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村风建设开始
1998年的那一次培训效果出奇地好，第二年，郑冰辞掉了小学老师的工作，准备将培训持续下去。
在培训过程中，郑冰发现一个现象：过来听课的很多人都是妇女，但她们回家后做不了主，还是只能按照丈夫的老一套去做，观念的问题使得培训的效果大打折扣。为了转变观念， 2001年起，郑冰请市里的妇联帮忙，请来了一位幼儿园的舞蹈老师教大家跳舞。这是她去一趟武汉以后受到的启发，城里人在公共场合一起跳舞，秩序井然也很有乐趣。经过一个月的坚持，很多说风凉话的人也加入到了跳舞的行列中来，跳舞收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夫妻吵架的少了、邻里之间更加和睦了、婆媳矛盾减少了。后来，妇女活动中心也由此成立。
在郑冰看来，村风的好坏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个人的诚信度。2009年5月，在北京富平学校的支持下，永济市小额贷款公司在寨子村落户。虽然合作方有放贷量的要求，郑冰还是坚持把村风纳入放贷的标准。比如，她不会贷给打麻将的人，也不会贷给家里收拾得不整齐的人。她认为这些都是看不见的诚信。“闲散时间你都不把家里收拾干净，怎么能证明你讲诚信！”对孝敬老人的鉴别则更为细致。比如，看你叫不叫老人爹娘；到冬天，看你盖的被子重，还是给公婆盖的被子重……对郑冰来说，这些既是人道，也是商道。
为了做好村风建设，教师出身的郑冰下过不少功夫，为了减少婆媳之间、夫妻之间的矛盾，郑冰借鉴大学生辩论会的形式，在当地妇女中开展了几场辩论赛。经过长期的努力，郑冰所在的乡镇有了良好的精神风貌，然而，一个细小的经历却让郑冰体会到，单单是村民素质的提高并不能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有一年，永济市有关领导表示要为农民合作经济提供资金支持时，听到消息后，村里很多人高兴地说：“有钱分了。”郑冰问：“这钱做什么？怎么用？”立刻没人吭声了。
郑冰曾把由村民提供的房屋改造成学习室，带领大家学习中央“一号文件”，即使这样，相当一部分村民对于自身的发展依然缺乏思路。
将农民联合起来
永济周边盛产芦笋，芦笋的销售是当地农民最主要的收入之一，近几年，城里收购芦笋的几家大公司结成了联盟，中间收购商也按照联盟的定价向农民收购，处于散兵游勇状态下的农户失去了议价能力，芦笋价格被压得很低，市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了芦笋办公室，但在市场机制下，政府的协调已经起不到大的作用。
商户可以联合，农民为什么不能联合？
于是，郑冰在寨子村搞起了经济合作社，利用剩余劳动力组织了一个纺织工艺品生产小组和一个蒸馍作坊，蒸馍作坊现在已经产生了效益。不久以后，她又集中了102户的380亩土地，规划了小麦良种试验基地，统一种西北农大的新品种，据说每亩可以增产200多斤。
2004年11月，合作的理念得到进一步贯彻，农民协会兴办了注册后的第一个实业项目——寨子村涂料厂。建厂资本金采取了会员入股的形式，共300股，每股300元。在她的支持下，村里12户智障、残疾、特困户得到了特殊优待，每户获赠一股，资金从协会经费里出。不久以后，郑冰又用类似的方法筹建起了大型生态园：选10块田，共100亩土地，每块田各选种一个农作物。按照生态模式选苗施肥用料，让大家推选的种植能手带领几个人种植。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就要解决土地从何而来的问题。郑冰同样采取了股份合作模式，只不过这次是要用土地入股。
这一次，接受赠股的12户特困户居民中却有一位不愿意将自己在黄河滩边的一小块土地入股。即使如此，农民协会依然在众多的用户中越做越大。
要将大批的农民组织起来，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郑冰的做法是逐渐扩大人数。她限定在合作社成立的第一年，只发展不超过20户的社员，在这个小规模的社员集合体下，协商建立各种规章制度；第二年发展不超过40户的社员，循序渐进往前走，管理制度基本成型；第三年则发展到一百户以上，因为各项制度已经形成，“成员再多也不怕了”。
在自律中壮大力量
生态园做的是有机农业，郑冰对种植者的要求也提得更高——有机农业不仅仅是不用农药化肥，还要先让土壤变得有机。她会要求参加合作社的农户要把土地深翻，这样不仅让土地透气，也把土壤深处的害虫挖出来，在严寒的天气被冻死。
销售环节，最难控制的是短斤少两和不诚信。以前的小商小贩，当着农户的面就往芦笋里掺泥加水，农户也深受影响：往棉花里加砖头、白面、石灰；桃树今天刚打完药，客商明天来了，马上就下桃装箱。
对于这些造假者，郑冰发现以后会无条件终止交易。有一年，合作社有800多户种了棉花，得到收购的信息后，有人就开始掺水。郑冰发现以后会马上在社区公开，对其他的农户是个震慑。
事实上，郑冰多年来在农村所做的工作已经能让多数人坚持职业操守，在施肥和管理环节中，农户之间也形成了一种潜在的相互监督。因为彼此熟悉，不会有人轻易使用农药化肥。
尽管要求有些“严苛”，农民协会却吸引了大批农民加入，郑冰丈夫以前开的那家位于黄河滩的农资店，已经发展成4家连锁店，都已经加入合作社，以前销售的化肥已经不见踪影，现在主要销售有机肥。在农机店最显眼的位置，挂着化肥农药如何危害人类和农作物的宣传画。
在这种农民自主形成的组织下，协会在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方面已经越做越有成效。去年，香港的合作客商迈思国际希望把籽棉变成皮棉，郑冰选择了一家皮棉厂；对方又希望把皮棉变成纱，她就选了一家纱厂；对方希望扎花，她又找了一家扎花厂。
现在，合作社生产的小麦，已经和运城的馍厂对接起来了。合作社生产的麦麸，大部分卖给西安的一个养猪场。今年，社区的有机农业规模达到3万亩，效益能有900万～1500万元。而这些农产品上下游的产业链，都是留给年轻人的机会。多元化可持续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现实。
1998年的那一次培训效果出奇地好，第二年，郑冰辞掉了小学老师的工作，准备将培训持续下去。
在培训过程中，郑冰发现一个现象：过来听课的很多人都是妇女，但她们回家后做不了主，还是只能按照丈夫的老一套去做，观念的问题使得培训的效果大打折扣。为了转变观念， 2001年起，郑冰请市里的妇联帮忙，请来了一位幼儿园的舞蹈老师教大家跳舞。这是她去一趟武汉以后受到的启发，城里人在公共场合一起跳舞，秩序井然也很有乐趣。经过一个月的坚持，很多说风凉话的人也加入到了跳舞的行列中来，跳舞收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夫妻吵架的少了、邻里之间更加和睦了、婆媳矛盾减少了。后来，妇女活动中心也由此成立。
在郑冰看来，村风的好坏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个人的诚信度。2009年5月，在北京富平学校的支持下，永济市小额贷款公司在寨子村落户。虽然合作方有放贷量的要求，郑冰还是坚持把村风纳入放贷的标准。比如，她不会贷给打麻将的人，也不会贷给家里收拾得不整齐的人。她认为这些都是看不见的诚信。“闲散时间你都不把家里收拾干净，怎么能证明你讲诚信！”对孝敬老人的鉴别则更为细致。比如，看你叫不叫老人爹娘；到冬天，看你盖的被子重，还是给公婆盖的被子重……对郑冰来说，这些既是人道，也是商道。
为了做好村风建设，教师出身的郑冰下过不少功夫，为了减少婆媳之间、夫妻之间的矛盾，郑冰借鉴大学生辩论会的形式，在当地妇女中开展了几场辩论赛。经过长期的努力，郑冰所在的乡镇有了良好的精神风貌，然而，一个细小的经历却让郑冰体会到，单单是村民素质的提高并不能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有一年，永济市有关领导表示要为农民合作经济提供资金支持时，听到消息后，村里很多人高兴地说：“有钱分了。”郑冰问：“这钱做什么？怎么用？”立刻没人吭声了。
郑冰曾把由村民提供的房屋改造成学习室，带领大家学习中央“一号文件”，即使这样，相当一部分村民对于自身的发展依然缺乏思路。
将农民联合起来
永济周边盛产芦笋，芦笋的销售是当地农民最主要的收入之一，近几年，城里收购芦笋的几家大公司结成了联盟，中间收购商也按照联盟的定价向农民收购，处于散兵游勇状态下的农户失去了议价能力，芦笋价格被压得很低，市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了芦笋办公室，但在市场机制下，政府的协调已经起不到大的作用。
商户可以联合，农民为什么不能联合？
于是，郑冰在寨子村搞起了经济合作社，利用剩余劳动力组织了一个纺织工艺品生产小组和一个蒸馍作坊，蒸馍作坊现在已经产生了效益。不久以后，她又集中了102户的380亩土地，规划了小麦良种试验基地，统一种西北农大的新品种，据说每亩可以增产200多斤。
2004年11月，合作的理念得到进一步贯彻，农民协会兴办了注册后的第一个实业项目——寨子村涂料厂。建厂资本金采取了会员入股的形式，共300股，每股300元。在她的支持下，村里12户智障、残疾、特困户得到了特殊优待，每户获赠一股，资金从协会经费里出。不久以后，郑冰又用类似的方法筹建起了大型生态园：选10块田，共100亩土地，每块田各选种一个农作物。按照生态模式选苗施肥用料，让大家推选的种植能手带领几个人种植。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就要解决土地从何而来的问题。郑冰同样采取了股份合作模式，只不过这次是要用土地入股。
这一次，接受赠股的12户特困户居民中却有一位不愿意将自己在黄河滩边的一小块土地入股。即使如此，农民协会依然在众多的用户中越做越大。
要将大批的农民组织起来，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郑冰的做法是逐渐扩大人数。她限定在合作社成立的第一年，只发展不超过20户的社员，在这个小规模的社员集合体下，协商建立各种规章制度；第二年发展不超过40户的社员，循序渐进往前走，管理制度基本成型；第三年则发展到一百户以上，因为各项制度已经形成，“成员再多也不怕了”。
在自律中壮大力量
生态园做的是有机农业，郑冰对种植者的要求也提得更高——有机农业不仅仅是不用农药化肥，还要先让土壤变得有机。她会要求参加合作社的农户要把土地深翻，这样不仅让土地透气，也把土壤深处的害虫挖出来，在严寒的天气被冻死。
销售环节，最难控制的是短斤少两和不诚信。以前的小商小贩，当着农户的面就往芦笋里掺泥加水，农户也深受影响：往棉花里加砖头、白面、石灰；桃树今天刚打完药，客商明天来了，马上就下桃装箱。
对于这些造假者，郑冰发现以后会无条件终止交易。有一年，合作社有800多户种了棉花，得到收购的信息后，有人就开始掺水。郑冰发现以后会马上在社区公开，对其他的农户是个震慑。
事实上，郑冰多年来在农村所做的工作已经能让多数人坚持职业操守，在施肥和管理环节中，农户之间也形成了一种潜在的相互监督。因为彼此熟悉，不会有人轻易使用农药化肥。
尽管要求有些“严苛”，农民协会却吸引了大批农民加入，郑冰丈夫以前开的那家位于黄河滩的农资店，已经发展成4家连锁店，都已经加入合作社，以前销售的化肥已经不见踪影，现在主要销售有机肥。在农机店最显眼的位置，挂着化肥农药如何危害人类和农作物的宣传画。
在这种农民自主形成的组织下，协会在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方面已经越做越有成效。去年，香港的合作客商迈思国际希望把籽棉变成皮棉，郑冰选择了一家皮棉厂；对方又希望把皮棉变成纱，她就选了一家纱厂；对方希望扎花，她又找了一家扎花厂。
现在，合作社生产的小麦，已经和运城的馍厂对接起来了。合作社生产的麦麸，大部分卖给西安的一个养猪场。今年，社区的有机农业规模达到3万亩，效益能有900万～1500万元。而这些农产品上下游的产业链，都是留给年轻人的机会。多元化可持续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