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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初夏，在中国的东北，正是丁香花大片绽放的季节。江淑芹，这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坐在家中布满午后阳光的沙发上，手抚厚厚的相册，打开尘封60多年的记忆，向记者讲述她那传奇般的身世，金属框架眼镜后时不时闪烁着点点晶莹：“我的日本名字叫江渡美保子……”
美保子的回忆
1945年8月，12岁的美保子在睡梦中被母亲粗暴地摇醒，“战败”“回国”“快”这些词语在慌乱的父母口中反复出现，美保子和姐姐一起匆忙地收拾着远行的包裹。家里好多东西根本带不走，江渡一家老小背着简单的行李随着“开拓团”的其他家庭一路向南没日没夜地奔跑。年幼的美保子累了、困了、脚上磨出水泡了，但是平日慈祥的父亲就像一只愤怒的狮子，不允许他们有一刻的停留。他们身上的包裹随跑随扔，到最后已所剩无几，父亲和母亲怀抱里还有更年幼的弟弟妹妹。
不知道经过多少个狼狈的日夜，江渡一家两个大人4个孩子，吃完了带来的干粮、花光了身上的钱财，扔掉了能扔的所有包裹，但是，他们还是错过了能把他们送上归国轮船的最后一列火车。
绝望的“开拓团”成员们开始“大自绝”，美保子亲眼看着父亲把匕首插进自己的腹中，孱弱的妇女和孩子都分到了烈性毒药。母亲带走了襁褓中的弟弟、妹妹，临终前把包裹着白色粉末的小纸包放到了美保子和姐姐手里：“孩子，妈妈没办法照顾你们了，去给自己找一条生路吧，能够活下来，就一定要好好活着，实在不行，就吞下它。”
后来，中国军人把美保子和姐姐以及更多的日本遗孤带到一个由学校临时建成的收容所中，之后又把他们分别托付到各个中国家庭抚养。美保子和姐姐被分到了不同的家庭，姐姐在哈尔滨，美保子则来到绥化。刚刚失去了父母的她们内心充满恐惧：对日本人恨之入骨的中国人会放过她们吗？
收养美保子的中国女人是个中年寡妇。初到这个家的时候，年幼的美保子心中惶恐不安。然而，当这个中国妈妈把这个从死人堆中爬出来的日本小孩洗得干干净净，为她换上中国小孩的粗布衣裳，把她亲亲热热地抱在怀里时，美保子心里温暖极了。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整个中国物资紧缺、百废待兴，在绥化小城更是如此。对于普通的中国人家来说，能够吃上一顿饱饭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不过，美保子的生活要比其他中国小孩好得多。美保子回忆说，她的养母是个胆子很大的人，为了让她过得好点，养母偷偷种了一些鸦片，搓制成大烟丸卖。但好景不长，因为私种鸦片，养母被抓了起来。当那些抓走养母的人突然出现在家里的时候，美保子害怕极了，她怕那些人会把她也抓起来，她怕疼爱她的养母再也回不来了。她横下一条心，决定死也不说有关大烟的任何事情。不久养母因证据不足被释放，养母和这个日本闺女的感情更深了。只是没过多久，身患肺结核多年的养母还是撒手离开了美保子，命途多舛的美保子再一次成为孤儿。
听她回忆起这些曲折往事时，可以明显感受到江淑芹内心的复杂情绪，国破家亡在她幼小心灵中产生的阴影难以磨灭，聊起中国养母的深情重意，江淑芹更是泪眼婆娑，几度哽咽。她接过记者递上的纸巾，一边拭去眼角的泪珠，一边摇头说：“不说了，不说了，都是遭罪的事儿，有啥好说的。”
平复情绪后，她的思绪又回到了那段如烟往事中。
当美保子以为这个世界上从此只有她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时候，她和姐姐在一场元宵灯会上偶然相遇。惊愕、激动、兴奋，各种复杂的情绪在两个小姑娘心头荡漾。但是，现实问题让她们无法团聚，她们不得不回到各自的生活中。村里的老人们都可怜没依没靠却坚韧、乖巧的美保子，大人们都教育孩子不能去欺负没有养母臂膀保护的日本娃娃。16岁那年，美保子经人介绍成了村里邓家的媳妇，她的丈夫是个年轻的军人。后来，姐姐也嫁给了一个憨厚的中国人。
婚后的美保子更是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国女人，丈夫长年在外，美保子承担了家中的全部负担。伺候公婆、照顾弟妹，家里家外让美保子张罗得热热闹闹。那时候在农村都依靠男人下地干活，村里的女人都没有农耕的习惯。嫁到邓家不久，丈夫就随军出征了，公婆年迈、弟妹尚在年幼，美保子和其他家庭的男人们一样下地挑水浇粪，成为全村第一个下地的女人。这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她因此被评为劳动模范。
这时候，她的特殊身世早已被人们淡忘。人们更熟悉的是当年养母为她取的名字——江淑芹。江淑芹说，养母和她早逝的丈夫都不姓江，她名字中的江姓来自日本家族“江渡”的姓氏。
回家，回家
1972年，中日邦交恢复正常化。留在中国的日本遗孤开始掀起回归故土的热潮。江淑芹那段“美保子”的记忆重新回到生活中来，姐姐先她回到日本，亲人的感召、对故土的期盼让江淑芹动摇。此时的江淑芹已年过40，是6个子女的母亲。对丈夫的爱恋、对子女的责任与故土亲人的召唤摆在面前，让她难以抉择。
丈夫对江淑芹是理解的，虽然他也害怕妻子会一去不返，但是他不愿让妻子留下遗憾。最后，在丈夫的支持下，江淑芹还是带着16岁的小儿子登上了回国的飞机。
东京机场，江淑芹和前来迎接的堂弟抱头痛哭。此时，江淑芹对日文的掌握程度也只剩记忆中的些许碎片。她不能完全听懂弟弟、弟媳说得是什么，只有眼泪能够表达分隔已久亲人们的相通血脉。
江渡家族公墓前，江淑芹长跪不起，那段阴霾灰暗、撕心裂肺的往事再度涌上心头。她想起遗骨不知被安放何处的父母弟妹的时候，另外几张亲人的面孔却更加清晰地浮现在她的脑海。
“回家！回家！”这声音在她耳边萦绕不散，她的家在中国，她的爱人、孩子在那里。20年了，她是失去父母的日本女人江渡美保子，她更是儿女的妈妈、丈夫的妻子江淑芹！
没多久，江淑芹回到中国。此时的村里像炸开了锅，大家哄传的那个“不会再回来”的日本媳妇回来了！
中国是家，是根
一次寻根之旅让江淑芹与日本的亲人们建立了联系。早年，已举家迁回日本的姐姐就隔三差五地给妹妹寄东西回来。20世纪90年代初，邓家的几个孩子也到了日本，他们成为和日本公民拥有同等社会权利的日系二代移民。
虽然有分配的公寓住，有车间流水线上的工作可做，他们也可以拿到比中国高出许多倍的薪水，但对于对日文几乎一窍不通的他们来说，思乡情绪并不比当初母亲被独自留在中国时少一些。一次家庭聚会，二女婿不经意哼唱出“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的曲调，让在坐的几姐妹顿时泪水横流。
经过初期短暂的适应，邓家儿女们几乎都辞去了日本政府当初安置的工作，有的到中华料理店工作，有的自己开了公司、有了工厂。
十多年的打拼后，江淑芹儿女们在日本的队伍在不断壮大着。前后有儿子、女儿、媳妇、女婿、孙子、外孙等20多口人去了日本。这两代人都在中国出生、在中国长大、在中国接受教育，虽然对自己身上血统的“秘密”有所了解，但他们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江淑芹的子女们，除了小儿子，其他孩子初到日本时都已三四十岁，在中国都已组建了家庭，有了孩子，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习惯了国内的处世之道，对于不再年轻的他们来说，在日本不可能生活一辈子，回中国安家似乎才是最为现实的选择。
翻开相册，年过七旬的江淑芹笑得特别灿烂。她向记者介绍她的孙辈们：
“这是我大外孙子，现在在日本开工厂了。这孩子聪明能干，刚到日本不久就得到打工那家工厂老板的赏识，后来老板死了，老板儿子管理不行，我大外孙子就接管工厂了，现在家里很多去日本的亲戚都在这个厂子打工呢。
“这个胖丫头跟我最好了，是我们家的另类。在日本呆了两三年又回来了，现在在咱这边上大学，特别优秀。”
小郭便是江淑芹口中的那个胖丫头，她是江淑芹的外孙女，小学五年级后她曾经在日本上了两年学。小郭说，其实在日本生活没有一些人想像的那么好，也没有另外一些人想像的那么不好。但是，因为日本人有很强的社会危机感，所以社会节奏很快，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在那里工作、学习都很辛苦。在国内生活得很舒服的他们初到日本还是非常不适应的。
记者见到小郭时，她正在准备大学毕业论文答辩。不久，她将再去日本攻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小郭说：“学成以后，我还会再回来。这里才有归属感。”
幸福晚年
江淑芹家的邻居们都知道身边住着一位日本老太太，身世的传奇色彩在她的晚年被过分渲染。但是在她亲人眼里，江淑芹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老太太：正宗的东北口音、喜欢打麻将、喜欢抽已经买不到的凤凰牌香烟……
而在外人眼中，江淑芹还是个很现代的老太太。老伴去世得早，一个人生活，平日里老太太最大的休闲爱好是看韩剧，年轻人中流行的韩剧她都看过；她还喜欢旅游，积极性比年轻人还高。有一次报了一个旅行团，衣服行李都准备好了，临走了人家说她年纪大了，不带她去了，这让她郁闷了好久。
老太太很受年轻人的喜欢，江淑芹的孩子们绝大多数都在日本，子孙们不在身边，孙子、孙女的朋友们却成了家中的常客。他们都亲切地称呼她姥姥、奶奶。
儿女们每次回国都动员母亲和他们一起去日本生活，但是老太太每次都特别坚决地拒绝了。“我都这么大岁数了，那边也没什么认识的人，我回去干什么啊？”
江淑芹每年都会回曾经生活了十几年的农村老家住上一阵，那里还有很多养母和婆家的亲戚在。她说：“以前家里穷，去城里两毛钱的火车票都舍不得买，我和那些姑娘就走上好几十里地。现在生活好了，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
虽然没有儿女常伴身边，但是她觉得自己在中国生活得很滋润、很幸福，每天和邻居家的老头老太太一起遛遛弯、打打牌，日子过得特别安逸。这里有她几十年的人脉与记忆。
江淑芹说，她热爱养育她的这片土地，喜欢这里生活着的善良的人们。对于不再年轻的她来说，没有什么生活比在中国安享晚年更有吸引力了。
因为70年前的那场战争，江淑芹和江渡家的命运从此改变；因为35年前的握手，江淑芹和她的子孙的人生轨迹也有了新的变化。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的两个国家间的故事，就像江淑芹的中国情缘一样，三言两语很难讲完。
历史背景：
1936年，日本内阁宣布，把向中国移民作为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日本人能拓务省制订了《20年百万户送出计划》，计划向中国东北移民500万人，进而实现对中国东北的统治，逐渐把中国东北圈进日本版图。至日本战败，日本政府向中国东北派遣移民“开拓团” 200多个，移民总数达150万人。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一时间，毫无准备的“开拓团”慌忙逃离中国。但是很多“开拓团”成员没有能够回到日本，慌忙逃命中每天都有绝望的人被逼或者自愿选择“自绝”，大量的日本孩子在这时成为孤儿。
饱受战争迫害的中国女人显露出人间最为伟大的母爱，很多日本遗孤成为中国母亲的孩子。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中国政府为这些遗孤寻找亲人提供帮助，很多当年的遗孤寻找到日本的亲人，直至今日已经有2513名日本遗孤返回日本定居，另外一部分则仍留在中国生活。
美保子的回忆
1945年8月，12岁的美保子在睡梦中被母亲粗暴地摇醒，“战败”“回国”“快”这些词语在慌乱的父母口中反复出现，美保子和姐姐一起匆忙地收拾着远行的包裹。家里好多东西根本带不走，江渡一家老小背着简单的行李随着“开拓团”的其他家庭一路向南没日没夜地奔跑。年幼的美保子累了、困了、脚上磨出水泡了，但是平日慈祥的父亲就像一只愤怒的狮子，不允许他们有一刻的停留。他们身上的包裹随跑随扔，到最后已所剩无几，父亲和母亲怀抱里还有更年幼的弟弟妹妹。
不知道经过多少个狼狈的日夜，江渡一家两个大人4个孩子，吃完了带来的干粮、花光了身上的钱财，扔掉了能扔的所有包裹，但是，他们还是错过了能把他们送上归国轮船的最后一列火车。
绝望的“开拓团”成员们开始“大自绝”，美保子亲眼看着父亲把匕首插进自己的腹中，孱弱的妇女和孩子都分到了烈性毒药。母亲带走了襁褓中的弟弟、妹妹，临终前把包裹着白色粉末的小纸包放到了美保子和姐姐手里：“孩子，妈妈没办法照顾你们了，去给自己找一条生路吧，能够活下来，就一定要好好活着，实在不行，就吞下它。”
后来，中国军人把美保子和姐姐以及更多的日本遗孤带到一个由学校临时建成的收容所中，之后又把他们分别托付到各个中国家庭抚养。美保子和姐姐被分到了不同的家庭，姐姐在哈尔滨，美保子则来到绥化。刚刚失去了父母的她们内心充满恐惧：对日本人恨之入骨的中国人会放过她们吗？
收养美保子的中国女人是个中年寡妇。初到这个家的时候，年幼的美保子心中惶恐不安。然而，当这个中国妈妈把这个从死人堆中爬出来的日本小孩洗得干干净净，为她换上中国小孩的粗布衣裳，把她亲亲热热地抱在怀里时，美保子心里温暖极了。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整个中国物资紧缺、百废待兴，在绥化小城更是如此。对于普通的中国人家来说，能够吃上一顿饱饭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不过，美保子的生活要比其他中国小孩好得多。美保子回忆说，她的养母是个胆子很大的人，为了让她过得好点，养母偷偷种了一些鸦片，搓制成大烟丸卖。但好景不长，因为私种鸦片，养母被抓了起来。当那些抓走养母的人突然出现在家里的时候，美保子害怕极了，她怕那些人会把她也抓起来，她怕疼爱她的养母再也回不来了。她横下一条心，决定死也不说有关大烟的任何事情。不久养母因证据不足被释放，养母和这个日本闺女的感情更深了。只是没过多久，身患肺结核多年的养母还是撒手离开了美保子，命途多舛的美保子再一次成为孤儿。
听她回忆起这些曲折往事时，可以明显感受到江淑芹内心的复杂情绪，国破家亡在她幼小心灵中产生的阴影难以磨灭，聊起中国养母的深情重意，江淑芹更是泪眼婆娑，几度哽咽。她接过记者递上的纸巾，一边拭去眼角的泪珠，一边摇头说：“不说了，不说了，都是遭罪的事儿，有啥好说的。”
平复情绪后，她的思绪又回到了那段如烟往事中。
当美保子以为这个世界上从此只有她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时候，她和姐姐在一场元宵灯会上偶然相遇。惊愕、激动、兴奋，各种复杂的情绪在两个小姑娘心头荡漾。但是，现实问题让她们无法团聚，她们不得不回到各自的生活中。村里的老人们都可怜没依没靠却坚韧、乖巧的美保子，大人们都教育孩子不能去欺负没有养母臂膀保护的日本娃娃。16岁那年，美保子经人介绍成了村里邓家的媳妇，她的丈夫是个年轻的军人。后来，姐姐也嫁给了一个憨厚的中国人。
婚后的美保子更是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国女人，丈夫长年在外，美保子承担了家中的全部负担。伺候公婆、照顾弟妹，家里家外让美保子张罗得热热闹闹。那时候在农村都依靠男人下地干活，村里的女人都没有农耕的习惯。嫁到邓家不久，丈夫就随军出征了，公婆年迈、弟妹尚在年幼，美保子和其他家庭的男人们一样下地挑水浇粪，成为全村第一个下地的女人。这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她因此被评为劳动模范。
这时候，她的特殊身世早已被人们淡忘。人们更熟悉的是当年养母为她取的名字——江淑芹。江淑芹说，养母和她早逝的丈夫都不姓江，她名字中的江姓来自日本家族“江渡”的姓氏。
回家，回家
1972年，中日邦交恢复正常化。留在中国的日本遗孤开始掀起回归故土的热潮。江淑芹那段“美保子”的记忆重新回到生活中来，姐姐先她回到日本，亲人的感召、对故土的期盼让江淑芹动摇。此时的江淑芹已年过40，是6个子女的母亲。对丈夫的爱恋、对子女的责任与故土亲人的召唤摆在面前，让她难以抉择。
丈夫对江淑芹是理解的，虽然他也害怕妻子会一去不返，但是他不愿让妻子留下遗憾。最后，在丈夫的支持下，江淑芹还是带着16岁的小儿子登上了回国的飞机。
东京机场，江淑芹和前来迎接的堂弟抱头痛哭。此时，江淑芹对日文的掌握程度也只剩记忆中的些许碎片。她不能完全听懂弟弟、弟媳说得是什么，只有眼泪能够表达分隔已久亲人们的相通血脉。
江渡家族公墓前，江淑芹长跪不起，那段阴霾灰暗、撕心裂肺的往事再度涌上心头。她想起遗骨不知被安放何处的父母弟妹的时候，另外几张亲人的面孔却更加清晰地浮现在她的脑海。
“回家！回家！”这声音在她耳边萦绕不散，她的家在中国，她的爱人、孩子在那里。20年了，她是失去父母的日本女人江渡美保子，她更是儿女的妈妈、丈夫的妻子江淑芹！
没多久，江淑芹回到中国。此时的村里像炸开了锅，大家哄传的那个“不会再回来”的日本媳妇回来了！
中国是家，是根
一次寻根之旅让江淑芹与日本的亲人们建立了联系。早年，已举家迁回日本的姐姐就隔三差五地给妹妹寄东西回来。20世纪90年代初，邓家的几个孩子也到了日本，他们成为和日本公民拥有同等社会权利的日系二代移民。
虽然有分配的公寓住，有车间流水线上的工作可做，他们也可以拿到比中国高出许多倍的薪水，但对于对日文几乎一窍不通的他们来说，思乡情绪并不比当初母亲被独自留在中国时少一些。一次家庭聚会，二女婿不经意哼唱出“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的曲调，让在坐的几姐妹顿时泪水横流。
经过初期短暂的适应，邓家儿女们几乎都辞去了日本政府当初安置的工作，有的到中华料理店工作，有的自己开了公司、有了工厂。
十多年的打拼后，江淑芹儿女们在日本的队伍在不断壮大着。前后有儿子、女儿、媳妇、女婿、孙子、外孙等20多口人去了日本。这两代人都在中国出生、在中国长大、在中国接受教育，虽然对自己身上血统的“秘密”有所了解，但他们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江淑芹的子女们，除了小儿子，其他孩子初到日本时都已三四十岁，在中国都已组建了家庭，有了孩子，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习惯了国内的处世之道，对于不再年轻的他们来说，在日本不可能生活一辈子，回中国安家似乎才是最为现实的选择。
翻开相册，年过七旬的江淑芹笑得特别灿烂。她向记者介绍她的孙辈们：
“这是我大外孙子，现在在日本开工厂了。这孩子聪明能干，刚到日本不久就得到打工那家工厂老板的赏识，后来老板死了，老板儿子管理不行，我大外孙子就接管工厂了，现在家里很多去日本的亲戚都在这个厂子打工呢。
“这个胖丫头跟我最好了，是我们家的另类。在日本呆了两三年又回来了，现在在咱这边上大学，特别优秀。”
小郭便是江淑芹口中的那个胖丫头，她是江淑芹的外孙女，小学五年级后她曾经在日本上了两年学。小郭说，其实在日本生活没有一些人想像的那么好，也没有另外一些人想像的那么不好。但是，因为日本人有很强的社会危机感，所以社会节奏很快，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在那里工作、学习都很辛苦。在国内生活得很舒服的他们初到日本还是非常不适应的。
记者见到小郭时，她正在准备大学毕业论文答辩。不久，她将再去日本攻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小郭说：“学成以后，我还会再回来。这里才有归属感。”
幸福晚年
江淑芹家的邻居们都知道身边住着一位日本老太太，身世的传奇色彩在她的晚年被过分渲染。但是在她亲人眼里，江淑芹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老太太：正宗的东北口音、喜欢打麻将、喜欢抽已经买不到的凤凰牌香烟……
而在外人眼中，江淑芹还是个很现代的老太太。老伴去世得早，一个人生活，平日里老太太最大的休闲爱好是看韩剧，年轻人中流行的韩剧她都看过；她还喜欢旅游，积极性比年轻人还高。有一次报了一个旅行团，衣服行李都准备好了，临走了人家说她年纪大了，不带她去了，这让她郁闷了好久。
老太太很受年轻人的喜欢，江淑芹的孩子们绝大多数都在日本，子孙们不在身边，孙子、孙女的朋友们却成了家中的常客。他们都亲切地称呼她姥姥、奶奶。
儿女们每次回国都动员母亲和他们一起去日本生活，但是老太太每次都特别坚决地拒绝了。“我都这么大岁数了，那边也没什么认识的人，我回去干什么啊？”
江淑芹每年都会回曾经生活了十几年的农村老家住上一阵，那里还有很多养母和婆家的亲戚在。她说：“以前家里穷，去城里两毛钱的火车票都舍不得买，我和那些姑娘就走上好几十里地。现在生活好了，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
虽然没有儿女常伴身边，但是她觉得自己在中国生活得很滋润、很幸福，每天和邻居家的老头老太太一起遛遛弯、打打牌，日子过得特别安逸。这里有她几十年的人脉与记忆。
江淑芹说，她热爱养育她的这片土地，喜欢这里生活着的善良的人们。对于不再年轻的她来说，没有什么生活比在中国安享晚年更有吸引力了。
因为70年前的那场战争，江淑芹和江渡家的命运从此改变；因为35年前的握手，江淑芹和她的子孙的人生轨迹也有了新的变化。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的两个国家间的故事，就像江淑芹的中国情缘一样，三言两语很难讲完。
历史背景：
1936年，日本内阁宣布，把向中国移民作为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日本人能拓务省制订了《20年百万户送出计划》，计划向中国东北移民500万人，进而实现对中国东北的统治，逐渐把中国东北圈进日本版图。至日本战败，日本政府向中国东北派遣移民“开拓团” 200多个，移民总数达150万人。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一时间，毫无准备的“开拓团”慌忙逃离中国。但是很多“开拓团”成员没有能够回到日本，慌忙逃命中每天都有绝望的人被逼或者自愿选择“自绝”，大量的日本孩子在这时成为孤儿。
饱受战争迫害的中国女人显露出人间最为伟大的母爱，很多日本遗孤成为中国母亲的孩子。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中国政府为这些遗孤寻找亲人提供帮助，很多当年的遗孤寻找到日本的亲人，直至今日已经有2513名日本遗孤返回日本定居，另外一部分则仍留在中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