“穷二代”家庭的孩子,大学学的是英美文学,一心想出国的她,因经济原因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开始了“先挣钱后出国”的“曲线救国”之路。当初王雪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能顺利实现自己多年的梦想,但在北漂时与一位流浪艺术家的一场失败的恋爱,让她认识到“学生的美好理想在残酷的商业社会现实面前总是不堪一击,甚至根本就是一个笑话”。离开“阳光丽人”后,她留在了盛春市,开了一家体育用品商店,做了盛春市体育局陈立新处长的情人。后因陈立新“金屋藏娇”败露,王雪被陈的老婆当街剥光衣服厮打羞辱,噩梦般的一幕让王雪做人的尊严几近丧失。“这个社会的麻木、冷漠、残忍和愚昧的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在激烈的生存压抑中,人们一方面对自己的境遇忿忿不平,但对消费他人更加悲惨的遭遇似乎更有快意,“别人的痛苦对自己仿佛是一副免费的安慰剂,是一场不收门票的大戏。”面对如打了鸡血般兴奋的围观者、拍照者,王雪蜷缩在地上一动不动,她痛不欲生。后来她与陈断绝关系,加入了保健品传销的行列。正如王雪所说:“这是个他妈的狼吃羊的社会,要么做个吃羊的狼,做不了狼,也要做个豺、狐狸,甚至野猪也行,就是不能做个被吃的羊,谁他妈的也别装,都他妈的一样!”“生存还是毁灭,对我来说已根本不是个问题。”王雪的变化出乎蒋黎明的意料之外,一个八年前带着青春梦想的温柔女孩子来胜春闯荡,八年后却变得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如果你靠她太近,稍不留神就会被她划伤,而她自己更是从内到外都已伤痕累累。   在小说中,作者用力最多的地方,则是爱美这个人物。在她身上倾注了作者更多的感情,寄予了美、善、真,爱怜、同情、惋惜和希望。
  小青的死,看似是一起普通的车祸,但她死亡的背后却牵涉到当地香楠市公安局长兼政法委书记周强东和香楠黑恶势力的恩怨纠葛,具有复杂深广的政治社会因子。小青是无辜的,但小青的死具有偶然中的必然性。因为她是周强东的情妇爱美的闺蜜,而周强东又与高层个别领导的腐败、和社会灰色地带的黑恶势力纠缠在一起。因此,小青的不得善终死于非命,自然就少不了与罪恶之间的内在关联。周强东作风剽悍勇猛,对于香楠的那些地痞流氓如同猫对老鼠一样有着极大的震慑力。但周强东是个典型的“多面人”,他在上司面前表现得毕恭毕敬,奴颜婢膝,唯命是从;在自己的私人生活中又表现得痞性十足,在当地是有名的“三好干部”(好烟、好酒、好女人)。因此,他利用职权便利“保护”爱美“青美酒吧”的意图,就是要把年轻漂亮的爱美据为己有。就是在这个喜怒无常,性格极端不稳定的周局长身上,爱美感受到了人性的诡异无常和险恶,她越来越强烈地从周强东那里嗅到了死亡的威胁。她想到了离开,但又谈何容易。最后周强东在别人的追杀中仓惶出逃,而爱美的闺蜜小青却成了这个事件的牺牲品。小青的死亡带给爱美的打击是致命的。爱美因此严重烧伤,精神分裂,住进了精神病院。给她带来的是漫长的康復之路,同样漫长的是精神的救赎和回归之途。而小说的主人公蒋黎明能做的,只能是帮助爱美去完成这些救赎。希望是有的,但很遥远。作者通过小青的非正常死亡和爱美的精神崩溃,将批判的锋芒直指社会结构内部,把最终通向“罪与罚”的尖锐诘问和深入思考留给那些挣扎在底层的灵魂。
  在这个时代,人如何得救?灵魂的救赎是否可能?除了死亡,人是否还有它途可以获得灵魂的救赎?哲学家福柯的生命美学和局部斗争,选哪个更为靠谱?
  这让我想到了现代以降理性精神与人本主义思潮,它们相互激荡,相互影响,构成了20至21世纪人生哲学的美丽景观。人的本质是什么?是意志、欲望、情感?还是理性?人如何认识自我?在这个欲望翻滚的时代,拷问着尘世中每个人的灵魂。
  毋庸讳言,我们的许多人,在欲望的尘世奔走,灵魂早已被放逐。我们许多人需要忏悔,就如蒋黎明一样,忏悔对自己的无限放纵。当然,蒋黎明是在被误诊为“艾滋病毒携带者”的绝望中开始忏悔的。从小说的结局看,完全没有达到灵魂救赎的深度。我想,如果作者安排让蒋黎明去做慈善或者皈依宗教,可能更好。
  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未经过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思想是痛苦的,但思想是唯一能够实现自我救赎的途径,引领人们走出心灵暗夜。我们现代的年轻人,大多数都以为“兴之所至”才是人生。所谓“垮掉的一代”,他们蔑视一切规则,崇尚绝对自由,对他人极端苛刻而对自己无限放纵,对善恶伦理持怀疑态度。特别是在资本逻辑主宰的商业社会,思想,已经成为廉价的奢侈品。也许,只有生命处于生死的临界状态,才能促使人的幡然醒悟。但当生命的死亡警示完全解除之后,人又会如飞蛾扑火一样重新投入欲望尘世。人,认识自己很难,灵魂的救赎更是不易。蒋黎明的病理诊断“搞错了!”这是现实的荒诞,也可视为人的荒诞性命运,是上帝的捉弄,还是对人的惩罚?
  人应该是“向死而在”的。看一个人如何对待死亡应该是反观他人生成败的最佳视角。我把人生态度分成两类,从摇篮里看人生、从坟墓里看人生。“活着体验死亡是救心的必由之路。”如何面对死,在死亡面前应该做什么?未知死,焉知生?这个在哲学上亘古的命题,我们常人真的做不好。你看蒋黎明吧,生命警戒一解除,他又忙不迭地奔赴另一个物欲横流的商业战场。
  这里还需要再说几句的是,作者林恩安排了一只受伤的小鸟“朱迪”一直陪伴在蒋黎明身边。在五茸的美丽花酒店,蒋黎明发现紧贴着他下榻房间玻璃墙的是一个修剪精致的花园,在那里,有一只腿受了重伤的小鸟在草丛中挣扎。他对小鸟进行了救治。随后,蒋黎明把它带在了身边,一路悉心照料,陪伴他走遍了他要去的地方。朱迪被放生后,在他即将踏上去美国的飞机时,它又一次飞回到他的身边,向他告别。这个情节安排很精妙,隐喻生命的平等博爱和怜悯。
  如果说这个小说还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余以为小说在揭示人性堕落的社会根源上深度还不够。要知道,人性的丑恶往往有其深层的社会历史根源,有其生成的现实土壤,这正如英国批评家伊格尔顿所说,“仅仅让一个奴隶知道他是奴隶还远远不够,还要让他知道他何以为奴,因为这才是改变这种状况的第一步。”他在分析了包括雪莱、布莱克、狄更斯、奥威尔、劳伦斯等作家的创作之后,得出结论:作家对经济竞争的邪恶性进行了批判,但对社会秩序的批判很少发展到财产制度的程度。因此,这样的批判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时代的暧昧需要写,时代的秘密更需要揭示,当然这是考验作家精神视野和理论眼光的地方,
  在此,不再多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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