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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国政要云集的博鳌论坛上，“‘中国’象征着对未来的承诺——不仅对13亿中国人，也是对从这个大市场中获益的人群的承诺。而“可爱”的力量背后，无疑蕴涵着无限丰富的潜台词。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召开的2009年博鳌亚洲论坛格外引人瞩目。如果说亚洲新兴经济体在伦敦G20峰会已经有所体现的话，博鳌亚洲论坛则成了亚洲新兴经济体的一次合唱。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出席，被认为博鳌亚洲论坛试图将其影响力从亚洲延伸到欧美去。
具有主场优势的中国，不仅有温总理的大会主旨演讲、前副总理曾培炎的午宴演讲，另有12位重量级的部级官员担当分论坛的演讲嘉宾，明显拉高了中国政要的能见度。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是今年博鳌亚洲论坛的“超级明星”，人们都在谈论他之前发表的文章。
不过，周小川本人却异乎寻常的低调，总是大步流星，有意躲开记者们的追逐。
多边主义兴起
博鳌亚洲论坛的分论坛一般设在会场一楼东屹岛宴会各厅，然而4月18日下午那场“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新兴经济体的作用”则放在东方演艺厅，座位比其他分论坛多好几倍，却座无虚席。吸引人们的，正是“世界红人”周小川先生——他代表中国提议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的储备货币。人们很感兴趣，周小川在博鳌又准备说什么。
主持人是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格林伍德，第一位讲演者便是周小川，格林伍德没有忘记告诉听众，中国非常积极、活跃地在提出超主权的储备货币、储备基金，“周小川行长最近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一旁的周则露出一贯灿烂的笑容。
周小川说，金融危机对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冲击有四波：第一波是“有毒”资产投资的冲击，有一些，影响不是特别严重；第二波是信心的冲击，过去危机的传导一般都是通过资金、资本或者是实体经济，现在直接通过信心就进行传导；第三波是出口的冲击，新兴经济体对出口的依赖度比过去二三十年高得多，而美欧进口需求却在减弱；第四波是流动资金的冲击，“很可能快速地影响国际收支的平衡，还会造成贸易融资的短缺，就是忽然间连正常的贸易融资的钱也不够用了”。
周小川不无担忧地说，如果由于贸易融资的短缺，造成新兴市场贸易下降，“是非常可惜的”，所以要“支持贸易融资”。
在G20伦敦峰会上，中国已经做了一些支持贸易融资的双边安排。在博鳌，周小川“特别强调一点”，除了改革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类国际性组织外，要注重发挥区域性的开发机构的作用，中国强力支持亚洲开发银行发挥更好的作用。因为“国际金融组织真正能帮上忙的不是太多”。
而“区域性开发银行有一个好处就是，对它所在的区域信息更丰富、相互之间更了解，相互之间的信用程度也更好一些，就比较容易达成一致，形成统一行动。”周小川说，中国还支持非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加勒比开发银行等区域性开发机构。格林伍德高兴地告诉听众，亚洲开发银行非常荣幸地成为获益者，很多国家加强资金投入，资本金大规模地提高，“现在发挥的作用更大了”。
即将成立的亚洲外汇储备基金(规模为1200亿美元)在博鳌也被热议。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拉特里奇评价它“将为变革现有世界货币体系提供条件，虽然不是像‘欧元’那样的统一货币，但已经起到了‘亚元’的作用，将使亚洲货币取得更高的国际地位”。
作为多边平台的博鳌亚洲论坛，正在见证亚洲多边主义的兴起，这是金融危机踢给亚洲的一爪“新机”。“亚元”的诞生尚待时日，但亚洲外汇储备基金一旦成立，亚洲将迈出区域金融合作史上最可喜的一步。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S：奈在博鳌论坛会刊上撰文指出：“当前的危机给我们的一个教训是：多边主义很重要。”
此非虚言。虽然中印两个新兴经济体被视为亚洲两大巨人，但目前中国的经济规模为4.2万亿美元，印度为1.22万亿美元，美国的经济规模为14.22万亿美元，即使中印联合还不足于使整个世界走出危机。一言以蔽之，亚洲两大新兴经济体在当前形势下所能产生的影响已经非常可观，但仍然非常有限。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独自撑起整个天空。当今人类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眼前这场金融危机，还有全球气候变暖和跨国恐怖主义等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各国政府间的多边合作。
比如，巴西外交部前秘书长马科斯·德阿赞布雅提议成立“L14”集团——把G8扩大，纳入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和一个穆斯林国家。这里的字母“L”代表“领导人’。加拿大前总理保罗·马丁则建议成立一个新的非正式组织“L20”，旨在提供一个讨论气候变化、全球健康和冲突管理等问题的协商论坛。
不管是亚洲新兴经济体提出多边金融解决方案，还是其他人提出的全球治理多边解决方案，其中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力量都获得前所未有的提升。从多边合作的视角出发，这次金融危机推动亚洲区域内多边合作，解决金融稳定之外，并将留下宝贵的多边主义遗产。
不要让邻居家的墙倒掉
一个事实是，这次金融危机开始改变全球金融力量的对比，亚洲很多持有大量外汇贮备的经济体和金融比较稳健的经济体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分量在增加，西方国家对亚洲在金融上的依赖程度也在增加。
新兴经济体有两个梯队：第一梯队为“金砖四国”——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第二梯队包括墨西哥、韩国、南非、波兰、土耳其、埃及等“新钻”国家。最近，有关机构预测，中国经济增长“保八’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将达到50％。也就是说，全球经济50％的增长将由中国来拉动。
“过去我参加过很多的会议，很清楚地认识到，用祈求和呼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有金融实力达到能够建立平等关系时，才能顺其自然地建立起来。”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说。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亦说：“欧洲国家有大量资金在亚洲。没有我们亚洲，他们不可能做长期的计划。”不过他更指出，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危险的国家包括那些直接向危机地区出口的国家，而政府赤字高的国家，例如印度，也处于艰难境地，这位老人说了一句被媒体广为引用的话：“不要让邻居家的墙倒掉。”
中国积极回应了拉莫斯的呼吁。温家宝总理在大会演讲中提出五项合作主张，中国将设立总规模为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支持交通、电力、通讯领域等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投资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最大限度照顾彼此关切”，温总理这句话显示了中国的“亚洲共同体意识”。
“2009年将作为世界各国深受危机之苦的一年长留史册，还是世界各国为战胜危机相互协调共同努力的一年?抑或亚洲各国为解决困难共担责任的一年?”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在博鳌做午餐会演讲，意味深长地抛 出这个提问来结束自己的演讲。主持人龙永图幽默地说，首相名字中的“福”字中文寓意好运、吉祥，希望能给全球正在应对金融危机的人们带来好运和福气。
福田在演讲中预测，2030年，日本以外的东亚国家城市人口将从目前的8亿增至14.7亿，城市化率将超过60％，很多东亚国家将形成重要的政治、经济实力。显然，这位日本前首相是通过描述一个灿烂的前景来为亚洲新兴经济体打气。如果能建立整个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自由贸易统一市场，好处显而易见——亚洲有38亿人口，占世界的62％，其生产潜力、消费潜力都不用多言。
“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一艘承载着60亿人口，50万亿美元的大船因为金融危机影响而晃动……危机的阴影作为一个概念和现象已经开始慢慢地笼罩世界各国。”蒙古国总理桑加·巴雅尔的演讲充满文学色彩，他认为博鳌亚洲论坛是G20的一个延续，“这次论坛具有世界意义，将指导亚太地区通过合作共同应对当前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
越南总理阮晋勇则建议加快建设“经济走廊”，推动湄公河次区域协定。这一具体动议，可以看作是对温家宝五项合作主张的呼应。不过，现实中亚洲新兴经济体在区域合作方面取得的进展尚不尽如人意。
“可爱”的力量
尽管中国由于货币不能自由兑换，金融市场还没有开放，因而在参与全球金融体系改革中的作用有限，中国需要携手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一起对这一过程发挥作用，但“中国力量”已经显现。
“中国”象征着对未来的承诺——不仅对13亿中国人，也是对从这个大市场中获益的人群的承诺。毫无疑问，今后，历史教科书会把‘中国’这个词汇和经济奇迹联系起来。”摩根大通集团高级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吉姆·格拉斯曼如是说。
中国投资公司董事长楼继伟讲述的一个微妙变化正好是一个注解。
这位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掌门人在博鳌介绍说，金融危机爆发前，当他去欧盟投资时遭遇金融保护主义，欧盟提出股权比例中投的投资不得超过10％，而且不得拥有投票权，结果楼继伟不干，“我非常感谢贸易保护主义，使我去年在欧洲没有投一分钱。”现场一阵发笑。
“因为危机出现了，突然发现我们是‘一支可爱的力量’。”结果欧盟主动来找楼继伟了“欧洲现在表示欢迎，也不讲这些条件了”，因此中国会适度规模地对欧洲开展投资。当一些金融保护主义的篱笆开始拆除，楼继伟说“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的机会”。以前，主权财富基金的游戏规则都是西方主导，现在中国已经参与。毋庸置疑，危机过后，中国将会在世界舞台上更增影响力。
4月19日上午，本刊记者参加了两场国家旅游局长邵琪伟接见外宾的活动。不论是接见世界旅游组织副秘书长里普曼，还是接见日本观光厅长官本保芳明，邵琪伟都强调说：“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尽管中国也遇到很多困难，但是中国政府没有限制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中国出境游依然是增长的，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复苏将发挥积极作用。”
从以往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来看，旅游业起到了“马前卒”的作用。里普曼说，一旦中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这种大国行为立即被其他国家效仿，后果不堪设想。事实上，中国不仅不会搞贸易保护主义，还会更加开放。比如，国家旅游局即将颁布新的旅行社管理条例，开发中国市场。本保芳明便评价说，中国“非常适时地迈向自由化”。
“贸易保护主义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即便有的国家想做，也是在遮遮掩掩地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可能大张旗鼓地搞贸易保护主义。一是形象不好’二是在经济上也得不到什么实惠。如果大家都搞贸易保护，会形成恶性循环，贸易壁垒越来越高，大家都得不到好处。”龙永图说。“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贸易保护主义将对中国造成巨大打击。中国必须竭尽所能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著名经济学家谢国忠在博鳌亚洲论坛会刊上也撰文指出。
事实上，与会的中国政要一致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谢国忠不仅指望中国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中带好头，还强调说：“对中国来说，从美国手中接过全球化的指挥棒是别无选择的。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发展的唯一道路。”谢说，如果中国不愿意成为领导者，那么将助长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世界将步入恶性循环，不利于中国的发展。
美国前参谋联席会议副主席、AEA基金亚洲主席欧文斯这样说：“中国明智地将经济转向依靠国内需求，这有助于创造出新的增长动力，希望这将遍布整个亚洲。”
但是，迈向全球化的中心，站上国际舞台中心，中国准备好了吗?金融危机必将逼出一个“新中国”：一个和大国经济体相适应的大国消费市场。无论中国自己或世界，都有必要正视这个发展，做出调整。
“在关于危机的记忆消退、既得利益者再次阻挡改革之前，事实上只有一个短暂的改革实践窗口。如果我们不顺势进行改革，下次危机将是必然的。”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的话发人深省。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召开的2009年博鳌亚洲论坛格外引人瞩目。如果说亚洲新兴经济体在伦敦G20峰会已经有所体现的话，博鳌亚洲论坛则成了亚洲新兴经济体的一次合唱。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出席，被认为博鳌亚洲论坛试图将其影响力从亚洲延伸到欧美去。
具有主场优势的中国，不仅有温总理的大会主旨演讲、前副总理曾培炎的午宴演讲，另有12位重量级的部级官员担当分论坛的演讲嘉宾，明显拉高了中国政要的能见度。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是今年博鳌亚洲论坛的“超级明星”，人们都在谈论他之前发表的文章。
不过，周小川本人却异乎寻常的低调，总是大步流星，有意躲开记者们的追逐。
多边主义兴起
博鳌亚洲论坛的分论坛一般设在会场一楼东屹岛宴会各厅，然而4月18日下午那场“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新兴经济体的作用”则放在东方演艺厅，座位比其他分论坛多好几倍，却座无虚席。吸引人们的，正是“世界红人”周小川先生——他代表中国提议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的储备货币。人们很感兴趣，周小川在博鳌又准备说什么。
主持人是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格林伍德，第一位讲演者便是周小川，格林伍德没有忘记告诉听众，中国非常积极、活跃地在提出超主权的储备货币、储备基金，“周小川行长最近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一旁的周则露出一贯灿烂的笑容。
周小川说，金融危机对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冲击有四波：第一波是“有毒”资产投资的冲击，有一些，影响不是特别严重；第二波是信心的冲击，过去危机的传导一般都是通过资金、资本或者是实体经济，现在直接通过信心就进行传导；第三波是出口的冲击，新兴经济体对出口的依赖度比过去二三十年高得多，而美欧进口需求却在减弱；第四波是流动资金的冲击，“很可能快速地影响国际收支的平衡，还会造成贸易融资的短缺，就是忽然间连正常的贸易融资的钱也不够用了”。
周小川不无担忧地说，如果由于贸易融资的短缺，造成新兴市场贸易下降，“是非常可惜的”，所以要“支持贸易融资”。
在G20伦敦峰会上，中国已经做了一些支持贸易融资的双边安排。在博鳌，周小川“特别强调一点”，除了改革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类国际性组织外，要注重发挥区域性的开发机构的作用，中国强力支持亚洲开发银行发挥更好的作用。因为“国际金融组织真正能帮上忙的不是太多”。
而“区域性开发银行有一个好处就是，对它所在的区域信息更丰富、相互之间更了解，相互之间的信用程度也更好一些，就比较容易达成一致，形成统一行动。”周小川说，中国还支持非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加勒比开发银行等区域性开发机构。格林伍德高兴地告诉听众，亚洲开发银行非常荣幸地成为获益者，很多国家加强资金投入，资本金大规模地提高，“现在发挥的作用更大了”。
即将成立的亚洲外汇储备基金(规模为1200亿美元)在博鳌也被热议。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拉特里奇评价它“将为变革现有世界货币体系提供条件，虽然不是像‘欧元’那样的统一货币，但已经起到了‘亚元’的作用，将使亚洲货币取得更高的国际地位”。
作为多边平台的博鳌亚洲论坛，正在见证亚洲多边主义的兴起，这是金融危机踢给亚洲的一爪“新机”。“亚元”的诞生尚待时日，但亚洲外汇储备基金一旦成立，亚洲将迈出区域金融合作史上最可喜的一步。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S：奈在博鳌论坛会刊上撰文指出：“当前的危机给我们的一个教训是：多边主义很重要。”
此非虚言。虽然中印两个新兴经济体被视为亚洲两大巨人，但目前中国的经济规模为4.2万亿美元，印度为1.22万亿美元，美国的经济规模为14.22万亿美元，即使中印联合还不足于使整个世界走出危机。一言以蔽之，亚洲两大新兴经济体在当前形势下所能产生的影响已经非常可观，但仍然非常有限。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独自撑起整个天空。当今人类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眼前这场金融危机，还有全球气候变暖和跨国恐怖主义等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各国政府间的多边合作。
比如，巴西外交部前秘书长马科斯·德阿赞布雅提议成立“L14”集团——把G8扩大，纳入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和一个穆斯林国家。这里的字母“L”代表“领导人’。加拿大前总理保罗·马丁则建议成立一个新的非正式组织“L20”，旨在提供一个讨论气候变化、全球健康和冲突管理等问题的协商论坛。
不管是亚洲新兴经济体提出多边金融解决方案，还是其他人提出的全球治理多边解决方案，其中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力量都获得前所未有的提升。从多边合作的视角出发，这次金融危机推动亚洲区域内多边合作，解决金融稳定之外，并将留下宝贵的多边主义遗产。
不要让邻居家的墙倒掉
一个事实是，这次金融危机开始改变全球金融力量的对比，亚洲很多持有大量外汇贮备的经济体和金融比较稳健的经济体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分量在增加，西方国家对亚洲在金融上的依赖程度也在增加。
新兴经济体有两个梯队：第一梯队为“金砖四国”——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第二梯队包括墨西哥、韩国、南非、波兰、土耳其、埃及等“新钻”国家。最近，有关机构预测，中国经济增长“保八’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将达到50％。也就是说，全球经济50％的增长将由中国来拉动。
“过去我参加过很多的会议，很清楚地认识到，用祈求和呼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有金融实力达到能够建立平等关系时，才能顺其自然地建立起来。”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说。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亦说：“欧洲国家有大量资金在亚洲。没有我们亚洲，他们不可能做长期的计划。”不过他更指出，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危险的国家包括那些直接向危机地区出口的国家，而政府赤字高的国家，例如印度，也处于艰难境地，这位老人说了一句被媒体广为引用的话：“不要让邻居家的墙倒掉。”
中国积极回应了拉莫斯的呼吁。温家宝总理在大会演讲中提出五项合作主张，中国将设立总规模为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支持交通、电力、通讯领域等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投资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最大限度照顾彼此关切”，温总理这句话显示了中国的“亚洲共同体意识”。
“2009年将作为世界各国深受危机之苦的一年长留史册，还是世界各国为战胜危机相互协调共同努力的一年?抑或亚洲各国为解决困难共担责任的一年?”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在博鳌做午餐会演讲，意味深长地抛 出这个提问来结束自己的演讲。主持人龙永图幽默地说，首相名字中的“福”字中文寓意好运、吉祥，希望能给全球正在应对金融危机的人们带来好运和福气。
福田在演讲中预测，2030年，日本以外的东亚国家城市人口将从目前的8亿增至14.7亿，城市化率将超过60％，很多东亚国家将形成重要的政治、经济实力。显然，这位日本前首相是通过描述一个灿烂的前景来为亚洲新兴经济体打气。如果能建立整个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自由贸易统一市场，好处显而易见——亚洲有38亿人口，占世界的62％，其生产潜力、消费潜力都不用多言。
“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一艘承载着60亿人口，50万亿美元的大船因为金融危机影响而晃动……危机的阴影作为一个概念和现象已经开始慢慢地笼罩世界各国。”蒙古国总理桑加·巴雅尔的演讲充满文学色彩，他认为博鳌亚洲论坛是G20的一个延续，“这次论坛具有世界意义，将指导亚太地区通过合作共同应对当前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
越南总理阮晋勇则建议加快建设“经济走廊”，推动湄公河次区域协定。这一具体动议，可以看作是对温家宝五项合作主张的呼应。不过，现实中亚洲新兴经济体在区域合作方面取得的进展尚不尽如人意。
“可爱”的力量
尽管中国由于货币不能自由兑换，金融市场还没有开放，因而在参与全球金融体系改革中的作用有限，中国需要携手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一起对这一过程发挥作用，但“中国力量”已经显现。
“中国”象征着对未来的承诺——不仅对13亿中国人，也是对从这个大市场中获益的人群的承诺。毫无疑问，今后，历史教科书会把‘中国’这个词汇和经济奇迹联系起来。”摩根大通集团高级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吉姆·格拉斯曼如是说。
中国投资公司董事长楼继伟讲述的一个微妙变化正好是一个注解。
这位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掌门人在博鳌介绍说，金融危机爆发前，当他去欧盟投资时遭遇金融保护主义，欧盟提出股权比例中投的投资不得超过10％，而且不得拥有投票权，结果楼继伟不干，“我非常感谢贸易保护主义，使我去年在欧洲没有投一分钱。”现场一阵发笑。
“因为危机出现了，突然发现我们是‘一支可爱的力量’。”结果欧盟主动来找楼继伟了“欧洲现在表示欢迎，也不讲这些条件了”，因此中国会适度规模地对欧洲开展投资。当一些金融保护主义的篱笆开始拆除，楼继伟说“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的机会”。以前，主权财富基金的游戏规则都是西方主导，现在中国已经参与。毋庸置疑，危机过后，中国将会在世界舞台上更增影响力。
4月19日上午，本刊记者参加了两场国家旅游局长邵琪伟接见外宾的活动。不论是接见世界旅游组织副秘书长里普曼，还是接见日本观光厅长官本保芳明，邵琪伟都强调说：“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尽管中国也遇到很多困难，但是中国政府没有限制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中国出境游依然是增长的，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复苏将发挥积极作用。”
从以往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来看，旅游业起到了“马前卒”的作用。里普曼说，一旦中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这种大国行为立即被其他国家效仿，后果不堪设想。事实上，中国不仅不会搞贸易保护主义，还会更加开放。比如，国家旅游局即将颁布新的旅行社管理条例，开发中国市场。本保芳明便评价说，中国“非常适时地迈向自由化”。
“贸易保护主义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即便有的国家想做，也是在遮遮掩掩地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可能大张旗鼓地搞贸易保护主义。一是形象不好’二是在经济上也得不到什么实惠。如果大家都搞贸易保护，会形成恶性循环，贸易壁垒越来越高，大家都得不到好处。”龙永图说。“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贸易保护主义将对中国造成巨大打击。中国必须竭尽所能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著名经济学家谢国忠在博鳌亚洲论坛会刊上也撰文指出。
事实上，与会的中国政要一致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谢国忠不仅指望中国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中带好头，还强调说：“对中国来说，从美国手中接过全球化的指挥棒是别无选择的。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发展的唯一道路。”谢说，如果中国不愿意成为领导者，那么将助长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世界将步入恶性循环，不利于中国的发展。
美国前参谋联席会议副主席、AEA基金亚洲主席欧文斯这样说：“中国明智地将经济转向依靠国内需求，这有助于创造出新的增长动力，希望这将遍布整个亚洲。”
但是，迈向全球化的中心，站上国际舞台中心，中国准备好了吗?金融危机必将逼出一个“新中国”：一个和大国经济体相适应的大国消费市场。无论中国自己或世界，都有必要正视这个发展，做出调整。
“在关于危机的记忆消退、既得利益者再次阻挡改革之前，事实上只有一个短暂的改革实践窗口。如果我们不顺势进行改革，下次危机将是必然的。”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的话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