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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帝王制也就此瓦解，民主与共和思想的清风迎面扑来。在这场持续了几十年的复杂斗争中，孙中山及其家族也伴随着时代浪潮的翻涌，几经沉浮，沧桑巨变。
在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之际，当年他所立下的“国富民强”的遗愿也早已实现，随着历史的年轮不断推进，如今，孙中山的后代早已遍布海内外，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
民国“第一家庭”为革命曾几度濒临破碎
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翠亨村一个贫困的家庭，孙中山兄弟姐妹6人，他排行第五。二哥和三姐早年夭亡，余下长兄孙眉、四姐孙妙茜、他和六妹孙秋绮。
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他的胞兄孙眉对于孙中山起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因为家贫，孙眉在1871年出国赴檀香山做工，后来在茂宜岛垦荒，经营农牧业，兼营商业。由于孙眉善于经营，又勤劳能干，数年之后，他成为当地首富，被称为“茂宜岛王”。
1878年，孙眉寄信回国请他的母亲和弟弟到檀香山协助其商店业务。就这样，年仅12岁的孙中山第一次离开了故土前往异域。
当孙中山第一次踏上异域国家的土地时，便被西方文化所吸引，他一改自己孩童时顽劣的性格，要求哥哥送他去读书，孙眉欣然同意。
1894年10月，饱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的孙中山立志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并在檀香山创办了兴中会，受困于资金短缺，他找到了哥哥孙眉说明创会意图，孙眉听完后称赞孙中山“志大言大”，首先捐款赞助并成为了兴中会最早的成员之一。
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逃亡到檀香山，在众人的一片反对声下，孙眉依然散尽家产支持孙中山继续革命，再到后来，孙眉干脆放弃了自己的生意，直接投身于革命。
1913年秋，孙眉移居澳门。1915年2月病逝澳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将其骸骨从澳门迁葬于翠亨村，并由侄子孙科立碑，以表彰其对革命的功绩。
除了孙眉，在孙中山早年颠沛流离的革命生涯中，他的兄弟姐妹也饱受磨难，常常东躲西藏。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清政府列为头号通缉犯，他的家人也因此受到牵连，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为了逃避政府的追捕，孙氏一族四散逃亡，有些人还被迫流亡海外。
而在孙中山“功成名就”之后，孙中山除了对于自己的兄弟姐妹给予应有的基本生活保障外，孙中山的家人也没有因此而得到特别的“照顾”，就连当时名望已经很高的孙眉也不例外。
当年，孙中山的原配夫人卢慕贞带着孙科、孙娫和孙婉也来到了南京总统府。由于房间不够，孙科只好住在东边勤务兵房内。两个女儿更是抱怨说：“总统府里的饭菜还不如家里的好吃。”
孙中山的四次婚姻
与旧时代的封建家庭一样，孙中山在年少时也经由父母指婚，与卢慕贞结为夫妻，她为孙中山生下了孙科、孙娫和孙婉。
后来随着孙中山思想观念的转变，二人逐渐分道扬镳。
与孙中山离婚后，心地淳朴善良的卢慕贞表示理解孙中山的决定，并告诫比宋庆龄年龄长的儿子孙科要尊重宋庆龄。
除了一子二女，孙中山还有一个日本女儿。
1898年孙中山旅日期间，与邻居家十一岁的幼女大月薰相识，孙中山对于大月薰一见钟情，并于1903年，在大月薰年满十六岁时与其结婚。
1906年5月12日大月薰生一女，名为富美子，后来孙中山因事离开日本，自此就再也没能见过母女俩。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大月薰在多年联系不上孙中山以及失去经济支助的困境下，只能将五岁的富美子寄托在横滨保士谷区做酒业生意的宫川梅吉家当养女，而她自己也只能隐姓埋名远嫁他方。
作为孙中山的“红颜知己”，陈粹芬一直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早些年间，在香港读书的孙中山在一次教会活动中，认识了18岁女子陈粹芬。陈粹芬于1873年出生在香港新界的屯门，她虽然没有读书识字，但为人机智果敢。她对于孙中山的豪言壮语和才识见地都十分钦慕。
在此后的17年，孙中山为了革命，一直辗转于加拿大、日本、檀香山及香港等地。陈粹芬一直陪伴在他左右，一直扮演着护士与卫士的角色，照顾着孙中山的起居饮食。
除此之外，孙中山在早些年间策划的武装起义都是在陈粹芬的协助下完成的。从烧饭做菜到洗衣服到冒着生命危险联络革命事宜，陈粹芬都毫无怨言，即使两人一辈子没有举行正式的婚礼。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孙中山事业的顶峰时期，陈粹芬却悄然离去，独自一人前往马来西亚，并在当地收养了一个养女，自此欢度余年。民国38年，陈粹芬偕女儿一家重返香港，孙氏族人对她视如家人，并载入孙姓族谱。
在孙中山生命中的最后十年里，陪伴他的是宋庆龄。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更多的是对于革命信仰的一种相互认同。
孙中山病逝后，宋庆龄还在积极从事于革命事业，特别是在看清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意图之后，宋庆龄毅然决然的加入到了反抗的队伍中来。
1932年12月，宋庆龄与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自己的崇高威望，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和各种形式的斗争，营救了一大批革命人士。
抗战时期，宋庆龄不计前嫌，宋氏三姐妹牵手共赴困难，支持抗战。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之后一直热衷从事于儿童事业，她所创办的《儿童时代》杂志是新中国最早的儿童读物之一。 1981年，宋庆龄在北京逝世，遵照她的遗言，她的骨灰被安葬在了上海万国公墓其父母陵墓的东侧。
孙科：从政治中心到落魄半生
孙科是孙中山唯一的儿子，在孙氏家族和国民政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他长期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是国民政府的核心高官。
在孙中山逝世后，孙中山生前所信任的蒋介石逐渐成为国民政府的军政核心，而作为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当时在国民政府中也有着很高的声望，这无疑在蒋介石眼中是一个“潜在的威胁”，蒋介石可谓是“又恨又怕”。
孙科1891年10月20日出生于翠亨村，在檀香山接受了小学和中学教育。孙中山对于这个独子的教育问题一向是非常的关注，据孙科回忆：“父亲有一次从英国回来，途经檀香山，带给我100多本英文版的世界名著，命我勤读。我的英文修养，可说都在那时打下了根基。”
也正是孙中山的倾心教导，培养孙科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并以“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自勉。
在解放战争时期，身为国民党行政院长的孙科曾一度力主和谈，但蒋介石不为所动。
后来蒋介石败退台湾之时，曾千方百计阻挠孙科回台湾，为此孙科只能被迫移居海外。
由于与父亲孙中山一样“不蓄私财”， 孙科在海外生活异常艰辛，据说当时孙科夫妇的远行定居费用也是靠卖房子拼凑，但即便是这样，孙科也没有寻求蒋介石的帮助。
1952年，孙科移居美国，担任“中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长，此时孙科已经人到暮年，加之体弱多病，思乡之情油然而生。
1965年，当蒋听说他有意回归大陆时，还是紧张地派人将他请回台湾，不仅提名其出任“考试院长”，还把阳明山自己住过的房子送给他作为公馆，并亲自指示说，孙科回台的一切经费都由“总统府”支付。
与孙科夫妇一同回台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孙治平和孙治强。虽然他们是“国父”的子孙，但他们在台湾的境遇与其父孙科相比，更是“每况愈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一直不被当局所重用，孙志平最终选择移居香港，而孙志强虽留在台湾，但却因经济拮据，一度为看病的医药费而发愁。
如今，孙科长子孙志平只留下了一个儿子，这名叫做孙国雄的孙氏后代目前在美国洛杉矶生活，孙国雄曾经做过特技演员，在跑龙套的日子里，孙国雄一天只能拿到16美元的薪水，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孙国雄在洛杉矶成立了一家特技培训公司，自己当起了“教练”， 除此之外，孙国雄还积极弘扬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理念，推动大陆文化教育福利事业的开展，致力于孙中山文教福利基金会的活动。
虽然事业起步的日子过得无比艰辛，但孙国雄回忆起那段时光仍旧十分满意，他认为“孙中山的后代做特技演员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在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之际，当年他所立下的“国富民强”的遗愿也早已实现，随着历史的年轮不断推进，如今，孙中山的后代早已遍布海内外，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
民国“第一家庭”为革命曾几度濒临破碎
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翠亨村一个贫困的家庭，孙中山兄弟姐妹6人，他排行第五。二哥和三姐早年夭亡，余下长兄孙眉、四姐孙妙茜、他和六妹孙秋绮。
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他的胞兄孙眉对于孙中山起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因为家贫，孙眉在1871年出国赴檀香山做工，后来在茂宜岛垦荒，经营农牧业，兼营商业。由于孙眉善于经营，又勤劳能干，数年之后，他成为当地首富，被称为“茂宜岛王”。
1878年，孙眉寄信回国请他的母亲和弟弟到檀香山协助其商店业务。就这样，年仅12岁的孙中山第一次离开了故土前往异域。
当孙中山第一次踏上异域国家的土地时，便被西方文化所吸引，他一改自己孩童时顽劣的性格，要求哥哥送他去读书，孙眉欣然同意。
1894年10月，饱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的孙中山立志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并在檀香山创办了兴中会，受困于资金短缺，他找到了哥哥孙眉说明创会意图，孙眉听完后称赞孙中山“志大言大”，首先捐款赞助并成为了兴中会最早的成员之一。
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逃亡到檀香山，在众人的一片反对声下，孙眉依然散尽家产支持孙中山继续革命，再到后来，孙眉干脆放弃了自己的生意，直接投身于革命。
1913年秋，孙眉移居澳门。1915年2月病逝澳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将其骸骨从澳门迁葬于翠亨村，并由侄子孙科立碑，以表彰其对革命的功绩。
除了孙眉，在孙中山早年颠沛流离的革命生涯中，他的兄弟姐妹也饱受磨难，常常东躲西藏。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清政府列为头号通缉犯，他的家人也因此受到牵连，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为了逃避政府的追捕，孙氏一族四散逃亡，有些人还被迫流亡海外。
而在孙中山“功成名就”之后，孙中山除了对于自己的兄弟姐妹给予应有的基本生活保障外，孙中山的家人也没有因此而得到特别的“照顾”，就连当时名望已经很高的孙眉也不例外。
当年，孙中山的原配夫人卢慕贞带着孙科、孙娫和孙婉也来到了南京总统府。由于房间不够，孙科只好住在东边勤务兵房内。两个女儿更是抱怨说：“总统府里的饭菜还不如家里的好吃。”
孙中山的四次婚姻
与旧时代的封建家庭一样，孙中山在年少时也经由父母指婚，与卢慕贞结为夫妻，她为孙中山生下了孙科、孙娫和孙婉。
后来随着孙中山思想观念的转变，二人逐渐分道扬镳。
与孙中山离婚后，心地淳朴善良的卢慕贞表示理解孙中山的决定，并告诫比宋庆龄年龄长的儿子孙科要尊重宋庆龄。
除了一子二女，孙中山还有一个日本女儿。
1898年孙中山旅日期间，与邻居家十一岁的幼女大月薰相识，孙中山对于大月薰一见钟情，并于1903年，在大月薰年满十六岁时与其结婚。
1906年5月12日大月薰生一女，名为富美子，后来孙中山因事离开日本，自此就再也没能见过母女俩。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大月薰在多年联系不上孙中山以及失去经济支助的困境下，只能将五岁的富美子寄托在横滨保士谷区做酒业生意的宫川梅吉家当养女，而她自己也只能隐姓埋名远嫁他方。
作为孙中山的“红颜知己”，陈粹芬一直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早些年间，在香港读书的孙中山在一次教会活动中，认识了18岁女子陈粹芬。陈粹芬于1873年出生在香港新界的屯门，她虽然没有读书识字，但为人机智果敢。她对于孙中山的豪言壮语和才识见地都十分钦慕。
在此后的17年，孙中山为了革命，一直辗转于加拿大、日本、檀香山及香港等地。陈粹芬一直陪伴在他左右，一直扮演着护士与卫士的角色，照顾着孙中山的起居饮食。
除此之外，孙中山在早些年间策划的武装起义都是在陈粹芬的协助下完成的。从烧饭做菜到洗衣服到冒着生命危险联络革命事宜，陈粹芬都毫无怨言，即使两人一辈子没有举行正式的婚礼。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孙中山事业的顶峰时期，陈粹芬却悄然离去，独自一人前往马来西亚，并在当地收养了一个养女，自此欢度余年。民国38年，陈粹芬偕女儿一家重返香港，孙氏族人对她视如家人，并载入孙姓族谱。
在孙中山生命中的最后十年里，陪伴他的是宋庆龄。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更多的是对于革命信仰的一种相互认同。
孙中山病逝后，宋庆龄还在积极从事于革命事业，特别是在看清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意图之后，宋庆龄毅然决然的加入到了反抗的队伍中来。
1932年12月，宋庆龄与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自己的崇高威望，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和各种形式的斗争，营救了一大批革命人士。
抗战时期，宋庆龄不计前嫌，宋氏三姐妹牵手共赴困难，支持抗战。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之后一直热衷从事于儿童事业，她所创办的《儿童时代》杂志是新中国最早的儿童读物之一。 1981年，宋庆龄在北京逝世，遵照她的遗言，她的骨灰被安葬在了上海万国公墓其父母陵墓的东侧。
孙科：从政治中心到落魄半生
孙科是孙中山唯一的儿子，在孙氏家族和国民政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他长期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是国民政府的核心高官。
在孙中山逝世后，孙中山生前所信任的蒋介石逐渐成为国民政府的军政核心，而作为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当时在国民政府中也有着很高的声望，这无疑在蒋介石眼中是一个“潜在的威胁”，蒋介石可谓是“又恨又怕”。
孙科1891年10月20日出生于翠亨村，在檀香山接受了小学和中学教育。孙中山对于这个独子的教育问题一向是非常的关注，据孙科回忆：“父亲有一次从英国回来，途经檀香山，带给我100多本英文版的世界名著，命我勤读。我的英文修养，可说都在那时打下了根基。”
也正是孙中山的倾心教导，培养孙科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并以“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自勉。
在解放战争时期，身为国民党行政院长的孙科曾一度力主和谈，但蒋介石不为所动。
后来蒋介石败退台湾之时，曾千方百计阻挠孙科回台湾，为此孙科只能被迫移居海外。
由于与父亲孙中山一样“不蓄私财”， 孙科在海外生活异常艰辛，据说当时孙科夫妇的远行定居费用也是靠卖房子拼凑，但即便是这样，孙科也没有寻求蒋介石的帮助。
1952年，孙科移居美国，担任“中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长，此时孙科已经人到暮年，加之体弱多病，思乡之情油然而生。
1965年，当蒋听说他有意回归大陆时，还是紧张地派人将他请回台湾，不仅提名其出任“考试院长”，还把阳明山自己住过的房子送给他作为公馆，并亲自指示说，孙科回台的一切经费都由“总统府”支付。
与孙科夫妇一同回台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孙治平和孙治强。虽然他们是“国父”的子孙，但他们在台湾的境遇与其父孙科相比，更是“每况愈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一直不被当局所重用，孙志平最终选择移居香港，而孙志强虽留在台湾，但却因经济拮据，一度为看病的医药费而发愁。
如今，孙科长子孙志平只留下了一个儿子，这名叫做孙国雄的孙氏后代目前在美国洛杉矶生活，孙国雄曾经做过特技演员，在跑龙套的日子里，孙国雄一天只能拿到16美元的薪水，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孙国雄在洛杉矶成立了一家特技培训公司，自己当起了“教练”， 除此之外，孙国雄还积极弘扬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理念，推动大陆文化教育福利事业的开展，致力于孙中山文教福利基金会的活动。
虽然事业起步的日子过得无比艰辛，但孙国雄回忆起那段时光仍旧十分满意，他认为“孙中山的后代做特技演员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