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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是一个叙述悲欢离合的真实故事。
2011年12月，我的父亲张文松（教育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离我们而去了。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我发现了一篇他未曾发表过的遗作，名为《没有碑碣的碑文》，写的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发生、后来又延绵几十年的一个感人的真实故事，以纪念他那平凡而可敬的姨母，纪念他的表弟——革命烈士张军（原名武烈）。
父亲的姨母名叫武守玉，是他母亲的亲妹妹。姨母是一位平平凡凡的女子，却又命运多蹇。早年为了“冲喜”（旧时迷信风俗，家中有人病重时，用办喜事来驱除所谓作祟的邪气，希望病人转危为安），嫁给已病入膏肓的姨父，不幸仍未挽救姨父的生命，只留下遗腹子武烈。姨母年轻守寡，为了求生，更希望为儿子寻找一个读书上进的机会，于是在1928年，经人介绍她带着八岁的独生子武烈，投奔到香山慈幼院幼儿园去做保姆，拆拆洗洗，缝缝补补，武烈也入了慈幼院的小学读书。母子俩相依为命，生活虽然清苦，却是过了几年安稳的日子。
武烈只比我父亲小一岁，从小身体壮实，十几岁就比表哥高大了。他生得浓眉大眼，性格活泼憨厚，一笑就露出两颗虎牙，招人喜爱。小学毕业后，武烈转到城里一家中学读书，与我父亲离得更近了，来往就更多了，经常住在我父亲家里。他视我父亲为长兄，处处跟随，言听计从。
我的父亲张文松出生于1919年，上世纪30年代正在北平师大附中读初中。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他们在东北地区推行殖民化统治的同时，把侵略魔爪一步步伸向华北。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激起北平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我的父亲和表叔武烈这一代人，就成长于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浪潮中。
父亲走上革命道路，除当时的社会背景之外，还深受其姑母张秀岩的影响。张秀岩1926年入党，是李大钊批准入党并亲自谈话的早期共产党员。九一八事变后，张秀岩担任北平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负责人、北平文化总同盟负责人，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张家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她的侄儿侄女不少，这一时期，他们多为十来岁的青少年，与她生活在一起，经常受到她的革命启蒙教育。她给他们带回进步书刊，引导他们接受革命思想，参加抗日学生救亡运动。寒冷的冬天晚上，孩子们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围坐在火炉四周，听姑母讲故事，有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有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故事，还有他们身边的左联同志英勇不屈的斗争故事，等等。有时他们还会小心地关好窗户，轻声唱起《国际歌》。当然，武烈也是围着火炉听故事的常客。
在姑母张秀岩的指引下，侄儿侄女们被她的革命热情所感染，经常帮她抄写和散发传单，用米汤写密信，埋藏党的文件和进步书刊，为来接头或开会的同志把风放哨等。武烈也经常和他们在一起，全家老小组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她的侄儿侄女都是在很年轻时，就相继走上了革命道路。1935年春，我的父亲加入了左联，当时还不到16岁。同年底，父亲和表叔都参加了著名的 “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平津相继沦陷，广大不愿做亡国奴的热血青年纷纷奔赴抗日前线。我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相继离开家庭，分别奔赴抗日前线，在抗日烽火中锻炼成长的。表叔武烈是这一拨孩子中最先离开北平的。
当时，武烈因热衷于学生运动而无心读书，他的母亲只好送他去一家私营玻璃工厂做工。我父亲曾到那家玻璃工厂去看他，只见那昏暗的厂房中间有一个燃烧着熊熊烈火的炉子，那炉子周遭有几个孔洞，喷射出灼热白炽的火焰。一群赤膊的工人围着炉子，每人手持一根长长的铁管，一头伸向炉孔，用力鼓起腮帮来吹，一刹那便吹成一个圆形的闪着晶亮光彩的玻璃泡。武烈也在其中，极为认真地吹着。那工厂的环境委实恶劣，工作和生活条件极差，他的一个伙伴便因此得了肺结核。我父亲觉得武烈年龄太小，深怕一个活蹦乱跳的少年葬送在那里，因为那时结核病是无药可医的绝症，总想着找机会送他离开。
父亲那时有一个要好的同学张贺如，也是一个孤儿，被寄养在叔父家里，比一般同学成熟得早，接受进步思想、加入党组织也早。父亲与他极谈得拢，他有时住在父亲那里，两人抱着一本《列宁主义初步》一起学习讨论，因此他也与武烈相识。1936年上半年，张贺如受组织上的派遣，准备到东北军中去做兵运工作。父亲便和他商量，请求他把武烈带走。武烈本人也非常高兴，坚持要随张贺如去参军抗战。他的母亲很是舍不得，担心他年龄太小，从未离开过家，但最终拗不过儿子的坚持。就这样，16岁的武烈离开了他相依为命的母亲，踏上了征途。谁曾想到，从此母子俩再也未能相会。
武烈走后，曾经给家中写过几封信。他先是随张贺如到万福麟的部队，不久又到了西安，参加了东北军的学兵队，并参加了西安事变。从信中可以看出，武烈经历了诸多磨炼，他长大了，在不断地成长进步。此后就没有任何消息了。
我父亲是1938年奔赴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在冀南工作战斗了5年。父亲在文章中写道：“大约是1938年底，在随一二九师南下的途中，有人告诉我武烈已从延安抗大毕业，分配到前方工作，途经冀南转道去冀中。他知道我在冀南，便请人捎了个话给我，期盼能见个面。但是不巧，正赶上一个南下，一个北上，那可真是‘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此为杜甫诗句，形容人生不能常相见，动辄像西方的参星和东方的商星一样此出彼没），错过了那一次机会，我便与他再无相见之期了。”
后来，我父亲听说武烈在冀中牺牲了，说他牺牲时是营教导员，又是个好机枪手，是在掩护部队撤退时，身先士卒，激战中英勇牺牲的。我父亲对武烈极为了解，对于他成为一名好指挥员、好机枪手，是确信不疑的。但他究竟牺牲于何时何地，始终没有确切的消息。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随时随地都会有人牺牲，来不及悲痛，来不及为战友悼念，更不用说在地区分割的情况下打听一个人的下落了。
二
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武烈的表兄弟与表姐妹都陆续回到北京，或者陆续有了音信，唯独他一个人杳无音信。我父亲和众兄弟姐妹非常作难，不知怎么向姨母去解释。武烈是个独生子，是姨母唯一的寄托，姨母是付出不少心血才把他抚养长大，战争期间无时无刻不在为战场上的他担惊受怕，现在又是多么盼着他回家啊！ 大家一起商量了一下，实在不忍心告诉姨母这个不幸的消息，于是编造了一个谎言，说武烈到苏联去留学了。为了圆这个谎话，开始还制作了几封武烈从苏联寄回来的假信，姨母也真的相信了。随着岁月流逝，远行的人一个一个学成回来了，武烈却始终不见踪影，姨母也渐渐感到有些蹊跷。又因为大家为她申请了烈士母亲的待遇，她甚至对于逢年过节去看望她的人从内心里产生了反感。假信是无法再编造了，这个善意的谎言也无法继续了。
父亲在文章中深情地写道：“我们是决心代替武烈来奉养姨母的，把她从为之操劳了二十几年的香山慈幼院接出来，安排到北海幼儿园，要她保管幼儿们的衣物，使她有事可做，以便分她思念儿子的心。几乎每个星期日，我们大家都要轮流去看望她。一拨又一拨的幼儿都长大成人了，在北京的或从外地出差回北京的也都去看她，挂在墙上的镜框里贴着他们的照片。她把疼爱儿子、疼爱我们的心又转移到我们的子女身上，转移到更多的孩子身上，为他们做衣做鞋。
“然而我们最害怕接触她探寻的目光。自从假信停止寄出以后，她似乎明白了真相，可是她却从来没有提起过武烈，也没有向我们问过武烈的情况。我们和她之间保持了一种无言的默契，谁也不点破，仍然给她保留了一个虚幻的希望。”
父亲文中提到的情况，我的印象很深。对于姨奶奶，我充满了敬佩和热爱之情。因为我是她在北海幼儿园的那两间小屋里的常客，小时候是父母带着去，上中学了就自己去。屋子不大，里面除最简单的床和桌椅板凳外，没什么家具。最醒目的是墙上挂满了孩子们的照片，小屋里经常充满了孩子们的说笑声。我们去了，姨奶奶打心眼里高兴，张罗吃的张罗喝的，常常是别人送给她的一点儿东西舍不得吃，专门留着给我们，对孩子的疼爱溢于言表。然而，儿时的我却不知道、更无法体会到她埋藏于心底的思子之痛。
据说，姨奶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去世的，就在她的那两间小屋里。她当时年老多病、孤身一人，亲人们都受到运动的冲击，无法陪伴照顾她，甚至对她的处境、遭遇均不得而知。后来听说，姨奶奶直到弥留时还是最牵挂她的儿子，还在喃喃念叨她的儿子。她是抱憾而终的。
一晃又是十几年过去了。大约是在1986年，我父亲当时在教育部工作。有一天，他偶然在医院里遇到李化一（原名李珍，原任水电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李化一忽然问我父亲是否有一个叫作张军的弟弟，父亲很诧异，问他怎么会认识张军。他说曾与张军一起在冀中工作战斗过，并且知道张军牺牲的经过。父亲向他说明张军是表弟武烈的化名，并当即和他约好有时间就去找他详细谈谈。其间，沧州地委的同志辗转找到了我父亲，说是要为烈士张军写传，所以父亲约了沧州地委的同志一道去拜访李化一。
李化一说，他与张军相识是在1939年，那时他在交河县任县委书记，而张军是献交游击队队长。张军牺牲于1939年末或1940年初，当时他们同在一个村内，被敌人包围了，张军叫李化一带队先撤，而他带了一些人在道沟中掩护，在同敌人激战中，壮烈牺牲了。他还说张军是英勇善战的，有勇有谋，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指挥员。他阵亡后，就掩埋在交河当地。这些都是李化一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当然是比较信实可靠了。
那么，为什么武烈会化名为张军？为什么别人不知道张军是我父亲的表弟，而以为是他的弟弟呢？父亲在文章中做了说明：“1942年底，我从冀南去太行山，参加太行分局召开的冶头会议。分局组织部的同志问我是否有一个名叫张军的弟弟，我说没有。那位同志说这就奇怪了，张军填写的履历完全写的是你们张家的人，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立刻想到了武烈，即向那位同志说明：‘我有一个名叫武烈的表弟，他和我们在一起生活很久了，确实也像亲兄弟一样，可能因此在填表时把我们家的情况填写上去了。’当时，从城市里到抗日革命根据地参加工作的，好些人都化了名，是为了不连累仍在沦陷区的家人。我自己也是这样，原名张骁，到冀南后化名为李析哲，调回北平做地下工作时才改名为张文松。但是，把别人家的情况写在自己履历表上的却不多见，我猜想武烈一定是有意这样做的。他料想到在战争中牺牲是难免的，他又是一个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人。倘是他牺牲了，就是张军牺牲了，那样就可以避免因为武烈的牺牲而给他的寡母所带来的巨大的伤痛。”
“事实也正是如此，张军牺牲的消息传到北平后，家里人都猜测是我（当时在冀南根据地）或者我的二哥（当时在晋察冀根据地）其中一个牺牲了，没有人想到会是武烈。甚至在几十年后，仍然有些同志以为牺牲的是张军，而不知道是武烈。”父亲的叙述，使我愈加敬佩我的表叔，不仅因为他是一位抗日英雄、革命烈士，而且这样一位外表看来粗壮刚烈、与敌人战斗时视死如归的汉子，为了自己相依为命的寡母，竟然如此心细情柔，着实感人肺腑。
三
姨奶奶去世后，骨灰没有下葬，一直存放在她的侄孙家里。直到1988年，我父亲才有机会将她的骨灰安葬于香山。父亲知道，埋骨于香山脚下是姨奶奶的遗愿。因为她在香山慈幼院工作生活了20多年，那里留下了她的青春，留下了她与儿子共同度过的时光，她要守着那片土地，永远回味那些珍贵的记忆。
父亲在文章最后写道：
“这香山脚下埋藏着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也埋藏着慈母的一颗遗憾的心。武烈牺牲时年只20岁，而我姨母的生年、卒月我至今也不清楚。我曾想为姨母立一个小小的碑碣，并附上烈士武烈的名字，使他们母子长相厮守、魂魄相依。可我至今只想出几个字：生未相依，死亦难知；香山故土，母子安居。
“但这几个字又忒凄绝了些，我并不满意。因此，我只好暂时用这没有碑碣的碑文来代替我永恒的悼念。”
父亲生前对我说过，他很想为表叔写一篇纪念文章或者传记，但是了解的情况太少了，尤其是最后几年。看到父亲这篇遗作，我很受感动，父亲最终没有留下碑碣和他认为满意的文字，只留下了一个未了的心愿。表叔家里已经没有直系亲人了，我父亲自小是他最亲近的兄长和朋友。我很想弥补一下父亲的遗憾，更多地了解这位表叔的英雄事迹，寻找他的长眠之地。如有可能，代父亲去墓前祭拜，了却父亲和我的思念。现在，我也已经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这一代不去做，后人更难以去做了。
我用了很多时间去查找有关资料，经常在网上流连忘返，然而也只看到有关表叔的只言片语。有当时师大附中老同学写的文章，说“武烈经常与他们一起参加抗日救亡爱国学生运动”。有当时东北军学兵队老战友写的文章，说“武烈在学兵队属于第四连，抗日战争中牺牲了”。仅凭有限的线索，我一直没有查到更多的情况。实在没有办法，我只好求助于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室的主任热心帮忙，多方查找，却仍未查访到表叔及其长眠处的下落。
我的未曾谋面的表叔，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仅20岁的青春和生命，而我们作为亲属，至今仍不知烈士英魂归于何处。去年是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看到一个电视台的公益广告：一位身着旧军装的老战士，对着一位烈士的墓碑敬礼。画外音说：“老哥，我不知道你的姓名，是哪里人，但只要我活着，就会来看你。”我多么希望像那位可敬的老军人那样，在表叔的身旁，也有这些善良的人在陪伴、守护着，谢谢他们！当然，我更期盼着能够找到表叔长眠在何处，以表达晚辈之怀念。
这是一个叙述悲欢离合的真实故事。
2011年12月，我的父亲张文松（教育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离我们而去了。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我发现了一篇他未曾发表过的遗作，名为《没有碑碣的碑文》，写的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发生、后来又延绵几十年的一个感人的真实故事，以纪念他那平凡而可敬的姨母，纪念他的表弟——革命烈士张军（原名武烈）。
父亲的姨母名叫武守玉，是他母亲的亲妹妹。姨母是一位平平凡凡的女子，却又命运多蹇。早年为了“冲喜”（旧时迷信风俗，家中有人病重时，用办喜事来驱除所谓作祟的邪气，希望病人转危为安），嫁给已病入膏肓的姨父，不幸仍未挽救姨父的生命，只留下遗腹子武烈。姨母年轻守寡，为了求生，更希望为儿子寻找一个读书上进的机会，于是在1928年，经人介绍她带着八岁的独生子武烈，投奔到香山慈幼院幼儿园去做保姆，拆拆洗洗，缝缝补补，武烈也入了慈幼院的小学读书。母子俩相依为命，生活虽然清苦，却是过了几年安稳的日子。
武烈只比我父亲小一岁，从小身体壮实，十几岁就比表哥高大了。他生得浓眉大眼，性格活泼憨厚，一笑就露出两颗虎牙，招人喜爱。小学毕业后，武烈转到城里一家中学读书，与我父亲离得更近了，来往就更多了，经常住在我父亲家里。他视我父亲为长兄，处处跟随，言听计从。
我的父亲张文松出生于1919年，上世纪30年代正在北平师大附中读初中。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他们在东北地区推行殖民化统治的同时，把侵略魔爪一步步伸向华北。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激起北平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我的父亲和表叔武烈这一代人，就成长于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浪潮中。
父亲走上革命道路，除当时的社会背景之外，还深受其姑母张秀岩的影响。张秀岩1926年入党，是李大钊批准入党并亲自谈话的早期共产党员。九一八事变后，张秀岩担任北平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负责人、北平文化总同盟负责人，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张家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她的侄儿侄女不少，这一时期，他们多为十来岁的青少年，与她生活在一起，经常受到她的革命启蒙教育。她给他们带回进步书刊，引导他们接受革命思想，参加抗日学生救亡运动。寒冷的冬天晚上，孩子们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围坐在火炉四周，听姑母讲故事，有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有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故事，还有他们身边的左联同志英勇不屈的斗争故事，等等。有时他们还会小心地关好窗户，轻声唱起《国际歌》。当然，武烈也是围着火炉听故事的常客。
在姑母张秀岩的指引下，侄儿侄女们被她的革命热情所感染，经常帮她抄写和散发传单，用米汤写密信，埋藏党的文件和进步书刊，为来接头或开会的同志把风放哨等。武烈也经常和他们在一起，全家老小组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她的侄儿侄女都是在很年轻时，就相继走上了革命道路。1935年春，我的父亲加入了左联，当时还不到16岁。同年底，父亲和表叔都参加了著名的 “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平津相继沦陷，广大不愿做亡国奴的热血青年纷纷奔赴抗日前线。我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相继离开家庭，分别奔赴抗日前线，在抗日烽火中锻炼成长的。表叔武烈是这一拨孩子中最先离开北平的。
当时，武烈因热衷于学生运动而无心读书，他的母亲只好送他去一家私营玻璃工厂做工。我父亲曾到那家玻璃工厂去看他，只见那昏暗的厂房中间有一个燃烧着熊熊烈火的炉子，那炉子周遭有几个孔洞，喷射出灼热白炽的火焰。一群赤膊的工人围着炉子，每人手持一根长长的铁管，一头伸向炉孔，用力鼓起腮帮来吹，一刹那便吹成一个圆形的闪着晶亮光彩的玻璃泡。武烈也在其中，极为认真地吹着。那工厂的环境委实恶劣，工作和生活条件极差，他的一个伙伴便因此得了肺结核。我父亲觉得武烈年龄太小，深怕一个活蹦乱跳的少年葬送在那里，因为那时结核病是无药可医的绝症，总想着找机会送他离开。
父亲那时有一个要好的同学张贺如，也是一个孤儿，被寄养在叔父家里，比一般同学成熟得早，接受进步思想、加入党组织也早。父亲与他极谈得拢，他有时住在父亲那里，两人抱着一本《列宁主义初步》一起学习讨论，因此他也与武烈相识。1936年上半年，张贺如受组织上的派遣，准备到东北军中去做兵运工作。父亲便和他商量，请求他把武烈带走。武烈本人也非常高兴，坚持要随张贺如去参军抗战。他的母亲很是舍不得，担心他年龄太小，从未离开过家，但最终拗不过儿子的坚持。就这样，16岁的武烈离开了他相依为命的母亲，踏上了征途。谁曾想到，从此母子俩再也未能相会。
武烈走后，曾经给家中写过几封信。他先是随张贺如到万福麟的部队，不久又到了西安，参加了东北军的学兵队，并参加了西安事变。从信中可以看出，武烈经历了诸多磨炼，他长大了，在不断地成长进步。此后就没有任何消息了。
我父亲是1938年奔赴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在冀南工作战斗了5年。父亲在文章中写道：“大约是1938年底，在随一二九师南下的途中，有人告诉我武烈已从延安抗大毕业，分配到前方工作，途经冀南转道去冀中。他知道我在冀南，便请人捎了个话给我，期盼能见个面。但是不巧，正赶上一个南下，一个北上，那可真是‘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此为杜甫诗句，形容人生不能常相见，动辄像西方的参星和东方的商星一样此出彼没），错过了那一次机会，我便与他再无相见之期了。”
后来，我父亲听说武烈在冀中牺牲了，说他牺牲时是营教导员，又是个好机枪手，是在掩护部队撤退时，身先士卒，激战中英勇牺牲的。我父亲对武烈极为了解，对于他成为一名好指挥员、好机枪手，是确信不疑的。但他究竟牺牲于何时何地，始终没有确切的消息。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随时随地都会有人牺牲，来不及悲痛，来不及为战友悼念，更不用说在地区分割的情况下打听一个人的下落了。
二
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武烈的表兄弟与表姐妹都陆续回到北京，或者陆续有了音信，唯独他一个人杳无音信。我父亲和众兄弟姐妹非常作难，不知怎么向姨母去解释。武烈是个独生子，是姨母唯一的寄托，姨母是付出不少心血才把他抚养长大，战争期间无时无刻不在为战场上的他担惊受怕，现在又是多么盼着他回家啊！ 大家一起商量了一下，实在不忍心告诉姨母这个不幸的消息，于是编造了一个谎言，说武烈到苏联去留学了。为了圆这个谎话，开始还制作了几封武烈从苏联寄回来的假信，姨母也真的相信了。随着岁月流逝，远行的人一个一个学成回来了，武烈却始终不见踪影，姨母也渐渐感到有些蹊跷。又因为大家为她申请了烈士母亲的待遇，她甚至对于逢年过节去看望她的人从内心里产生了反感。假信是无法再编造了，这个善意的谎言也无法继续了。
父亲在文章中深情地写道：“我们是决心代替武烈来奉养姨母的，把她从为之操劳了二十几年的香山慈幼院接出来，安排到北海幼儿园，要她保管幼儿们的衣物，使她有事可做，以便分她思念儿子的心。几乎每个星期日，我们大家都要轮流去看望她。一拨又一拨的幼儿都长大成人了，在北京的或从外地出差回北京的也都去看她，挂在墙上的镜框里贴着他们的照片。她把疼爱儿子、疼爱我们的心又转移到我们的子女身上，转移到更多的孩子身上，为他们做衣做鞋。
“然而我们最害怕接触她探寻的目光。自从假信停止寄出以后，她似乎明白了真相，可是她却从来没有提起过武烈，也没有向我们问过武烈的情况。我们和她之间保持了一种无言的默契，谁也不点破，仍然给她保留了一个虚幻的希望。”
父亲文中提到的情况，我的印象很深。对于姨奶奶，我充满了敬佩和热爱之情。因为我是她在北海幼儿园的那两间小屋里的常客，小时候是父母带着去，上中学了就自己去。屋子不大，里面除最简单的床和桌椅板凳外，没什么家具。最醒目的是墙上挂满了孩子们的照片，小屋里经常充满了孩子们的说笑声。我们去了，姨奶奶打心眼里高兴，张罗吃的张罗喝的，常常是别人送给她的一点儿东西舍不得吃，专门留着给我们，对孩子的疼爱溢于言表。然而，儿时的我却不知道、更无法体会到她埋藏于心底的思子之痛。
据说，姨奶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去世的，就在她的那两间小屋里。她当时年老多病、孤身一人，亲人们都受到运动的冲击，无法陪伴照顾她，甚至对她的处境、遭遇均不得而知。后来听说，姨奶奶直到弥留时还是最牵挂她的儿子，还在喃喃念叨她的儿子。她是抱憾而终的。
一晃又是十几年过去了。大约是在1986年，我父亲当时在教育部工作。有一天，他偶然在医院里遇到李化一（原名李珍，原任水电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李化一忽然问我父亲是否有一个叫作张军的弟弟，父亲很诧异，问他怎么会认识张军。他说曾与张军一起在冀中工作战斗过，并且知道张军牺牲的经过。父亲向他说明张军是表弟武烈的化名，并当即和他约好有时间就去找他详细谈谈。其间，沧州地委的同志辗转找到了我父亲，说是要为烈士张军写传，所以父亲约了沧州地委的同志一道去拜访李化一。
李化一说，他与张军相识是在1939年，那时他在交河县任县委书记，而张军是献交游击队队长。张军牺牲于1939年末或1940年初，当时他们同在一个村内，被敌人包围了，张军叫李化一带队先撤，而他带了一些人在道沟中掩护，在同敌人激战中，壮烈牺牲了。他还说张军是英勇善战的，有勇有谋，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指挥员。他阵亡后，就掩埋在交河当地。这些都是李化一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当然是比较信实可靠了。
那么，为什么武烈会化名为张军？为什么别人不知道张军是我父亲的表弟，而以为是他的弟弟呢？父亲在文章中做了说明：“1942年底，我从冀南去太行山，参加太行分局召开的冶头会议。分局组织部的同志问我是否有一个名叫张军的弟弟，我说没有。那位同志说这就奇怪了，张军填写的履历完全写的是你们张家的人，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立刻想到了武烈，即向那位同志说明：‘我有一个名叫武烈的表弟，他和我们在一起生活很久了，确实也像亲兄弟一样，可能因此在填表时把我们家的情况填写上去了。’当时，从城市里到抗日革命根据地参加工作的，好些人都化了名，是为了不连累仍在沦陷区的家人。我自己也是这样，原名张骁，到冀南后化名为李析哲，调回北平做地下工作时才改名为张文松。但是，把别人家的情况写在自己履历表上的却不多见，我猜想武烈一定是有意这样做的。他料想到在战争中牺牲是难免的，他又是一个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人。倘是他牺牲了，就是张军牺牲了，那样就可以避免因为武烈的牺牲而给他的寡母所带来的巨大的伤痛。”
“事实也正是如此，张军牺牲的消息传到北平后，家里人都猜测是我（当时在冀南根据地）或者我的二哥（当时在晋察冀根据地）其中一个牺牲了，没有人想到会是武烈。甚至在几十年后，仍然有些同志以为牺牲的是张军，而不知道是武烈。”父亲的叙述，使我愈加敬佩我的表叔，不仅因为他是一位抗日英雄、革命烈士，而且这样一位外表看来粗壮刚烈、与敌人战斗时视死如归的汉子，为了自己相依为命的寡母，竟然如此心细情柔，着实感人肺腑。
三
姨奶奶去世后，骨灰没有下葬，一直存放在她的侄孙家里。直到1988年，我父亲才有机会将她的骨灰安葬于香山。父亲知道，埋骨于香山脚下是姨奶奶的遗愿。因为她在香山慈幼院工作生活了20多年，那里留下了她的青春，留下了她与儿子共同度过的时光，她要守着那片土地，永远回味那些珍贵的记忆。
父亲在文章最后写道：
“这香山脚下埋藏着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也埋藏着慈母的一颗遗憾的心。武烈牺牲时年只20岁，而我姨母的生年、卒月我至今也不清楚。我曾想为姨母立一个小小的碑碣，并附上烈士武烈的名字，使他们母子长相厮守、魂魄相依。可我至今只想出几个字：生未相依，死亦难知；香山故土，母子安居。
“但这几个字又忒凄绝了些，我并不满意。因此，我只好暂时用这没有碑碣的碑文来代替我永恒的悼念。”
父亲生前对我说过，他很想为表叔写一篇纪念文章或者传记，但是了解的情况太少了，尤其是最后几年。看到父亲这篇遗作，我很受感动，父亲最终没有留下碑碣和他认为满意的文字，只留下了一个未了的心愿。表叔家里已经没有直系亲人了，我父亲自小是他最亲近的兄长和朋友。我很想弥补一下父亲的遗憾，更多地了解这位表叔的英雄事迹，寻找他的长眠之地。如有可能，代父亲去墓前祭拜，了却父亲和我的思念。现在，我也已经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这一代不去做，后人更难以去做了。
我用了很多时间去查找有关资料，经常在网上流连忘返，然而也只看到有关表叔的只言片语。有当时师大附中老同学写的文章，说“武烈经常与他们一起参加抗日救亡爱国学生运动”。有当时东北军学兵队老战友写的文章，说“武烈在学兵队属于第四连，抗日战争中牺牲了”。仅凭有限的线索，我一直没有查到更多的情况。实在没有办法，我只好求助于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室的主任热心帮忙，多方查找，却仍未查访到表叔及其长眠处的下落。
我的未曾谋面的表叔，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仅20岁的青春和生命，而我们作为亲属，至今仍不知烈士英魂归于何处。去年是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看到一个电视台的公益广告：一位身着旧军装的老战士，对着一位烈士的墓碑敬礼。画外音说：“老哥，我不知道你的姓名，是哪里人，但只要我活着，就会来看你。”我多么希望像那位可敬的老军人那样，在表叔的身旁，也有这些善良的人在陪伴、守护着，谢谢他们！当然，我更期盼着能够找到表叔长眠在何处，以表达晚辈之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