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不断增加的大会堂


　　人民大会堂是世界上最大的会堂建筑，从规划、设计到施工，一共只用了1年零15天。
　　1958年9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十大建筑开始筹建，万人大会堂是其中的重点工程。此时距离1959年的国庆节只剩下不到400天。在400天内建起庄严美观、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建筑，任务非常艰巨。
　　北京市政府随即以中国建筑学会的名义向全国建筑界发出邀请。3天之内，全国17个省市的30多位顶级建筑师云集北京，梁思成、杨廷宝、张开济、吴良铺等都来了。
　　从初稿到定稿，大会堂的设计方案足足进行了七轮评比论证：叫大家来的时候只说做一个万人大礼堂，第二轮就加入了5000人的大宴会厅，第三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也加了进来，建筑师们苦心设计的方案，往往转天就被全盘推翻。到1958年国庆节，10年大庆进入一周年倒计时的时候，“十大建筑”中最重要的万人大会堂，依然没有一个成形的设计。
　　1958年国庆期间，焦急的周恩来做出指示：进一步解放思想，除老专家之外，发动青年同志参加国庆各大项目的设计。前几轮中作为“审核机关”而没有参与具体设计的北京市规划管理局，也正式加入了大会堂的设计队伍。10月14日，刚从外地返京的周恩来连夜召开会议，审查大会堂设计方案。最终，规划局方案中选。14天后，万人大会堂破土动工。著名建筑师张镩为万人大会堂的总建筑师。
　　彭真提出具体要求
　　大会堂刚一动工，彭真就派助手找到张镩，对大礼堂提出了具体要求：全国人大的正式代表在3500人左右，他们必须全部坐在大礼堂的一层，且每个座位都要配备桌子或者放文件的设施。张镩发现一层最多能容下2750个座位，与要求的3500个相差甚远。
　　此时一个意外的发现成了大礼堂的“救星”。两度“神秘”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辽、金时期的永定河故道，迫使大会堂工程暂停。施工的停滞倒为张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解决了观众席的问题。工程继续以惊人的高速推进了下去。
　　古诗带来的灵感
　　刚松了一口气的张镩不会想到，此刻，一封来自他的恩师梁思成的“抗议信”，已经悄然摆在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
　　大会堂的面积从7万平方米扩大到17万平方米，几乎是一夜之间的事，方案从来没有交给专家论证过，一时间，书面意见雪片一股飞到了总理的面前，几乎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大会堂的“大”字。
　　梁思成说，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用了“尺度放大”法；人一进去立刻觉得自己微不足道，仿佛到了“巨人国”。这样的方法用来表现神权无可非议，用在“人民性”第一的大会堂上就很不适宜了。
　　面对专家们的质疑，周恩来说：“圣彼得教堂是神权社会的产物，有意识使教徒进入之后感觉天主伟大、自身渺小。我们不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大会堂空间、体形、面积扩大一倍之后同样要注意由内而外体现‘平易近人’四字，不要故弄玄虚，让人成了物的奴隶。”
　　周恩来一番诚恳表白平息了对于大会堂的争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的“大”也渐渐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
　　争论虽然平息，专家的意见却给建筑师们敲响了警钟。大会堂怎样让每一个普通人走进它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个主人？而一间能装进整个天安门城楼的大屋子，怎样才能让所有人都看得见、听得清？一
　　周恩来陷入了沉思，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不消除巨大空间给人的压抑感，大礼堂就会是个失败的设计。片刻之后，周恩来忽然轻轻吟诵了两句诗文：“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周恩来说：“人站在地上，并不觉得天有多高，站在海边，也不觉得海有多远。‘落霞孤鹜’这一句，应该对我们有所启发。为什么不从水天一色的意境出发，去做抽象处理呢？”
　　说得兴起，周恩来一边打着手势，一边拿过纸笔描画起来：“大礼堂四边没有平直的硬线，有点类似自然环境的无边无沿。顶棚可以做成大穹隆形，象征天体空间。顶棚和墙身的交界做成大圆角形，把天顶与四壁连成一体。没有边、没有沿、没有角，就能得到上下浑然一体的效果，冲淡生硬和压抑感。”
　　为了体现“水天一色”的感觉，张镩给大礼堂的穹顶设计了三圈水波形的暗灯槽，与周围装贴的淡青色塑料板相呼应，灯亮之时犹如波光盈盈。建筑师们还在整个穹顶上开了近500个灯孔，人坐在观众席内，抬头就可见“繁星点点”，仿佛置身于浩瀚夜空，丝毫不会感觉压抑、沉重。在大礼堂巨大的穹顶上，还藏着许多我们看不清的小“星星”，那是几百万个小小的吸声孔，有了它们，大礼堂的屋顶整个儿变成了一块巨大的吸音板，主席台上发出的多余音波完全被吸走，不但没有回声还能留点“混响”，让坐在每个角落的人都能清晰准确地听到发言人的声音，大空间带来的问题，又被大空间自身解决掉了。
　　1959年9月24日，历时11个月建设的大会堂工程宣告完成。就在竣工前的几天，毛泽东给这座气势恢弘的建筑正式定名——人民大会堂。
　　（付一舟荐自《中国老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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