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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何怀宏新作《新纲常》出版，使人们再次将目光聚焦到他倡导的构建社会伦理新纲常的话题上。中国人的精神图谱现在缺失了什么？除了极端激进和沉默之外，哪种力量是社会最需要的？关于这些命题，媒体对其进行了专访。
一个人也许不能成为歌德，但他有一颗淳朴的心。良心是人性中最脆弱也是最温暖的东西，是维系社会不致崩溃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最坚强的防线。
Q：您是性恶论的支持者吗？
A ：我心平气和。善端恶端都是存在的，对人、对大多数人不能估计过高，要有一种恰如其分的估计。一个人也许不能成为歌德，但他有一颗淳朴的心，可能他的精神、道德境界是一个大学教授都望尘莫及的，而且他得来全不费功夫，他不需要看康德，这是可能的。就像我祖母，她的那种善良令我非常感动。
我可能偏向性善论多一点点。比方说人一生下来就有善端有恶端，但是善端要多一点点，多一点点就不遗憾了，就有决定秩序的天平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感觉到，无耻毕竟是少数，恶人还是要伪装，善还是占上风的。
Q：什么样的状态能激发人性中恶的部分？
A ：有时候在理想主义和物欲主义之间不辨方向，理想破灭后就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物欲横行，赤裸裸。
Q：我们这个时代，良心时时受到挑战，但整个社会又在呼唤良心。那么什么是良心？良心有什么用处？
A ：良心是一种道德意识，良心是人性中最脆弱也是最温暖的东西。就像何光沪先生说的“天理良心”是维系社会不致崩溃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最坚强的防线。
我在学术上的定义是：良心是人们一种内在的有关正邪、善恶的理性判断和评价能力，是正当与善的知觉，义务与好恶的情感，控制与抉择的意志，持久的习惯和信念在个人意识中的综合统一。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称之为“存在我们心中那位公正的旁观者”。这个“旁观者”让你做一些事情会不安，做另外一些事情很安心，这就是良心。比如说，比如你用不正当的手段伤害了某个人，或者帮助了弱势人，就会不安或者心安，这是良心起了作用。
良心对每个人是不同的，对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也是不同的。有一些人到了晚年，尤其碰到同样的问题时，就会想起自己也干过类似的事情，就会“良心发现”。
良心会放逸，要把良心找回来。
不是说读了很多书就多么了不起，在非常通俗、非常朴素的情境里也可得到一种很大的满足，甚至是最大的幸福
Q：你提到过中国人缺少一种超越性，二十世纪以来，面对西方，我们先是感到缺船坚炮利，后来意识到缺制度层面的东西，后来检查我们的文化，又追到精神信仰的缺失。
A ：是有这样一种说法，但不是要主张“文化决定论”。只是说要有一种精神上的缺失感。
精神上有缺失，日常生活再丰裕、经济上再成功，心里也还会有一种不安。中国人不容易理解西方人那种强烈的精神信仰，不容易理解他们怎么那样执着地、牺牲自我地寻求上帝，比如在中世纪，富有才华的妙龄女子进入修道院，终其一生在那里生活。还有后来为什么那么痛苦地、身体撕裂式地来反抗宗教，而这反抗还是带有某种宗教性质。
我们即便不容易理解，却也要知道有这样一个维度。不要轻易去贬斥，更不要轻易去堵塞。这人心里面有一个信仰的“神位”，你要完全掏空的话，其他东西就会成为追崇的对象，比如说“金牛犊”之类。它不会总是空着的，我们也会放一个财神爷或“神人”在那儿，所以不会总是缺位。
Q：这种超越性的缺失，应以什么样的方式弥补起来？
A ：精神信仰必须是非常缓慢地自然地生长，还要有某种缘分。我也不能明确地知道是通过什么途径，也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这样一种焦虑在越来越多的人那里出现，甚至很强烈，有些人就去信基督教了，也有些人去信佛教了。也有可能在中国再产生某种本土的信仰，这肯定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我记得费孝通讲过，他这一辈子都在考虑如何解决温饱的问题，吃饭的问题，中国二十世纪很多年都没解决嘛，到世纪末的时候，他觉得差不多解决了，他到孔林去，到孔子的墓，写了一篇文章《孔林片思》，讲到中国在新的世纪会有一个心理的渴望，精神的追求。中国以后会不会出现一种你愿意为之奉献以至于献身的信仰形式？我们不希望它是咄咄逼人的、原教旨主义的、一统天下的，但是究竟怎么样的我们不知道。只是说，如果有这样的精神萌芽，精神追求，不伤及别人，我们千万不要任意去摧毁压抑，只要是向善的，就有它存在的价值。
Q：但人们离精神信仰往往太远，而且这种寻求和思考令人苦恼，宁愿去寻求那些容易获得的满足。
A ：常常是这样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有一种满足，过去古人说过“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普通人也可在生生世世、世代的延续中获得一种永恒感或精神和情感的满足。比如我带着我的孩子到大湖边，躺在草地上，看着他在面前捡起一颗颗小石子，高兴地往湖水里扔，你枕着头，看着他，看着湖对岸的远山，夕阳慢慢落下，心里会有一种安慰和幸福，等着夕阳落山，凉气和暮色渐渐上来，你带着他回家，他紧紧地牵着你的手。我觉得不仅中国人，一般人的心灵在这样的感应中也会得到非常大的安慰和享受。
不是说读了很多书就多么了不起，在非常通俗、非常朴素的情境里也可得到一种很大的满足，甚至是最大的幸福。因为其他都是有点渺茫的，比如你寻求某种信仰，你也可能寻求不到，有时是你的习惯，甚至你的理性阻碍了你，最后还是觉得生命无解。
应当有意识地让温和成为一种中坚力量，主要的、建设性的力量。温和常会让人觉得不过瘾，但许多事最后往往是坚定的温和者取胜
Q：对今天的知识分子而言，该守住哪些底线伦理呢？
A ：独立。即独立于权力，独立于金钱，独立于大众。独立于权力与金钱，就是不做它们的奴仆，独立于大众就是不随声附和，不因为大家都那么说，就认为是对的。
很多人说“批判知识分子”，我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一味批判，也可以合作，做得对的也要肯定，但关键在独立。有些话知识分子不说，谁来说？百姓没那么多时间思考，意见发表渠道也相对少。知识分子可以有自己的学业，但也应有人间情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在今天，知识分子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而是应尽积极公民的责任。
Q：您怎么看激进者和“沉默的大多数”？
A ：我相信许多激烈者的态度是气质或处境使然，他们渴望燃烧地表现自己。而在一个有点昏昏欲睡，甚至死水一潭的社会里，我们也希望听到一些激越的声音，希望思想空间因此而扩大；也正是一些激进者首先冲破限度——我们得感谢他们，虽然他们有时也冲破一些有益的“限度”。
但是我们还可以考虑另一种平衡。激烈的左右摇摆或互相攻击常常代价太大，有时甚至动摇了根本。
虽然中国在向新制度转型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一些明显的经济成就和法律成就，但还不是建立在很稳固的基础上。所以是不是应该考虑更多地借重一种中间力量、中间态度？也就是说，应当有意识地让温和成为一种中坚力量，主要的、建设性的力量。
极端的声音是比“沉默的大多数”更能引人注意，但应该有一些坚定的温和者，他们该成为中坚力量——对人性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对个人行为有坚定的原则并坚守底线：不伤害无辜者，不污辱哪怕有罪的人。他们最优秀的德性大概是坚韧，而坚韧也许是今天最值得推崇的一种品质。他们也有激情，但这种激情更多地表现为长期沉潜的功夫，而不是一时的兴奋和张扬。温和常会让人觉得不过瘾，但许多事最后往往是坚定的温和者取胜。
（摘编自《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9期、《经济观察报》2006年4月15日、《环球人物》2013年第24期、《中欧商业评论》2010年第4期、《北京晨报》2011年4月12日）
一个人也许不能成为歌德，但他有一颗淳朴的心。良心是人性中最脆弱也是最温暖的东西，是维系社会不致崩溃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最坚强的防线。
Q：您是性恶论的支持者吗？
A ：我心平气和。善端恶端都是存在的，对人、对大多数人不能估计过高，要有一种恰如其分的估计。一个人也许不能成为歌德，但他有一颗淳朴的心，可能他的精神、道德境界是一个大学教授都望尘莫及的，而且他得来全不费功夫，他不需要看康德，这是可能的。就像我祖母，她的那种善良令我非常感动。
我可能偏向性善论多一点点。比方说人一生下来就有善端有恶端，但是善端要多一点点，多一点点就不遗憾了，就有决定秩序的天平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感觉到，无耻毕竟是少数，恶人还是要伪装，善还是占上风的。
Q：什么样的状态能激发人性中恶的部分？
A ：有时候在理想主义和物欲主义之间不辨方向，理想破灭后就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物欲横行，赤裸裸。
Q：我们这个时代，良心时时受到挑战，但整个社会又在呼唤良心。那么什么是良心？良心有什么用处？
A ：良心是一种道德意识，良心是人性中最脆弱也是最温暖的东西。就像何光沪先生说的“天理良心”是维系社会不致崩溃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最坚强的防线。
我在学术上的定义是：良心是人们一种内在的有关正邪、善恶的理性判断和评价能力，是正当与善的知觉，义务与好恶的情感，控制与抉择的意志，持久的习惯和信念在个人意识中的综合统一。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称之为“存在我们心中那位公正的旁观者”。这个“旁观者”让你做一些事情会不安，做另外一些事情很安心，这就是良心。比如说，比如你用不正当的手段伤害了某个人，或者帮助了弱势人，就会不安或者心安，这是良心起了作用。
良心对每个人是不同的，对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也是不同的。有一些人到了晚年，尤其碰到同样的问题时，就会想起自己也干过类似的事情，就会“良心发现”。
良心会放逸，要把良心找回来。
不是说读了很多书就多么了不起，在非常通俗、非常朴素的情境里也可得到一种很大的满足，甚至是最大的幸福
Q：你提到过中国人缺少一种超越性，二十世纪以来，面对西方，我们先是感到缺船坚炮利，后来意识到缺制度层面的东西，后来检查我们的文化，又追到精神信仰的缺失。
A ：是有这样一种说法，但不是要主张“文化决定论”。只是说要有一种精神上的缺失感。
精神上有缺失，日常生活再丰裕、经济上再成功，心里也还会有一种不安。中国人不容易理解西方人那种强烈的精神信仰，不容易理解他们怎么那样执着地、牺牲自我地寻求上帝，比如在中世纪，富有才华的妙龄女子进入修道院，终其一生在那里生活。还有后来为什么那么痛苦地、身体撕裂式地来反抗宗教，而这反抗还是带有某种宗教性质。
我们即便不容易理解，却也要知道有这样一个维度。不要轻易去贬斥，更不要轻易去堵塞。这人心里面有一个信仰的“神位”，你要完全掏空的话，其他东西就会成为追崇的对象，比如说“金牛犊”之类。它不会总是空着的，我们也会放一个财神爷或“神人”在那儿，所以不会总是缺位。
Q：这种超越性的缺失，应以什么样的方式弥补起来？
A ：精神信仰必须是非常缓慢地自然地生长，还要有某种缘分。我也不能明确地知道是通过什么途径，也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这样一种焦虑在越来越多的人那里出现，甚至很强烈，有些人就去信基督教了，也有些人去信佛教了。也有可能在中国再产生某种本土的信仰，这肯定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我记得费孝通讲过，他这一辈子都在考虑如何解决温饱的问题，吃饭的问题，中国二十世纪很多年都没解决嘛，到世纪末的时候，他觉得差不多解决了，他到孔林去，到孔子的墓，写了一篇文章《孔林片思》，讲到中国在新的世纪会有一个心理的渴望，精神的追求。中国以后会不会出现一种你愿意为之奉献以至于献身的信仰形式？我们不希望它是咄咄逼人的、原教旨主义的、一统天下的，但是究竟怎么样的我们不知道。只是说，如果有这样的精神萌芽，精神追求，不伤及别人，我们千万不要任意去摧毁压抑，只要是向善的，就有它存在的价值。
Q：但人们离精神信仰往往太远，而且这种寻求和思考令人苦恼，宁愿去寻求那些容易获得的满足。
A ：常常是这样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有一种满足，过去古人说过“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普通人也可在生生世世、世代的延续中获得一种永恒感或精神和情感的满足。比如我带着我的孩子到大湖边，躺在草地上，看着他在面前捡起一颗颗小石子，高兴地往湖水里扔，你枕着头，看着他，看着湖对岸的远山，夕阳慢慢落下，心里会有一种安慰和幸福，等着夕阳落山，凉气和暮色渐渐上来，你带着他回家，他紧紧地牵着你的手。我觉得不仅中国人，一般人的心灵在这样的感应中也会得到非常大的安慰和享受。
不是说读了很多书就多么了不起，在非常通俗、非常朴素的情境里也可得到一种很大的满足，甚至是最大的幸福。因为其他都是有点渺茫的，比如你寻求某种信仰，你也可能寻求不到，有时是你的习惯，甚至你的理性阻碍了你，最后还是觉得生命无解。
应当有意识地让温和成为一种中坚力量，主要的、建设性的力量。温和常会让人觉得不过瘾，但许多事最后往往是坚定的温和者取胜
Q：对今天的知识分子而言，该守住哪些底线伦理呢？
A ：独立。即独立于权力，独立于金钱，独立于大众。独立于权力与金钱，就是不做它们的奴仆，独立于大众就是不随声附和，不因为大家都那么说，就认为是对的。
很多人说“批判知识分子”，我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一味批判，也可以合作，做得对的也要肯定，但关键在独立。有些话知识分子不说，谁来说？百姓没那么多时间思考，意见发表渠道也相对少。知识分子可以有自己的学业，但也应有人间情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在今天，知识分子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而是应尽积极公民的责任。
Q：您怎么看激进者和“沉默的大多数”？
A ：我相信许多激烈者的态度是气质或处境使然，他们渴望燃烧地表现自己。而在一个有点昏昏欲睡，甚至死水一潭的社会里，我们也希望听到一些激越的声音，希望思想空间因此而扩大；也正是一些激进者首先冲破限度——我们得感谢他们，虽然他们有时也冲破一些有益的“限度”。
但是我们还可以考虑另一种平衡。激烈的左右摇摆或互相攻击常常代价太大，有时甚至动摇了根本。
虽然中国在向新制度转型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一些明显的经济成就和法律成就，但还不是建立在很稳固的基础上。所以是不是应该考虑更多地借重一种中间力量、中间态度？也就是说，应当有意识地让温和成为一种中坚力量，主要的、建设性的力量。
极端的声音是比“沉默的大多数”更能引人注意，但应该有一些坚定的温和者，他们该成为中坚力量——对人性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对个人行为有坚定的原则并坚守底线：不伤害无辜者，不污辱哪怕有罪的人。他们最优秀的德性大概是坚韧，而坚韧也许是今天最值得推崇的一种品质。他们也有激情，但这种激情更多地表现为长期沉潜的功夫，而不是一时的兴奋和张扬。温和常会让人觉得不过瘾，但许多事最后往往是坚定的温和者取胜。
（摘编自《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9期、《经济观察报》2006年4月15日、《环球人物》2013年第24期、《中欧商业评论》2010年第4期、《北京晨报》2011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