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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定势（stereotype）是认知异文化的重要手段之一。作为德国极具影响力的新闻周刊《明镜》，自创刊起就一直保持着对中国的关注度。在介绍关于中国的主题时，《明镜》封面的文字或图片都会使用关于中国的不同文化定势。总体而言，以负面内容居多。对这些文化定势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德国民众对中国持有负面看法的原因。
【关键词】文化定势 中国 《明镜》周刊 封面
【中图分类号】G516＼212 【文献标识码】A
英国广播公司（BBC）公布的2014年全球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德国是对中国看法最为负面的国家，高达7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德国与中国既无领土纠纷，也无历史仇怨，两国之间文化和经济往来频繁，但德国民众却对中国持有如此负面的看法。究其原因，这和德国媒体中关于中国的负面宣传是直接相关的。①本文将以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周刊《明镜》（Spiegel）封面所使用的关于中国的文化定势为例，从一个侧面阐释德国民众负面看待中国的原因。
理论基础
关于文化定势。文化定势的概念是20世纪初由美国新闻评论家Walter Lippmann引入社会学领域的。1922年，Lippmann在自己的著作“The Public Opinion”（《公共舆论》）中第一次使用了社会科学意义下stereotype的概念。②他认为，文化定势是指按照性别、种族、年龄或职业等特征进行社会分类，形成的关于某一类群体的固定印象。”③在文化定势的产生过程中，感知、组群间的政治关系、组群自身的经济社会情况、国际争端等等都会影响文化定势，尤其是负面文化定势或者偏见的产生。④文化定势有不同的分类方法，但是具体到某个国家，就构成了所谓的国家文化定势。国家文化定势是人们对于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成员共同心理特征所概括出的笼统而又比较固定的观念。⑤本文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德国新闻周刊《明镜》封面所承载的关于中国的国家文化定势。
新闻周刊及其封面。新闻周刊是新闻媒介类型的一种，它是以杂志的形态，以一周或者间周为出版周期，对这一段时间内所发生的时事新闻进行梳理和报道。⑥在当今世界，时政类新闻周刊在发达国家是作为主流媒体存在的，发挥着主流媒体引导舆论和设置议题的功能，对人们的现实认知建构有着重要的影响。
新闻周刊的封面作为最先印入读者眼帘的内容，直接影响读者的第一印象和感知，其作用相当于报纸的头版头条，是新闻周刊每期的“门面”与“灵魂”，也是其“议题设置”外化的表现形式，其对读者的影响力和在周刊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封面设计一般配富有视觉冲击力的大幅图片和醒目的压图标题，用以突出刊物的宗旨、办刊风格及特色。⑦
《明镜》周刊封面使用关于中国文化定势的分析
《明镜》周刊是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周刊之一，周约87万册的销售量使其成为德国甚至欧洲目前销售量最高的新闻周刊。⑧由于其对大众舆论的巨大影响力，《明镜》经常被誉为领导性的媒体。本文选择的研究语料是1947年《明镜》周刊创刊第1期至2014年第52期以来3535期的封面（不包括《明镜》的其他副刊）。在收集到的《明镜》周刊封面当中，共有43期的封面使用了关于中国的文化定势。
文字标题分析。文字标题从话语角度展示出了《明镜》周刊使用关于中国文化定势的情况。在所收集的《明镜》封面文字标题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词汇分别是：毛（Mao）8次和战争（Krieg及近义词Schlacht，Geflecht和Schlag）7次。其他较常出现的词汇还包括革命（Revolution）4次；斗争（Kampf）4次；骚乱、政变（Aufruhr及Putsch）3次；强国（Macht）3次；伙伴（Partner）2次；共产主义（Kommunismus）2次。
综合这些用以描述中国的词汇可以看出，《明镜》封面标题在提及中国的时候，最常使用的关于中国的文化定势是和各式斗争和争斗相关的内容，这些占据了涉华《明镜》封面总数的42%。这容易使人不自觉地将中国联想成为一个好斗、好战的国家。同时，伴随近年来不断出现的关于中国是强国的描述，不管事实情况如何，这样一个由《明镜》封面文字标题呈现出的关于中国不断强大且“好斗”的文化定势，带给德国读者更多的是一种威胁的印象，也容易让人倾向于产生对中国产生消极、负面的看法。
图片分析。《明镜》封面图片关于中国文化定势的使用可以大致分为三种：人物类、非人物类和色彩类。
人物类。《明镜》封面图片所使用的中国人物包括名人和普通民众。首先，为民众所熟知的著名人物共出现在25期的《明镜》周刊上。这其中出现最多的是政治人物，其出现频率大约占据了《明镜》封面对名人使用总数的91%，所使用的著名人物形象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在所有出现的著名人物中，政治领导人毛泽东的形象出现频率最高，占56%，这也使得毛泽东的形象成为《明镜》封面所使用的关于中国文化定势的重要内容之一。和著名人物类似，中国的普通民众也经常登上《明镜》的封面。从这些民众的衣着和举止如背着挑担、穿着蓝色的工作服、戴着草帽或者施工安全帽看出，中国普通民众的职业一般被《明镜》封面描述成为工人或者是农民。
非人物类。除了人物之外，《明镜》封面图片在展示关于中国文化定势的内容时，也会使用其他的物品，这些非人物类的物品主要分为龙和兵马俑两大类。《明镜》封面共使用了四次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龙的形象来指代中国。1967年第5期的封面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龙的形象，但是这条龙的形象并不符合中国人对龙的常规描述，方形的头型、凶恶的面容以及头吞尾的形象更趋近于一个怪兽。1997年第22期，《明镜》封面第二次使用了龙的形象，和第一次相比，尽管这一次龙的形象更倾向接近中国龙，但这条龙长而粗壮的身躯和龙须，凶狠邪恶的眼神更像是西方神话中类似巨大蜥蜴的“龙”的形象。直到2004年第42期和2005年第32期，《明镜》封面龙的形象才开始真正逐渐接近中国人熟悉的龙的形象。不过和之前类似，龙总是以一种强势、好斗、凶狠的姿态出现，而且四次出现的龙都是红色。这一色彩并不符合中国传统意义对龙的着色习惯。 在2002年第16期的封面上，《明镜》第一次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兵马俑，在大量兵马俑的背景之下辅以标题“中国—古代的超级大国”（China - Supermacht der Antike）。随后，2006年的第37期封面，《明镜》再次使用了中国的兵马俑，这一次不再是介绍，而是以巨大的兵马俑群作为背景，同时每个兵马俑的手中都拿着手机、汽车或者是笔记本电脑的模型，其中一个笔记本电脑屏幕上还是中国国旗并辅以红色的封面标题“来自远东的进攻”（Angriff aus Fern-Ost）。虽然使用世界闻名的历史遗迹兵马俑来代表中国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兵马俑战士的形象和“来自远东的进攻”的标题就容易让人将中国和侵略性联系在一起。这加深了德国民众对中国总是和争斗牵连、好斗的文化定势，也同样使得一个本身并无感情色彩的文物成为《明镜》对中国文化定势带有主观意愿的“有色”解读。除了龙和兵马俑之外，《明镜》封面还使用了其他一些关于中国的文化定势，如关公像、佛像、牌楼、长城、上海电视塔等。
色彩。《明镜》封面在介绍有关中国的内容时所使用的色彩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代表性，除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7期保持着《明镜》当时统一的封面设计风格之外，剩余36期《明镜》封面在表述有关中国的内容时，画面一般都会采用红色或黄色。在封面直观的色彩表述基础上，《明镜》封面的文字标题也经常用“红色”和“黄色”的字眼来描述和中国有关的主题。这些图片和文字的共同描绘使得红色和黄色构成了《明镜》封面展现中国内容的基本色调。而这其中，红色的使用显得尤为突出，它不仅被用以背景，还常被用以配色很多和中国相关的物品，如上文提到的龙，红色的长城、百叶窗、地球仪等，这些原本不是红色的物品在用来描述中国的时候也都被刻意染成红色。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红色在中国大部分是代表喜庆、忠义等的积极含义，但在西方，红色大多是和死亡、危险、警告等象征意义相关⑨。如果对中德文化差异不敏感的德国民众看到大量和中国有关内容被配以红色的时候，他们很可能就会将中国和危险联系在一起。
文化定势使用原因分析
文化定势的使用是和时代及社会历史背景紧密相关的。就具体内容而言，一方面《明镜》封面部分关于中国的文化定势是相对稳定出现的，成为德国读者对中国相对稳定的认知内容，这也符合文化定势本身不易改变的特点；另一方面，《明镜》封面的文化定势也会伴随时代的变迁不断发生变化。
在相对稳定的文化定势中，除了经常出现的毛泽东形象、被部分丑化的龙形象及红黄色的搭配之外，文字层面体现出的中国始终是和各种战争或是争斗相关的，尽管这样的文化定势少部分是源于《明镜》封面对时政的描述，但不可否认的是，除此之外相当数量的内容是《明镜》刻意渲染和营造出的一种中国好斗、争锋相对、正伺机成为德国竞争对手、试图掌控世界的文化定势，这种对中国的认知引导势必会引发德国民众对“中国威胁论”的担忧。
就变化的文化定势而言，《明镜》封面的文字标题只在1972年出现过“新伙伴”（neuer Partner）的字眼，这也吻合当时中德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的时局，当时的德国还是以伙伴的视角来评判中国。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起，尤其是进入21世纪，《明镜》在介绍中国时，封面内容逐步发生变化：从2004年的“世界强国”（Weltmacht）、2007年的“黄色间谍（看中国如何窃取德国科技）”（die gelben Spionen-wie China deutsche Technologie aussp?ht）再到2010年的“对手”（die Rivalen）和2011年的“中国的世界”（China`s Welt）的封面可以看出，德国《明镜》越来越倾向于将中国描述成一个逐渐强大起来的世界大国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而对待这样一个新竞争对手的态度也可以从《明镜》封面一些子虚乌有、带有明显贬义色彩的表述中展示出来。这些逐步出现的关于中国的新文化定势加上原本相对稳定存在于《明镜》封面关于中国各式斗争、威胁的内容，就使得《明镜》封面关于中国的文化定势总体呈现为好斗、并不友善、愈发强大、逐步对德国构成竞争威胁的负面姿态。
探究出现这些关于中国文化定势的原因可以发现，这是和近年来中国与德国乃至欧洲的相互认知以及交往史的背景紧密相关的。由于欧洲和中国在宗教、民主、人权等诸多价值体系上存有较深分歧，中国很难真正获得欧洲国家包括德国的好感。而同时，在西方社会中，欧洲中心主义思想根深蒂固。近代以来，欧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带给西方人巨大的优势感，有相当数量的西方人士不情愿接受东方人和西方人平等的地位，更不愿意看到东方国家可能比西方国家强势的现实⑩。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开始逐步快速增长的时候，欧洲尤其是德国在惊诧于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率的同时，就开始了对中国迅速崛起的警惕。《明镜》周刊曾对此表达了“恐惧”：“如果中国人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全世界人都将挨饿。”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中国经济稳步发展，尤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对外贸易突飞猛进，2007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并在2009年再次超越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中国相比，老牌发达国家德国尽管数十年来的发展一直相对平稳，但引以为豪的出口强国身份和世界领先的地位在近期内被中国迅速超越，这自然让德国感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威胁，其心态势必发生变化，看待自身和中国的角度也会发生转变。这就使得中德原本最初的单纯伙伴关系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激烈、有时甚至敌对的竞争关系。这些伴随社会历史发展应运而生的对德国自身和中国新的认知和定位，导致了《明镜》封面对中国文化定势的使用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从20世纪相对简单客观的介绍逐步演化成为21世纪至今带有明显主观色彩的刻意渲染和利用。
综上，德国主流平面媒体《明镜》封面对中国文化定势的使用反映出了《明镜》对中国相对局限的了解和部分蓄意的刻画，同时也体现出了这个作为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周刊是如何藉此影响德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的。在《明镜》看来，经济落后时的中国并不重要也无法构成威胁，因此封面关于中国的文化定势数量少、内容简单且相对客观，但当近年逐步强大起来的新兴大国中国可能会挑战现有西方建构的国际格局、威胁西方包括德国的既得利益的时候，《明镜》封面上的中国就愈发演变成为一个极具威胁的对手形象。这些占据《明镜》涉华封面大多数的负面中国文化定势，引导了舆论导向并助长了近年来国外媒体中重新抬头的“中国威胁论”的论调，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上文提到的BBC的调查结果。对今后中德的交往而言，《明镜》封面所使用的这些关于中国的文化定势将潜移默化的成为影响中德关系未来发展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 （作者为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本文受北京市青年英才计划项目和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和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合作科研PPP项目支持，项目编号：YETP1180、留金欧[2014]6013）
【注释】
①孙进：“德国对中国的看法为何很负面”，《中国青年报》，2014年7月2日。
②Pümpel-Mader， Maria. Personenstereotype： Eine linguistische Untersuchung zu Form und Funktion von Stereotypen[M]. Heidelberg： Universit?tsverlag， 2010： 9.
③王艳：“表征变迁、大众传播与改写中的刻板印象—以媒介对高校教师的报道为例”，《现代传播》，2007年第3期。
④Prinz， Gerhard. Hetereostereotype durch Massenkommunikation[J]. In： Publizistik， 1970， （15）：199.
⑤时蓉华：《社会心理学词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3页。
⑥黄俊杰：“新锐新闻周刊：竞争已经来开帷幕”，《传媒观察》，2004年第4期。
⑦涂光晋：“中国新闻周刊的生存状况与发展途径”，《国际新闻》，2006年第8期。
⑧Siegfried Weischenberg， Maja Malik， Armin Scholl. Journalismus in Deutschland 2005[J]. In： media perspektiven， 2006， （7）： 346.
⑨崔培玲：“汉德色彩词语象征意义的比较—以‘红’和‘绿’为例”，朱建华、顾士渊：《中德跨文化交际论丛》，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2～43页。
⑩“欧洲‘中国威胁论’从何而来”，《环球时报》，2005年06月17日。
游浩云：“中国威胁论”的缘起及其误读根源”，《人民论坛》，2011年第32 期。
朱伟革：“中德经贸合作40年成就与展望”，顾俊礼、杨解朴：《中德建交40周年回顾与展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47～248页。
责编/张晓
【关键词】文化定势 中国 《明镜》周刊 封面
【中图分类号】G516＼212 【文献标识码】A
英国广播公司（BBC）公布的2014年全球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德国是对中国看法最为负面的国家，高达7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德国与中国既无领土纠纷，也无历史仇怨，两国之间文化和经济往来频繁，但德国民众却对中国持有如此负面的看法。究其原因，这和德国媒体中关于中国的负面宣传是直接相关的。①本文将以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周刊《明镜》（Spiegel）封面所使用的关于中国的文化定势为例，从一个侧面阐释德国民众负面看待中国的原因。
理论基础
关于文化定势。文化定势的概念是20世纪初由美国新闻评论家Walter Lippmann引入社会学领域的。1922年，Lippmann在自己的著作“The Public Opinion”（《公共舆论》）中第一次使用了社会科学意义下stereotype的概念。②他认为，文化定势是指按照性别、种族、年龄或职业等特征进行社会分类，形成的关于某一类群体的固定印象。”③在文化定势的产生过程中，感知、组群间的政治关系、组群自身的经济社会情况、国际争端等等都会影响文化定势，尤其是负面文化定势或者偏见的产生。④文化定势有不同的分类方法，但是具体到某个国家，就构成了所谓的国家文化定势。国家文化定势是人们对于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成员共同心理特征所概括出的笼统而又比较固定的观念。⑤本文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德国新闻周刊《明镜》封面所承载的关于中国的国家文化定势。
新闻周刊及其封面。新闻周刊是新闻媒介类型的一种，它是以杂志的形态，以一周或者间周为出版周期，对这一段时间内所发生的时事新闻进行梳理和报道。⑥在当今世界，时政类新闻周刊在发达国家是作为主流媒体存在的，发挥着主流媒体引导舆论和设置议题的功能，对人们的现实认知建构有着重要的影响。
新闻周刊的封面作为最先印入读者眼帘的内容，直接影响读者的第一印象和感知，其作用相当于报纸的头版头条，是新闻周刊每期的“门面”与“灵魂”，也是其“议题设置”外化的表现形式，其对读者的影响力和在周刊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封面设计一般配富有视觉冲击力的大幅图片和醒目的压图标题，用以突出刊物的宗旨、办刊风格及特色。⑦
《明镜》周刊封面使用关于中国文化定势的分析
《明镜》周刊是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周刊之一，周约87万册的销售量使其成为德国甚至欧洲目前销售量最高的新闻周刊。⑧由于其对大众舆论的巨大影响力，《明镜》经常被誉为领导性的媒体。本文选择的研究语料是1947年《明镜》周刊创刊第1期至2014年第52期以来3535期的封面（不包括《明镜》的其他副刊）。在收集到的《明镜》周刊封面当中，共有43期的封面使用了关于中国的文化定势。
文字标题分析。文字标题从话语角度展示出了《明镜》周刊使用关于中国文化定势的情况。在所收集的《明镜》封面文字标题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词汇分别是：毛（Mao）8次和战争（Krieg及近义词Schlacht，Geflecht和Schlag）7次。其他较常出现的词汇还包括革命（Revolution）4次；斗争（Kampf）4次；骚乱、政变（Aufruhr及Putsch）3次；强国（Macht）3次；伙伴（Partner）2次；共产主义（Kommunismus）2次。
综合这些用以描述中国的词汇可以看出，《明镜》封面标题在提及中国的时候，最常使用的关于中国的文化定势是和各式斗争和争斗相关的内容，这些占据了涉华《明镜》封面总数的42%。这容易使人不自觉地将中国联想成为一个好斗、好战的国家。同时，伴随近年来不断出现的关于中国是强国的描述，不管事实情况如何，这样一个由《明镜》封面文字标题呈现出的关于中国不断强大且“好斗”的文化定势，带给德国读者更多的是一种威胁的印象，也容易让人倾向于产生对中国产生消极、负面的看法。
图片分析。《明镜》封面图片关于中国文化定势的使用可以大致分为三种：人物类、非人物类和色彩类。
人物类。《明镜》封面图片所使用的中国人物包括名人和普通民众。首先，为民众所熟知的著名人物共出现在25期的《明镜》周刊上。这其中出现最多的是政治人物，其出现频率大约占据了《明镜》封面对名人使用总数的91%，所使用的著名人物形象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在所有出现的著名人物中，政治领导人毛泽东的形象出现频率最高，占56%，这也使得毛泽东的形象成为《明镜》封面所使用的关于中国文化定势的重要内容之一。和著名人物类似，中国的普通民众也经常登上《明镜》的封面。从这些民众的衣着和举止如背着挑担、穿着蓝色的工作服、戴着草帽或者施工安全帽看出，中国普通民众的职业一般被《明镜》封面描述成为工人或者是农民。
非人物类。除了人物之外，《明镜》封面图片在展示关于中国文化定势的内容时，也会使用其他的物品，这些非人物类的物品主要分为龙和兵马俑两大类。《明镜》封面共使用了四次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龙的形象来指代中国。1967年第5期的封面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龙的形象，但是这条龙的形象并不符合中国人对龙的常规描述，方形的头型、凶恶的面容以及头吞尾的形象更趋近于一个怪兽。1997年第22期，《明镜》封面第二次使用了龙的形象，和第一次相比，尽管这一次龙的形象更倾向接近中国龙，但这条龙长而粗壮的身躯和龙须，凶狠邪恶的眼神更像是西方神话中类似巨大蜥蜴的“龙”的形象。直到2004年第42期和2005年第32期，《明镜》封面龙的形象才开始真正逐渐接近中国人熟悉的龙的形象。不过和之前类似，龙总是以一种强势、好斗、凶狠的姿态出现，而且四次出现的龙都是红色。这一色彩并不符合中国传统意义对龙的着色习惯。 在2002年第16期的封面上，《明镜》第一次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兵马俑，在大量兵马俑的背景之下辅以标题“中国—古代的超级大国”（China - Supermacht der Antike）。随后，2006年的第37期封面，《明镜》再次使用了中国的兵马俑，这一次不再是介绍，而是以巨大的兵马俑群作为背景，同时每个兵马俑的手中都拿着手机、汽车或者是笔记本电脑的模型，其中一个笔记本电脑屏幕上还是中国国旗并辅以红色的封面标题“来自远东的进攻”（Angriff aus Fern-Ost）。虽然使用世界闻名的历史遗迹兵马俑来代表中国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兵马俑战士的形象和“来自远东的进攻”的标题就容易让人将中国和侵略性联系在一起。这加深了德国民众对中国总是和争斗牵连、好斗的文化定势，也同样使得一个本身并无感情色彩的文物成为《明镜》对中国文化定势带有主观意愿的“有色”解读。除了龙和兵马俑之外，《明镜》封面还使用了其他一些关于中国的文化定势，如关公像、佛像、牌楼、长城、上海电视塔等。
色彩。《明镜》封面在介绍有关中国的内容时所使用的色彩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代表性，除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7期保持着《明镜》当时统一的封面设计风格之外，剩余36期《明镜》封面在表述有关中国的内容时，画面一般都会采用红色或黄色。在封面直观的色彩表述基础上，《明镜》封面的文字标题也经常用“红色”和“黄色”的字眼来描述和中国有关的主题。这些图片和文字的共同描绘使得红色和黄色构成了《明镜》封面展现中国内容的基本色调。而这其中，红色的使用显得尤为突出，它不仅被用以背景，还常被用以配色很多和中国相关的物品，如上文提到的龙，红色的长城、百叶窗、地球仪等，这些原本不是红色的物品在用来描述中国的时候也都被刻意染成红色。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红色在中国大部分是代表喜庆、忠义等的积极含义，但在西方，红色大多是和死亡、危险、警告等象征意义相关⑨。如果对中德文化差异不敏感的德国民众看到大量和中国有关内容被配以红色的时候，他们很可能就会将中国和危险联系在一起。
文化定势使用原因分析
文化定势的使用是和时代及社会历史背景紧密相关的。就具体内容而言，一方面《明镜》封面部分关于中国的文化定势是相对稳定出现的，成为德国读者对中国相对稳定的认知内容，这也符合文化定势本身不易改变的特点；另一方面，《明镜》封面的文化定势也会伴随时代的变迁不断发生变化。
在相对稳定的文化定势中，除了经常出现的毛泽东形象、被部分丑化的龙形象及红黄色的搭配之外，文字层面体现出的中国始终是和各种战争或是争斗相关的，尽管这样的文化定势少部分是源于《明镜》封面对时政的描述，但不可否认的是，除此之外相当数量的内容是《明镜》刻意渲染和营造出的一种中国好斗、争锋相对、正伺机成为德国竞争对手、试图掌控世界的文化定势，这种对中国的认知引导势必会引发德国民众对“中国威胁论”的担忧。
就变化的文化定势而言，《明镜》封面的文字标题只在1972年出现过“新伙伴”（neuer Partner）的字眼，这也吻合当时中德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的时局，当时的德国还是以伙伴的视角来评判中国。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起，尤其是进入21世纪，《明镜》在介绍中国时，封面内容逐步发生变化：从2004年的“世界强国”（Weltmacht）、2007年的“黄色间谍（看中国如何窃取德国科技）”（die gelben Spionen-wie China deutsche Technologie aussp?ht）再到2010年的“对手”（die Rivalen）和2011年的“中国的世界”（China`s Welt）的封面可以看出，德国《明镜》越来越倾向于将中国描述成一个逐渐强大起来的世界大国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而对待这样一个新竞争对手的态度也可以从《明镜》封面一些子虚乌有、带有明显贬义色彩的表述中展示出来。这些逐步出现的关于中国的新文化定势加上原本相对稳定存在于《明镜》封面关于中国各式斗争、威胁的内容，就使得《明镜》封面关于中国的文化定势总体呈现为好斗、并不友善、愈发强大、逐步对德国构成竞争威胁的负面姿态。
探究出现这些关于中国文化定势的原因可以发现，这是和近年来中国与德国乃至欧洲的相互认知以及交往史的背景紧密相关的。由于欧洲和中国在宗教、民主、人权等诸多价值体系上存有较深分歧，中国很难真正获得欧洲国家包括德国的好感。而同时，在西方社会中，欧洲中心主义思想根深蒂固。近代以来，欧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带给西方人巨大的优势感，有相当数量的西方人士不情愿接受东方人和西方人平等的地位，更不愿意看到东方国家可能比西方国家强势的现实⑩。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开始逐步快速增长的时候，欧洲尤其是德国在惊诧于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率的同时，就开始了对中国迅速崛起的警惕。《明镜》周刊曾对此表达了“恐惧”：“如果中国人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全世界人都将挨饿。”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中国经济稳步发展，尤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对外贸易突飞猛进，2007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并在2009年再次超越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中国相比，老牌发达国家德国尽管数十年来的发展一直相对平稳，但引以为豪的出口强国身份和世界领先的地位在近期内被中国迅速超越，这自然让德国感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威胁，其心态势必发生变化，看待自身和中国的角度也会发生转变。这就使得中德原本最初的单纯伙伴关系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激烈、有时甚至敌对的竞争关系。这些伴随社会历史发展应运而生的对德国自身和中国新的认知和定位，导致了《明镜》封面对中国文化定势的使用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从20世纪相对简单客观的介绍逐步演化成为21世纪至今带有明显主观色彩的刻意渲染和利用。
综上，德国主流平面媒体《明镜》封面对中国文化定势的使用反映出了《明镜》对中国相对局限的了解和部分蓄意的刻画，同时也体现出了这个作为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周刊是如何藉此影响德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的。在《明镜》看来，经济落后时的中国并不重要也无法构成威胁，因此封面关于中国的文化定势数量少、内容简单且相对客观，但当近年逐步强大起来的新兴大国中国可能会挑战现有西方建构的国际格局、威胁西方包括德国的既得利益的时候，《明镜》封面上的中国就愈发演变成为一个极具威胁的对手形象。这些占据《明镜》涉华封面大多数的负面中国文化定势，引导了舆论导向并助长了近年来国外媒体中重新抬头的“中国威胁论”的论调，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上文提到的BBC的调查结果。对今后中德的交往而言，《明镜》封面所使用的这些关于中国的文化定势将潜移默化的成为影响中德关系未来发展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 （作者为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本文受北京市青年英才计划项目和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和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合作科研PPP项目支持，项目编号：YETP1180、留金欧[2014]6013）
【注释】
①孙进：“德国对中国的看法为何很负面”，《中国青年报》，2014年7月2日。
②Pümpel-Mader， Maria. Personenstereotype： Eine linguistische Untersuchung zu Form und Funktion von Stereotypen[M]. Heidelberg： Universit?tsverlag， 2010： 9.
③王艳：“表征变迁、大众传播与改写中的刻板印象—以媒介对高校教师的报道为例”，《现代传播》，2007年第3期。
④Prinz， Gerhard. Hetereostereotype durch Massenkommunikation[J]. In： Publizistik， 1970， （15）：199.
⑤时蓉华：《社会心理学词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3页。
⑥黄俊杰：“新锐新闻周刊：竞争已经来开帷幕”，《传媒观察》，2004年第4期。
⑦涂光晋：“中国新闻周刊的生存状况与发展途径”，《国际新闻》，2006年第8期。
⑧Siegfried Weischenberg， Maja Malik， Armin Scholl. Journalismus in Deutschland 2005[J]. In： media perspektiven， 2006， （7）： 346.
⑨崔培玲：“汉德色彩词语象征意义的比较—以‘红’和‘绿’为例”，朱建华、顾士渊：《中德跨文化交际论丛》，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2～43页。
⑩“欧洲‘中国威胁论’从何而来”，《环球时报》，2005年06月17日。
游浩云：“中国威胁论”的缘起及其误读根源”，《人民论坛》，2011年第32 期。
朱伟革：“中德经贸合作40年成就与展望”，顾俊礼、杨解朴：《中德建交40周年回顾与展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47～248页。
责编/张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