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墨尔本搬来搬去的日子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圣经·马太福音》
　　1
　　这是2009年10月的一天，我来墨尔本已两年零两个月！
　　“慈悲的上帝，您接了我们弟兄的灵魂到您那里，进入永恒、光明、快乐的所在，列于天上众圣徒的团契之中。当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被提到空中；我们就可以一起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将永远与主同在，得享永生。求主，使我们仍活在世上的人，信仰坚固，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带领大家宣读祷告词的老郝仿佛是上帝在人间的肉身。礼堂里充满了神圣感，在场的所有人，无论是否受过洗礼，都双手紧合在一起，低头附和了一句。我低下头，一阵脸红，好几天没洗手了，指甲缝里黑乎乎的，不过说完“阿门”以后，心里顿时干净多了。老郝说过，在主面前，相比于一具光鲜的肉体，拥有一颗清洗过的心才更重要。
　　这是一位老华侨的悼念仪式，逝者姓胡，大家都叫他胡先生。第一次见到他是2008年的事了。那年汶川地震，我在教会里组织地震募捐，他从中帮了不少忙。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位一手拄着拐仗，另一手总是不停地掏着怀表看时间，满脸笑呵呵的老头儿。作为曾经在这个教会玩耍过的一员，我也被牧师老郝叫来参加了仪式。从每年的11月开始，总会有许多老人去世。在故乡，老人们多因承受不住世间的寒冷而离去。可是在南半球，人们却死于这世间多余的热，譬如今天38摄氏度的气温。
　　听人说，胡先生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自己的骨灰埋回中国。这个愿望很容易做到。只是我更加好奇，在上帝那里，胡先生会是什么样的身份？在澳洲上空的天堂，他是否还被算作黄皮肤的“移民”？
　　我听胡先生讲过一些自己的经历。他是上海人，20世纪70年代下乡插队后留在了山东，结婚但没有生子。凭借自己一直没有放弃的书本知识，高考一恢复，他就考进了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对外国企工作。两年后，胡先生下海经商，利用在国企时打下的关系，从国外往国内倒腾电子元件、彩电和268计算机，赚了不少钱。在20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一天，他突然移民澳洲。在澳洲，他用國内赚的钱置办了多处房产，做起了高档红酒生意，他在大陆的客户遍布东南沿海。
　　老人说过：“我这一辈子都在搬家。出生在上海，上海就是我的家。在山东结婚，山东就是我的家。去了企业，企业就是我的家。来到澳洲后，墨尔本、堪培拉、珀斯、达尔文、悉尼……每个地方我都住过，每个地方都有过我的家。”
　　好男儿四处为家，但终究要回归故土。从出生到死，不管多么轰轰烈烈的经历，都是为了画好一个大圈。我想，老人之所以要把骨灰埋回上海老家，也是为了把自己这辈子的大圈画圆满吧！可我不一样，我更希望像，一辈子只在一个地方熬煮自己的一生。
　　长期不如意的生活，让我脆弱不堪。在这样庄严的气氛下，我有点儿想哭。对不起，胡先生，请不要怪我。活在窘迫日子的夹缝里，我实在没有心思去悲伤，因为我来年的学费和生活费还没有着落呢！大学学费至少20000澳元，那不是我能奢望的，还是读Tafe（技校）现实一点儿，9000多就够了。贫穷与忙碌，让我变得自闭，不愿与人接触，像走进了一条悠长没尽头的巷子。等不及后面的仪式结束，我就跑了出来。
　　我停在了教会门口挂着的巨幅照片前。在那张灰白色的照片里，胡先生仍爽朗地笑着。风吹来，照片就一动一动的，仿佛他还活着。我似乎能听到，他就趴在我耳边笑着。阳光下刺眼的桉树叶子不停地晃呀晃，仿佛把一盏明晃晃的灯递到你眼前又拿走，刺得眼睛痛。我真不该听老郝的，搬家到Glen Iris来，不光房租贵，买东西也不方便，去趟超市都得坐15分钟公交车。后悔了，不该来参加葬礼的。如果能住在远一些的地方，就有理由拒绝老郝的邀请了。人穷志短，志短就意味着自私。有过一面之缘的老人去世了，难道我不该为他心痛吗？可我的心痛仅限于教堂里那几分钟，走出教堂，我的心思立马被“赶紧找份工作”的念头占据。有过一面之缘的人太多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为每个人都心痛一次。
　　回家的路上，鸟叫声像是从阳光里挤出来似的，生硬。过路的车子里，有人对我破口大骂，我有气无力地比回一个中指，算是回骂。作为一个亚洲人，走在路上被骂，是常有的事。
　　越是这么走着，我就越有点儿羡慕胡先生。死去的人多幸福啊。尤其是死去的那几天，那么多素未谋面的人都知道了他的名字。可再一样，死去又是一件很可怜的事，因为更多人还不知道他，人们忙着上下班、学习和恋爱。老人们忙着享受自己的晚年，打高尔夫和喝咖啡。可做的事情太多，还顾不上关心别人的生死呢。人们同样也不知道我的窘境。我原本有一个富裕的家庭，自身的学习也算不错。家里已经为我规划好了前程，大学一毕业，我就会成为一名律师或国际金融师。这本该是个很美好的故事。可就在去年，家里突然破产了，一分钱也没剩下。我只能靠自己，因为在这个时代，“不落井下石的袖手旁观”已经是大大的美德了。
　　可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坚强。我开始颓废，变得越来越懒散，感觉世上的一切都在和自己作对。相关的、无关的网民，只要听说了这件事，都会骂你两句。毕竟他们不用为真相负责。家里企业破产，让我看到了比地狱还丑陋的人性。可看着阳光下那些说说笑笑的人，人间似乎看起来比天堂更美好。
　　每个人都在咒骂着澳洲的种种不是，和种种奇葩的际遇。可这并不阻碍他们飞蛾扑火般，想要留在澳洲的心思。我问过一些人，他们说喜欢澳洲这种单纯的处事方式。可从实际观察上看，他们根本就做不到，因为他们既想要在大陆时的精明和算计，又想要别人如澳洲般单纯地对待他们。这怎么可能呢？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向老郝请教过。
　　老郝并没有给我明确答案，而是引了一段《圣经》。他说：“人类生来就是要迁徙的。在《创世纪》中，当天下人的口音都一样时，人们就开始了迁徙生活。人们建造城是为了寻找自己的安全感，人们建立教堂，是为了不忘记自己的信仰。在耶和华将人们的语言变乱后，人们仍在继续迁徙。他还专门对亚伯兰说，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想，每个人的迁徙都是受到了主的指引吧！无论这种指引是欲望的、人为的还是被迫的。比如《圣经》中记载的犹太人，他们宁可被埃及人奴役也不愿意回到迦南沙漠去过艰苦的日子，为此他们牺牲了自己的自由和人权。而摩西呢？他放弃了在埃及皇室优越的生活，在耶和华的指引下带领自己的犹太同胞逃离了被奴役的生活。只要你认为心中是正确的，主就会给你指引。” 　　也许老郝是对的，主也是对的。我不断地向主祷告，可这既无法解开我心中的疑惑，也改变不了我眼前的生活，改变不了我像一片被大树抛弃的叶子，孤零零地在大街上飘荡的事实。
　　真羡慕那些能把黑夜当白天一样忙碌的人，很久都没找到工作的我只能把白天当黑夜来过。和我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有老抠。老抠是我的同学，也是室友，比我大几岁，羞于社交。每次找工作都是我先找到，工作了以后再介绍他进去。现在连我也不中用了，于是我们选择了逃避。老抠和我天天躲在游戏里。这种逃避像麻药，灵魂获得短暂的轻松，手里的钱却一点点变少，精神越来越痛苦。
　　我想，坠落的叶子也有过这种痛苦吧。叶子看到的一棵又一棵树，就像我看到的一家又一家店铺，它们都枝繁叶茂，却没有一个位置能收留你，最后，只能无奈地腐烂在地里……
　　算了，工作还得找，等到周末出半价票了，和老抠出门碰碰运气吧。
　　2
　　天无绝人之路，Bob给我和老抠介绍了一份搬家的工作。Bob是东区Mooroolbark鱼薯店的老板。我和老抠在他那里干过一年。那时候我还玩百度贴吧，是墨尔本吧的吧主，认识许多留学生。每当Bob店里缺人时，我都能帮他联系到人手。在墨尔本，Mooroolbark得算是偏远郊区了，居民以白人和东南亚裔为主，大部分是蓝领阶层和底层，素质有待提升。有一次，店里来了两个小鬼佬，非说从我们的炸薯条里吃到了啤酒瓶碎片。我的天，几百摄氏度的油温炸下来，怎么可能有酒瓶碎片？Bob理都没理他们，可他们又砸东西又骂人。我冲出去，把他们赶走了。没多久，那两个小鬼佬又跑了回来，朝我和Bob一人扔了一罐啤酒，还把口水吐到我脸上。我擦了擦脸上的口水，拿起砍鲨鱼的长刀追了出去，吓得他俩半年没敢来店里。
　　Bob告诉我们，搬家公司的老板叫老戴，是他的老乡，一起来澳洲混了几十年了。听说我追鬼佬的事情后，立马答应让我和老抠过去帮忙。
　　搬家的钱可不是那么好赚的，全靠卖膀子力气。最恶心的是抬钢琴，吃奶的力气都得用上。搬完以后，手和胳膊全麻透了。睡一觉起来，浑身酸熱，身体像刚从醋缸里捞出来似的。老戴负责开车，用工具使巧劲搬大件，我和老抠负责搬零碎的东西。老戴让我们干一天休息一天，我和老抠轮流干，这样能保持个好体力。一个星期下来，至少能赚300多刀。如果遇到了大活儿，我们三个人就得一起上，从早忙到晚，一天就能挣200多。工资当场结算，从不拖欠，比在鱼薯店里炸薯条强多了。
　　临近圣诞节的时候，我已经攒了快2000澳元。可这点钱只够房租和饭钱，想靠它交学费，简直是天方夜谭。可还有更好的办法吗？没有。只能先这么干下去，搬家已经比其他兼职的收入好很多了。我开始觉得自己不争气了，因为每次干完活，我都会买一大堆饮料，可口可乐、红牛、V-drink什么的，每次都买二十多块钱的，也不知是跟我自己过不去还是跟钱过不去。这些钱要是省下来，也得六七百了。老抠就不像我，他只喝超市里的压缩果汁，几块钱买一瓶，一瓶能兑好几升，喝一星期也喝不完。可没办法，他恋爱了，女朋友在国内，每个月都得往国内打钱，不抠不行，其实他过得比我还紧张。
　　干完这最后一拨活儿，就是圣诞节假期了。
　　3
　　“小马，你让James（老抠）给我准备点小电影。过两天有个大活儿你们得一起来。”我刚上车时，老戴是这样跟我说的。话说这老戴真够不正经的，都50岁的人了，还爱看小电影。我也看，但没老抠他们那么大瘾。在下载到《武林外传》全集之前，老抠打游戏的时候都是放着小电影当背景音乐的。
　　“好……”老抠前天才换了新硬盘，2TB的巨型盘，因为他那个500GB的小硬盘早就被日本人占领了。每次回国，老抠都要和表哥表弟们交换资源。读高中时，老抠还有个外号——“岛国片王”，因为从老抠身上任何一个电子设备里都能找到岛国电影，上至电脑硬盘下至MP3。连我们的日本男同学都找他借过电影。
　　“要老的小的，暴力点的，一对一的。”老戴笑眯眯地说。
　　“好……”
　　我傻笑了一下，没说话。私底下，Bob和我也找老抠要过黄片，言语间比较含蓄，从未见过老戴这样口无遮拦的。也许老戴看出我不好意思了，他很快就换了个话题。
　　南北半球季节相反，当英国人和加拿大人蹲在大雪天里等待圣诞节的时候，墨尔本却在燥热的夏季里蒸着。白人穿着打扮本来就前卫，现在天一热，满街都是大白腿和大白胸。躁动的老戴又开始没话找话了。
　　“我和Bob刚来墨尔本的时候，鬼佬都挺不错的，对我们也很热情，那时候做生意也简单，说多少价格就是多少价格，也不讲价也不捣乱。都他妈让亚洲人给带坏了。”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老戴明显加重了语气，也只有他们这种来澳洲20多年的人，才能清楚地感受到澳洲人对我们态度的变化。
　　我点了点头，没有作声。老戴继续说：“Bob跟我说过你追小鬼佬的事。你挺有骨气的。不过你们还是谨慎些好，别像在Bob店里时那样了。这毕竟不是我们自己的地盘，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些小鬼佬又不像我们，我们不管怎么样，有文化涵养，那些小鬼佬做事没底线的，什么都干得出来。我们不希望你们出事。无论Bob还是我，在我们眼里，你们都是孩子。我女儿也和你们差不多大，比你们早一届VCE（维多利亚州高考），她学医的，考了99.8（满分100）。我听老抠讲过你的事，你们吃几年苦，以后有机会还是要好好读书。”
　　“好的，戴师傅。谢谢您。”我笑了笑。是的，这不是我们的地盘，可为什么那么多人要过来呢？
　　天上飞过一群鸟，它们曾路过我的家乡，但我却叫不出它们的名字。此时，家乡已进入冬季，这些鸟为了生存迁徙到了南半球，再过半年，它们还得飞回去。鸟儿比人自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作为人类的我，却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人类发展了几千年，始终依赖脚下的土地给自己命名。他们缺乏安全感，他们需要一个封闭的空间来容纳自己的软弱。 　　搬家的日子里，我渐渐明白，只有真的进到家里，才知道一个人的光鲜背后躲藏着一个多么可怜的灵魂。老伴和爱犬相继去世后，一位白人老太太从大别墅搬到了一间小公寓里。她告诉我们，这样她就不会看到那么多空空的房间了。在墨尔本，每天都有人在搬家，从富人区到穷人区，从山区到海滨，从大房子到小房子，像身患绝症的人在寻找良药……
　　“你看这个。”老戴一边开车，一边努了努嘴。那是一栋古老的欧式建筑物，和周围的商店显得格格不入，像一个在沙滩上穿着中世纪贵族服装的人。“80年代的时候这里是墨尔本最老的法式餐厅，里面有乐队演出，很高档的，我和Bob在里面洗过盘子，工资高得很。那时候做梦也想不到，到了90年代初我们会成为澳洲公民。”
　　“你们那时候打工多少钱？”
　　“一般都是五六刀一个小时，在法国人这边洗盘子是十刀。”
　　“那不和我们现在差不多吗？”我最早开始打工，工资就是从每小时六刀开始的。
　　“差远了。我们那时候一个月房租也就100刀，东西比现在便宜多了，地也便宜，这几年澳洲地产升值不少。”听老戴这么说，我就明白了。老戴年轻的时候工作20个小时就能把一个月房租赚出来了，而我们工作20个小时只能挣够两个星期的，更别说应对多次涨价的车票和学费了。
　　这次活儿很轻松，两个小时不到就干完了。
　　在送我回家的路上，老戴终于压抑不住他的躁动了。他开始不断地向我普及关于澳洲色情行业的知识。他告诉我，在澳洲，亚裔性服务业人员一直以韩国人居多，其次才是中国人和日本人。这倒不是因为韩国人漂亮，而是韩国人入境免签，手续方便，所以一些韩国黑帮就专门在国内组织妇女到澳洲卖淫，他们从中抽取提成。老戴曾笑着说，韩国性服务业也算是继韩国泡菜和跆拳道之后的第三个对外输出项目了。
　　虽然听着很过瘾，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都是为了生活，只是选择的奋斗方式不同而已，谁又有资格嘲笑谁呢？
　　到家了。随着老戴消失在马路尽头，我看见落日变得越来越小。没想明白的事情还是不明白，黑夜来了，就不该再思考这些事。反正到了明天，我也不会找到答案。邻居们都挂起了圣诞彩饰，我突然有点想爸妈了。如果没有出国，我也会和发小们一样，经历着程序化的人生：高考——大学——工作。而这一切，都会在家乡的小城里完成，甚至离不开从小长到大的卧室……
　　刚迈进家门，老戴来电话了。他告诉我，兩天后的大活儿取消了，但是他带我去搬妓院。
　　4
　　我本以为老戴是过嘴瘾，开玩笑的。没想到他真的带我去搬妓院了。只是，我眼前这家妓院，与想象中差距甚大，看不到影视剧上古代士子们车水马龙往来的热闹，也听不到城镇霓虹小道上“大哥进来玩一玩”的叫卖声。这家妓院居然藏在民居里，连个招牌都没有。若不是像老戴这种熟门熟路的人来，根本不可能有生意吧。
　　不管怎样，老戴都帮我了却了一个心愿。因为从小家教比较严格，那些治安乱的地方我从来都没去过。可越是没去过，我才越是好奇。上五年级的时候，因为和同学对骂，提到了“妓院”等字眼，被班主任胖揍一顿，并取消三好学生评选资格。当时班主任还问我，你知道妓院是干什么的吗？我又不傻，我从小就爱读书，能不知道“妓院”是干什么的吗？但我违心地回答说不知道，结果班主任立马给了我一巴掌，打得我原地转了好几圈。接着他又问我，我像抢答一样摆正了站姿，大声回答“知道！”班主任愣了一下，接着是暴风骤雨般的巴掌。那时的中国，天上还没有人间，莞式还没遇到服务。可当着全班同学面做检讨的我，已深深地将“妓院”二字烙进了脑海里。
　　从那天起，我知道“妓院”二字在学校里是禁忌词，同时也知道了我出生的那个L市，是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整个山东省最出名的“红灯区”。深受孔孟文化影响的L市人民，将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与商业发展结合，形成了一条“钱钱钱钱钱钱钱钱”的理念，并给这个“红灯区”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财源街”。在L市，就连一个刚上初一的学生都知道，找小姐就去财源街，200块钱一次，全市统一价，童叟无欺。
　　民间更有顺口溜赞曰：
　　好好干，好好干，
　　干好了请你喝花酒。
　　喝酒就去X市，
　　还有香肠和黑猪肉。
　　可我不明白，澳洲法律又不禁止妓院的经营，干吗盖得这么遮遮掩掩？
　　老戴告诉我，这些华人妓院之所以盖得非常隐蔽，是为了照顾那些兼职的女生，避免碰到熟人。大家都是要尊严的，谁都有一些难言之隐，想趁着年轻赚些快钱，来改变生活。可无论再难，谁都不愿意被贴上“小姐”的标签，她们还希望有朝一日成家结婚呢。这样的一段经历，并不意味着她们不是贤妻良母的人儿。老戴还告诉我，这些妓院外面都是有摄像头的，如果来的客人是自己的同学或熟人，她们就会马上躲起来。
　　这家妓院的院子很开阔，如果砍掉中间那两棵老树，足够停下五辆小货车。我走进去，一眼就看到了门口贴的封条！我还傻乎乎地敲了敲门，里面没有任何回音。
　　老戴看我那副傻样子，操着他那浓厚的上海口音告诉我：“别敲了，小马。里面已经没人了，这是家黑妓院，让法院给查封了，这老板我认识他十年了，平均一年搬一回。澳洲官员收了钱也办不好事，这边居委会刚收完他的贿赂，不到半年他的妓院就被查了。”
　　“妓院在澳洲不是合法的吗？”我心中不免诧异，来澳洲也有一年半了，我非常确信，黄和赌都是合法的。只有毒品比较奇怪，老郝告诉我，在澳洲吸毒是无罪的，但贩毒会被判重罪。
　　“合法是合法，可妓院的牌照你买得起吗？听说没个50万澳币拿不下来的。要交税，还有检查身体的费用，一大堆，而且这家伙找的小姐都是些黑民和学生，又不是专业妓女。他收费那么便宜，搞快钱的，搞完就换地方。不是头一回了。”说完，老戴又笑着补充了一句：“等你18了我领你去试试。”
　　“不去……”我傻笑着说。 　　“男子汉嘛，要去一去的。那时候Bob也去呀，我们那时候都年轻，身体需要，每周都去两次红灯区，好多站街的。后来一些中国人就自己出来单干，价格嘛，比那些鬼妹要便宜好多，而且亚洲人和亚洲人做还是比较合得来的。你放心吧！不会很久的，早晚的事。妓院没人查你年龄的，知道你未成年，他们应该给你个红包的。”老戴口无遮拦，说完以后，他开始带着我看四周的环境。
　　看环境是搬家一行的学问。客人的物件怎么搬，怎么出，怎么最省力，都靠师傅的经验。细看后才发现，这房子其实又旧又破，哪怕新刷了一层白漆也掩盖不住它的苍老，像一个涂脂抹粉的老妓女笑起来后皱巴巴的脸。
　　投过窗户，我们没看到什么大件，只有几个按摩床而已。按摩床矮，可以直接从窗户送出来。不过老戴不喜欢叫按摩床，而是叫它们“炮台”。至于其他小物件嘛，怎么走都行，本身就不沉，拎着从前门走吧，既显得稳重，又能拖延时间。毕竟搬家这活儿是按时间算钱的。
　　“戴師傅，他们盖在居民区里，又没广告标志，怎么来客人？”我们已经看完了地形，构思好了这个活儿该怎么干。但妓院老板还没到，门锁着没法搬家，我忍不住向老戴请教心中的疑惑。
　　老戴一听就来精神了，他特别爱普及这个。他告诉我，嫖客们大多是三五好友一起来的。口口相传，这圈子就越来越大了。而且，妓院老板还通过华人报纸和网络论坛进行宣传。法院可以封闭他们的门店，却不能封闭他们的地下网络。他们有专门的QQ群，随时都可以提供上门服务。
　　“嫖客也是有圈子的。”老戴郑重其事，一板一眼地对我说。此时，一阵清风吹过他的头顶，撩拨了一下他那本来就不多的头发。这让他陷入了对年轻时代的无限遐想。
　　“还是不结婚自由啊！”老戴长叹一口气，感慨道。那一刻，他的身上散发出一个久经沙场的老战士对新兵蛋子传授经验的神圣感……
　　是的，在墨尔本，有许多奇怪的圈子。比如那些倒卖国产烟的，有人说这些烟是走私品，也有人说这些烟是通过航运公司内部人员搞的（澳洲机场规定，外来人员最多带200根烟入境），还有人说是旅行社的人组团偷偷带来的。总之，他们就是能弄来便宜烟，老抠每次去华人街买国产烟的时候，总要先在玻璃柜子上敲三下，然后笑眯眯地说一句暗号“要国产的”以后，店主才肯卖烟。
　　半个小时后，妓院老板们到了，他们开着一辆银白色本田，把车停得很远。下车的时候，他们先探出屁股再伸出头。老戴一路小跑过去打招呼。这家非法妓院是“集体所有制”的，老板共三人，两男一女。走在前面的男人是个高高瘦瘦的光头，脖子上戴着大金链子，明明瘦得像麻秆儿，肩膀却出奇地宽，远远看去像个倒三角牌子。走在后面那个矮胖矮胖的家伙，留着分头，穿一件皱皱巴巴的外套，远看有点儿像老抠，近看像蹲守火车站的黄牛。女的身材苗条，穿着很简单的衣服，用郭德纲的话说，披着俩门帘子就出来了，还是轻纱的，反正跟套了个透明塑料袋在身上没啥区别，下半身的衩一直开到腰眼儿，看得老戴和我直咽口水。老戴告诉我，女的是鸡头，负责管理也负责接客，老戴没少在她身上花钱，算“老相好”了。光头算是看场子的，那个矮胖子才是真正的老大，管理财务，也负责搞定当地居委会的关系。
　　这家妓院是以按摩形式经营的，设备非常简单，每个房间里只有一盏小台灯、一个小柜子和一张“炮台”。老戴装车非常有经验，总是能利用好每个缝隙。他用帆布把易碎品包好塞进去，刚好卡在缝隙中间，即使车颠散架了都不会摔坏。本来想拖拖时间的，可他们的东西实在太少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和老戴就装好了车。我们的目的地，是他们在墨尔本南区买下的一栋房子。
　　路上，老戴开始给我细讲华人妓院的历史。那时的我只当听个热闹，从未想过它们会变成我的写作素材。老戴是为数不多的，可以识别墨尔本各地华人妓院的“活地图”之一。他熟悉墨尔本红灯区的每个犄角旮旯，清楚那里发生过的一切，深知一代代华人移民的变化和那些并不美好的故事。用老戴的话说，出过国的人回国后都要吹一吹牛，哪怕就是个端盘子的，也得说自己混得风生水起。在澳洲省吃俭用一年，回国一个月就把钱花光了，只为了在人前充面子。
　　不得不承认，这三个人开妓院赚了不少钱，南区的房子很漂亮，有大片草地，还有花园和游泳池。一栋欧式小别墅坐落在中间，外面的凉亭围了一圈白色木质栏杆，看来很舒心。一只哈士奇懒懒地趴在阶梯上打盹，谁也不理。唯独那个披着俩门帘子的女人经过时，那只哈士奇才色眯眯地爬起来不停地伸舌头。
　　这套房子怎么也得50万澳元。刷盘子一个小时能挣10澳元，刷5万个小时就够了，一天工作8小时，需要工作6250天……算了，我又不会做生意，还是买彩票或者抢银行吧。
　　可就在踏入别墅的一瞬间，我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客厅少说有十几个人，像是奶奶发丧时遇到的老家亲戚。在墨尔本这样的城市里怎么会有穿着如此“复古”的大爷大妈呢？那身上穿的分明就是我在乡镇上小学时常常见到的黑色老斜纹布呀，还有那个裹头用的淡蓝色絮状布头巾。夏天还没结束，有这么冷吗？我的天哪。耳边全是他们叽叽喳喳的讨论声，说的都是上海话，除了“策特娘”和“刺佬”之外，一句也听不懂。莫非……这些人都是这家黑妓院的股东？可这关我什么事呢？我就是出来搬家打工的。
　　他们不放过任何细节，连一个柜子摆在哪里都要争执半天。我们不光得卸下车上的东西，还得帮他们把房间里的家具重新归置一遍。本来可以很快就干完的活儿，被他们足足拖成5个小时。
　　结账的时候，披着门帘子的女人一直和老戴讨价还价，老戴并没因他俩的“友谊”而让步，反倒讲价讲得很开心，因为她肢体动作丰富，随便一动就能浑身肉颤。女人把瘦光头喊来，老戴依然不让步。我远远地站在一边看热闹，反正他们讲的都是上海话，我一句也听不懂。耳朵里全是“侬咔吱侬咔吱咔吱”的声音，像一把被不停摇晃的坏散架的老椅子。
　　声音越来越吵，让人心烦。院子里，老戴、女人和瘦光头在吵。屋子里，七大姑八大姨们不知道在讨论什么，那动静比麻雀还欢实。 　　终于，矮胖子不耐烦地喊了一句：“算了！给他结账！”显然，那矮胖子才是真正做主的。
　　瘦光头听了矮胖子的话，悻悻地把钱递给老戴，不等老戴点完钱就下了逐客令，催促我们赶快离开。
　　5
　　那段日子里，老戴帮我俩省了不少车票钱，有活儿的时候尽量来家接我们。但并不是每个活儿都那么方便，所以，火车依然是我和老抠的主要交通工具。
　　墨尔本的火车有个硬性规律，每天下午3点半到8点30是高峰期，每一趟从市区方向出来的火车上都挤满了回家的人，尤其是Flinder St和Richmond这两站，人们像沙丁鱼一样被紧紧地塞在车厢里，光是看一眼都觉得会窒息。
　　但是，如果这期间你坐在去市区的车上，肯定会有一大片空位。这要归功于墨尔本颇有远见的城市规划。以联合广场、MYER商场、华人街和圣保罗大教堂为圆点，分别画上半径两公里的大圆圈。这四个大圆圈构成了墨尔本市区最大的商业圈，集中了墨尔本八成以上的白领，甚至把墨尔本大学也囊括进来了。人们把工作留在都市，把生活留在乡村。因为不习惯这种乡村式生活，所以，很多留学生又把墨尔本称作“墨村”。
　　多年后，当我坐在济南的公交车上时，我发现在澳洲总结出来的所有交通规律都不适用。因为你不管正向还是逆向，高峰期或平时，车上总是人满为患。
　　……
　　明天就是圣诞节了。车窗外，那些早已安居下来的本地人提前挂起了圣诞节的装饰。这是他们的“年”，对他们来说，这才是家人团圆的日子，可我们这些人呢？只是一些大风过后，那一两片没被吹走，留在大道上更显眼的残叶而已。对，就是残叶。我越来越讨厌聚会了，聚了有什么用？不过是一群寂寞的人寻找更大的寂寞。每年聚会都会少两个旧相识，他们不是回国了就是去了别的城市。无论日月怎么交替，人们总是在不停地搬着自己。不是吗？今天，老戴领着我们帮一个火车司机搬家。我们开货车搬家，他开火车搬人。在家族甚至是种族的迁徙中，我们只是一枚又一枚活着的脚印。
　　“够了！别再缠着我了！”一个陌生的漂亮女人冲到我面前，打了我一巴掌。我捂着脸看看四周，像犯错的孩子。车上的乘客们诧异地看着我，尽管他们听不懂中文，但绝对可以理解这种肢体语言的含义。
　　丢人呀！挨巴掌的地方还有股淡淡的化妆品的香味，应该是她手上的吧。
　　我下意识地动手揉了揉被打的地方。一揉，我就醒了，才发现那是一个梦。
　　原来是我睡着了，脸磕到了前排座位上。在我的正前方，有一个男人正捂着脸。站在他对面的，正是我梦到的那个漂亮女人。
　　“回到我身边吧，那个人不可能真心对你的。”那男人以半跪的姿势抓着那女人的腿。女人长叹一口气，眼睛里有些晶莹的光泽。她昂着头，把眼睛斜到一边。
　　“我已经搬过去和他一起住了。我准备和他结婚。咱俩没可能了。”我注意到，在说完这句话以后，她紧紧地抿着嘴，抿成一条缝，很快，一些红唇又挤了出来，应该是用牙咬的吧。
　　“他……”
　　“啪！”不等男人说完话，那女人又给了他一巴掌。我清楚地听到车厢里响起了回音，连我自己的脸都紧了一下。
　　那男人脸上的稚气未脱，应该不会超过23岁。我可以想象得到，他是一个来这边不久的留学生，勤工俭学，艰苦奋斗。穿的衣服都是从国内淘宝淘来的，一日三餐靠打折面包和两澳元好几斤的蔬菜配炒饭度过。从他裤子上沾着的面汤点，我可以判断，他可能是一個面包师或鱼薯店里的油锅工。因为爱情，那女人陪他熬了很长一段时间，但爱情是需要面包的，生活需要的面包就更多了。不知是为了家人还是为了自己，那个女人都下定决心，不陪他熬了。
　　“他能给我的你给不了。我有我的苦衷，你别这个样子了，这样只会让我看不起你。我要结婚了，别缠着我了。”男人瘫坐在地上，女人想拉他起来，可怎么也拉不动。这让我想到了一句谚语——“烂泥扶不上墙”。
　　“一个身份（绿卡）就这么重要吗？”男人捂着脸愤怒地对女人吼道。
　　女人长叹一口气，没说话。
　　火车到站了，女人头也不回地走了，男人在后面追。两人一追一逃，就这么消失在了人群里。我很好奇，今晚他们两个，会以怎样的形式结束这场争执呢？
　　我想起了我曾经的房东先生和房东太太。我听到过他们吵架。房东太太说：“如果你不把这套房子给我，而是留给你前妻的话，你就不是人！”在老抠和我看来，他们并没有什么感情，却又相处得那么和谐，在所有没生活在这栋房子里的人眼里，他们是很亲密的一家人，也只有我们知道，房东太太一直盼着房东先生早死。房东太太和胡先生认识，也曾当过知青。老抠告诉我，房东太太肯嫁给一个大她快20岁的马来西亚人，这里面一定有猫腻……
　　这世界，和我透过毛玻璃眼镜看到的一样，模模糊糊。似乎我们活着，就要从身体或灵魂里，拿出一部分东西来卖。
　　等我到站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外面下起了小雨。许多本地人都穿着圣诞服饰出来游玩，小雨无法熄灭他们的热情。笑声洋溢在街道的每个角落，可我总觉得，那笑声离我很远。这世界，也许就是我透过被雨水淋湿的镜片所看到的那样，模模糊糊，混混沌沌，没有任何事物是具体的。
　　6
　　本指望明天圣诞节可以好好玩一天。可刚到家，我就接到了老戴的电话。老戴说他受人所托，有个大活儿，必须干。我和老抠都得来，足足得搬上一天。
　　这倒没什么。老戴对我们不错，圣诞节干一天也无妨。留在家里也是打一天游戏。可我没有想到的是，老戴说的大活儿居然是搬胡先生家。
　　在院子外迎接我们的是胡先生的大儿子Tom。胡先生的妻子和小女儿正在屋子里忙着收拾东西。Tom一眼就认出了我，我们早就在教会里见过了。胡先生的妻子也去过教会。她是位端庄的妇人，举止得体，给人淡定、处事不惊的感觉。根据胡先生的遗嘱，他在Knox City的别墅留给了小女儿。小女儿的名字叫Ann。Ann是老来女，在澳洲出生，今年才刚20岁，只会说一些简单的汉语，是个典型的香蕉人。这栋别墅，胡先生住了十几年，许多家具是他不惜成本从国内老家运过来的。胡先生怎么也想不到，在他死后不到两个月，他心爱的小女儿就打算把这些家具全部丢掉。 　　搬家的时候我注意到，胡先生的院子里种了密密麻麻的夹竹桃，这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稍微有点植物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夹竹桃毒性极强。在民间传说里，夹竹桃又是极好的辟邪物，可以改变风水。看着那一朵朵白花在阳光下晃动，像小鬼一样，不免觉得背后凉飕飕的。
　　“胡先生喜欢风水？”我对Tom问道。没事的时候，我爱翻腾点外星人、推背图、风水、英耀篇等方面的文章。无论是夹竹桃的种植位置还是小院的布局，都很讲究，风水学里有入门宜三见之说，开门见喜、开门见画、开门见绿三点都符合了。我还注意到大门上挂了一些红绳子，这显然不是平安符，而是按照一定说法挂的。可我们只是来搬家的，问太多了反而不好。胡先生不是信基督吗？怎么会弄这个？
　　“嗯。我老爸是蛮喜欢研究风水的。虽然他信主，但家里也供养了一些佛像。我跟着老爸来澳洲的时候，他就一直这样的。”Tom很坦诚地说道。
　　老抠偷偷支了我一下，说：“看那点破书就别到处显摆了，咱又不是专业的，到时候别丢人，老老实实搬家！真牛逼，你去Boxhill摆摊算命。”
　　我们先搬的一楼，和所有华裔家庭一样，胡先生家里也有股子浓浓的家味儿（饭菜味、酱油味、咸菜味等厨房味和其他味道的混合体）。可是到了二楼，无论是老抠、老戴还是我，都觉得阴森森的。在上楼的拐角处，胡先生供奉了一尊佛像，旁边的长桌上摆满了来自大陆的各种捐款证明，生怕佛祖看不见似的。
　　进到胡先生的卧室，我发现床头居然挂了把木剑。那应该是桃木剑吧。Ann跟在我们后面，对着我们微笑一下，把剑摘了下来，丢进一个事先备好的纸箱子里。就在那一瞬间，胡先生卧房的窗帘连通架子都掉在了地上。Ann却像个没事人一样冲我们笑了笑，说这是年久失修的缘故。
　　我怀疑自己在搬一间鬼屋。这情节好像在看恐怖电影的时候才会遇到呀。我似乎再一次听到了胡先生趴在我耳边说话，和在教会告别仪式的时候一模一样的感觉。一股凉意沿着脊椎骨爬上来，我忍不住打了个战。可反观老戴和老抠，他们似乎什么事也没有。搬完了胡先生的卧房，他俩忙着在楼下大大咧咧地拆厨房，而我？就负责把他俩拆下来的东西搬出去丢掉。
　　在胡太太的指挥下，我们很快就把准备丢掉的家具和物件装到了车上。和以往搬过的老华侨家庭不一样，胡先生居然还藏有他们那个年代的红袖章和军装。出于好奇心，我很想打听下胡先生的故事。可我没资格管那么多，我们只是来搬家挣钱的，问多了不礼貌。胡先生一家人让我很有好感，至少我在借用洗手间的时候，胡太太、Ann或Tom从来没有说过“记得冲马桶！”。我觉得这句话很侮辱人，难道我不知道冲厕所吗？根据我的经验，上海移民是最爱说这句话的。
　　“里面没东西要丢了吧？确定好了的话我们就走了？”老戴向胡太太问道。胡先生的家具虽然老旧一些，但并不影响使用。接下来，老戴会和我们一起把这些东西运到旧货市场卖掉。如果卖得不错，老戴会给我们多发点钱，再请我们去中餐馆炒几个菜。如果卖得少，老戴也会请我们吃顿越南河粉。
　　听了老戴的话，胡太太低下了头，咬着嘴唇。等待回答的我们都紧张地看着她，可别一后悔，觉得是自己老头子的遗物，来一句“不好意思，不搬了，你们把东西再搬回去吧”。胡太太打扮朴素，白色衬衣黑色长裤，长期养尊处优的生活让她有一种独特的祥和气，可这掩饰不了她内心的哀伤，再多钱财也代替不了死去的老伴。
　　“等下，戴师傅，把這个也丢掉吧！”胡太太拍了下手，转身小跑进屋子里。不一会儿，胡太太抱着一个小木头盒子出来了。那是个赤红色的木头盒子，因为年久有些发黑。我接过盒子，一股檀香味扑面而来。
　　就这样，我们拉着一车家具上路。可今天是圣诞节，人们都忙着过节呢，我们只能先到老戴家里去。路上，我打开了木头盒子。盒子里躺着三本不同颜色的日记本，分别是黑色、红色和绿色。绿色的那个看起来年代最久远，是硬塑料皮外壳的，上面还印着三个烫金大字“祖国赞”。翻开以后，一股纸张发霉的味道四散开来（其实我挺喜欢这味道），我还看到，里面的钢笔字已经开始褪色，像洗了十几遍的旧蓝衣服……
　　7
　　“尼玛，你拿点什么不好？三本日记有什么好看的？”回家的路上，老抠不断地埋怨我。这句话他对我说了最少十遍。老戴知道我们俩缺家具，就让我们随便挑点，挑剩下的再拿去卖。结果我什么大物件也没要，就要了盒子里的三本日记。因此被老抠嘟囔了一路。老抠选了个大桌子，他一个人搬不了。我和他一前一后扛着往家走。他嘟嘟囔囔个没完，我一生气就撒手了。老抠失去平衡，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你懂什么？你知道那日记什么年代的吗？1969年到他出国的事，里头全都有，你懂这是什么概念吗？那是真实的生活记录，有历史价值。蒋介石还在自己的日记里写过他嫖娼呢，这东西比小说看起来有意思多了。有空多看看书，多读读历史，英语不好没关系，但别整天看日本人那些两三人就演完的小电影，又伤身体又浪费时间。咱家网是有流量限制的，一个月就20GB，至少15GB都让你下黄片了，你说你好意思的吗？有那15GB，咱们能下载多少好游戏。要是严打时期，就你这样天天看小电影的，够枪毙多少回了。”我借题发挥，像一个批判者，举手投足都带着一股老子最正确的气势。其实我早想骂骂老抠了，家里的网络流量都让他糟蹋了。每次一起搬家的时候，他都比我会偷懒，重的东西全是我在搬。
　　“好了，天色已晚，打道回府吧。别坐那儿跟坨粪似的，该说话说话。起来扛桌子！”我轻轻踢了老抠一下。
　　老抠盯着我，笑眯眯地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块老怀表。那表我见过，是Ann点名让我们扔的，还跟我们嘱咐过，不仅要扔，而且还要销毁，千万不要留下。她告诉我，胡先生生前天天抱着这块怀表不放，去哪里都带着。为此，Ann没少跟胡先生吵架，她甚至觉得胡先生爱这块表胜过爱她。
　　“你看你个脸，你看你个脸！你还有脸笑？一副贪财相，看着就想踹你两脚。人家指定让你扔的东西你还留着。整个破表都不上弦了你还嘟囔个什？么呀。什么时候能改改你这占小便宜的毛病！”我的声调变得更高了，仿佛在批斗一个罪不可赦的贪小便宜罪犯，完全忘记了我的日记本也是人家的遗物。 　　“大爷我错了！大爷我错了！大爷我错了！”老抠突然哭着在地上啪啪啪像老母鸡啄食儿那样磕头。他那酷似李大嘴的身形蜷在地上实在滑稽，好像一只俯下身子舔地面的癞蛤蟆。“我错了，我不该乱拿东西，我不该乱拿东西。”老抠的头磕得越来越用力，额头上沾满了土和水泥粉末，有些地方都磨破皮了。
　　“老抠。老抠。醒醒，别闹了。快出血了。”我心想，老抠不会撞邪了吧？
　　可老抠还是没有停下来，头都磕得流血了，一直流到路旁的草丛里。那些草幻化成无数只细细长长的手，抓着老抠的脑袋、胳膊和腿，将近二百斤的胖子被他们像木偶一样玩弄着。老抠的身体变得越来越瘦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大脑袋。我想起在澳洲读高二时，学校老师组织我们去骑马的场景。我们俩都是大脑袋，整个马场只有一顶帽子适合我们，所以我就把帽子让给了老抠。可现在，老抠的脑袋变得更大了，像吹起来的气球，身子却细细长长的，像只蝌蚪。
　　“妈的，有完吗？不就搬个家吗？不就是拿了点东西吗”幻觉中，我反而清醒了。我朝老抠的方向骂了起来。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胆子，我在老抠脸上甩了一巴掌。他是我的好兄弟，我不该打他。可他已经迷糊了，必须把他打醒。一瞬间，我感到世界上的所有颜色都被抽空了，无数夹竹桃花瓣落了下来，天地间苍苍茫茫，我一下子不知道自己现在置身何处了……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音乐响了起来。这是老抠帮我设置的手机铃声，是一首赞美诗，叫《我的救赎者活着》。打开手机，原来是老郝发来的短信：“Merry Christmas！Edward How”（圣诞快乐！艾德伍德·郝）。对了，上个星期我还见过老郝一次。为了生存，老郝辞掉了牧师的工作，去房地产公司干起了文案。为了省钱，老郝不再开车，而是和我们一样买票坐电车、坐火车。他在Camberwell租的房子也退掉了，转而选择了更便宜的Boxhill。那天我见到的老郝，胡子花白，他真的老了……
　　“尼玛，你魔障了？发呆发半天，赶紧扛上桌子回家！”老抠坐在地上骂道。他的脑袋上一点儿伤痕也没有了。
　　“走！把桌子扛回家。今天我们去吃自助，轮到你请客了。”我笑着对老抠说。毕竟圣诞节了，该过节还是得过的。
　　晚上吃完饭，我迫不及待地打开那三本日记阅读起来。不知是天生对历史感兴趣，还是这些老文字真的涵养出了魔力，我居然一口气把它们读完了。红色和黑色的日记分别记录了他读大学期间和出国以后的事。可惜的是那本绿皮日记，好像被水泡过，一些字迹已经看不清了。
　　今天有一个□□派的人□□了。听说他一直看不起我们这些住在棚户区的上海人。难道他住在公寓洋楼里就了不起吗？还不是□□□□□□供养他，浪费□□的劳动成果。在□□时，我发现了一块怀表，偷偷藏了起来。前几天的□□会上，他总是不配合，不肯向群众□□□□，还大哭大闹。我很生气，□□□几下。这些反□、□□□□□、□□□□□的家伙，至今还执迷不悟。北京过来指挥我们的学生□□□，说我下手太轻了。说实话，我有些厌倦了。这块怀表倒是不错，我可以□□换点儿粮票，好久没吃白面了。如果有可能，我还是想回到学校读书。可是一想到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民生活在□□□热中，我就坚定了革□意志！
　　□□□万岁！□□□□全人类！
　　197□年□月□日
　　……
　　尽管我无法逐字逐句看清楚，却大致了解了胡先生犯过的大错和内心的挣扎。没想到，老抠拿的那块怀表这么有故事。根据胡先生的记录，20世纪80年代，他经常做噩梦，把他折磨得痛苦不堪。在1988年的某一天，他在日记里写道：
　　今天住在道观里，和几位小师父睡在一起，道长布下了阵法，说一定能清除我的梦魇。可我还是梦到了怀表的主人，他不肯原谅我，像幽灵一样潜伏在我的梦里。哪怕是一场美梦，他也会突然杀出来。我曾试着离开上海，可下乡到了山东以后，这种噩梦依旧没有离开我。在广州下海的日子里，这噩梦依旧在缠着我。我丢掉怀表，那噩梦反而来得更加凶猛，我只能随身带着它。道长很惭愧地对我说，他已经尽全力了，这家伙的怨气太重了，是从世道里生出来的。他建议我出国躲躲，也许能够遇上一些高人帮助我。看来我得想办法处理下生意上的事了，现在正是生意的上升期，我到底该怎么办？
　　……
　　胡先生真可怜。可因果循环，这也是他必须承受的报应。来到澳洲以后，他皈依基督，每天都做祷告。他也曾向老郝求助过，可老郝不是法师，只能从心灵上宽慰他。在老郝的引导和自我救赎的渴望下，他开始四处捐款做善事。
　　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
　　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惜我。按照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你是我最公义的神。求你将我的过犯洗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孽……
　　在后来的日记里，我总能看到类似这样的祷告词。
　　就在我看得兴起时，居然停电了。这可是圣诞夜，怎么能停电呢？窗外风很大，好像一个愤怒的声音在吼着喊我出去。想到今天发生在老抠身上的事，我很害怕，躲在床上连大气都不敢出。黑暗中，仿佛有一只巨大的眼睛在头顶上盯着我，我却连打开手电筒确认虚实的勇气都没有。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这一觉睡得浑身酸痛。梦里，我看到死去的怀表主人和胡先生跟着我，牧师老郝则站在那儿目空一切地念祷告词。他们就像影子一样，甩不掉。胡先生的表情时而慈祥时而暴戾，又过了一会儿，他不再跟着我了，而是一个人跪在十字架下哭，哭了一会儿又站起来，跑到佛像下面哭。没人能帮得了他，也没人能帮得了我，我躲进了一口井里，怀表主人急得在井口转圈。等我从井里出来时，看到怀表主人在追胡先生，年轻的胡先生，中年的胡先生，老年的胡先生，好多胡先生在跑。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这声音是从井底传来的，我趴在井口一看，原来是老抠在井底磕头，井变深了，老抠的身形变得更小了，像只磕头虫。我该怎么办？我心脏怦怦地乱跳，快喘不上气了。我心里不断地说着，我就是个搬家打工的，我就是个搬家打工混点学费的，我什么缺德事也没干呀。不管了，我得先救老抠。一闭眼，我就跳进了井里。可当我落地的时候，我却在胡先生家里。那些家具都还在，一样不少，我看到怀表主人趴在胡先生背后，就连胡先生的儿子Tom、太太和小女儿都长成了怀表主人的模样。他们都戴着胡先生私藏的袖章，在房间里来回走正步。我跑到楼上，胡先生的卧室里的桃木剑和十字架断成了两截，就连床下那些符箓也被撕了个粉碎。我哭了，这个怀表主人真的是鬼吗？干吗跑到我梦里来？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再说了，胡先生都去世了，还这么折腾干吗？我实在受不了了，抓起厨房里的菜刀劈了过去，可菜刀结结实实地砸在了胡先生的脑袋上，胡先生头上顶着菜刀冲我微笑了起来，白花花还冒着红泡泡的液体淌了一脸。他的嘴越笑越大，嘴角都绕到后脑勺去了，脸皮不断地在睁开。我吓得闭上了眼睛，可当我想要再睁开时，却怎么也睁不开了。 　　“对不起！他已经死了，请原谅他吧！”慌乱中，我挥舞着手大喊起来。
　　一道白色的光杀进来，我的眼睛又能睁开了。眼前的景象在白雾中淡化，像一只只飞起来的蒲公英种子，很快，它们又变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具体，具体成一片白色、一盏灯，这不是我卧室的天花板吗？
　　身上都凉透了，不知出了多少汗。我连衣服都顾不得穿，立马冲到了老抠的房间。打开门，只见老抠趴在床上不停地磕头，一个劲地说：“对不起，对不起！”除了老抠的脑袋把床撞得哐哐作响外，我还听到了那怀表指针锈迹斑斑的“咳呲”声。
　　“操！”我一把将怀表抢了过来，从桌子上拿着老抠的打火机和打火机油瓶，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在院子里，我哆哆嗦嗦地把打火机油浇在怀表上。当然，还有那三本日记，它们都被我付之一炬。火焰中，怀表似乎被烧疼了，一跳一跳的，从银色烧成了黑色又再次变成银色，最终融化在了空气里，一丝痕迹也没留下。
　　不知过了多久，老抠把我叫醒了。原来我哪儿都没去，一直躺在卧室的床上。老抠说我发烧烧糊涂了，怎么喊都喊不醒，房东差点叫救护车来。
　　“不用了，我好了。”我起身擦了擦汗，微笑著说。我刚刚结束一段危险的旅程，它让我明白，世上任何的忏悔，都过不了良心这一关。忏悔，并不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它不是人们逃脱惩罚的借口。
　　在那样一个年代里，胡先生不是唯一一个犯错的人。每一颗破碎的鸡蛋必定会恨上石头，那是因为它们没有看到将它们丢向石头的那只手。如果这世界没有鸡蛋和石头，那该多好？
　　生活在天国的人们呀，是否也和我们一样忙碌，为了生存而搬来搬去……
　　8
　　生活还得继续呀！圣诞假期结束后，我和老抠继续跟着老戴搬家。可今天老戴找的这家主顾味道有点儿大，车才进院子，我就闻到一股重重的咖喱味儿。果然，房主是个穿着咖啡色大裤衩子的印度胖子。在奉行素食主义和以鸡肉为主要肉食的印度，胖子属于稀有品种。
　　老戴一看是印度人，就在车里骂道：“妈的，接电话的不是个中国人吗，怎么来了个印度佬？早知道是阿三我就不搬了。”这不是种族歧视，而是老戴觉得印度人挑剔，不喜欢给他们搬家。每次搬完，他们都会以各种奇怪的理由来讲价，不是嫌这里碰到了就是嫌那里旧了，真像一个脱口秀节目上说的：“中国人和印度人不能一起做生意。”中国人觉得印度人挑剔，印度人觉得中国人不诚实。中国人觉得印度人做事拖沓，印度人觉得中国人做事太急功近利。天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印度朋友告诉我，在印度有一句流行语：“我们要努力了！不然就要被中国赶上了！”
　　眼前这个印度胖子很热情，上来就给我们递了一把糖，说这是“Chinese tradition（中国传统）”，搞得老戴和我有点儿蒙。
　　经过他一番炫耀，我们才明白，这哥们是大学教授，刚刚娶了一个漂亮的中国太太，也就是他辅导的学生。那女孩看着年龄不大，一米七左右的个头，扎着马尾，瓜子脸，的确很漂亮。由于是夏天，打扮也很时髦，露着肚脐的白色单衣，隐约透着黑色蕾丝胸罩，下身是与屁股平行的牛仔裙和白色马靴，也许是房事过多的缘故，腿分得很开，并不拢，走起路来就是在甩胯，前后摇晃，香水味儿很浓，能刺透房间里浓浓的咖喱臭味。看着她，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尽管她一直笑盈盈的，可我觉得她的眼睛很吓人，有一股狠劲儿。我很喜欢观察人的眼睛，尤其是那一闪而过的犹疑、凶狠、自私和善良。从一些漂亮女人的眼睛里，我常常能看到把自己吓得发抖的狠毒。我相信，那些捕捉到的瞬间都是真实的。
　　这个印度教授家里的家具不算多，里面不少还是中式风格的，可能是为了照顾女孩的习惯吧。虽然味道比较大，但这个印度教授一直帮我们提东西，忙着打包。女孩什么也不干，就坐在一边玩手机、喝果汁。
　　“我真受不了这咖喱味。”装好车以后，老戴坐在驾驶座上一边摆手一边对我说，“好好的小姑娘怎么找了这么个人。不得了哦！干吗不找个鬼佬。”
　　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才想起来，她不就是那个在火车上扇人耳光的女人吗？虽然那股咖喱味有点大。但不难看出，那印度人对他真不错。她也得到了她想要的绿卡。
　　跟着老戴搬家，看尽墨尔本华人的世态炎凉……
　　9
　　靠着这份搬家的工作和亲戚们的帮助，我读技校的学费和生活费渐渐有了着落。开学那天，我收到通知，原来是教会的教友们为老郝组织了一次募捐。老郝的岳父去世了，可他和妻子无论如何也凑不齐回香港的机票。教友们慷慨解囊，帮他们凑足了来回路费。在追寻神的路上，老郝舍弃了太多东西，但他从未后悔过。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劝我，凡事要看开，上帝总会做好安排。
　　为了宽慰我，老郝曾经送给我一段话——“在《圣经》的诗篇中，主曾经说过，（你）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我知道你现在处在一个很困难的处境，但你要坚强，相信主的安排。无论困难与否，只要你心里向主祷告，主就不会抛弃你。”
　　这段话我是许多年以后才理解的。那时的我不知道到底该追随什么，为什么像老郝这样善良的人，要过着贫穷的生活？他并不懒惰呀。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吗？即便是贫穷也能够笑看人生，永远保持一颗救赎和帮助他人的心。
　　10
　　两年后的一天，Bob约我和老抠吃饭。这两年里，我们俩经历了许多事，不仅成了砌砖工人，还搬了五六次家，早就和老戴失去了联系。
　　一番寒暄后，Bob告诉我，两个月前，老戴家里来了一个小偷。出于本能反应，老戴抓起拖把将小偷打跑了。据老戴说，小偷是破窗而入的，逃跑的时候也是跳窗户出去的，被玻璃碎片划了好几道大口子。可谁知，到了第二天，老戴接到了法院传票。因为打小偷，小偷的律师以故意伤害罪指控了老戴，并索要大量医药费。老戴是个宁折不弯的人，他告诉Bob，自己来澳洲这么多年，吃鬼佬的鸟气吃够了，陪审团倾向于小偷那一方，可他不会就这么认了的，这个官司打到倾家荡产也要赢。直到现在，官司还在纠缠中。 　　“真恶心！Shit！这他妈的算什么法律呀！打小偷都犯法了？”Bob说。
　　我没有说话。在墨尔本读高二的时候，我曾经兼修过法律课程，对老戴这样的案例多少了解一些。别说打小偷了，如果小偷身上没带凶器，你就是吓唬吓唬他，都算犯法。这种奇葩规定不是我们外来人能理解的。可老戴，戴师傅，他是亚洲人。那么好的一个人，不偷不抢，勤勤恳恳赚钱养家的人，他不过是打了小偷呀，为什么要判他伤害罪呢？
　　Bob喝了口可乐，恨恨地说：“前几天我去看老戴了，请律师花了不少钱了。老戴是当年和我一起出国的好兄弟，他的事就是我的事。不管结果如何，我一定保证他女儿顺顺利利读完书。我的两个女儿也都初中毕业了，过完年我就把她们都接过来。Mooroolbark的鱼薯店我打算卖掉，搬到Boxhill（华人街之一）去。如果你遇到有想做这方面生意的人，可以介绍给我，这个店的情况你了解的，价钱好说。”
　　“嗯。”我点了点头，没再说话。一时间，我不知该说什么好。我很想拿点钱给老戴，可我没有钱，老戴和Bob在澳洲还有家人，可我呢？连家人都没有，我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我无力改变任何事。就在不久前，我和老抠回到以前的住处探望房东和房东太太，发现家里只剩房东太太一个人了，她笑得很诡异，让人浑身发凉。房东怎么可能就这样消失了呢？可我和老抠是外人，只是过路的房客，我们没资格指手画脚……
　　“你和James（老抠）将来有什么打算？”Bob打破了我的沉思。
　　我很无奈地笑了笑：“还能怎么打算？James（老抠）和我都成砌砖工了，只能想办法移民啦。”
　　“哈哈，祝你们学业有成。你在高中的时候成绩就很棒，一定好好读书。最后能出头还是要靠读书。对了，我们去泰国旅游的时候，在一家中国人的复古小店里买了些小玩意，很便宜，送给你们当个纪念好了。”Bob一边笑着，一边掏出早已准备好的两个小盒子。
　　老抠和我打开一看，两块怀表正躺在盒子里冲我们笑……
　　二、小万悲歌
　　原谅我没有勇气，用第一人称去唱完这首悲歌。
　　——第三人称先生
　　1
　　哦，这是2012年的5月了。这意味着，骂移民局的时候又到了！
　　每个还没拿到身份的外籍人都知道，澳洲移民局即将颁布他们自以为是的新政策了。说是新政策，其实根本就没什么新鲜的。从去年9月份，中介公司就得到了内幕消息，并美其名曰“经本公司著名移民专家预测，明年的移民政策将会作出××××调整”。在所谓的新政策里，人们最关心的当属移民职业清单了。这份清单年年都会变，只有留在上面的职业，才有资格申请绿卡。学习一份职业，至少也得两年时间，这直接关系他们是否还有继续在澳洲混下去的必要！
　　在墨尔本，移民局被设在了市中心，申请签证、续签体检以及更换信息等，一切与身份有关的事，都要在这里办。所以，这里每天都挤得像个难民营，各种肤色的人都有。这里的工作人员总是面带微笑，他们会尽量照顾你的情绪，除了英语沟通上的障碍，不会让你感觉到隔阂。可是再多微笑，也改变不了新政策的走向。新政策正式发布的那天，有人大哭大闹，也有人默默收拾行装。
　　无论是墨尔本还是悉尼，甚至远在北半球的纽约，每一座繁华的城市里，都会看到这样的场景。为了阳光更加灿烂，每座城市都要定期清理它不需要的“资源”。
　　“这些移民官真该死，什么破政策！看得我想杀人了。”
　　“算了算了。我们这种没钱没学历的，只能走雇主担保了。”每个被新政策坑了的人都会这样说。
　　小万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去年就从中介那里得知，自己所学的蓝领专业将被剔除。这意味着，他两年来的努力全部白费。要知道，为了这个蓝领专业，小万勤工俭学读了两年书，好不容易毕业，拿到了职业认证。现在，他连工作还来不及找呢，移民局就出新政策了。
　　不是为了移民，谁会跑澳大利亚来干蓝领？小万太想留在墨尔本了，新鲜的空气，与世无争的生活。他的想法很简单，他不是一个有什么宏大志向的人。他只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工作、居住，安安静静地活着。
　　可移民局才不管那些呢。一纸政策，他们就把小万的念想给断了。不知道，当移民局的文员在键盘上咔咔打字的时候，是否仔细听过，那是多少人梦想破碎的声音。
　　政策颁布的那天，小万眼神呆滞地坐在电脑前，不断地刷新网页，像一个死刑犯，拼了命地在判决书上寻找自己的名字。
　　两年多来，小万一直在帮一家广东餐馆送外卖。里面的员工全是和他差不多大的，没找到专业工作的留学生。这些人都是读的技校，学历不高，英语也很一般。新政策不仅提高对工作经验的要求，连学历和英语的门槛也大幅上升。对于小万他们这样的人，唯一还能走的路子，就是“雇主担保”。一时间，“如何走雇主担保”，成了店里的首要话题。
　　雇主担保不是那么好找的。老板的公司达不到移民局的资质要求，他再想帮你，再喜欢你都没用。一些聪明的中国人，把雇主担保做成了生意。为了绿卡，有人愿意给老板白干三年，也有人愿意一次性付出一大笔钱。
　　小万是店里第一個找到雇主担保的。这同时也是他个人悲剧的开始。
　　2
　　第一次动杀人的念头时，小万已经躺在床上哭了整整三天。这三天里，他回忆了很多事。来墨尔本的这些年，小万活得太窝囊了。头两年勤工俭学攒了点钱，却被合租的几个混混给敲诈走了。所幸他认识了大D和马胖子。大D有点帮派背景，马胖子也不是怕事的人，他们俩和那些混混打了好几次架。混混们怕把事闹大，就不再欺负小万了。
　　本以为，后头的日子会一帆风顺。谁承想，刚毕业，就赶上了移民政策大变，所学专业也从移民职业清单里拿掉了。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还有雇主担保这条路可走。于是，小万找到了一个在中介公司工作的老乡。老乡帮他介绍了一个老关系，是个包工头，叫阿龙，福建的。阿龙张口要10万，保准办成。小万偷偷从其他中介那儿打听过，10万澳元比行情价底，一般都要十二三万呢。这年头，10万澳元就肯帮同胞做雇主担保的人不多了，良心呀！ 　　可是当小万回头再找老乡的时候，老乡却生气了。原来，老乡知道小万偷偷从其他中介处打听消息的事，认为小万不地道。这让被喜悦冲昏了头脑的小万觉得很羞愧，他请这位老乡去“天府川菜”吃了好几顿饭。
　　“麻烦大哥了！”每次吃饭，小万都举起杯子，恭维几句。这个老乡每次到“天府川菜”吃饭都会喝酒。在墨尔本，酒是很贵的，一小瓶啤酒也得三五十元人民币。
　　“没问题！我已经办妥了！你把钱给阿龙，我们回头补合同。”老乡醉醺醺地碰了一下杯。半杯啤酒下了肚，另外半杯沿着下巴往下流。
　　这是小万最后一次请老乡吃饭。小万在继父家庭里长大，继父那边也有孩子。但小万还是尽力说服了家里人，卖了一套房子，凑齐了10万澳元。
　　谁知道，该死的包工头阿龙拿了钱不办事，要小万再拿10万出来，才肯帮他……
　　没办法，小万只好去找老乡。老乡却先反咬一口，怪小万和阿龙交易的时候不通知自己，害得自己损失了一笔生意。还说这种事情应该去找阿龙，虽然是老乡帮小万联系的，可他是免费帮忙，没有从中抽水，不该负任何法律责任。几句话，老乡就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完全忘了当初是如何跟小万打包票的。
　　看小万被自己说得愣住了，老乡紧接着又说，看在同乡情谊上，再拿7万澳元来的话，他保证能帮小万找到一家安全可靠的公司。小万又试着跟老乡联系了两次。
　　老乡心虚，干脆不接电话了，只留下一条短信：
　　“小万你不能这么做人！钱是你给阿龙的，我没经手，出了事你自己去找阿龙！”
　　老乡的背信弃义，并未让小万彻底绝望。小万想到了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这件事。他去华人街，找了家香港律师事务所。在墨尔本这种地方，从来就不缺坑爹的律师。小万对他的朋友讲，接待他的那个律师戴着一副蚂蚱眼睛似的黑框大眼镜，长了一副“丢雷老母”的模样。和“丢雷老母”谈了不到30分钟，就干进去好几百咨询费，问出来的全是一些废话，还不如中介专业呢。在小万准备离开之前，“丢雷老母”清了清嗓子，用深沉的低音告诉小万，由于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中介和包工头都没留下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依据，所以需要找人去调查取证，这需要先支付3万澳元的前期费用。
　　“去他妈的。”听到对方提钱，而且还是3万澳元，小万立马炸了，站起来就走。
　　从律师事务所出来，小万一屁股蹲在地上，呆呆地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各色皮肤的行人、各式各样的车子。每个人都很忙，有旅游的，有刚从中餐馆走出来的，还有忙着开车送货的。他们的忙碌构成了墨尔本的繁华。绝望，往往就是在这种热闹处产生的。那一刻，小万觉得，生活保佑了每个人，却独独落下了他。
　　3
　　小万不知道该怎么向家里交代。他不敢去想象，家人们知晓真相后的表情。万里之外，一家人正盼着他以“澳洲人”的身份回去呢。他们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小万身上，尤其是他的母亲。可纸是包不住火的。小万可以向家人掩饰他在外被人欺负的事实，却掩饰不了10万澳元这么大的窟窿。要不了多久，他们对小万的热烈期待就会幻化成更大的埋怨。
　　小万觉得自己没有脸面去面对家人了。何以解忧？唯有杀人。既然生活因此而破碎，那么就只好让对方也破碎才行。他想到了马胖子常常吟诵的，李白写的一句古诗：
　　“笑尽一杯酒，杀人闹市中。”
　　杀人本身并不是件难事，尤其是在墨尔本这种地方。邻居们老死不相往来，所以，很多尸体是熏晕了半条街以后才被发现的。这些年，破不了的杀人案太多了。放在平时，那些警察连抢劫都懒得管。在华人论坛上，我们不止一次地听说有人被抢。结果报警后，警察发现抢劫的那帮人不满18岁，就把他们当场释放了。再近一些，就说大D和马胖子吧。他们俩和那帮混混打架，打得血肉横飞，其中一个混混的眼睛都被戳瞎了。他们俩跑到墨尔本外躲了一阵子，不也什么事都没有吗？
　　有了大D和马胖子的先例做榜样，小万越琢磨越有信心。再说了，小万就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打工仔，长着一张标准的四川脸，扔进华人街里，和警察面对面都很被难认出来，有什么好担心的？
　　想到这里，小万就更高兴了。他起床，走进霉味熏天的厨房，拧紧了三天来一直在滴水的水龙头，丢掉案板上长了毛的面包，从柜子里拿出两包“出前一丁”方便面，然后切了一些西红柿，煎了一些培根，顺便煮上了一壶咖啡。他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看着食材按部就班地煮着，他走出厨房，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遐想着手起刀落，取下阿龙和老乡狗头的场景。
　　小万想，要想把人杀好，关键得过心理关。很多杀人犯能在犯案后潜逃多年不被发现，靠的就是过硬的心理素质。杀人和捏死一只蚂蚁可不一样。捏死蚂蚁，顶多发出清脆的“嘎嘣”声。可人的块头太大了，临死前会大声号叫，脸也会拧成一团，太瘆人。所以，趁手的工具是必不可少的。
　　工具决定了杀人的方式，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或者干脆用枪打他一身血窟窿。刀子很好找。不用非得月黑风高之夜，随便一个晚上就行。墨尔本的居民区很安静，过了下午7点就没人再上街了。小万只要偷偷潜入目标家里，趁着他看电视或玩电脑的时候，从脖子側面来一刀。记住，一定得侧面，脖子上的两根大血管都在侧面。一刀下去，血能呲到天花板上。一般人看到自己的血喷那么高，吓都吓死了。趁着目标还没反应过来，再从脖子另一侧下手。两刀下去，目标就死定了。救护车提前停在家门口也没用。要是用枪，就更简单了。大D手里就有枪，借来就是了。用枪杀人，可以表现得勇猛一点。一脚踹开门，如果看不到目标，就先对着空屋子放两枪，让目标胆寒。等小万找到目标时，他躲在某个房间角落里，筛糠似的哆嗦着双腿。小万只需要微微一笑，将枪口对准他的天灵盖，扣下扳机就好了。到时候，墙面上肯定会出现一道“艺术画”。最后，小万再潇洒地丢一张纸条，上书“杀人者小万”，然后像一缕烟，消失在黑夜里。
　　直到厨房里传来一阵阵煳味，小万才想起来，锅上正煮着东西。等小万感到厨房，发现方便面已经煳了半锅，散发着一股类似火药的味道。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根本就不会用枪，连保险都不会开，想要用枪杀人？纯粹是扯淡。 　　小万盛出剩下的面条，就着西红柿和培根吃。他一边吃一边想，关键还是自己太怂了。真想杀人的话，可以谎称给阿龙送钱，趁他不注意就可以动手了。可阿龙长得太壮了，比一般的福建人长得都壮，一脸凶相，看见就害怕，哪还有胆子动手？而且阿龙是常年在工地上干活儿的人，皮肤晒得黑乎乎的，一看就力大无穷。越是这么想下去，小万就越觉得自己没用。
　　这会已经是凌晨3点30分了，外面天还没亮呢，小万不想继续哭下去……
　　为了让自己心里好受些，小万决定看看书。当然，作为一个普通留学生，小万身边根本就没有可看的书。他所谓的“看书”，其实是上网冲浪。
　　于是，小万在百度里输入了“如何让自己不冲动”等字眼，开始搜索相关的心灵鸡汤。
　　“冲动毁掉你的前程，冲动是魔鬼！遇事要冷静，不要顶撞领导，学会笑对人生。”这两句话是小万从某本畅销书的电子版上看到的。第一句的前半句是无病呻吟，后半句是名人名言摘抄。第二句则是纯废话。用马胖子的话说，心灵鸡汤是人类精神堕落的产物，是圣母婊的象征。鸡汤从来都不会与现实接轨，却始终用一种看似接地气、百分之百正确且自欺欺人的方式来弥补读者内心的空洞。
　　毁掉前程？小万笑了笑，自己还有前程吗？已经20岁了，青春白白浪费在这里，就算回国，他又能干什么？继续送外卖？他好歹也在国外呆了这么多年，就算是为了虚荣心，也不能这么窝窝囊囊地回去。
　　马胖子说过：“冲动是魔鬼，但魔鬼解决问题更直接。”跟畅销书上那话一比较，小万觉得马胖子简直是个哲学家。小万以前也不是没动过杀人的念头，只是没有这次强烈罢了。那时候他刚认识大D和马胖子，以前总欺负他的那几个混混，看着不好从小万这里讹钱了，就转而去欺负小万喜欢的一个女孩子。其实，每个雄性都是有戾气的，只是缺少来自雌性的激发。那几个混混的举动，让一向懦弱的小万爆发了。他居然拿着刀子要去捅那些混混。只可惜他经验太少，不仅没赢得女孩的芳心，还被那些混混打了个鼻青脸肿。很长一段时间，这件事都被周围的人当成了笑料。后来，还是大D和马胖子替他收拾了那些混混。不过两人因此惹上不少麻烦，小万已经有日子没见到他们了。
　　现在呢？总不能再麻烦他们吧。非亲非故，小万拉不下那个脸。可是，除了大D和马胖子，没有一个人能帮他，除非上帝从天上扔10万澳元给他……
　　4
　　又想了三天，还是什么办法也没有，小万决定厚着脸皮去找马胖子帮忙。
　　本来小万想找大D的，但大D正好去外地了。好在马胖子脑筋转得快，鬼主意多，找他帮忙也很合适。那天正下着雨。小万特意把约见地点定在了Boxhill的“有滋有味”烧烤店。这家自助烧烤店是华人开的，价格便宜。马胖子每周都会和朋友们来这里吃饭，比如一个曾经和小万见过一面，但压根不理小万，并且极度抠门的，外号叫“老抠”的家伙。
　　“马哥，我想去杀人……”
　　本来，小万想了一大堆说辞，可看到马胖子进门后，他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了。马胖子的头发至少半年没剪了，刘海那块儿像个倒扣的锅盖，络腮胡子已经长到了腮上。小万不知道马胖子在沒见面的这段时间里经历了什么。他看着马胖子，想说话，却打起了结巴。直到马胖子都到了跟前，小万才干脆来了个单刀直入，直接说出了目的。说完以后，小万后怕地看了看四周。“有滋有味”的生意不是很好，此时老板正在后厨准备东西，全店里，只有他们两个客人。
　　马胖子并没有理睬小万，而是先坐下，然后脱衣服。马胖子刚一揭开外套拉链，一股雨水的潮气和浓重的汗味就扑面而来。其实，马胖子根本就不想和小万联系，小万虽把马胖子当朋友，可马胖子只把小万当成一个熟人而已。
　　在马胖子看来，他与小万并没有多少私交，只是因为一个共同的朋友大D才会认识。而且，他一直觉得小万有点傻，不愿多搭理他。当初之所以会帮小万出手教训那些混混，一方面是因为大D，另一方面，马胖子也是个仗义的人，看不惯华人欺负华人。可两人因为这事惹了麻烦，还跑过路，再加上已经很久没和小万联系了，在马胖子看来，小万这家伙有点累赘，帮不上什么大忙不说，还总是惹事。要不是看在大D的面子上，马胖子来都不会来。
　　听到小万说要杀人，马胖子只以为他在发神经。不过，既然决定来吃这顿饭了，总不能太没礼貌，所以，马胖子决定教育教育小万。他抓起筷子，敲着盘子对小万说：“杀人这种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你先考虑清楚，这是多大的事情，有没有必要去杀，再考虑能对自己有多大好处，最后你要考虑会不会影响到家里人。如果你认为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想杀他，那可能就是你真心想杀他。”
　　小万点了点头，觉得马胖子说得很有道理。在这种事情上，马胖子从不纸上谈兵。在红灯区工作时，马胖子报复过一个砸店闹事的外国帮派分子，并打断对方一只手。还有一次，马胖子帮自己教训一个欺负他的混混。马胖子先是用凳子砸他，从一楼追到二楼，打得那混混趴在窗户上要跳楼。可马胖子呢，想都没想，一把就将那混混推了下去，看着混混躺在地上挣扎的样子，还很轻松地对周围的人说：“二楼摔不死人，最多摔残废。我看他舍不得跳，就帮帮他。”小万觉得，马胖子虽然打架不如大D厉害，但马胖子是有杀人的胆量的。
　　“我是不是该把所有欺负我的人都杀了？”小万把两只手放在桌子上，毕恭毕敬地挺了挺腰板。
　　“不用，谁欺负你最厉害就杀谁。”马胖子忙着喝饮料，随口回了小万一句。
　　“你他妈的消停下，那几个混混的事刚过去，我和大D可不想再跑路了。你他妈老老实实的，他们都跑悉尼去了，你还想怎么样？”喝完饮料，马胖子擦了擦嘴，又补充了几句。马胖子可不想再惹上任何麻烦，他一副老子教儿子的语气训斥着小万。在小万面前，马胖子很有优越感。小万根本就不知道，马胖子打断别人的手，只是失手而已，当时他们一帮人呢，是不是马胖子打断的也不好说。小万更不知道，马胖子是因为别的事才和混混们打架的，所谓的帮助小万，只是借口而已。马胖子没小万想象的那么义气。小万并不知道，此时的马胖子已经对小万有点不耐烦了。 　　不一会儿，老板把菜端上来了。马胖子的脸笑变得像煮开了花儿的猪脑子。马胖子一口气在烤炉上摆了二十多枝羊肉串。肥羊肉块们吱吱叫着冒出了油花，滴在被电烧红的铁网上。
　　“马哥，我该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放着好日子不过，你作死啊。你不是做雇主担保了吗？好好生活，好好工作。当孙子也得忍过这两年。两年过后，拿了绿卡就去入籍。那时候让你去杀人你也不想杀了。你看看我，我想做都做不了。”马胖子连眼皮都没抬，专心致志地侍弄着肉串。这些年，马胖子干过许多职业，比如砌砖工。在墨尔本，干这行当的华人很少，他深知做了雇主担保意味着什么。马胖子何尝不想做呢，可是他没钱。暗地里，他还有些嫉妒小万，因为小万家里有房子可卖，马胖子家没有。再过几年，小万就能拿到绿卡了，然后顺理成章地入籍。而他马胖子呢，始终都是一个游走在黑民和合法签证之间的边缘人。
　　“小万，你看这些烤串，这些肉吃下去就变成了我们的肉。我们死后烂在地里，被植物吃，植物被动物吃，动物再被人吃，如此循环，我们不过是在吃自己的同类而已。”雇主担保这件事戳到了马胖子的痛处，他开始故意转移话题。
　　“马哥，我想好了，我必须杀人！我做雇主担保被骗了，你得帮我！我就杀那个老板和中介！”小万瞪大了眼睛，有些着急。
　　“啥？”马胖子刚要送到嘴边的烤串停在了半空中，张着嘴巴看着小万。
　　“哇”的一声，小万哭得那叫个稀里哗啦。马胖子像不要钱似的一个劲儿给小万递纸巾。新进来的客人都朝他们看，不一会儿，老板也从后厨跑出来看。客人们忙着看热闹，老板却在心疼纸。
　　被小万这么一哭，马胖子的食欲反而更大了，这顿饭从下午5点30分吃到10点。听小万连哭带讲，马胖子总算理清了线索。
　　小万被骗的这10万澳元之所以说不清，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阿龙和小万交易的时候就没给小万打过条子。这期间小万还打电话问了老乡，老乡直说没问题。等小万和阿龙交易完了，老乡又回过头来反咬一口，说小万没通知他就去交易了，耽误他抽水了。这很明显是个套。
　　其次，小万的这笔澳元是通过黄牛兑出来的。黄牛在国内收了钱，再让澳洲的非正规换汇公司给小万澳元，比银行转账便宜许多。有人说，这种换汇公司是专门给黑民服务的，所以，无论小万如何哀求，那家换汇公司都无法给小万提供证明。
　　听小道消息说，在澳洲，黑民们不敢存钱，因为一旦被抓到，会被强制关在一个岛上，每天好吃好喝伺候着，直到把他们的钱花光为止。所以，很多黑民会定期通过一些私人换汇公司把积蓄转移到国内。换汇公司从中赚取手续费和汇率差价，他们的资金流动并不像银行那样正规，怕引来政府查，根本不敢开证明。再说，换汇公司又不是公信机构，出了证明也不见得有什么效力。
　　真是要了命了，整个过程都是现金交易，根本没有记录可查。
　　“你怎么就没要个条子呢？”马胖子质问小万。其实在马胖子身上也出过类似的事，只是他不好意思提罢了。
　　“他让我用现金的，换汇的那边也给的我现金。我们在郊外交易的，他说他在那边有工地，还带我看了一眼。收了錢以后，他说有急事得离开，说回头以公司名义开正规收据给我，然后就走了。”小万低声说。
　　“那车牌号你记住了没？”马胖子心想，如果有车牌号的话，还可以去报警，通过车牌号去找阿龙。
　　“没有……”小万说。
　　马胖子气得差点骂出来。阿龙摆明了坑小万，小万却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只能干生气。对于阿龙这种人，死磕也不是办法。阿龙有钱有势，还有公民身份，真打官司，耗也能耗死小万。请律师，太贵了！
　　“马哥，你得帮我！”小万好像又要哭了。大D不在，小万能依靠的只有马胖子。
　　“这两个人都该死。但是我不会去帮你杀人的。要杀你自己去杀。人人只有一条命。”马胖子一口回绝了他。马胖子不想惹任何麻烦，他早就辞掉了红灯区的工作，洗心革面了。和以前一起砌砖的朋友干起了Jim Fencing（墨尔本的一个围墙修理生意公司）。说到底，他对小万的同情远远大于友情。在马胖子眼里，100个小万加在一起也凑不出一颗杀人的胆子。顶天了，小万也就跑去跟人家打一架。
　　“算了，等我问问大D再说吧！”马胖子看小万又要哭，所以又补充了一句。话一说完，马胖子就后悔了，终究是心软了，干吗不说让他去找大D商量。这样一说，马胖子又得和大D联系。大D肯定会帮小万，这意味着马胖子也得掺和进来。可他一点儿也不想打破现在平静的生活。
　　5
　　大D决定，给小万一次杀人的机会。
　　大D是根正苗红的帮派分子，依靠帮派力量打听一个人的下落，太容易了。马胖子怀疑老乡，大D就找人把老乡的背景查了个底儿掉。
　　老乡是70后，大学学历，和小万一样是四川人。在国内做点儿酒水生意。有点闲钱后开始炒股、玩民间放贷，结果赔了个底儿掉。国内呆不下去了，他就做“假投资移民”来了澳洲。中介帮他联系了一个很便宜的Milk Bar（牛奶吧，一种零食店），这家小店的生意差得很，连移民局要求的营业额的三分之一都不够。没办法，他只好自己给自己刷营业额。小店仅有的那点儿利润还不够税款呢。那是他过得最苦的几年。一家人到处打工，就为了凑够税款。生活上，更是节衣缩食。两年时间，连件新衣服都没买过，食物只买HomeBrand牌（HomeBarnd，又名穷人牌，白色包装，是全澳洲最便宜的牌子）的。成功移民以后，中介主动联系了老乡，想要卖掉他那个破破烂烂的Milk Bar。老乡当然一万个愿意了。在中介的操作下，老乡做出了一本漂亮的假账。Milk Bar以超过市场价三倍的价格卖给了另一家中国移民。这是他来澳洲以后赚得最多的一笔钱。面对利益诱惑，老乡索性就跟着中介干了。遇到小万时，老乡已经在这家中介工作两年了。而这家中介，就是阿龙的亲戚开的。
　　当然，大D查到的信息远不止这些，就连这个老乡爱去哪里找小姐，他都知道。大D说了，这个老乡没有什么帮派背景，随便绑，不过是个移民而已。 　　大D回来一周后，两人来到小万家里。马胖子从车里扛出了捆得像粽子一样的老乡，一脚踹到了客厅墙角里。
　　马胖子得意地对小万说：“我俩送佛送到西，有什么事你就自己问他。我去煮饺子吃。”
　　看着缩成一条蛆似的老乡，小万问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是不是和阿龙合伙骗我？”
　　老乡当然不会承认了。可小万来来回回就只问这一句，像个复读机。
　　大D站在一边苦笑着摇头。
　　小万问了十来次的时候，老乡也烦了，干脆不理他。看着老乡嚣张的样子，马胖子决定对老乡进行点儿简单粗暴的审讯。马胖子从冰箱里抽了一堆冰块，直接倒进了老乡的裤裆里，冻得他一个劲在地上颤抖。这一招是从《疯狂的赛车》上学的。看着老乡冻得直抽搐的样子，大D在一旁哈哈大笑，就连小万也跟着笑了起来。
　　老乡对着马胖子破口大骂，还吐了一口痰。马胖子用衣角擦了擦脸上的口水，转身回到了厨房。
　　十秒鐘后，马胖子从厨房走了出来，手里端着半锅已经烧开了但还没来得及下饺子的沸水。不等老乡喊求饶，马胖子直接把这半锅沸水倒在了他身上。老乡烫得哇哇大叫，明明被捆了十几道绳子，却像跳蚤一样从地上弹跳了起来……
　　紧接着，马胖子又在老乡身上浇了半锅凉水。老乡顿时不喊疼了。经过这一热一冷的折腾，他终于肯说实话了，承认自己做套骗了小万。那10万块钱里，他个人分了3万澳元。他还很诚实地告诉我们，自己把钱都在赌场里败光了。小万很生气，拿椅子朝他天灵盖上砸了几下。但小万力气不大，没把他砸死，只是砸出了一溜血，像受惊的蚯蚓曲流拐弯地顺着脑袋爬到地板上。
　　“你不是要杀人吗？现在机会来了。”大D话不多，但句句有力。他抓起桌子上的水果刀，丢到了小万脚下。
　　小万捡起水果刀，喘着粗气，身体忽上忽下，像要爆炸似的。在场的人清楚地听到空气是如何从小万的鼻腔进入肺部，又是如何带着他的体温被呼出来的。就这么瞪着，大概两分钟，小万放声大哭，手一松，水果刀掉到了地上。
　　大D点了一支烟，平静地看着小万。马胖子叹了口气，无奈地摇了摇头。两人默契地走到了院子里。
　　“怎么处理这家伙？”马胖子问。
　　“让小万自己处理吧。”大D拉开了车门，送马胖子回家。
　　6
　　谁也没想到，小万居然把老乡给放走了。
　　大D和马胖子走了以后，小万一直在哭，哭到没力气了，两个人就大眼儿瞪小眼儿互相看着。沉默了几分钟后，不知道是谁先开的口，两个人居然聊起了天儿。也许是老乡先开口道歉，也许是小万又问了一句你为什么骗我。总之，他们两个可怜人，聊起了来澳洲后的种种不易。老乡对小万讲了自己一家人为了移民是如何卧薪尝胆的。为了凑钱，孩子上学的事都给耽误了。一家人洗盘子、刷碗、洗油烟机，什么都干。在国内的时候，哪怕再落魄，他们也想不到会去干这些活计呀。
　　小万认为老乡的经历不算什么。洗盘子这种活儿他干多了，而且他还在工地上干过木工呢，成天风吹日晒的。小万还对老乡讲了，他是怎么被混混们欺负的。大D和马胖子又是怎么跟那帮混混打架的。
　　老乡听完后，长叹了一口气，直骂澳洲是个鬼地方。他在国内好歹也是个中产阶层，谁承想来澳洲后混得这么落魄。老乡的脸上血流得有点多，他一边笑着一边靠着墙坐起来，想在墙上蹭一下。
　　“我在国内最风光的时候也有几套房啊，全是一时贪念……”老乡脸上跃起一阵光辉，又很快暗淡了下去。
　　“谁说不是呢？我小时候，我爸爸就是炒股赔进去的，精神错乱了。我妈后来才改嫁的。”小万附和道。
　　“真是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言语间，似乎有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味道。
　　俩人越聊越投机，没有了刚认识时，那些虚情假意的客套。其实，小万从心里也从没把他当过老乡。现在这个年头，还有几个人会念及老乡情谊？最早，小万之所以对老乡那么客气，是觉得他能帮自己找雇主担保而已。老乡那头就更不用说了，他完全是抱着坑小万的目的才接近他的。
　　“不好意思啊，我朋友把你弄成这样。”小万蹲下，看着老乡脸上被烫坏的皮肤说。
　　“没事。毕竟我骗了你，也是我该挨揍。这叫报应。”老乡摇了摇头。没有人知道老乡在那一刻想到了什么，但从那以后，他真的没再和中介合作过。
　　“如果我现在放你走，你会去告我们吗？”小万天真地问。
　　“不会。”老乡看着小万，眼神里多了点爱意。小万也才20岁出头，比他儿子大不了几岁。
　　“那你发誓！”小万说。
　　“好的。我发誓，我绝对不会告你们，也不会报复你们。”老乡看着小万的眼睛说，像是在哄自己的孩子。
　　“你走吧！你骗了我，我打了你，我们各不相欠。”小万解开了绳子。
　　“谢谢。”老乡站起来，点了点头。临走还从地上捡起了那把水果刀，递给小万。
　　就这样，小万把老乡放走了……
　　7
　　接下来的事，该怎么说呢？
　　被放走的老乡信守承诺，没有出卖任何人。大D和马胖子在外面躲了一个月才回到墨尔本。马胖子从外面回来后，继续修栅栏。大D继续混他的日子，搞起了贩卖国产烟的生意。小万也重新干起了送外卖的行当。
　　总之，日子又回归了平静。可谁都知道，那日子是带着巨大的伤口的。就像一匹刚刚被阉了的公牛，被人强行牵上路一直走着。就像一匹刚刚被卡车碾过身子的小黄狗，拖着黏糊糊的肠子，温柔地朝主人的方向爬着。
　　日子就像是卡在这样的一段区域内，不前不后，不上不下，不生也不死。小万做雇主担保被骗的那10万澳元，就和澳大利亚上空的臭氧空洞一样，阴魂不散地飘着。
　　又过了一个星期，刚刚发了工资的小万，邀请大D和马胖子去天府吃川菜。
　　大家很默契，谁也不提关于老乡和阿龙的事，只当这是一顿再平常不过的聚餐。大D的国产烟事业搞得如火如荼，光上周就挣了3000澳元。马胖子修栅栏修得很开心，刚和朋友接了几个大活儿，忙得不可开交。两个人都不想看小万伤心，也不想再因为这事惹上麻烦。 　　可偏偏在吃饭的时候，小万接到了一个电话。是阿龙打来的。电话里，阿龙好像喝多了。借着醉意，阿龙蛮横地问小万要钱，扬言若再不给够钱，就再也不帮他做雇主担保了。
　　小万挂了电话，把手机倒扣在餐桌上，看着大D和马胖子，愣了几秒后，轻轻地说了一句：“我要杀了阿龙。”
　　“操你妈的！你回家杀你自己吧。好不容易抓个人都让你放跑了，害得我们两个出去跑一个月。妈了个逼的，想起这事来就想打死你！”小万不说话还好，一说话，马胖子的火腾一下就上来了。上次放走老乡，大D和马胖子差点吓出尿来。两个人连骂小万都顾不上，连夜就逃离了墨尔本。其实后来马胖子想骂骂小万的，但总觉得事情过去好几天了，再骂也没啥意思，还显得自己小气。可这一次，小万的话让马胖子重新找到了借口。
　　“哥。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必须杀了他！我知道阿龙背后的人不好惹。我不会牵扯你们的。你把枪借给我吧。”和上次的号啕大哭不同，小万流泪了，卻没哭出声来。
　　大D看着小万，一句话也没说。
　　“滚！别再让我看见你！”马胖子一拍桌子，拉着大D往外走。马胖子是真生气了，那句话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从嗓子里蹦出来的。
　　从天府出来以后，小万就失踪了。不仅把工作辞了，就连电话也不接了。马胖子和大D见小万没联系他们，也乐得清闲。大D依然到处兜售着他的国产烟，甚至有人给大D起了新外号，有叫他“点儿八”的，也有叫他“中南海”的。而马胖子呢，天天修栅栏，晒得皮肤黝黑，走在街上，很多老华侨都以为他是老挝人。
　　是的，日子又平静下来了，还是带着那个巨大的伤口。没有人再见过小万。
　　哦，对了。忘记讲一下大D和马胖子了。大D的父母做生意破产，几年前就自杀了。他在澳洲孤苦伶仃地混着。可大D一直记着呢，骗他父母的人去了美国，一旦知道了他们的下落，大D马上就会去找他们。至于马胖子呢？他的情况也没好多少。父亲被下了冤狱，仍在坐牢。他的母亲被气得犯了心脏病，没钱动手术，在手术室外面停了好几个小时。要不是亲戚们东拼西凑凑够了手术费，可能连命都保不住。马胖子发过誓，如果这辈子混不出什么出息，就回去找那些陷害他父母的人，杀他们全家。
　　可是，你看看现在的他们，看看他们忙忙碌碌的样子，早已经忘记了仇恨。他们都已经成了生活的小马仔。所以呀，这日子太平静了，平静得感觉不到那些伤口的存在。
　　8
　　28天后的一个周末，全墨尔本的人都在忙着通宵party。
　　淡蓝色的月光下，有个瘦弱的小家伙冲进了阿龙家里。就像当初躺在沙发上想象的那样，小家伙一脚踹开了门，从口袋里掏出一把不知从哪儿买来的手枪，顶在了阿龙的脑袋上。
　　可接下来，剧情就变了。那个可怜的小家伙连开了几枪，都没响。原来是忘记拉开保险了。一瞬间，阿龙和身边的人将那小家伙打翻在了地上。
　　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和想象的不一样。在原定的想象中，如果能够成功击杀阿龙，这小家伙还能像一只鸟一样，轻飘飘地，一步步踏着空气飞走。
　　可阿龙没有死，依旧活蹦乱跳的。
　　有人说，那天晚上的月亮变成红色的。
　　不久后，小家伙被遣送回国了。在故乡的一栋大楼的顶端，他重新接上了想象中的剧情，体验到了像鸟一样飞翔的滋味。只是这一次，也和想象中的不一样。他张开双臂，踏着空气，却没有高升。在加速般的坠落中，他感觉气流在穿透他的身体，那若隐若现，仿佛即将从手指缝里生长出来的羽毛，无法给他提供足够的浮力……
　　嘭！这是一次失败的飞翔，也不可能有第二次了。
　　那个倒霉的小家伙，就是小万。
　　三、墨尔本的中国砌砖工
　　1
　　该从何说起呢？本来，我是想继续写小万的。但就在我准备动笔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了巨大的疲惫。于是，我决定写点轻松一些的、不那么悲伤、不那么沾着死挨着亡的事。于是我决定，暂时放下忏悔，去写点穷开心的记忆。事实上，从我动笔写小说的那天起，就想写写墨尔本华人砌砖工们的故事。有位博士后出身的老师告诉我，写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人物不能太多，一两个就好，一定要有鲜明的个性。故事不能太碎，必须有一条主线贯穿，要让人物的塑造在主线行进中完成。一切人物都要为主线服务……
　　老师讲了很多理论，让我这个读书少的孩子，听得像磕头虫似的，频频点头。从老师那里离开后，我就上街散步去了。路过一家玩具店，看见里面摆放着小时候最爱玩的玩具士兵。隔着玻璃窗，我看到有个小孩子拿着玩具士兵“biubiu”地玩战争游戏。一个又一个士兵在他手中倒下，没有一点惊喜和意外。战争的结局早就被孩子写好了。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老师跟我讲的所有理论都是扯犊子。小说又不是连体蜈蚣，干吗要一条线串到底，想想都瘆得慌。我要写的是自己的真实经历，称它们为“小说”，不过是托词。其实那就是回忆录。写回忆录还要个狗屁架构，想到哪里写就是了。生活本来就是众多角色编制起来的，这又不是写先进事迹，要典型人物作甚？我们总会遇到一些让你心动一次却再也见不到第二面的人，不是吗？我不觉得五个以上的角色会影响到读者的阅读体验……
　　就这样开始好了！名字就叫《墨尔本的中国砌砖工》，我想不到比这更好的名字了。如果以后能写成长篇，也会沿用这个名字的。接下来是小说的开头，请容我再想想。我得选个特殊点儿的日子！至少是在小万去世以后的。
　　2
　　日子就定在2014年春节那天吧。时间是清晨，地点是澳大利亚的墨尔本。那是我来墨尔本的第7年了，我们这一帮人早就失去了对春节的仪式感。
　　但这一天，华人砌砖工圈子里出了一件大事——
　　在电话里喊过我“爸爸”的猪大肠出车祸了。
　　猪大肠被送进医院后，医生首先联系了他的合伙人老孔。老孔一听猪大肠被撞，立马挂了电话，兴高采烈地将这个“喜讯”告诉了老王和老抠。老王收到消息的时候，刚刚坐上从悉尼返回墨尔本的飞机。老抠收到消息的时候，正在酣睡。这可真是天大的喜讯呢，老抠撞开我的房门，把我喊醒了…… 　　好的。到现在已经出来五个人物了。请容我慢慢地讲下去。
　　老抠是我在墨尔本认识时间最长的朋友，到澳洲的第一天我们就认识了。我们俩一起读语言学校，一起读高中，一起读TAFE技校，一起在工地里打工，一起关在家里打游戏，一起去申请绿卡，又一起被移民政策坑。在这么多一起的经历里，我们建立了比“断背山”还牢靠的友谊。
　　老抠长得和《武林外传》里的李大嘴一模一样，他的爱好不多，抽烟得算一个。读书时，一个会说中文的鬼佬向其索烟8次被拒。最后，那鬼佬用纯正的东北口音惊呼一声“哥们你也太抠了”。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老抠”之名从此横行江湖。在我认识他的这些年里，凡是白人找老抠要烟，老抠都是一句话——“Sorry，This is the last one。对不起，这是最后一根。”为此，老抠没少被人骂。但正是这么抠的一个家伙，在我困难到连车票都买不起的时候，主动借给了我3000澳元。
　　再说说猪大肠吧。他是我们在TAFE技校时的一位师兄，是个标准的商人，从骨子里到外面，一切为了利益。用点儿大俗话讲，就是求你的时候可以给你跪下喊爸爸，用不着你了，他是你爷爷。2012年的时候，猪大肠接了个小工程，我过去帮他干活儿。结果工程干完了，他给我的工资比一开始约定的少，气得我直接把他的水泥搅拌机给掀了。从那以后，猪大肠再想找我帮忙，就必须在电话里喊一次“爸爸”。没办法，我身体好呀，整个华人圈子里，就我一个人能干小工。
　　有时想想，我也挺嫉妒猪大肠的能力的。我们小圈子里的几个人，就他能源源不断地接到活儿。和猪大肠一届的老王、老孔，以及其他六七个人都没猪大肠混得好。我和老抠那一届就更不用说了。开班的时候，还有小二十个华人，可到临毕业，人就跑光了，只剩下六个华人。
　　我想好了，等老王一落地，我们就去看看猪大肠。在我们这个小圈子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只要圈子里哪个中国人受伤了，大家都会主动帮忙，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当然，也可以钱和力都出。说到这里，请允许我再增加一個人物，Tim。
　　Tim是砌砖工出身，经历了几次改行，最后跑去修栅栏了。2012年年底的时候，我还和他一起修过一段时间呢。Tim在家里做饭，切排骨的时候把手剁了，骨头差点砍断。大家不光凑了钱给他，还利用空闲时间，帮他修了三个月栅栏，一分钱工资也没要。就连猪大肠也帮Tim白干了三天。不过我是不会帮猪大肠白干的，最多给他随点份子钱。因为我说了，他克扣我工资这事，我会记一辈子。除非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喊我“爸爸”。不过，我不希望猪大肠出大事，像他这种人，摔一下，躺几天，作为“天谴”就好了。毕竟他是家里的独生子。猪大肠虽然可恶，但罪不至死，不是吗？
　　是时候介绍介绍老王了。老王是唯一一个会督促我打扫房间卫生的朋友。直到现在，我都能闻到自己的房间里有一股霉味。这与我想象中的臭脚丫子味不同，是工地上，那种水泥、石灰与汗水混合的霉味，像可可粉的香味，夹杂着葡萄快烂成酒的酸味。这味道，每个砌砖工的房间里都有，就算你用吸尘器把墙皮吸下来也去不掉。它就像长在了我们的身体里，永远都洗不去。干活儿的时候，我们很少用杯子，都是直接喝工地上的自来水。实在需要器皿了，就从地上捡个空塑料瓶子涮一涮。
　　本来，我是不想当砌砖工的。在Tafe报专业的时候，我报的是Plaster（刮大白）。干刮大白的中国人太多了，不懂英语都能找到工作。可招生办告诉我们，今年不开这项专业，并推荐我们选择Bricklayer（砌砖工）。那几年，江湖上都在传，干砌砖工特别挣钱，一块砖一块钱。不光澳洲的留学圈子这样传，就连国内都传。而且国内传得更夸张，一些无良媒体居然说小工就能一周收入3万。天呐！连1万都没有好吗。一入砖门深似海，没有比砌砖工更惨的职业了，活是最累的，成本也是最高的。木工干错了，敲下几块板子来重新钉就好了。砌砖工呢？整面墙要全拆了重来……
　　那算是我在墨尔本过得最苦的一段日子，这帮哥们儿像糖精一样，有时甜，有时苦，就是没啥营养。我们不需要每天联系，却又惺惺相惜，因为世界上再也找不出这么一群二货，花着留学生的钱，干着农民工的活儿，享受着偷渡客的待遇了。
　　3
　　截至2014年春节，我和老王已经认识四年了。2012年6月，我们成了室友。那阵子，老王刚被一个鬼佬老板给坑了。在一次工作中，因为鬼佬搭建的脚手架有问题，导致老王摔断了肋骨。可这鬼佬呢？直接跑阿德莱德去了，一分钱工资也没给老王。好在从房东这里，我们俩接到了活儿，修院墙。房东是位兰州老医生，娶了一个比自己小20岁的兰州护士当老婆。这房子是他十年前做投资买的，是澳式老木头房，院墙早就该修了。更何况，那块院墙是挡土墙，挡着一棵大树，十年时间，树根将院墙顶到了人行道上。居委会给房东下了三次通牒，房东才肯修。
　　我报了800澳元的价，房东也爽快，就这么定了。老王负责砌砖，其他的活儿都交给我。我找了把大锤子，用半天时间把15米的旧墙和一部分地基砸烂，并清理干净，然后打电话订新砖。挡土墙和普通院墙不一样，用的是20多斤一块的特质砖头，空心的。等墙砌好了，我再往空心的地方灌水泥进去。这800澳元，我想都给老王，但老王说什么也不同意，只好五五分。
　　认识老王，是因为我的老板Scott。（抱歉，不得不再增加一个人物。生活总是这么难以把控。）他是地道的澳洲人，基督徒，我们Tafe学校的老师，同时也是个小老板。在全学校的老师中，Scott是最懂中国人、和中国人玩得最好的。在我找不到工作的时候，Scott给了我工作机会，并向我介绍了老王、老孔和猪大肠等人。
　　老王是成都人，在国内的时候，是小学体育老师。200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老王被中介坑出来了，正好就坑到了HoLmesglen Tafe里。为了节省家庭开支，老王白天在工地干小工，晚上去餐馆当服务生。他的工作午餐永远是果汁和白面包。
　　2012年年底，老王有了儿子。这让他备感压力，仿佛老了好几岁。每次听老王算账，都听得要发疯。这是一个新生父亲特有的絮叨，上私人幼儿园要多少多少万，上好一点儿的小学要多少多少万，以后读重点初中读高中读大学……。那张30岁的英俊脸皮下似乎藏了一颗80岁的心。只要一听到哪个生意赚钱多，老王的眼睛绝对瞪得跟狗看见骨头一样。 　　这次去悉尼，他就是去考察一家快递公司。因为老王听说，干快递公司很挣钱。Tim在南京同乡会里有个哥们儿就是做这一行的，2006年的时候，他那哥们儿花12万澳币买来一家公司。现在每年纯利二十几万。老王一听这收入就被迷住了。毕竟，干砌砖工，干到累死也挣不了那么多钱。于是，他从国内发小那里借了很多钱，也想买一个快递公司干。可这不是2006年了，澳洲的华人越来越多，有油水的工作早被抢没了。老王考察了半年，每天都跟我们聊快递公司的事，听得我耳朵里的茧都好几斤了。
　　好在他看上了悉尼这家。这家公司地处工业区，活多，年营业额13万，一年下来纯利约合10万出头，标价也只有11万而已。老王回家的时候才10点钟，他告诉我们，这一趟，他已经跟人签好了合同，等过段时间去交接就好了。
　　这样就把老王介绍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那就再增加点“废话”好了。
　　老王个头不高，但脾气很冲，估计跟川娃子们辣椒吃多了有关。2012年，澳洲经济大萧条，90%的砌砖工都失业了。老王在一家华人餐馆里干杂工，却总是被店里的福建大厨欺负。比如大家吃饭的时候，大厨故意给老王弄一大堆没人吃的花椒、八角，并很嘚瑟地说，你们四川人不就是爱吃这个吗。
　　为了工作，老王忍了。
　　老王之所以想要打他，是因为那福建大厨偷偷拿走了老王的护照。
　　店里除了福建大厨外，还有两个福建帮工，平时也没少合伙欺负老王。老王自知势单力薄，就给我们这帮砌砖的兄弟打了一遍电话。
　　每个接到电话的砌砖工都说，没问题，弄死他都可以，大不了躲到农场摘水果去。
　　这次干架是2012年的事。我已经离开了Scott的团队，自己想要独立做生意，刚被一个福建人给骗了。麻辣隔壁的，害得我节衣缩食，在家里吃了一个月大米饭泡牛奶。听到老王要打福建大厨，我是一万个愿意。我心想，操你妈的，干死这群福建B。
　　我和老抠一人一把水果刀，还从院墙上拆下来了一块砖头，摔成俩，我和老抠一人一半，算是远程武器。
　　Tim和老孔，一人开了一辆车，车上还有些我叫不上名字的中国人。除了猪大肠，几乎全员到齐。奇怪的是，每个人都揣了半块砖。这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是砌砖的吗？更让我无法理解的是，老孔居然在后车厢放了三把铁锹，看得我直乐。就这样，我们一行7人组成的“农民工”“砌砖工”军团，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那天，餐馆老板不在。等我们到的时候，那三个福建人已经在后厨和老王打起来了。一打三，老王吃了大亏。我们也没客气，把他们三个全按在地上。
　　一开始，那福建大厨挺横的，被按在地上还骂骂咧咧的。说自己是福清帮的，认识很多人，要把我们全剁碎了喂鱼。如果您已经读过我的小说《走在宽广的大路上》，您就会明白，我根本就不怕他威胁我。所以我直接给了他一个耳光。
　　老王就没我那么好脾气了。刚才他刚挨了揍，这会儿正没处发泄呢。不知道哪个不长眼的，把砖头递给了老王。老王一砖就给那福建大厨开了瓢。这可把旁边那两个家伙吓傻了。
　　我们不光把老王的护照拿回来了，还让他们每个人赔了老王一点儿医药费。
　　4
　　当我提出去看看猪大肠的计划时，老王却说：“先麻烦你们陪我去买点儿奶粉，然后咱们去华人街看年会吧。看完年会我们和老孔会合吃饭，吃完以后，我们去看看猪大肠。”
　　说实话，在澳洲买奶粉的感觉和做贼差不多，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和团队默契才能买成。老王开车，送我们到了Chanstone商场。这是南半球最大的商场，我们这帮人在这里也发生过很多故事，之后我会慢慢讲的。下车以后，我们每个人推了一辆购物车进超市。老王给我们每人600澳元，让我们尽量多买。
　　第一次帮老王买奶粉是2012年6月。那会儿三鹿奶粉出事都四年了，各大超市都颁布了针对华人的“奶粉限购令”。可那会儿我不知道，当我兴冲冲地装了一推车奶粉去结账时，收银员用鄙视的眼神看了看奶粉，又看了看我，用纯正的澳洲英语对我说了句：“Sorry，Two cans only。对不起，只能买两罐。”
　　我答应帮老王买六罐的。没办法，只好灰溜溜地结账，又像耗子一样，游走了其他几家超市，才算是买齐了。回家后我查了一下，早在2008年三鹿奶粉刚出事的时候，中国人就开始大批量购买澳洲奶粉，甚至买得澳洲出现“奶荒”。将心比心地想，澳洲人也得吃奶呀。所以，“奶粉限购令”就诞生了。但凡遇到华人，奶粉一律限购两罐。
　　现在是2014年的春节，“奶粉限购令”还在，而且奶粉越来越不好买了。干代购的中国人像雨后春笋一样，在一夜间遍地疯长。有人说，2014年的华人代购比2012年多了一倍。没办法，把商场转遍了，奶粉也没买够。最后还是老孔帮忙，从一家偏僻的药店里买了几罐。（澳大利亚的药店也卖奶粉。）
　　5
　　好了，想到哪里就说哪里，是时候说说老孔了。这哥们是我的山东老乡，神人一个，他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在不久的将来，我一定要为老孔写一本书，名字都想好了，就叫《老孔传：一个墨尔本华人砌砖工的奋斗史》。
　　老孔皮肤黝黑，像从煤炭堆里跑出来的。他同时也具有火一般的热情，谁找他，他都帮忙。老孔和老王是一届的同学，两个人一起在一个名叫Jamie的混血澳洲人的工地上打工。老孔具有一般人没有的毅力。为了省火车票钱，老孔可以每天4点钟起床，每天骑行40公里去工地干小工！
　　而老孔的缺点也很明显，最要命的就是爱面子。因为爱面子，老孔干过很多可气又可笑的事。
　　我们认识之前，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们老一届的砌砖工们都缺钱。一些鬼精的家伙就找上了比较特别的“清洁公司”。在澳洲，清洁公司是加盟连锁制的。总公司会给他们统一分配活儿，运气好的时候，他们会给Coles、Safeway（后来叫WoolWorth）这些大超市服务。这些大超市每年都有意外损失额度，而且它们的监控器永远只照一个角度。摸清了这个规律，一些不规矩的小老板就带着手下人偷东西。他們认识的那个小老板，已经偷了五六年了，从未失手。用那小老板自己的话说，一切收成靠自己，虽然我只给你5澳元一小时的工资，但我也给你们带来了无限可能。只要把活儿干好，能拿多少拿多少。 　　一开始，老孔不好意思偷，总是黏黏糊糊的，还时不时教育一下别人，告诫别人不要偷东西。大家背地里，都叫老孔“孔圣人”或“孔青天”。
　　直到有一天，Coles抽风，作为一家经营日常百货的超市居然在仓库里放了一批电脑。那是老孔第一次出手，一下就弄走两台，一台留给自己用，另一台送给了自己喜欢的女孩子，换来了一夜春宵。从此以后，老孔一发不可收拾。只要去上工，就带好几个大纸箱子，上至电脑手机USB，下至锅碗瓢盆成人玩具，无一幸免。
　　之前说过了，老孔这人爱面子，尤其是出风头的事，他可以前赴后继、不要命地去做。他像个古代的侠盗，把偷来的东西分给大家，得到大家的夸赞后又继续偷。结果就是越偷越多，越偷越潇洒。直到我认识老孔的时候，大家还没喝完他偷来的奶粉。
　　后来，老孔他们住的地方搬进来一群女生。这些女生喜欢做饭，老孔的偷盗范围就更大了，胡萝卜、白菜、面包、洗衣粉、鸡精、卫生巾，没有他不拿的。
　　从此，大家不再叫他“孔圣人”和“孔青天”，而是叫他“孔留香”。
　　对于“孔留香”的传说，老孔并不避讳，反而觉得那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是的，每聊到这一段，我自己也觉得挺有意思，仿佛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在一片昏暗看不到出路的日子里，只有这点儿事能拿来穷开心了。
　　不过，老孔最神的，是他近乎变态的生活方式。
　　要知道，那时候的老孔还是个小工。白天在工地上搬砖推水泥，下班回家以后已经是晚上七点了。换作正常人，白天四五点起床，晚上回家谁不想睡个安生觉？可人家老孔偏不，人家还要洗个凉水澡。洗完了，就在房间里上上网，喝三罐能量饮料，再玩一会儿充气娃娃。如果偷到伟哥的话就吃伟哥，睡不到两小时，就到十一点了。这个时候，清洁公司的老板会来接他上工。偷到凌晨三点多，老孔背着一大箱东西回家。这时，老孔睡一个小时。起床后，再来三罐能量饮料，去工地做工。中午吃饭的时候，再来三罐，稍作休息，下午收工回家，然后将整个过程继续循环。听一位学医的朋友说，澳洲的能量饮料其实不适合我们亚洲人喝，因为澳洲人的体质和我们不一样，对我们来说，劲头太大了。可老孔呢，人家一天喝九罐，有时高兴了能喝十二罐。一年以后，他那野驴一样的身体终于垮了，出现头晕、心悸等症状。还好墨尔本华人多，有位道行高深的老中医给他开了药，躺在床上养了整整半年。
　　半年后，老孔重新回到学校，补习剩下的课程，并因此认识了猪大肠。
　　这为日后，老孔的脑袋被老王开瓢，埋下了伏笔。
　　6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老王拿砖头拍老孔，说到底，是因为钱。当然，从根儿上讲，这事得怪猪大肠！
　　猪大肠是河南人，他有个二叔是黑民，在澳洲混了多年，一直躲在一家华人建筑公司里上班。从他二叔那里，猪大肠成功忽悠来了一栋别墅的砖活儿。这样大的工程，猪大肠自己是搞不定的，他只能求助于老孔。老孔的工作经验比猪大肠丰富，也有能力去策划这样一个工程。
　　于是，老孔开始帮猪大肠召集人手，就找来了老王和老王的朋友Gerry。
　　四个人一拍即合，决定不论赔赚，先拿500澳币给猪大肠。毕竟这个活儿是猪大肠接来的，之后，再按照工作能力来分配工资。其中，Gerry在工地的时间最久，干活儿也是最快的，工资按照240澳币一天来算。老孔和老王次之，按照200澳币一天的标准。猪大肠完全不会干活儿，只能干干小工，但因为是他接的活儿，所以要特殊照顾一点儿，按照160澳币一天来算。猪大肠的工资，比行情价高了一倍。
　　Gerry是个东北人，家里条件也不错。他之所以读Tafe，是因为跟家里闹了矛盾。Gerry主动垫付了前期购买器具和材料的钱。四个人制订好了计划，等拿到了工程款，减去Gerry的费用，再减去大家的工资，所得利润，四个人平分。
　　这本来是挺好的一件事，可三个和尚没水喝呀，更何况是四个。没多久，四个人就吵了起来。
　　首先是猪大肠那张破嘴，整天叨叨，嫌Gerry和老王出力少。Gerry和老王有自己的工作，只能用周末的时间来盖一盖。而老孔呢，刚养好病，没有工作，猪大肠还没毕业，天天闲着，猪大肠和老孔天天挑灯夜战。下雨的时候，猪大肠就在一边给老孔撑伞。工程能够按时完成，两人功不可没。
　　而且，在工程快完结的时候，他们发现，有一面墙盖歪了，东西两头居然差了将近十厘米。Gerry认为，这面墙，老孔盖得最多，底子也是他盖的，责任应该由他来背。于是，拆墙，买新砖，丢废砖，这些费用全算在了老孔一个人头上。
　　老孔觉得很窝囊，猪大肠也为老孔抱不平。他们觉得老王和Gerry出力太少了，还这么不负责，和他们平分利润，太吃亏。于是，猪大肠就出了个鬼主意。反正这个活儿是他二叔那边介绍过来的，等工程完结后，猪大肠可以先拿了工程款，不告诉老王和Gerry，拖一段时间再说。老孔这人是经不起诱惑的，两人工作的这段时间，猪大肠一直拍他马屁，他早对猪大肠言听计从了。
　　工程结束三个多月后，老王和Gerry才觉得不对劲。直到他们给建筑公司打电话问了才知道，人家早就把钱付给猪大肠了。
　　Gerry和老王气不打一处来。他们把圈子里所有兄弟都叫到了老孔家，准备兴师问罪。
　　据Tim回忆，老王当时对着他们连吼了好几遍：“你们为什么拿了钱不说？”
　　老孔这人闷骚得很，他自知理亏，却又憋屈。老孔一直没忘了拆墙的事，他觉得Gerry和老王把责任都推给他了。猪大肠倒是圆滑，嘴跟灌了蜜一样，躲在老孔身后，一个劲地说好话。
　　可老孔呢，面对怒气冲冲的老王，居然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他，一句话也不说。
　　老王真是气疯了，从地上捡起砖头就朝老孔拍了过去。Tim和Gerry赶紧拦住老王。可老孔卻说了一句，你们不该把责任推给我。这一下，连Gerry也被激怒了。老王继续往前冲，猪大肠见势不妙，直接躲到了厕所里，锁上了门。老孔傻站在原地，迎接了老王这一砖。 　　从那以后，小圈子分崩离析。老王和老孔很长时间都不说话。圈子里的人也都慢慢转行去做别的事了。Gerry因为家里的事提前回国了。倒是猪大肠和老孔做起了搭档，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猪大肠揽活，老孔干活，俩人搭配得挺好。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猪大肠总在分钱时候欺负老孔一下。老孔有老孔的方法，等猪大肠接到大活儿时，老孔就以身体不舒服为由推托，逼着猪大肠开高价求他。这两个家伙的暗战玩得比谈恋爱还精彩。
　　猪大肠实在受不了了，只好去求大家共同的老师Scott。在Scott的撮合下，老王和老孔重归于好，整个圈子再次成为一体。
　　7
　　和老王把奶粉放在家里，到Boxhill的时候，年会已经开始很久了。请再容我啰嗦一下，Boxhill又名博士山，英文原意是棺材坡，是墨尔本最大的华人区。
　　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我们是坐火车去的。一出火车站，就看到Boxhill警察局的警察们抱着萨克斯、架子鼓和麦克风开心地唱歌跳舞。这帮家伙，抓坏蛋的时候一个比一个怂，才艺表演却一套套的。来墨尔本这几年，华人论坛上对澳洲警察的吐槽就没断过。在老王的强烈要求下，老抠和我被迫跟着逛了逛年会。
　　那是我唯一一次逛年会，没看到舞龙舞狮，只是街边多了几家烧烤摊子和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行人。烧烤的味道比国内差远了，价格和分量也不实惠，实在不能勾起消费欲望。广场上更乱，除了警察在角落里自嗨，还有一些大妈背着包，到处发那种国内不可描述的报纸。除此之外，居然还有很多鬼佬的地摊，卖冰激凌的、卖气球的、卖小丑面具和表演魔术的。天呐！这是中国人在过年呢，你们这帮白人过来瞎掺和啥。
　　老王倒是玩得很起劲，一会儿看这个很好，一会儿看那个不错，左转右转买了一筐玩具，准备回国的时候带给他儿子。
　　我和老抠就这么跟着，好不容易熬到了饭点儿。我们决定去四川火锅店吃自助火锅。老王在这家店打过工，他觉得这家店很干净，不仅有洗碗机，还有不错的消毒流程。还有一家比较大的四川菜馆，名气很大，才在这里开了分店，但老王不让我们去，说那里不干净，他在那边也打过工，说那家店会回收客人吃剩的水煮鱼汤料，二次利用。
　　“小马，上次老孔来，你们就坐的这个桌子吧？”老王约了老孔和Tim，但他们还没来，只好找个话题瞎聊。
　　“对呀，就是这个，我们俩拼饭的那次。”拼饭，就是比谁吃的大米饭多。那应该是两年前，我先在Scott的工地上认识了老孔，后认识了老王。忘记为什么凑一起吃饭了，饭间，老王和老抠在一旁煽风点火，夸老孔的饭量大，我也傻，非得不服输。于是，老孔向我发起挑战，决定和我比比饭量。
　　那会儿我干小工已经干得很娴熟了，每天伺候三到五个大工，每天要搬运好几吨的东西。虽然没练出什么肌肉，但有膀子力气和好饭量。在凯密水饺店，我一顿能干掉6大盘印尼炒饭。在越南河粉店，我吃过3大份河粉和1个饼，并且喝光了全部的汤。在小尾羊火锅店，我吃过十几盘羊肉，蔬菜和其他肉丸另算。在“有滋有味”烧烤店，我的最高纪录是20盘水饺，约300多个，外带烤串、凉菜若干。用吃货或者某种动物来形容我，已经达不到我应有的境界了。
　　我相信老孔是个神人，他能坚持每天洗冷水澡、不睡觉、偷东西、喝N罐能量饮料外加玩充气娃娃。可他要跟我比饭量，真的是班门弄斧了。
　　我本不愿驳老孔的面子，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输。可老孔非要跟我比，说不比就不是朋友了。老王和老抠也够缺德的，明知道老孔饭量没我大，还一劲撺掇老孔。
　　“孔大哥，你确定要比吗？”老孔的脸已经憋红了，我如果不比，就真的会得罪他。
　　“没问题，我能吃得很。”老孔已经失去理智了。
　　“那好吧。老抠，麻烦你叫下服务员。”说完，我把双手摊在了桌子上。江湖上，高手过招讲究个气定神闲，比武如此，比饭量更是如此。
　　老抠回头招了招手，服务员过来了。
　　“美女，麻煩上20份大米饭，再来3份凉面。”我淡淡地说。这家店的凉面是四川凉面，麻味十足。我特别喜欢用这个凉面拌大米饭，尤其是拌面用的那个红油，浇在饭上，好吃极了。大米用的都是小碗，20份，算上老抠、老王、老孔和我，没问题的。老抠的饭量仅次于我，他也是个能吃三四份印尼炒饭的主儿。
　　我们是这里的常客，服务员早就习惯了我们的饭量。每次来，我都会点很多东西。20份米饭没法一次上齐，只能上一碗吃一碗。我吃了8碗，老孔也吃了8碗。别说，老孔的饭量还真不错，至少比我预估的强。不过，我来火锅店，可不是为了吃大米饭的。为了不驳老孔的面子，也为了能吃点儿羊肉，我主动认输了……
　　第二天，老王告诉我，老孔回家吃了半瓶健胃消食片，躺在床上，难受了好久……
　　8
　　“哎呀！小马！今天我请客，你们都别争！”说曹操曹操就到，我听出了，这是老孔的声音。紧随在他后面的是Tim。
　　“你也该请客！”老王笑着说。半年前，老王给老孔介绍了一个枪手。老孔回国，靠这个枪手把雅思考到4个7，在移民局材料递交期限之前，赶上了压死成绩。上周，老孔的绿卡刚批下来。也真够玄的，雅思成绩这一关，被老孔拖了足足一年。好在他毕业比较早，用的还是老移民政策，拖一拖无伤大雅。而老抠和我呢，用的是最新的65分制政策。按照上面的要求，我根本就凑不够65分，除非我把雅思考到4个8，然后再拿个研究生文凭。狗日的，我们是砌砖工人，读那么高学历有什么用？
　　“好啊！孔大哥，提前喝你喜酒。”虽然说了那么多老孔的糗事，但我还是很尊敬他的。上周，老孔刚和一个东北的小女孩闪婚，不为别的，就是帮她拿绿卡。这一点我很佩服老孔，朋友们有什么事的时候，只要一求到他，他肯定会过去帮忙，很少为自己考虑。虽然爱吹牛皮、爱抢风头，但他真的是个“好人”。
　　老孔点了点头，说：“最近怎么样啊，小马？听说你读大学去了？”
　　“对呀，在迪肯的MIBT，准备读游戏开发。现在读大学真有点儿不适应。”这是我的心里话。在底层摸爬滚打了好几年，本来就很少的青春气息早被磨砺光了，我总觉得自己像条蛆。如果您读过我以前的小说，应该会了解我的经历。从搬家公司到砌砖工，再到红灯区，这一路走来，我对命运已经有了一种莫名的绝望。当然，这并不妨碍我继续热爱生活，继续奋斗。只是我看淡了很多事情，仿佛早就预感到了注定的结局。在大学里，见到那么多单纯的同学，我却不知道跟他们聊什么才好。他们活得太幸福了，校园里的那些东西，对于我，仿佛是一个世纪之外的事物。 　　日渐凋零了，我们这个小圈子的人越来越少了。老王马上去悉尼了，我和老抠也会离开这个圈子越来越远。只怕，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聚餐了。
　　“听说猪大肠出车祸了，谁知道具体情况？”我必须先开口。在这种时候，必须有人转移一下话题，否则老孔会继续问我在学校的打算，继而又问老王快递公司的进展情况……
　　“具体情况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听老孔说的。”Tim和老王回答道。
　　大家看着老孔。此时老孔正在专心致志地往火锅里下羊肉片，根本不搭理我们这茬儿。
　　“老孔，猪大肠到底出没出车祸？不是你瞎编的吧？”Tim问。
　　老孔笑了一下，不说话，一心一意地盯着夹在筷子里的羊肉片。
　　“老孔，别发呆了，你告诉我，猪大肠是不是真的出车祸了。前几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说泡了个韩国小女孩，才17岁。”Tim说。泡妞，是猪大肠的另一项绝技。虽然猪大肠长得很难看，脸像直肠头，可他拥有宇宙般的脸皮，每天能在世纪佳缘这种网站上，发500多封信。跟女人打电话时，猪大肠说哭就哭，比刘备还会套路。有这种脸皮，他还怕骗不到女孩子？据说，被猪大肠“糟蹋”过的女孩，已经超过了三位数。
　　“嗯……我瞎编的……”老孔笑着说。
　　“靠！那你们还给我打电话。”
　　“无聊，好久没见了，找个由头大家出来聚聚……反正我也盼着猪大肠出车祸，所以就跟你们说他出车祸了。”老孔话音刚落，他的电话就响了，居然是猪大肠打来的。
　　“妈的，老孔，你还没死啊？又让你多活了一年啊。”猪大肠扯着杀猪般的嗓子吼道。
　　“操你妈的。我没死，死也得先看着你死。”听老孔这么骂，我们都笑了。
　　“妈的，我出车祸了，等会儿你们去Camberwell的医院来接我下。医生说要给我检查身体。”猪大肠继续扯着杀猪般的嗓子吼道，只是声音比之前更大了，好像肠子都被拽了出来。
　　“我靠！老孔这嘴开光了！”我们笑得更厉害了，没想到猪大肠真的被车撞了。
　　“快问问伤势如何。”我们对老孔说。
　　“受伤了没？”老孔问。
　　“你他妈才受伤呢，我好着呢，我还能跳起来呢。就是我的车报废了，你们来接我。老孔大哥，你再借我点钱修车啊。”一提到借钱，猪大肠的声音立马变得柔和了……
　　四、走在宽广的大路上
　　——兼致《小万的第三人称悲歌》和未填补的空白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诗篇1：1-3》
　　1
　　2016年的一天，我坐在去往成都的飞机上，开始了一场突然决定的忏悔之旅。它和我的回忆一样，充满了纠结和折磨。我的目的地，不是某个具体的地点，而是我死去数年的朋友小万。在一切关于他的记忆里，他一直是个可有可无的人，像个附加品。飞机上，与他相关或间接相关的人和事不断闪过，一幕幕，爱恨交织。我的自私和仗义、正义与卑鄙、善良与阴暗、爱与恨、勇敢与懦弱，像一头又一头缠绕着荆棘的猛兽，从记忆的谷底冲了出来。这是我们那一群人的故事，怎么可能从我的脑海里抹去呢？
　　我时常梦见自己从一个长草丛生的洞穴内走出，外面是我住在墨尔本时，门口那条起伏悠长的柏油路。我仍能闻到清晨的露水落在花草尖儿上的味道，仍能看见那个戴着白色露顶帽和粉红色运动衫，牵着一条银狐，围着四季常青的橄榄球场跑步的金发女人。可总有一种声音，会打破我内心的宁静……
　　2
　　他疯狂，盘旋，已忘记生死
　　《圣经》无法解读他内心的野兽
　　撕咬四个冬季，故乡没有来送炭的人
　　他瘫坐在二楼，像水溢下楼梯
　　隔音墙并不能掩盖阴谋
　　他不再仰望什么。他幻想土地，却发现自己凌空
　　他缓慢，爬起，却燃烧
　　如他零度以下的暴躁
　　他从未原谅自己，也未原谅任何人——
　　神和英雄，把大爱藏于刀尖
　　而他，只是一个不善辩驳的人
　　——《窗外，响起了嘭的一声》
　　“别打我了，你再打，我他妈就跳下去了。这事闹大了，你们几个谁他妈也别想有好果子吃。”一个瘦子扒着墙蹲在窗户上喊道，他的手指关节突出，像一只散养长大的公鸡鸡爪。他的后脑勺、鼻子和嘴唇都还流着血，有的伤口上的皮就干脆撅了起来。他一边喊着，还一边惊恐地望着窗外。离这面墙不到两米就是一道木头围墙，澳洲人喜欢叫它们“Fence”。其實不管是木头的还是铁制的，他们都会叫Fence。这道木头围墙是用薄木片制成的。瘦子见过围墙工人干活儿，他很清楚薄木片的厉害。这种薄木片受到外力冲击，会裂成刃状，比刀子还锋利。他不能跳，虽然这只是二楼。可这样的重力，足够让薄木片刃刺进他的内脏了。他必须更大声地嘶吼，用更逼真的，即将跳楼的架势来威胁对方。这是他唯一能依靠的，只能寄希望于对方害怕把事情闹大，这样他就有台阶下了，不用再跳楼了。其实，就算不给台阶下，只要能不再打他，他也一样不会跳楼。
　　可惜，他想错了，失去理智的我，生怕事情闹不大。
　　“你他妈倒是跳啊！老三，操你妈的，跳啊。”这个瘦子就是老三，排在他前面的还有老大和老二。
　　“嘭！”我一边骂着，一边将一把折叠椅朝他的头上拍去。其实我还是有理智的，只是这理智比较混乱，让我不断在“打死他”和“不打死他”之间，一次次选择“打死他”。但是椅子打偏了，只打到了他的手臂，又顺势砸在了玻璃上。这让我觉得很没面子。所以没等碎玻璃落地，我又抄起椅子来砸他。瘦子死死地扒着墙和窗户沿，脸憋得通红。我又用椅子砸他扒窗户的手，砸了两下没效果，就改用竖着劈，只劈了一下，他手指上的肉就裂开了，隐约间似乎能看见白色的骨头。
　　可老三还是不撒手，他越是扒着窗沿，我就越想打他，根本停不下来。 　　“行了，小马。打几下行了，还嫌事不够大吗？Ben这个外国人还在呢，难道让他看咱们中国人内斗啊？”就在我准备一脚把老三踹下去的时候，一直站在我后面的大D走过来，拦住了我。
　　我往后倒了几步，朝Ben看了一眼。他没有听懂大D在说什么，也不懂我为什么要打老三，只是摊开双手，对我做了个whatever的手势。他是大D的好朋友，和大D一起玩的时间比我还长，两个人从墨尔本东区一直混到西区，不离不弃。Ben在鬼佬里面算是讲义气的了。他的一句常用格言是“None of my business”，简而言之，我和老三干架，关他什么事，看着就行了，和我们是哪国人，没有任何关系。在澳洲这样的移民国家，交朋友是不能分种族的！
　　“操你妈的，狗卵子，你他妈太没刚了，背后偷袭我，有本事你他妈跟我正面打。”老三挺着自己的瘦身板指着我骂。也许是看到大D有制止我的意思，他变得嚣张了起来，连方言都冒出来了。老三的话再一次让我觉得没面子，打了这么半天，居然还没把他打服气。
　　“老三，你也别骂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大D有些厌恶地说。
　　“操你妈，你也是个狗卵子。今天你喊我来吃饭就是串通好的吧，谁不知道小马是你养的狗。操你妈的，我大哥不会放过你们的……”
　　“你再敢骂一次娘试试？信不信我弄死你！”没等老三说完，我就打断了他。
　　大D赶紧站到前面抱住我。
　　老三一边骂着，一边从窗户台上下来了。说实话，如果正面动手，我还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打过他，我虽然胖，但太不灵活了，每次打架总是要多挨别人几拳。可这是打架，管他是不是正面迎战呢，我只想揍死老三，从背后下手才是最稳妥的。可惜我准头太差了，也许是我骨子里真的害怕弄死他，最早的那下，本来是朝着他后脑勺拍的，结果拍到了脖子上。
　　老三仗着大D拦我，言辞越来越嚣张。我一把推开了大D，拎着椅子朝他走了过去。他总是骂娘，太难听了。
　　“别过来了！再过来我真跳下去了。”老三重新蹲到了窗户台上，指着我说。他的手指头还在滴血。
　　我一挥椅子砸在了他的手上。他痛得朝后仰了一下，发现身后是空的，又赶紧用被打的那只手扒着窗户框。
　　“操你妈，别打了，再打我真跳了。我他妈出事了，我大哥一定他妈弄死你。”
　　我没说话。
　　嘭！一声闷响从楼下传来，整栋房子都颤了一下。
　　老三躺在下面了，没死，也没砸在围墙上，只是直直地砸在了草地上，动不了了。
　　当然，老三自始至终都没往下跳。
　　是我把他推下去的。
　　“Fuck！你这段时间不要在西区出现了，我不喊你不准再过来。”大D猛地推了我一把，很用力，我整个人撞在了墙上。
　　“What the fuck？His left hand is fucked。 Are you serious？ You fucking kill him！（你他妈干什么呢？他的左手骨折了，你认真的吗？你要杀了他吗？）”Ben不知什么时候跑到楼下，蹲在了老三旁边。
　　冷静下来，我开始害怕了，既害怕因老三变成残疾人而可能招之而来的法律责任，又害怕不可避免的来自老大和老二的报复。椅子从手里脱落了，僵硬地摔在地上，把我的脾气也摔没了。
　　混乱中，我想到了三种办法。
　　第一种，趁着邻居没发现，把老三拖到屋子里，让他彻底从这世界消失。就算邻居发现了也没事，周围住的都是骗政府低保的华人，这种人是不会多管闲事的；
　　第二种，带老三去看他们熟识的私人医生，这样警察就不会知道了。不过，随后而来的，将是他们三兄弟没完没了的报复。Ben这家伙是鬼佬，不愿掺和我们的战争，但大D肯定会帮我，他是我唯一能仰仗的人。可以预见，我们之间的战争会无休止地打下去。
　　第三种，速战速决。趁着老大和老二还不知道这件事，冲过去干掉他们，一了百了。大不了我就在澳洲关几年，反正不会处以极刑。听起来似乎很壮烈，但我很清楚，我是没有勇气去做这种事的。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只有几分钟，也许是半个多小时，Ben把老三背进了客厅。老三已经晕了过去，不再骂人了，安静得让人觉得有些可怜。我生怕他死掉，每隔一会儿就用小手指子试试他的鼻息。
　　“你给我听好了，现在就走，我开车送你。Ben送老三去看医生。我不联系你，你不准再来西区！懂了吗？”大D两只手紧抓着我的肩膀，用他的头顶着我的头说。
　　我没有說话，只是闭着眼睛，仔细捕捉着窗外的鸟叫声。
　　“你为什么要打他？我知道你不是乱来的人，可你必须告诉我，他妈的为什么？你差一点就把他杀了！”大D咬着牙，几乎每个字都是一下一下从牙缝里磨出来的。
　　我长叹一口气，终于听清了窗外在叫的鸟儿是喜鹊。伴着喜鹊的叫声，我嚅动着哆哆嗦嗦的嘴唇。
　　“他们打了小万，又折磨小胡。尤其是老三，他咬得小胡身上全是牙印，还把她的长头发给剪了。我他妈不弄死老三，我不觉得自己是个男人。”真痛快！一口气把话说出来的感觉。我像个泄了气的皮球，直接瘫在了地上。
　　大D没再说话，他转身走向了老三。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老三的右手就断了，准确地说是先掰了右手的五根手指，又用椅子照着胳膊和手腕处猛砸的。足足养了三个多月。
　　我确信，大D比我更“爱”小胡……
　　3
　　我时常出现幻觉，因为我无法忘记过去，也无法相信现在的生活。是的，现在的我穿着整洁的衣服，脱下邋遢的工人装，从满身泥水的砌砖工，摇身一变成了青年诗人。这是记忆中的猛兽如何撕咬都无法改变的事实。我常把那些带着些许甜味的噩梦，认为是自己得了某种病。为了治愈它，我听信了许多偏方，可在一一尝试后发现，时间不是药，诗歌也不是。那些整日把它们当作良药的人，只是在自欺欺人。 　　在飞机临近降落的时候，我看到许多山。它们像一座又一座温暖的坟包，生长在这里的人重复着最原始、最单纯的劳作。他们的子孙将沿着祖辈的脚步继续在这里转圈，直到自己也变成这坟包的一部分，比如一株苍翠的植物。在墨尔本，有许多与它们形似的丘陵，我常常一个人坐着，对着眼前的马场或麦田发呆。青色的时间、枯黄的时间，像墨尔本上空触手可及却不可抵达的白云一样。在飞机降落的轰鸣声中，我给自己许下一个女孩儿般的心愿——让我的记忆永远留在这里，不要再跟着我了。
　　不知不觉，天色开始变暗，可远处的天际线依然亮着。下雨了！
　　我不记得自己是以怎样的情绪走出机场的。对一座陌生城市的恐惧、对一段没有具体规划旅程的茫然，头顶的天空和我的心思一样混沌。我想，是雨太小了吧！它还不足以洗刷世间的污秽。空气中夹杂着些许咸味儿。我一个人拖着行李箱站着，这座城市里没有人认识我。一向害羞的我，不顾鱼贯进出的行人，张开双臂对天空大吼了一声：
　　“啊！”
　　所有人都愣住了，安保们警惕地看我。昆明火车站事件才过去几年，我的络腮胡子很是让人起疑。这种疯狂举动让我如释重负，仿佛长久以来压在心头，翻滚不开的事都能暂时消失；仿佛我真的可以变成一颗炸弹，能炸掉所有环绕在身上却看不见的束缚。
　　我飞快地往外逃，将那群围过来的司机甩在后面。我讨厌被他们围着，就像一群苍蝇围着一块腐肉。许多来这里的文友都被这些黑司机宰过。每次想到的士司机们每个月要交好几千元的租金，我都愿意多花一些时间，去外面打的士。事实上，站在漫长的、排队的人群里时，我才更能体会到孤独，更能深刻地认清自己。
　　“你去哪里？”司机师傅问。
　　“随便，能住就行。离这里远点。”
　　“要得。”
　　我随便给自己定了一个起点，作为这场毫无头绪的旅程的开始。事实上，我根本就不知道小万的家在哪里。我把头靠在车窗上发呆。每次坐车都像一次逃亡，只是还没想清楚谁会追踪自己。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流亡气质。很多人都赞美这里，可我觉得它是个挺让人失望的城市。灯红酒绿，夜生活的浮躁已掩盖了为数不多的古风。据说糜烂的夜生活适合现代性艺术的生长，这话就像神经病即天才、嗑药最接近上帝一样荒谬。他们把自己的错误和自私都丢到了路边，没人有胆量去为错误而负重，擅长推卸责任的他们睡得远比那些负重的人安详……
　　在飞机起飞以前，我握着机票混迹在等候安检的队伍里的时候，心里不断纠结着是去还是留。认识小万，是四年以前的事了。自从他去世，“小万”这个名字就不斷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每年清明前后，我都不自觉地写一批关于他的诗。死掉的他，像我初生就带来的胎记，挥之不去。
　　车子渐渐驶入了人多的地方。我看到一群农民打扮的人提着大包小包，站在路口彷徨着，与这环布四周的水泥建筑显得格格不入。快到饭点儿了，看样子他们应该还没吃饭。其实在他们身后，就有一个叫“美好生活”的饭店，门口的两位迎宾小姐，比他们光鲜亮丽得多。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在澳洲的日子。对于漂泊在澳洲的人来说，每年年底是最让人紧张的，尽管澳洲移民局的新政策尚未以官方形式公布出来，但各种中介、发布会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已足以毁灭一大批人的希望。年关一过，一定会有一大批人回国，也一定会有一大批人被迫承认自己在澳洲白白浪费了几年光阴，当然，还会有一小批人不甘心地等到政策正式公布，就像一个犯人等待法官念完判决书上最后一个句号那样。生活中的人们，还不如候鸟，至少候鸟还有稳定的迁徙规律，拥有不需要护照、身份证或财产证明，就可以选择一片土地去居住的权利。这些权利，人都没有。
　　移民梦，像一张烤得不能再酥的大饼，稍稍一碰就会碎成一地。
　　4
　　该如何说起小万呢？混乱的大脑让我无法从这像乱麻一样游动的记忆里找到一个合适的节点。算了，干脆就从两年前，也就是2014年的某一天开始说吧。但是，在讲到小万之前，可能我还要说说我自己。
　　如果我没记错，那会儿，刚过完春节没几天，天气凉爽阴暗，仿佛到处都是乌云，却没有半点儿雨滴。我们正坐在Sunhine的一家咖啡馆外面的露天桌前，大D问我将来的打算。
　　“听说今年的移民政策要把你们的砌砖工专业加回去，兄弟，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大D已经是一个彻底的职业混混，或者帮派分子。这是一种，在外人看起来很潇洒，实际上却冰冷又孤独的生活。他的眼袋浮肿得越来越厉害了，脸像一张发黄的纸，整张脸的血色都爬到了眼球上。我该劝他少抽些大麻！
　　“MIBT马上毕业了，我还是继续读书吧。难不成我回去再干砌砖工？那民工活儿可不是我能干的，受够那洋罪了！”我越说，越是觉得茫然。Sunhine的街上从来都不缺黑人和越南人，华人和白人在这里像稀有物种。看着街上各种肤色的行人，我觉得自己正变得越来越模糊——
　　2008年，汶川大地震，这一年我15岁。我以百度墨尔本贴吧的名义组织了一场募捐，地点是Camberwell的华人教会。两个月后，家乡小震，无人伤亡。当夜，我梦见母亲流了七滴血，醒来后，不由自主地号啕大哭。这一天，父亲蒙冤，家里未能留下一分钱。三天后，我已买不起坐公交的车票……
　　在澳洲瞎混的这几年里，我感觉自己与家乡的关系越来越淡了。我和那座城市的关系仅仅涉及一个出生问题。自从父亲入狱，母亲被他们欺负得在心脏里又搭了两个支架。我时常梦到那些人狰狞地笑着，看着我母亲因为没钱而被停在手术室外的样子。渐渐地，我已习惯了把自己当作家乡的仇人。我对一切带有家乡标签的人、字眼，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反感。这一点儿也不亚于刚看完一部抗日剧，走出门，迎面遇到一个日本人的感受。这七年来，我从一个好学生变成打工仔，从打工仔变成混混，从混混又变回了学生，这让我越来越相信命运，我习惯了从八字、手相和面相上寻找慰藉。可悲的是，我似乎真的在沿着“算”出来的命运轨迹发展。他们说我命中两重华盖，出生的地方有庙宇。我问过母亲，我出生的那家医院附近还真的有一座庙。这让我变得神神叨叨，在我越来越相信努力的同时，也加倍地相信着预感。现在，冥冥中有种预感，我在墨尔本停留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这个时间不会超过一年的。我努力平复自己的思绪，尤其是我的眼神，尽量让它像初来澳洲时，住所外面那片游着野鸭子的小湖。 　　我偷偷瞥了大D一眼，端起杯子，抿了一口卡布奇诺。来澳洲7年了，这是我最爱喝的。无论这杯咖啡是冷还是热，奶泡永远是奶泡，最美味的部分不会因为温度而改变。
　　“哥，那谁也这么问过我。”我笑了笑，又补充了一句。那谁就是小万，再过3个月，就是小万的周年了。自從小万走了，他就成了我们心中的痛，成了我们不愿意去触碰的话题。“哥”是小万的专用称呼法，在认识他以前，我都是喊别人“X哥”，只有他才会干脆地喊“哥”。从他死后，这种叫法被我在我和大D之间延续了下来。
　　“是吗？”大D也抿了一口咖啡，看着我，也像是在看我的身后。
　　我没有说话，也只是看着他。大D的眼神慢慢黯淡了下来，他掏出打火机，点了一支烟。
　　我打了个哈欠，转身，把胳膊搭在了椅子背后，开始看着Sunshine花花绿绿的街道。那些粉色的、蓝色的、黑色的、夸张的涂鸦并不快乐，那些看似要飞舞起来的图案被永远固定在了墙上，等候它们的是风吹日晒和脱成一层干巴巴的皮。恐怕，只有那些炒地皮的中国人才会喜欢这里。透过满街的涂鸦，我看到的是满墙的绝望，它们被画在墙上、垃圾车上，甚至是车站的售票机上。
　　这时，有一些车子驶过，不知那浮躁的马达声，是在嫌弃自己身上廉价的车牌，还是在咒骂着生活的不易。这让我想起了大D的小破车。2000刀买来的，绿色甲壳虫一样的老爷车，我们管它叫“绿帽子”。我们坐着“绿帽子”，去过很多地方。那时候，小万还活着。
　　“啪嗒！”一滴水从咖啡馆前台的水龙头上滴了下来，打在铝合金制的水槽上，声音特别特别响，甚至穿过了老板在店里放着的乡村音乐。作为今天上午仅有的客人，我和大D都听到了那水滴声。我甚至还能听清水滴打在水槽上震动的余音。那种震动频率，像极了我听小万讲话，听得不耐烦，掏出橡皮筋来弹着玩的频率。
　　是的，大D刚才问我的问题，小万也问过。
　　5
　　让我想一想，那是我和小万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吧。2011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二，Melbourne Cup Day上，我们习惯称之为“赌马节”。在Flemington Race Course（弗莱明顿赛马场），大D介绍我认识了小万。
　　那是我开始所谓的“留学生活”的第三年。那天，应该是个少有的，能让我开心的晴天。整座城市都忘记了经济萧条带来的忧伤。不久前，人们还在指控政府的无能，讨论着一个失业博士杀死自己4岁女儿的惨剧。可今天，墨尔本的云像老朋友一样躺在你身边，让你实在难过不起来，你只要对它笑一笑。气温也就刚刚20摄氏度吧，大家都穿着短袖短裤，拿着大把大把钞票来赌马。经济萧条，丝毫不能影响澳洲人对赌的热情，哪怕是一个失业的人，也会揣着薄薄的救济金来碰碰运气。起码，这是他们的国家，他们有在这里醉生梦死的资格。
　　马场里的呼喊声像大海拍岸，一浪高过一浪。赢钱的人哈哈大笑，从椅子上站起来，高举双手，与同行的家人们击掌欢呼，甚至站在座椅上跳舞。输钱的人垂头丧气，像被扎了胎的车子，赖在座椅上，期待着下一场的好运。我不懂赌马，但大D很懂。大D很少随大流去押Firmer（被认为赢率很高的马），更不喜欢听关于每匹马成长情况的小道消息，他只喜欢押Drifter（冷门马）和Roughie（被认为没希望的马）。这倒不是他多么懂赌局，而是他的秉性所致，偏不走寻常路。在大D看来，这些马种的赔率高，一旦赢了，就能赢很多！如果输了，那也是上天注定的，跟着别人押也一样会输的。
　　我就是在这么个地方认识小万的。来澳洲日子长了，习惯了见人就握手。我伸出手以后，小万怕自己手脏，在衣服上蹭了几下才伸过来。这让我对他很有好感，觉得他是个可以交朋友的人。很多人却做不到这样，有的人甚至连手都不握，一点头，一摆手，做一个看似敬礼，自以为很酷的姿势。大D和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人，是一个富二代，来求大D办事的，却总觉得自己有钱，不可一世。大D给了他几巴掌，居然把他打哭了。但我觉得，那个富二代的父母应该感谢大D给他们的儿子上了宝贵的一课。
　　时至今日，小万的形象在我脑海里越来越模糊了。只记得他的眼睛很大，像一颗白色台球，因为长期劳累，眼白里布满了血丝，留着蓬松的，刚好遮住一只眼睛的长发，一件不太合身的大长衣服包裹着他摇摇晃晃的身体。大D告诉我，小万在一家餐馆送外卖，因为人很老实，同住的几个东北人总欺负他。大D看不过去，觉得小万和自己是四川老乡，很想照顾他。于是就让小万搬出了合租屋，去了大D那里。从那以后，小万就一直跟着大D。
　　我们转战去了酒吧。在酒吧里也一样可以下注赌马。大D赌马的时候，我坐在一边喝饮料，小万则看着屏幕发呆。那天真是邪门了，大D一把也没赢。可他还是要赌，即便是透支了信用卡也要赌下去。
　　我明白，他是在用赌跟自己斗气，赌的是愤怒或者绝望。每个无法节制的恶习背后，都有足以让人悲伤的理由。男人嘛，尤其是20岁出头的男人，最容易击垮他们的，无非是爱情。
　　大D这毛病是从前女友去悉尼读研究生以后落下的。我很理解他，像我们这种经历的人，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已经默认自己是烂命一条了。满嘴脏话，难改的恶习和几乎已经浸入骨髓的底层审美观，所以，我们这种人，每遇到一次爱情，都把它当成上帝的恩赐，甚至可以牺牲自我去维护它。大D就是这样的，遇到爱情的时候，大D还在卖国产香烟和车票，日子过得不富不穷。但是，为了帮前女友挣学费，大D可以冒着服刑的风险去捞偏，倒药、偷东西、勒索，他全都干过。
　　可那又能怎样呢？在一起三年的女友仅仅到了悉尼一个星期就睡在了别人床上，并美其名曰“认为自己遇到了该遇到的人，是时候相互放手了”，丝毫没有考虑过这些年大D的付出。女人真是奇怪的物种，她们总是能理直气壮地接受你的好，又能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做错事辩解。何止女人呢？人本身就这么王八蛋，无论做了多恶心的事，都喜欢在上面插花。爱钱就是爱钱，利用大D就是利用大D，有什么好掩饰的呢？如果大D没发现，这绿帽子恐怕还会一直戴下去。 　　事情是这样的：大D帮老板收上来了一笔账。老板心情不错，知道他女朋友在悉尼读研需要钱，就多给了大D一点儿，一共7000刀。这笔钱足够一个留学生半年的生活费了。当天，大D就买了一张去悉尼的机票，想偷偷给她一个惊喜。
　　从机场出来，大D先在机场卫生间里整理了一下，又去买了一大束玫瑰，偷偷来到了女友住的地方。可是当大D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听到的却是激烈的叫床声。三年同床共枕，他对这声音再熟悉不过了。于是，他用偷东西时学会的开锁绝技打开了门，看到一个陌生男人的屁股在自己女友的两腿间一前一后活动着。
　　大D愣住了。这个前女友没有想象中的悔恨和哭泣，反而把大D臭骂了一顿。她的新男友是个富二代，姓Z，在悉尼的留学生圈子里很有名，她也很清楚自己不是唯一一个陪床的。
　　“滚！”那个姓Z的家伙很淡定，看来是经常搞出这种事。
　　大D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看了他一眼，把那家伙的模样牢牢地刻进自己心里，便转身离开了。
　　“就一个星期！他妈的，她是鸡吗？说什么遇到了正确的人，那家伙玩过多少女人？她就是看中钱了。”这应该是大D走出门后打的第一个电话，打给了我。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大 D哭。
　　过了两个小时，大D又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是不會再为这婊子去得罪人的。她今天就是想看好戏耍我！他以为我会打那个姓Z的。我知道现在我惹不起他，所以老子忍着。兄弟，你看着，等我位置够高，我一定让姓Z的死无葬身之地。”大D说完就挂了。
　　那一刻起，我知道，大D彻底癫狂了。这种愤怒足以改变他的性格。离开前女友的住所后，大D直接泡在了悉尼的红灯区里。就像曾和他一起勒索人的同伙那样，枪、金钱、美酒和美女，无休止地享受，哪怕是死的那一刻也要醉着、笑着。
　　真是讽刺啊！恋爱期间，大D从来没有嫖过，但这一次，他没白没黑地嫖了一周！之后又迷恋上了赌博，一发不可收拾。
　　我和小万静静地等着大D把钱输光。从酒吧出来以后，他终于知道后悔了，嘴里一直嘟囔着，要是把这些钱拿去嫖就好了，那么多钱，能嫖好久呢。
　　可无论怎样，大D、小万和我三个人中，大D还是最有钱的，因为他知道自己嗜赌如命的毛病，所以在小万那里存了2000刀救命钱。这次的晚饭，照例是大D请客！他知道我饭量大，喜欢吃自助，就在附近找了一家自助的四川火锅店。
　　饭间，小万对我说：“哥，我最近看报纸了，听说移民政策要变，你打算怎么办呀？明年的移民政策里又有一大批蓝领专业要被拿掉，我们的专业也要被取消了。我们的学历太低了，回国顶多算个中专，想拿绿卡是不可能了，除非咱们立马研究生毕业，再将雅思考出4个8来。哥，我想去做雇主担保了，指望澳洲的移民政策，希望太渺茫了。”
　　我忙着咀嚼食物，并没有口头回答小万，只是看着他摇了摇头，示意他，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打算。
　　2011年，那会儿我还是个砌砖工人呢，每天搬砖、和水泥，一天只有120刀。而且澳洲的经济形势不行了，真是烂透了！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忙得不可开交，连周末都要加班。现在呢？一个月能开上八九天工就谢天谢地了！我一个月房租就500刀，剩下的钱连吃饭都成问题。为此，我不得不继续找兼职，我把我所能打听到的餐馆、仓库问了个遍，到处都在缩减人手。不客气地说，那时的我连怎么活下去都不知道了，还能对移民有什么打算呢？
　　“哎呀，哥，到底该怎么办呢？我想留下啊。”这句话，小万一连说了七遍。这家伙和我一样啰嗦，不是吗？如果让我和自己交谈，我肯定会烦透了。
　　“读书去！”我不好意思直接打断小万，只能随口应付一句。
　　“你他妈消停会儿。”大D放下筷子，对小万说。小万不再说话了，只是低着头吃东西，像个被家长训过的孩子。后来我才知道，相比有些抑郁的我，小万可能还患有很严重的心理障碍……
　　阳光撕开了阴霾的天空，把我从2011年带回了2014年，我和大D的咖啡还没有喝完。阳光下，街对面蓝色铁皮栅栏下的一株野草变得鲜艳起来。这让我想到了什么，不可具体描述的一些东西。我一把抢过大D的烟，猛地抽了一口，呛得我直咳嗽，呛得我眼泪直流……
　　“我当时真该劝劝小万，别去做雇主担保了。这年头，骗子，太他妈的多了。”我打破了和大D默认的规矩，率先说出了“小万”这两个字！
　　6
　　小万和我一样，是不懂得说话留三分的人。他曾不止一次给我讲过关于他家族的故事，尤其是他那个后来患了精神病的父亲。我不是很爱听，却也不会像大D那样直接吼他，所以，他每次想说话了都会找我。有时是打电话，有时是发QQ。当然，最好的还是当面聊，因为他会买很多吃的喝的，我可以完全不听，埋头吃喝，等东西吃喝完了，我就开始认认真真地弹皮筋玩，或者干脆往床上一躺，告诉他，我困了……
　　不知是心生愧疚，还是上天给我的惩罚，回国后，我常常梦到小万对我说过的话。有时梦着梦着，我就哭了，为小万，也为我自己。我莫名地感觉，那段日子的我们，脑筋都出了点问题。该怎么描述那种感觉呢？把自己比喻为万年前的人，拼了命地想要从现代人里寻找一个知己，试着向路人诉说自己的故事，期待着某个人能理解他。
　　在我的记忆中，小万是这样描述他的童年的——
　　我爸爸个头很高，一只手就能把我抱起来。无论去哪里，他都穿着一身灰色西装，裤子肥肥的，好像随时都能把我装进去。每到周末，我都会吵着他带我去游乐场坐翻滚列车。可每次到了售票处，售票员都摸着我的脸蛋说：“你太小了。等你个子再高点儿，再高点儿你就能来了。”
　　“好吧！那我得快点儿长大。”我总是这么回答他们。可是你知道吗？等我长大了，那家游乐场就没了。从小我就不爱哭闹，哪怕难过也是。我学会走路的时间比其他孩子早。有一次腿磕破了，肿了很大一个包，我居然没哭，吓得我妈不轻，抱着我去她们学校的卫生室里看，但医生说我一切正常。小时候我特别喜欢走路，总觉得路宽宽的，永远都走不完。那会儿人们喜欢听崔健的歌，我也不知道歌名，只记得歌词是“我要从南走到北”。 　　我还专门跑去问我爸爸，从南走到北要走多久才能到？爸爸笑着摸摸我的头，说等我长大了就知道了。
　　……
　　小万的确跟我说过很多，幼稚得可笑，以至于在小万死后的很长时间，都被我拿来当成和大D的酒后笑料。大D和我先是笑，笑着笑着就哭了。
　　可谁又知道，当我坐在小万的亲生父亲面前时，却一句话也说不出，仿佛一开口，就有什么东西要撕裂我的喉咙。他没有我想象中精神病的样子，只是眼神看起来呆滞一些，像我刚回国时的样子。
　　“爸！”我嘴唇不自觉地张了一下，却没有发出声音。我觉得我该给他跪下磕个头，并这样喊他一声，哪怕他是个精神病，哪怕他和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我总觉得小万的死和我有推脱不开的关系。或许我该像古人那样，赡养逝去的好兄弟的父母。可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养活自己的父母呢，24岁了，我还在依靠他们活着。我必须为自己内心的愧疚赎罪，这也是我为什么会站在他面前的原因。
　　可真的见到他时，我却完全失去了救赎的勇气，甚至不敢正视他的脸。我呆呆地看着他蓝白相间的病服和胸牌，仿佛有魔力吸引着我。胸牌上，他的名字越来越模糊，取而代之的，是医生们一声又一声响亮的编号。那数字，就是他那被越来越简化的生活，甚至是生命。有時，我觉得医生们是在喊我，这精神病院里，住的不是别人，而是我的一个又一个分身。
　　“孩子，你来了。”他伸出手搭在了我的脸上。我闭上了眼睛，变得像个害羞的小姑娘，连呼吸都变沉了，静静等待着他来抚摸我的脸，仿佛这只手有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可我又不希望这只手碰到我，因为我知道他的精神有问题，尽管这不会传染，可我仍然觉得他的抚摸将对我造成某种潜在的影响。我知道，他把我当成自己的亲儿子了。可我哪里和小万像呢？我的体重几乎是小万的两倍，脸上还长满了络腮胡子。
　　“孩子，爸爸这辈子不容易啊。”我没有睁开眼睛，可仍能看到从他眼角里滑落出来的泪水。我开始感觉到他的手的温度，仿佛是一团火，先是感觉到一种灼烧的刺痛，继而是温柔。
　　很快，他就把手抽了回来，眼睛仍然朝着我这个方向看，却并不是在看我。他嘴里嘀嘀咕咕的，对着我身旁的一团空气在说话。小万说过，他父亲属于药物中毒导致的精神障碍，经常出现幻觉。
　　想到这里，我的头皮一紧，心跳不自觉地加快了很多，我甚至可以用耳朵数清它们怦怦跳的次数。
　　“叔叔，我不是小万。”我轻声说，像一个穿着钉子鞋却不想踩破脚下的气球的人。我多希望突然过来一位医生，给他检查、打针、吃药，把话题岔开，这样我就能呼吸得轻松一些了。
　　“孩子，你还不肯原谅我吗？”他说。我不知道小万的父母为什么离婚，小万虽然也试着向我讲过，可他每次讲都会先叙述一大堆他的童年故事，等说到离婚这段的时候，我已经精力分散在了其他事情上，比如打游戏。而此时的小万也已泣不成声，根本说不清了。
　　“叔叔，对不起，我不是小万。我是小万的好朋友，他很忙，拜托我来看望您的。”没等这句话说完，我就冒出了抽自己几巴掌的想法。为什么不撒一个善意的谎言呢？我该替小万喊他一声“爸”，这样他也许能开心一些吧。
　　“孩子，我就知道是你。你一定会来看我的。”他把手抽了回去，哆哆嗦嗦地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相片，朝我身旁的那团空气递了过去。
　　我赶紧接了过来。照片上一共有三个人，最显眼的，是那个还不到大人腰部高的小孩，透过他稚嫩的眉眼，我还能认出小万的模样。那个开心笑着的大胡子应该就是眼前的老人了。站在大胡子旁边，烫着时髦的大卷发的女人想必就是小万的母亲了。他们身后那栋三四层高的建筑应该是当年的百货大楼。小万跟我讲过，从他记事起，他的父亲就在百货大楼里当了个小领导。
　　看完照片，我的耳边再次响起了小万的声音……
　　“每次坐不到翻滚列车，爸爸就会给我买一张糖画，我特别喜欢金颜色的凤凰。父亲一走进百货大楼，里面的人都纷纷跟他打招呼。他工作一忙，就不管我了，让我自己来回坐电梯玩。为了这个，我妈妈没少跟他吵架，每次我都躲在门缝里偷听。”不，这不是小万对我说的，而是我在自言自语。我就是小万，小万就是我。
　　我又听到了父母拌嘴的声音，带着一点儿女人的撒娇还有幸福的甜蜜。
　　“孩子还那么小，你让他来回坐电梯，不怕被人贩子抱走吗？”
　　“不会不会。整个百货大楼里谁不认识他，不会让人贩子抱走的。”
　　“那可是你儿子！”我妈指着爸爸的鼻子说。
　　“我知道是我儿子。那又怎么了？我肯定不会让他丢了。”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有人给你生儿子，你才不怕咱们儿子丢。”妈妈明显有哭腔了。
　　“你胡搅蛮缠什么？”
　　……
　　我时常陷入这种幻觉，明明知道自己是谁，却还是会把自己当成小万，甚至回到小万的童年里，和他的父母生活在一起。我甚至熟悉小万的第一个家里，每件零碎物品的摆放……
　　可幻觉怎会轻易放过我？那些不愿意去回想的事，是有生命力的，他们就在你心里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当他们不如意时，会突然冲出来给你一刀。
　　这是我必须承受且无可逃避的惩罚！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分明是坐在出租车上看街景，心里却燃起一股逃亡的哀伤……
　　7
　　是的，尽管常常分不清我与小万的角色。可我必须得承认，小万只是我记忆中的附属品。他像一面天天都会用到的镜子上的花纹，如果突然没了这些花纹，我会觉得镜子不再是镜子，哪怕里面还有我的映像，它也不会再是那面镜子了。
　　也许，我想说的，并不是小万，而是那面镜子本身，那面镜子里所映照过的一切。
　　说说大D和我之间的故事吧。说完了我们，才能更好地说说小万。先挑最肮脏的部分说，毕竟那是最刻骨铭心的——
　　就从我破处的那一天说起吧。那是2012年下半年的事了。 　　兄弟，你得相信，女人的体温，能让一个受惊的男人快速平复下来。小万从未体味过那种体温。我总是借此嘲笑他，并以此来麻痹自己，告诉自己那是一种成熟的方式，其实我只是在掩饰那个在偏门上越走越远的自己。
　　对了，给我体温的，是个韩国女人。她说自己22岁。但大D跟我说别信这套，小姐说自己的年龄千万不能信，尤其是韩国女人，她们会化妆，根本看不出多大来。
　　我连一场恋爱都没谈呢，第一次就这么没了。
　　就是在我失去第一次的那一夜，还有人丢了一只手。他的手挺大的，就叫他“大手”吧。
　　“大手”是个黑人，也是我走上偏门的开始。我至今都想不起他的具体名字来，你要明白，非洲裔黑人的名字绝不像美国电影里那么简单，老长一串，根本不可能记住。我只知道，“大手”是苏丹人，臭名昭著的APEX成员。关于APEX，我了解得不多，只知道是一支以非洲裔为主的黑帮，其中苏丹人最多。不过流氓不分国界，在澳大利亚这种移民国家，任何帮派都要接受跨种族之间的合作。据我所知，APEX里有黑、白、棕三种肤色。
　　偷袭“大手”，算是我踏上偏门的投名状。我们一共五个人，大D、我、老大、老二和老三。没错，就是小说一开始，被我从楼上扔下去那个老三。策划这件事的人是老板，老大老二老三和大D一样，都是老板的马仔。本来我可以不去的，可大D怕四个人搞不定“大手”，所以就叫了我。不管是出于我即将在老板手下工作的原因，还是与大D之间的情谊，我都没理由拒绝。
　　老板的侄子在市区逛街的时候，无缘无故地就被“大手”和其他几个黑人给打了。老板让我们给他点教训，至少要让他一年半载下不了床。他让我们放手大胆去干，万一被警察抓了，他会安排最好的律师，保证我们不被遣送。
　　我认为，“大手”丢的那只手是被大D剁下来的。可老三认为是老二剁的，老大却认为是我剁的。究竟是谁剁的，老板才不在乎呢。事后，老板给大家的辛苦费是一样的。总之，是老三和老大把“大手”的那只胳膊按住的，而我们三个又先后不同地挥出了武器，分别是斧子、短刀和匕首。
　　可这件事关系到面子，我们五个人之间也争论了一番。
　　在我们五个人中，老二身手最好，动作也最敏捷，这源于他痴迷武术的父亲从小就把他送进了武校。据说老二练过峨眉剑，可事发紧急，没地方去给他找峨眉剑，所以就用匕首代替了。老三居然会说是老二剁下了“大手”的手，真是睁眼说瞎话。就像妓院里那些常客一边在女人身体里抽送着，一边给老婆打电话说自己在为家里奔波一样，就像那些落马前的官员，口口声声说自己清白一样，匕首又短又尖的，怎么可能剁下人的手？
　　排除了老二，就是大D和我了。短刀是大D的，一把很漂亮的武士刀，他本来想拿着装逼用的，没想到真的会掏出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在海外，中国人很少和中国人动手，大家也秉持着能吵吵尽量别动家伙的原则。可“大手”不是中国人，才不管那一套呢。混乱中，我看到大D不光砍到了“大手”的手，还在“大手”的肚子上捅了一下，被捂着肚子的“大手”一脚踹出老远。
　　相比之下，我是最怂的一个。我用的是斧头。这倒不是什么特殊爱好，而是因为干砌砖工学徒的时候买错了工具，舍不得扔，就一直锁在了行李箱里。如果不是大D叫我，我根本不会让这斧头重见天日。我是五个人里最胖的，230多斤吧，却被“大手”用一只手就拎了起来。“大手”的拳头很硬，一拳打在我胸口上，那感觉比我出车祸那次还爽，仿佛从胸口被接入了200伏高压电，连自己是怎么喘气的，都感觉不到了。等我坐在地上缓了半天，咂了咂舌头，才发现整个喉咙都有一股甜腥味儿，像初中时被老师罚跑20圈以后那样。
　　我得感谢老大。要不是老大扑住了“大手”，我的胸口还会挨上一脚，如果那真的发生了，我不确定自己会不会死在那儿。
　　我站不起来了，胸口像是要裂开，只能坐着，看他们四个和“大手”打。同样是人类，但体能差距太大了。“大手”战斗力很强，如果他是一只藏獒，那么我们五个，就是京巴儿、泰迪或吉娃娃。
　　真够丢人的，这架居然打成这样，我们还先下手偷袭了人家呢。在和“大手”正式交手之前，老二先用匕首，从背后捅了“大手”一下。看到老二得逞，我们都赤手空拳冲了上去。
　　结果，“大手”跟没事儿人似的，反手就把老二打趴下了。老二肯定也害怕，我太知道他了，他根本就没杀人的胆子，他们三兄弟谁都没有那样的胆儿。老大战斗力一般，但智商比老二和老三高。最废物的就属老三了。他的功夫都在嘴上，根本就不敢上，像只蚂蚱一样围着“大手”蹦来蹦去，半天都不敢打一下，看着就气人。如果不是“大手”这么难对付，我都想打老三了。
　　还是大D实在，下手稳准狠，一拳就把“大手”的鼻子打出了血，但他也被“大手”揍得不轻。“大手”可能练过拳击，那一套电视上才有的组合拳，打得大D差点晕过去。为了保护大D，我冲过去挡了一下。接着就发生了我之前说的，“大手”把我打得坐在地上起不来。
　　“动家伙！”不记得是谁喊了这么一句，大家都纷纷掏出了武器。
　　我没掏出斧头，不是不敢掏，而是它就别在我腰后面，我不敢背过手去拿，手一往后背，就撕扯得胸口疼。我扶着墙站了起来，这样也疼，但忍得住。我拖著身旁的一个垃圾桶，来到了“大手”背后，一咬牙，直接举起垃圾桶，套在了他的头上。这个动作，让我感觉自己胸口的骨头都要裂开了，我没哭，但眼泪还是哗得一下冒出来了。
　　“Fuck！”“大手”骂了一句，本能地朝我这里踹了一脚。
　　我躲开了那一脚，但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绊倒了，后脑撞到了墙上，感觉有点晕，看不清东西。还好垃圾桶里有很多塑料袋，暂时遮蔽了“大手”的视线，让他没法继续攻击我。
　　恍惚中，我看到了老二，他趁着这个机会，又在“大手”身上刺了几下。我突然很想骂老二。一开始，大D说让他用短刀的，哪怕是水果刀都行，可老二不听。他的匕首非常短。说匕首是为了好听，让人感觉有点儿侠客的味道。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老二的匕首就是根铅笔刀，比弹簧刀长不了多少，再捅个几十下也出不了人命。 　　“大手”不是普通人，无论是体能还是身体素质，都让我想到了非洲草原上的狮子。或者说，从“大手”身上，我能感到强烈的原始野性。
　　等我再次站起来的时候，老二已经被打得躺在地上起不来了，同样躺在他旁边的还有大D，被打得一脸血，但没老二那么严重。真悲哀啊，老二还号称是习武之人呢，也没比我们多抗几下揍。一胆二力三功夫，胆子一般，力气差远了，功夫又不咋的，那怎么打？
　　妈的，太丢人了！五个中国小伙子带着武器，居然还弄不过一个非洲裔的土流氓。
　　“大手”准备继续揍大D，再打下去，大D也会跟老二一个下场。
　　我顾不得头晕，也顾不上疼了，眼睛一闭，用尽所有力气扑了上去。眼镜飞出去了，等我睁开眼才看到，“大手”居然被我给撞倒了。墙倒众人推，老三和老大也扑了上去。“大手”挣扎得很厉害，我很害怕他再站起来。
　　我从地上摸起来一块石头类的东西，也可能是金属块，朝他的脑袋一顿猛砸。渐渐地，他挣扎得不那么厉害了。橘黄色的灯光下，我看到一股黑色液体顺着他的脑袋淌出来，我心里很害怕，生怕杀了人，于是就停手了。
　　老三和老大死死地按着“大手”。在我混乱的记忆中，大D是最先出刀的，直接砍在了手臂上，本来有点迷迷糊糊的“大手”一下子疼醒了。老二也爬起来了，一匕首就刺了上去，血呲得特别高。疼得太厉害了，“大手”居然挣开了老大和老三，像发疯的非洲野牛，老大被甩到了一边，老三被踢了一脚。我从未见过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如果“大手”是运动员，恐怕都能拿奥运冠军了吧。
　　折腾了这么久，胸口也活动开了，我从腰后抽出斧头砍了过去。大D和老二很配合，我们三个几乎是同时下的手！
　　现在回想起来，那场面颇有漫画《海贼王》里，黑胡子海贼团围攻白胡子时的悲壮。我实在不记得，我们三个人对着“大手”的那截伤口砍了多少次。
　　直到我们听到其他黑人的声音，才慌慌张张跑了。空空的巷子里，只有捂着伤口在灯光下来回翻滚的“大手”，和他那只被遗弃在光圈外，似乎还残有些许生命力的断手。
　　我深呼吸了好多次，都无法忘记那只手。那只手在地上一抓一抓的，好像蚯蚓扭动着身体。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常常梦到敲门声，打开门，看不到来人，只有一摊黑血，中间趴着一只蠕动的手……
　　在回去的路上，每个人都大吼大叫地炫耀战绩，认为他们在对付“大手”的时候出力最多。人真的很奇怪，这场架打得一点儿也不光彩，可事后，每个人都像英雄似的回忆这过程。老三的嘴像挺机关枪，吧嗒吧嗒地说个不停，无非就是他打了“大手”几下，没怎么挨揍罢了。老大也觉得自己厥功至伟，他从“大手”脚下救了我，还和老三一起按住了他。
　　“操！别吹牛逼了！我捅了他三十多下！你们谁有我厉害？”老二转过身，趴在副驾驶座上，笑得像头鲨鱼。
　　专心开车的大D笑着说：“老二，你就吹牛逼吧。你以为你练过武就厉害啊！看到了吗？就你这点功夫还不够用的。你之前还想着去难民楼堵他。今天这场面，要是两个老黑在，躺下的就是我们了。如果小马不来帮忙，我们四个没准儿也得搁在这儿。”
　　老二一摆手，摇了摇头，没再说话。
　　说真的，我觉得他们出力都没我多，如果不是我玩命撞倒了“大手”，我们肯定会输……
　　大D把车开到了老大老二老三家。我虽然觉得奇怪，却也没有多问。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只想找个地方睡一觉。站在院子里，我抬头看了看月亮。墨尔本的西区比东区安静多了，月光下，树杈变得更黑了。我突然想到远方的父母，不知道父亲透过他的那扇铁窗，能否看到月亮？我的母亲，是在加班，还是已经休息了？想着想着，我一直紧张的心跳慢慢平复了一些，可没等完全平复，他们就把我拉了进去。
　　老大和老二的女朋友很懂事，立刻拿了很多啤酒和饮料出来，还问我们要不要炒几个菜。遭到老大的否决后，她们只是把更多的食物摆在了桌子上，就乖乖地回了房间。客厅里，只剩下我们五个男人。
　　“大D，让那逼崽子回来吧。那是我们之间的事。”老大开了一罐啤酒递给大D后说。
　　“过去这事再说！你放心！”大D说完，接过啤酒喝了一口。后来我才知道，老大老二老三，就是大D说的，总欺负小万的人。
　　“行！尝尝这个！”老大又开了一瓶洋酒，应该是威士忌吧，瓶子上刻满了花纹，像是装满了宝石。我不记得那是什么牌子的酒，但感觉应该不错。就在老大准备倒酒的时候，我一把将那瓶酒夺了过来，猛地咽下去好几口。
　　“噗！”大概第三四口的时候我就吐了。那根本不是洋酒，分明是二锅头。为了埋伏“大手”，我们几个都没吃晚饭，现在我的胃里像有把钝刀子在蹭。不出五分钟，我的心跳突然加速，却不是因为紧张。我清醒地发现，自己的动作变轻了，尽管每一个动作都要耗费很大力气，但心情却有种说不出来的愉悦。我有些困了，倒在沙发上，想睡却睡不着，干脆就看着他们吃喝、聊天。我时而沉默，时而自言自语，时而慷慨激昂地加入他们，这一切都是在我有意识下进行的，只是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何会这样。接着，我吃了很多东西，光杯面就吃了六份，还吃了三袋香肠，顺便把剩下的二锅头也喝掉了。
　　我觉得我要疯了。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左手死死地抓着右手手腕，将右手摆放在我的眼前，右手的手指不停地抓动着，就像“大手”被砍掉的那只手一样。我摇头晃脑地看着自己的表演，还大声对他們四个说：“看！快看！那个老黑的手就是这样式儿的！”
　　不知又过了多久，老大不见了，大D歪在沙发上打着呼噜，老二和老三笑眯眯地坐在地上了。一向不吸烟的我也从桌子上抓了一支烟来吸。借着酒劲，一连抽了好几口，差点把我呛死。一股树叶在雨水里霉烂的味道，这让我变得更加兴奋。我站起身来，用脚踢了踢老二，又踢了踢老三，他们嘴里骂骂咧咧的，却没有站起来。不一会儿，我就随便趴在地上不动了，因为我很难受，心脏跳得扑通扑通的，不知是因为酒还是那支烟，总之，不想动弹。一会儿趴着，一会儿躺着，有时铆足了力气再踢下人，要不就是骂骂人，从老大到老三再到大D，我都骂，想起谁来就骂谁。那天晚上，我做了很多奇怪的梦。梦中有一个白纸一样的世界，我看到很多铅笔画出来的黑色线团在跳动、卷曲，有时变成一座城市，有时又变成两个儿童。这样的场景，我小时候发烧时也梦到过…… 　　我是被大D用凉水泼醒的。我用衣服擦了擦脸，迷迷糊糊地跟着他离开了老大老二老三家。隐约中，我记得离開时，老二的裤子好像是湿的。我不确定是他自己尿了还是洒的水。上车以后，我继续睡觉。
　　不知过了多久，小万给我来了个电话，把我吵醒了。原来他听说了昨晚我们去砍“大手”的事，一直等到现在还没见我们回来，很担心。我揉了揉眼睛告诉他没事，直接把电话给扣了。扣完以后我不由自主地笑了笑，能像小万这样等我的，估计只有我妈了。我在座椅上伸了个长长的懒腰，看到大D还在开车，就问他准备去干什么。他说，要带我去破处。
　　对此，我没有表现出开心，也没有反对，因为我的头还昏昏沉沉的，脑袋像糨糊一样，根本做不出任何反应。我还是想睡觉。临睡前，我问大D，老大他们家里的那是什么烟，我抽了几口怎么就这样了？大D告诉我，那是大麻，叫我以后别碰那东西。说完，大D还嘱咐我，如果老板问我去妓院的事，一定要跟老板说，他是昨天带我去的。我说没问题，可是我好奇为什么要这样跟老板讲？
　　原来，他们都忌讳带“童子鸡”上阵。只有做过一次，让“童子鸡”从男孩变成男人，他们心里才会平衡一些。万一办事失利，出了什么差池，心里的内疚感也会小一些。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多年后，我看电影《盲井》里面，也有类似的镜头，两个杀人犯带着他们准备杀死的小孩去嫖娼。大D不是杀人犯，他也不会杀我，但他也在带着我，正走在去嫖娼的路上。
　　那是我第一次进妓院，与想象中的样子不同，它坐落在那种只有开长途才会路过的地方。只有一个单调的白色广告牌，上面写着一行红色“Tender Touch”.
　　大D先在旁边的加油站停了一下，下车取了一些现金。他告诉我，澳洲的大部分妓院都只收现金，这既让妓院老板们逃掉一笔税款，也给他们增加了被抢劫的风险。没错，这就是利润与风险并存吧！
　　我跟着大D，迷迷糊糊地走进了院子，里面是个停了两辆车的停车场，还空了十几个车位。透过院墙，我看到周围都是一些类似于小工厂的建筑。
　　就在我愣神的时候，一个满面笑容的鬼佬从后面招呼我们。Tender Touch的门躲在停车场的一角，非常隐蔽，从外面看，像那种常年紧锁，只有电工才会去的小屋子。
　　走进门，内部颇为时尚的装修与外面斑驳的老墙显得格格不入。我们走进一道紫色的珠帘，那鬼佬安排我们坐在一个紫色的长沙发上。他脸上的胡楂与嘴角的比例刚好，那样的笑容让人觉得舒服。和在电影上常看到的老鸨子们一样，他拍了拍手，从我们的左前方，一道同样的紫色珠帘后面，走出一位又一位穿着性感的韩国姑娘。这里所说的性感，不是魅力层次的性感，而是肉欲的，因为她们穿的都是三点式。
　　“Hi！I am Lucy。你好！我是露西。”这个名字我不会记错的，这是我在澳洲近距离见到的第一个韩国妓女。只是那会儿我脑子还有点迷糊，记不清她长什么样儿了。
　　“Next！下一个！”大D是这行的老手，他会把这些女人当货物一样挑来选去，直至选到满意的为止。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女人，就是大D帮我挑的。那个韩国女人穿的是一身彩虹色比基尼。
　　大D付了钱，那个鬼佬扶我上楼。楼梯走到一半，我回头看了一眼大D。
　　大D点了一支烟，对我说：“去吧！完事儿了，心里就不害怕了。我在这儿等你！”
　　8
　　从Tender Touch出来以后，我非常后悔。这样的后悔有两种，一种是出于从小的教育，认为嫖娼是一种“伤天害理”的事，第二种后悔是当时头实在太沉了，我居然睡着了，浪费了大D的钱。
　　直到现在，我想起这件事，都会在两种后悔之间徘徊一下。归根结底，是我自己不争气所致。如果我能争点气，像个正常人一样活着，就不会和大D交往这么深入了，如果我和大D交往不会这么深入，我自然也不会经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更不会对小万有这么多愧疚。
　　那是刚进入2012年的时候，距离我父亲出狱还有整整一年。之前说了，澳洲的经济危机让我们这些砌砖工难以生存。那时的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工作了，每个月零散地干几天，连房租钱都不够。
　　那天，我去了市区，走了十来家餐馆，想找一个类似于端盘子、刷碗的活儿。到处都在裁人，谁还会要人呢？我心灰意冷地在车站等车，看到一个中国大叔在车站零售店前和人争论着什么。
　　出于我那该死的好奇心，我走了过去。原来，这位中国大叔的钱包忘带了，干了一天活儿，很饿，需要吃的。他想要赊账，明天再给，可那个印度店员不同意。我相信，如果是白人赊账，他肯定会同意的。
　　我实在受不了别人焦急的样子，犹豫再三，我还是掏出了几枚硬币，大概4澳元零50分，帮这位中国大叔买了包薯条。不过，这4澳元零50分，是我最后的钱了，如果非要斤斤计较，我会诚实地说，我口袋里还剩下80分的硬币，还够买一个土豆饼的。
　　掏出钱的那一瞬间，我有点儿想哭。我知道自己的懒散、不会生活，可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混得这么惨。
　　好在上帝依然庇佑着我。大叔和我坐同一路火车回家。路上，我跟他聊了聊这几年的经历，他表示很同情。知道我很长时间没有工作后，他说如果我愿意的话，明天可以带我去垃圾场做回收工作，主要是挑出里面的塑料类垃圾，比如塑料泡沫和塑料袋。这份工作他说了算，就是工资不高，又脏又累，每小时10刀，如果我愿意干，他可以每天顺路接送我。我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呢？我曾在屠宰厂帮过几次忙，掏过一夜鸡内脏，也帮着搬过半天牛内脏。那种说腥不腥，说臭不臭的味道，我都能忍受，这世上还会有比内脏更难闻的味道吗？
　　我还是涉世太浅了，垃圾分类这工作恶心到无法想象，车间里充斥着刺鼻的味道，这都是拜工人们四处收集来的生活垃圾所赐。进车间工作，必须戴口罩、穿靴子、围上皮围裙，否则不出五分钟，你就会脏得开始嫌弃自己。
　　车间很大，门口的部分都用来堆新鲜垃圾，像个大粪场。我们穿着黑靴子、黑皮围裙，一头扎进去，像蠕动在里面的蛆。生活垃圾里挑出来的要丢到一个机器里，那机器长得像恐怖片里的怪兽脑袋，每次顺着口丢垃圾进去，都觉得它会突然咬断我的手。 　　相比之下，工厂送来的垃圾就干净多了，尤其是加工厂，塑料泡沫和塑料袋都是从包装上拆下来，直接送上车的。整理好的塑料垃圾堆满了大半个车间，像山，看一眼就让人感到绝望。
　　早上7点就开始干，干到10点左右，大叔看我有些累，就让我去扫地了。当我开始清理遗落在院子里的垃圾时，天上已经下起了小雨。
　　干到下午2点，终于能吃上口饭了。本来可以在办公室吃的，但办公室那上海女的嫌我们脏，不让我们进。我们只好躲在车间里，大叔、我，还有另外两个工人坐在一起，用各种黄段子咒骂着办公室里那女的。饭香味、汽车尾气味以及垃圾的酸臭味混合在一起，并不能影响我们的食欲。从早晨7点忙到现在才吃饭，肚子早就叫了，再脏再臭都吃得下去。洗手的时候我们都没打肥皂，因为我很清楚，就算用沸水把手煮了，我也能闻见自己手上的垃圾味儿。这味道早就遍布全身，充斥在每个毛孔和发梢里。除非洗澡，否则怎么洗都不管用，还是塌下心来吃饭吧。人穷志短或许就是这样，我并不是没了志气，只是我坦然接受了现状。
　　“你怎么干这个了？”不知道为什么，大D会来这里。他先认出了我。自从2011年在赌马节上见面后，我们已经小半年没联系了。
　　“靠自己双手吃饭啊。”我抬头看了看大D，继续低头吃东西。我知道自己现在混得很糟糕，本指望着砌砖工这份工作能解决身份问题，可移民政策变了，又赶上经济危机，我连吃饭的钱都没了。我不想让朋友看到我这副鬼样子。
　　大叔也认得大D，他赶紧站起来，很客气地跟大D打了个招呼。我却连头也没抬，蹲在地上吃饭。
　　“上次你跟小万说要去读书，我以为你去读书了。你怎么干起这个来了？你之前不是在砌砖吗？”大D问我。
　　我停止了咀嚼，一口吞下嘴里的食物，把饭盒扣紧，放在了一侧，半躺在地上伸了伸懒腰，衣服耷拉下来，吸饱了地上的脏水。懒腰伸完，我站起身，看著大D，说：“你看这样子像读书的吗？老子现在纯粗人一个。砌砖那工作早辞啦，经济形势那么差，活儿太少了，一个月开不了几次工。而且过完今年就要出政策了。你听说了吗？Bricklayer（砌砖工）从移民列表里拿掉啦！”说完这些话，我的眼眶有点发热。我闭上眼睛长叹了一口气，将这股暖流憋了回去。
　　“去我那边干吧。我来跟老板说。你在这里干不憋屈吗？砌砖的时候我就想叫你了，你从小家境优越，能受得了这个？”大D伸出手，想抓我的肩膀。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一来是我的身上很脏，二来是我并不想掺和大D的事。
　　“受得了！”我从喉咙里很干涩地挤出这几个字。大D在跟老板之前，曾经加入过一个勒索团伙。在海外，这样的勒索团伙不少，他们的目标，主要是携带全家老小移民，很有钱却不做生意的那种人。我只听说他们绑错过人，却从未听说他们失手。后来，听说大D帮老板收账，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在干这个。
　　“我很缺钱，但我不想对别人那样干，除非那人是从我家乡来的，我可以一分钱都不要，但你得让我活剐了他。你知道我脾气的，我打架也不厉害，只能靠下手狠，可我不想下那么狠的手，尤其是我不认识的人。”说完，我把饭盒踢进了垃圾堆里。在这里工作的唯一好处是可以随手丢垃圾，因为这里到处都是垃圾，甚至这座车间，这座工厂本身就是个大垃圾，甚至是我，也是这垃圾的一部分……
　　“我已经洗手了。现在我跟着老板干了。你来吧兄弟，多了我不敢保证，一天300没问题，你在这破厂子干，一天下来累死累活的也就150吧。”大D笑了笑继续想抓我的肩膀。
　　“行。我干不长，最多干一年，那时候我爸就出来了，我要回去好好读书。”这一次，我没有躲开大D，让他把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时隔四年，再想起这一天，我还是不能明白，为什么会决心走上偏门。也许只是我自己的无能，让我无处发泄对生活的抱怨吧。
　　我举起拳头，和大D碰了一下，算是答应了他的邀请。这时，一个看着很儒雅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很眼熟。我们两个对视了半天，我确定自己在某个地方见过他。
　　“这个小胖子是你朋友？”中年男人问大D。
　　“是的。他叫小马。小马，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老板，叫肥哥！”大D对我说。
　　“肥哥好！”我一边打量着他，一边点头致意。
　　“哦……”他皱着眉头，也打量着我。
　　“跟这里的小鬼佬打过架吗？”他问。其实当他问这句话的时候，我几乎已经知道他是谁了。
　　我抬起头，感觉眼前明亮了一些。2012年，是我来墨尔本的第六年，我和鬼佬发生过的冲突早就突破了两位数，但要说打架，我记忆最深的就是那次！
　　我清了清嗓子，用颇有点儿自豪的语气说：“打过！一个人打跑了一群，当时他们在Boxhill的公园那边抢咱们中国人来着。”
　　9
　　一把斧头，将命运劈成两种
　　一种是活成木头的乖孩子
　　另一种是火焰焚尽后的病句
　　斧头穿过城市，钝化成锤子
　　锤子穿过爱情，又被磨成了刀子
　　刀子穿过友情，变成一行行忏悔词
　　知更鸟的胸脯上，染着耶稣的血
　　你也可以变色，甚至飞翔
　　却无法穿过自己
　　——《斧头歌》
　　在Boxhill公园打架，是2010年的事。那时候，我正在读砌砖工专业，刚刚找到一份学徒的工作。打架这件事，我跟好多同事、朋友都讲过，我甚至觉得，它比我组织的汶川地震募捐更让我有成就感。可惜，很多人都说我吹牛。
　　干架那天是周六。过了Boxhill火车站对面的加油站，有个小公园，周围很多居民区。在那里，我接到了人生中第一次私活儿，100刀，帮人清理花园。其实我根本没干过这活儿，只是帮忙卖把力气。那天我把所有工具都带上了，水平尺、手铲、铁锤、橡胶锤、板子、斧头……结果过去以后，我在房东的指挥下铲了一下午土，满身都是灰。我隔着很远，看到一个儒雅的中年人在打电话。我又走了几步，一群小鬼佬从我身边掠过，其中一个还撞了我一下。他们冲到了那个中国人面前，扇了他一巴掌，然后就开始抢他的手机。那个中年人也挺硬气，直接还手打了起来。虽然那中年人身体很好，可鬼佬有七八十来个呢，根本招架不过来，没几回合，他就光剩挨揍的份儿了。 　　在华人区遇到这事，是个华人都会上去帮忙吧。
　　“我操你妈！”我大吼一声，从工具包里掏出一把斧子冲了过去。嘴上虽然骂的是中文，但这些小鬼佬都能听懂。就在他们回头看着我发愣的时候，我已经冲到了跟前，用斧子的钝面，砸在了其中一个小鬼佬的头上，当场就见血了。我害怕他们会围上来打我，于是就挥舞着斧子乱劈了一通。说是乱劈，其实是对着空气砍。我那会儿刚找到工作，正觉得前途光明呢，才不愿意搞事情。不过这些小鬼佬胆子也小，看到见血了，而且还我拿着斧子，就一哄而散了。
　　不一会儿，有个住在附近的华人大叔也拿着棍子跑来了。大家都沒有报警，因为这种事报警根本就没用。那些小鬼佬估计都是未成年，最多抓住教育教育就放了。听一些老移民讲，Boxhill的警察们曾因为不作为，被集体开除过。传闻是有个华人女子被抢了，女子试着追踪案件进度，结果过了好几个月，发现警察们根本就没看过案件的材料。
　　出于谢意，那个中年人开车请我到路边喝了杯咖啡。
　　“小兄弟，你人挺仗义，以后可以到我那边干。”
　　“请问您是干什么的？”
　　“我有几家按摩院，你可以找个离你近的上班。里面都是女孩子，你负责收钱就行了。”听他这么一说，我就全明白了。
　　“谢谢您。不过我才找了工作，正在准备做雇主担保拿绿卡呢。今天这个是举手之劳，咱们都是中国人，帮忙是应该的。只是我现在这个工作来之不易，我干活儿笨，人家能要我就不错了，我不能轻易换工作。以后如果这工作干不成了，还请您多帮忙。”那时我的想法很简单，再有几个月我就拿到砌砖工资格证书了。一毕业，我就开始做900个小时的工作经验。由于我还得在技校里读一年书面课程，依然被学生签证束缚着，所以我每周只能上报20个小时的工作时长，这意味着我要用45周去攒够工作经验，除去各种假期，差不多要一年。
　　“你做建筑的？”他看了看我的工具包。
　　“您怎么知道的？”
　　“看你的打扮就知道，不是干建筑就是园艺。”他轻声笑了笑，说。
　　“嗯。我砌砖的。”
　　“你有没有兴趣包活儿？我可以给你找到，你找几个兄弟一起干，那样挣钱多。”
　　“谢谢您。我刚做了雇主担保，还是稳妥着来吧。”我知道自己在胡说八道，我只是刚找到了工作，离做雇主担保还早呢。那只是我一种极小家子气的小心翼翼，我太珍惜这份工作了，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生怕任何的风吹草动。
　　之后，我们又聊了很多。他了解了我来澳洲后遭遇的一切，我却只知道他的英文名字叫Forever。在我打算离开的时候，他从自己的笔记本上撕下一页，写了一个手机号码，并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可以找他。他还想留下500块钱给我，我没要。我说自己干建筑工资很高，其实我又在吹牛，那会儿我只是学徒工，一天只有可怜的80块钱。不过和其他学徒工比算是高的了，因为澳洲的建筑学徒工，第一年每天只有50块钱。到了第二年，老板会根据自身经济情况给学徒涨工资，但也涨得不多，不过是80或100而已。第三年，会给到150，跟着大工们一起砌砖，也不用干小工的活儿了。第四年，至少要给200，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工。
　　在Boxhill车站，我把他留给我的号码撕掉，丢进了垃圾箱，因为我感觉这个中年人来路不明，可能是黑社会的，我不想和黑社会扯上关系。
　　嗯，让我想想，差不多这个时候，小万刚到澳洲，刚刚开始被那三兄弟蹂躏的日子。
　　此时的大D还在贩卖国产香烟，利润不错。可他的女朋友正在读大学，那点儿钱根本不够用。为了凑钱，每到周末，大D就跟Ben一起去市区抢醉鬼。结果，他机缘巧合地加入了一个勒索团伙。本来大D想让Ben也加入的，但团伙里都是中国人，信不过Ben，就没让他加入。这个勒索团伙说不清是哪个帮派的，大D也从未对我多讲，他们总是潜伏性地干一票就消失，不和江湖上的人来往。像这种来无影去无踪的传奇团伙有很多。在悉尼，曾经有一对福建兄弟专门打劫华人妓院，从未失手，所过之处必定见血。曾有一福州接线生听出，这对兄弟操着亭江一带的口音，才确定他们是福建人，但具体姓甚名谁，至今都是个谜。
　　墨尔本地面上的黑帮很多，华人内部有华青帮、福清帮、大圈帮、14K以及台湾的竹联帮等。高层次的人我们见不到，底下的马仔们又难以区分。号称自己是某某帮派的人太多了，真假难辨。比如老大、老二和老三，在来到老板手下以前，他们就曾号称自己是大圈帮的马仔，过了一段时间，又号称自己加入了华青帮。其实，他们只是三个不知道自己究竟来澳洲干什么的混混学生，有好日子不过，非得干点和黑社会沾边的事。除了华人外，其他肤色的黑帮就更多了，比如“大手”的APEX，再比如越南帮、马来帮等。
　　不过，墨尔本的本地黑帮规模都很小，根本不像古惑仔电影里演的那样，动不动就上百人，这里更多是以家族、小团体为单位的，比较出名的就是“Moran”家族和“Fat Boy”。他们手下养着几个要钱不要命的人，大多从事贩毒行业。至于街头上那些吃着低保又吸毒瞎混的流氓或无业游民，是做不成大事的，只能干些抢劫路人的勾当。但APEX除外，APEX是专门抢劫的，人也多，2015年和2016年更是把墨尔本闹翻了天，居然敢和警察公开对峙。
　　现在想想，墨尔本真不是个安全的地方呢……
　　10
　　“Jesus！原来是你。你怎么混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在这里捡起垃圾来了？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你是个能干大事的人！”其实，在任何一家我工作超过一个月的店里，老板都说我是个干大事的人，我确信他们不是在讽刺我，可我不知道，像我这样，连洗碗都要学半年的人，能干什么大事。
　　“我干活儿笨，这种活对我比较合适。”我已经认命了，生活是刺，我天生是气球，爱怎么扎怎么扎吧。
　　“你带他去买点衣服！”老板转下身，一拳打在大D胸口。
　　大D咧开嘴笑着，连忙对老板道谢。在这蒙蒙的小雨里，散发着酸臭味的垃圾厂车间外，我的命运进入另一个拐点。 　　就这样，我换了新身份，从“垃圾分类工”变成“接线生”，据点也从东区转移到西区。不过我没租房子，而是借住在大D家，这样能省去搬家的麻烦，还不用付房租。小万听说我要来，麻利地替我收拾出了一间房，还专门买了新床单和被子。我执意要付他钱，他却死活不同意。在我来的那一晚，小万特意从他打工的餐馆里买了好多吃的，他说他记得我喜欢吃肉，所以买的都是烧鸭和腊肉。
　　接线生的工作很繁杂，不仅要给登门的客人做介绍，还要接电话，负责记录上门服务的时间和地址。各国的客人都有，这部黄色的小电话能让你听到各式口音的英语。最有意思的是那些“新手”，尤其是中国人和印度人，他们会使用各种奇怪的暗语来咨询这里的服务套路。他们的语气非常害羞，却又有一种抛开一切、不管不顾的刺激。最好玩的是那些装熟客的华人菜鸟，居然还要求我打折。这一句话就暴露了他们是刚上岸的雏儿。印度人相对单纯一些，能来这种地方消费的印度人，素质都比较高，他们只会说“something speical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之类的话。我之所以觉得好玩，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印度腔英语吧。中国人的花样就多了，“毒龙”“冰火两重天”“全套”“半套”“包不包出水”等，让人止不住笑。
　　红灯区很容易让人产生归属感，无论多稚嫩的客人，哪怕是一个拿着别人护照跨进店门的小留学生，只要来了一次，就肯定有第二、第三和更多次。而且他们会像回老家一样，不断带新朋友来，面带荣光地介绍他在这里的种种战绩。红灯区这门生意在澳洲是合法的，注册了营业执照的，我只要保证把客人的钱完好无损地送到老板手上就行了。
　　不过，这份新工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心。一开始，我是被这些女人瞧不起的。店里人都知道我是老板从垃圾分类厂带来的，都以为是老板可怜我，才给我这份工作。说实话，一天300刀，我来澳洲这些年，从没拿过这么高的人工。店里到处充斥着香薰味和女人身上的香水味，这让我很不安。尤其是清闲的时候，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店里很暖和，她们平时都穿着比基尼走来走去，毫不避讳，最多在后面休息的时候身上披件外套，大白腿就那么露在外面。她们喊我过来聊天，我不太习惯，却又不愿闲着，只好去打扫一下空着的房间。
　　“小马，你打扫下房间吧，刚才那鬼佬搞得我要走不动道了。”从那以后，常有女人对我说这样的话。
　　“呦，你打扫的房间够脏的呀。嚯，你以为这是你自己的房间呢。”说这话的是一个很事儿逼的女人，老板很讨厌她，因为她说话从来都不算数，说好在这家店做够一个月再走，结果做了不到一周就跑了。跑就跑吧，可过一阵子又找回来了。她之所以说这话，就是没事找事。床上的东西换掉，浴池都擦干，垃圾丢掉，哪还有干净不干净这一说？
　　“里面灯光那么暗，看不出来的，又没味道。”头两三天，我懒得搭这些老油条的茬儿。但总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是接线生，要和老板对接店里情况的，总让她们觉得我是软柿子可不好。
　　“客人会嫌的。”总会有老油条出来帮腔。老板早就告诉我要注意她们了，她们不禁偷偷跟客人要小费，有时还会偷柜子里的钱。
　　“把自己洗干净就行。”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瞪着跟我拌嘴的人这样说。老板从没说过让我打扫卫生，只是我自己闲不住。其实这本来就是她们的活儿，打扫得再干净又有什么用呢，只要床上那层东西换了，上一场战争的遗物丢掉，保证客人不染病就行了。
　　为了让我适应前期工作，大D主动调过来当我这家店的司机。那天他来接小姐，正好遇上几个老油条在那儿煽风点火。
　　大D比我果断多了，冲上去就抽。被抽的那个小姐是个东北人，很泼辣，朝大D撒泼，大D又抽了她两下，她才算老实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上次偷钱的是你！你要想死就说！”大D看到她坐在地上哭，一把将她拉起来，又给了她一巴掌。我赶紧拦住了大D，一会儿客人就要登门了，大D还得去送人，不能因为这点儿事耽误了老板的生意。
　　“他是我弟弟。你们这些贱货，别看他长得老实就欺负他。告诉你们，‘大手’就是他砍的！”果然，来源于暴力的力量是最直接的，从那天以后，店里每个小姐都对我“刮目相看”，再也没跟我拌过一次嘴。
　　11
　　好吧，我终于鼓起勇气讲出红灯区的故事了，尽管这只是个开头。其实，这才是我和小万之间故事的开始，我想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段回忆，以掩饰我不愿意承认“小万依旧是个配角”的事实。说实话，从出租车上下来，看到人潮的瞬间，我有种莫名的恐惧和悲凉。我时常沉醉在记忆里，可现实中我却总是孤身一人。我无法找到感同身受的人，盡管我的记忆来自于一个说英语的国家，我却在说母语的国家里体验到更强烈的感受。
　　说到底，我的性格太软弱了。不管是面对压力还是责任，我总是会感到害怕，也许长期在底层混迹又绝望的生活，早让我失去了当一个男人的勇气。我是店里唯一的男性，我总是担心那些身材高大的客人会突然发难。我很怕哪一天，“大手”的同伙找上门来。我们砍了他一只手，他肯定想要我们的命。如果他们真的来了，我又不想死，就只能拼命，但拼命太累了，我不想那么做。我不是没有考虑过换份工作，可我还能干什么呢？回去捡垃圾？
　　小万可以为了生存去压抑自己，可我不行，我抑制不住那颗混乱的大脑。我什么都想要，高尚的、邪恶的都舍不得放弃。老板很会挑人，店里的女人都很漂亮，我常常幻想进入她们身体，以各种道听途说来的姿势。
　　可我是店里唯一一个男人，必要时，我得保护她们。作为一个男人，你必须得抵挡她们身体散发出来的，源源不绝的诱惑。比如店里的Nanacy，身材圆润丰满，用大D的话说，长得就是一副引起人肉欲的样子。她常挑逗我，我都一脸冷酷地拒绝了，可在梦里，我却没少将她“就地正法”。
　　和店里人混熟了，大家就常常在一起聊八卦。尤其是红灯区这一行的，很多女人走遍了澳洲，像走穴一样在各个城市的华人店里串台。从她们嘴里，我听说了华人老板是如何开非法妓院的，一个处女是如何跨入这一行的，以及一些韩国妓女会偷偷给别人的避孕套上扎针眼儿，等等。当然，聊得最多的，还是抢劫！ 　　在这一行里，抢劫时常发生。听一个刚从悉尼过来的女孩讲，不久前，她工作过的一家悉尼的华人店被一帮非洲人抢了，他们不光拿钱，还把那个接线生的耳膜刺穿了。当她描述那个接线生的惨状时，我的耳膜也一阵阵泛疼。我还年轻，不想变成聋子，我必须做点儿什么保护自己，比如，备一些武器，再具体一点儿，比如说枪。
　　可这里经常有警察串门，他们主要是来查黑户的。但因为他们常来，所以店里只有用来防身的硬橡胶棍子。大D教过我，打架的时候要用棍子猛抽关节，再强壮的人也会被打趴下，他曾经用这棍子打倒过一个两米高的南美大汉。因为害怕，每天晚上交接班后，我都会跟着大D去打沙包。等晚上10点回到家，小万也从餐馆下班回来了，并带回来很多食物。现在想来，当时对小万说过的“谢谢”，太少了。
　　内心的恐惧依然追着我不放。我觉得我不能再听这些女人聊天了，因为不管她们聊什么，话题最终都会扯到抢劫上来。我干脆保持沉默，谁也不理，就那么冷冰冰地坐着。直到小胡出事，我才有了真正的改变。小胡是个“纸片人”，身高一米七，体重却不到80斤，有人戏称她是“赵飞燕”。她是店里的红人，经常有客人排队等她。
　　也许小万至死都不知道，我当初把老三推到楼底下，根本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小胡。这个让我分不清爱和亲情的女孩，她让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知道了自己的手心也会发汗。
　　12
　　那是我来红灯区工作快二十天的事了。下午，我听到楼上很吵，接着就是杀猪一样的喊救命的声音。无论是出于好奇心，还是工作职责，我都拿着棍子走了上去。
　　等我上楼以后，那声音渐渐平息下来。我站在门口犹豫了很久，到底要不要进去。成年人应该都明白吧，快感来临时，发出任何声音都是有可能的，有的会哼哼，有的像岛国电影那样，还有的会杀猪一样乱嚎，甚至连骂人喊爸爸的都有。我拿捏不準，我不想让店里的女人受伤，更不敢得罪客人。很快，手里的钥匙就攥湿了。
　　得罪了客人，会影响生意。嫖客之间有专门的网络论坛，外国人用什么我不知道，但华人们用“入肉”的比较多。他们会在上面发帖，炫耀自己的战绩，并对各店人员的服务进行点评，有一些甚至会配图，颇像现在的淘宝店评论。
　　在这个房间里的是小胡，客人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四眼儿深色人种，他是第一次来店里，只是我分不清他是印度人、非洲人、南美人还是中东人，因为他们长得实在太像了。尤其是斯里兰卡人、印度人和肯尼亚人，如果三个人正好都是皮肤偏黑的，你根本就分不出来谁是谁。
　　我在门口又听了一会儿，肉体摩擦的声音越来越剧烈，还有被人强制堵住嘴发出的呜呜呜的声音。我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反应，但我明显听出有一种挣扎的声音。房间内部没有监视器，听到这样的声音，我怀疑小胡被客人虐待了。我不能袖手旁观，万一是误会，大不了被客人臭骂一顿，可小胡要出了事，我会内疚一辈子。我决定打开门了！
　　我哆嗦着手，用钥匙打开了门。门缝一开，一股精油与体液混合散发的淫靡的味道扑面而来，还有一丝丝血腥的苦味和粪便的臭味。小胡正被一个黑影子压在身下一直哭。黑影子在昏暗的灯光下正光着屁股尽情施虐，他干瘦的裸体压在小胡身上，，像一头野猪扑在了一只白鹤身上，我似乎能听到因剧烈运动而造成骨头啪啪断裂的响声。
　　不过，和我比起来，黑影子太瘦小了，我手里有棍子，揍扁他没问题。
　　“what the fuck！”黑影子骂了一句，抽出了自己长长的湿哒哒的下体，像一个凶手刚拔出插在受害人身上的刀子，血还在滴着。黑影子从床头柜摸出自己的眼镜，重新换上了一张文质彬彬的脸。
　　小胡颤悠着腿，连衣服都没穿，光着身子躲在了我的身后。房间里的灯很暗，我却在她走过来时，就看清了她瘦到像骷髅一样的身子上的好多血红的巴掌印，整个脖子通红，隐约还可以看到拇指印。难道这黑影子有窒息癖？大D跟我说过，嫖客中有那么一小部分人有心理问题。窒息癖只是其中一种，通过猛掐对方喉咙让对方达到濒死状态，在濒死状态下，人的身体肌肉缩紧，从而在过程中获得更大快感。我赶紧把视线从她的身体上挪开，盯着地面发呆，她的下体还在滴血，从床头到门口，地上已经滴了三四滴。她躲在我身后的时候，用手紧紧抓着我的衣服，我不太想让她抓我，因为她身上还有一股排泄的臭味。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报警？告诉老板？还是冲进去打他一顿？想到这里，我心里打了个冷战，向后退了一步。我不是怕打架，而是害怕人的欲望。这样的场景，我一秒钟都不愿意多看。我想到了无意间看到的色情片上的一幕场景，也是这样的。我既觉得那场景恶心，却又觉得刺激，这让我对自己产生了怀疑。这些畸形欲望带来的快感和丑陋，像两条虫子，一条白色的，一条黑色的，扭曲在一起交合，它们把我的意志当成一粒浆果，试图吸干。人，无法去选择自己的恶，我们天生就是千疮百孔的，只是自己不愿面对现实而已。
　　正对门口的镜子里，我看到另一个我，和我保持一样的姿势。如果我要打这黑影子，镜子里的我会不会走出来帮我？
　　“冲上去干他就完了啊！哪儿那么多废话！这人都这德行了还犹豫什么呢！大不了工作不要了，揍完他再说！”一个声音在心底里喊着。
　　是的，这黑影子的确该打！可是怎么打呢？打到什么程度？像对付“大手”那样直接让他残疾吗？还只是胖揍一顿呢？万一我打不过他怎么办？万一他报警了怎么办？我是不是要被遣送呢？
　　我终究是没动手，并且自我安慰般地让自己放弃了动手打人的想法。我无法原谅自己那么龌龊。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不准任何人欺负小胡的原因，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爱过小胡，但我确定的是，她激发了我属于雄性的保护欲望。
　　等我回过神的时候，黑影子已经把自己的阳具擦拭干净，并且穿好了裤子。紧接着，他又有条不紊地穿上了衬衫，将纽扣从上到下一个一个系好，站在昏暗的镜子前，认认真真地扎好领带，恢复了文质彬彬的样子。
　　总让小胡光着也不是办法，我就把外套脱给了小胡。我的外套很大，足够包裹住她的身体。我身上只有一件无袖海魂衫了。 　　我眼睁睁看着黑影子穿好了衣服，他却那么淡定自如，一句话都没有说，我觉得自己受到了屈辱。于是我抛弃了不动手的想法，握紧棍子，准备冲上去干一架。可就在这时，有阳光从窗户照进了楼道，正好映在我手臂的刺青上，一个马头和一朵玫瑰。那是为我5年没见面的父母文的，以此祈求他们平安。我闭上眼睛，深呼吸，抽噎般地叹了一口气，再次打消了动手的想法。
　　“别害怕，你先下去吧！这里我来处理，下去找衣服穿上。等会儿我安排人送你回家。”我的小腿一直在颤抖，我确信自己想打黑影子，非常想，可我有太多不能动手的理由了。
　　小胡抽噎着，不说话，摇摇头表示不肯走，可能她在等着黑影子被我暴打吧！
　　“先下去吧！其他房间还有客人。”是的，我给自己找了一个非常王八蛋的理由。我显然是在告诉小胡，我不会和黑影子打架，如果真的打起来，会影响生意。万一有好事者报了警，那后果可不是我们能承受的。我可能要面临遣送，店里的黑民姑娘也会被牵连，我不能为了一时冲动，毁了整个店。
　　我要打死他。
　　我不能打他。
　　我必须打死他。
　　我不能打死他。
　　……
　　我的嘴角不断抽搐着，内心不断质问自己。可在外人看来，我只是在傻瞪着黑影子。
　　“All right！ALl right！”黑影子微笑地看着我，一边朝着我走来，一边从钱包里掏出了几张黄灿灿的钞票（澳洲的50元纸钞，他们很少用绿油油的100元纸钞，取款机也只有50元纸钞）。这钞票泛着光，像中元节给另一个世界的人们烧的那些花花绿绿的纸钱中的某一张。钱是英雄胆，钱也可以杀死英雄胆，这光似乎有魔力，我仅有的那点儿愤怒也被它吸收掉，似乎还露出了一点不知廉耻的微笑？我感觉自己像一只奔跑在草原上的羚羊，越跑越远，越跑越洒脱，它口渴却找不到水源，有一片湿气腾腾的草地，草的叶子和茎上布满了水珠，它站在这片湿地里，不断地舔食植物茎叶的水珠，舔着，舔着，它的身体开始不断下陷。天知道？它已走进了沼泽的中心，就这样没有任何抵抗地，慢慢陷落进去。
　　也许是嫌我的反应不够强烈，黑影子又多拿出了几张。天呐！我居然开始做算术题了。我在想，小胡肯定好几天不能上班了，反正她出来做也是为了钱，与其那么麻烦地动手打架，不如帮小胡多要点补偿。就在这幽幽绿光的照耀下，我的心理防线开始崩溃。那天下午，我相信我的眼睛里肯定写满了“￥”，我的心情已经从纠结于是否打他一顿，转换到为小胡的补偿讨价还价了。
　　“Fuck you！This is fucking little potato ，she can’t fucking work anymore. no 2000 dollars no fucking free！（操你妈，就这点钱，没有2000刀别想离开！）”他试图离开，我用棍子拦住了他的去路。然后，我用充满中国口音的英语骂了起来。其实，小胡只要休息几天就好了，毕竟不是每个客人都有窒息癖，不是每个客人都会强行走后门的。一般有这种要求的客人会提前问的，这些特殊姿势一定要征得双方同意才行。是的，其实我完全可以报警抓他，只是报警太麻烦了，警察会借机把店里所有人查个遍。
　　算了，还是能要多少钱算多少钱吧。
　　我注意到，黑影子的白色衬衫上隐隐约约有一片因汗水而浸透的水渍，这水渍的范围越来越大，像是不断扩张的欲望，淫靡的味道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男性荷尔蒙的膻味儿。我上下打量着他的衣着，算计他到底能拿出多少钱来给小胡。
　　可我突然又想起上小学时，老师对我讲过，“妓院”是个堕落的词语。而现在，我就在这样一个堕落的地方，这说明我也是个堕落的人，我的一切都是堕落的。尽管我不想让自己那样堕落，我却还是选择了这堕落的地方。在别人看来，我就是堕落的。
　　“对不起，我没有2000那么多，这是我全部的钱。”黑影子看着我，把钱包里所有能发光的纸都掏了出来，绿色，黄色，红色，蓝色，组合成让人爱不释手的光芒。这是金钱所散发的能让人忘记愤怒的光芒，不管这张纸上印的是英国女王还是某个街角的小混混，都不会有人关心；我们所关心的，只是这纸片上的数字，以及数字所代表的物质。
　　我接过钱，简单数了一下，才360刀，和我预期的差距太大。我肯定不能让他就这样走了。从法律意义上讲，我替小胡要的2000刀，算是精神损失费。
　　我一把夺过他的钱包，从里面翻出了几张银行卡。这就好办了，我们店里就有ATM机，现场取钱吧！想到这里，之前的愤怒一扫而空，转而是一种惩罚坏人的兴奋。我非常骄傲地拿棍子顶着他，逼着他从ATM机取钱。他似乎是个老手，这样的场面想必经历了不少，他用其中一张银行卡取了1000刀，然后示意我没钱了。我知道，澳洲的ATM机一天只能取1000。但他还有其他银行卡，休想糊弄我。此时店里其他客人也下楼了，看到这场景后，问我怎么回事。我的英语有点结巴，但小胡的英语很好，当小胡哭着诉说出她的遭遇后，客人们纷纷投来了同情的目光，还有人给了小胡20刀小费。大家和我一起咒骂着黑影子。黑影子羞红着脸，把每张银行卡都插进去让我看。原来，那几张卡已经取不出钱来了。
　　“Watch！Wallet！手表！钱包！”我把棍子架在他脖子上说。
　　黑影子叹了口气，无奈地微笑着环顾四周，把自己的手表解下来递到了我手里，然后把钱包里的卡抽出来放在口袋里，把钱包也递到了我手里。
　　“OK，你可以走了！”这个结果还算满意。手表的牌子我不认识，但那钱包应该是LV的，多少能值点钱，凑在一起，也能补偿一下小胡了。
　　黑影子长舒了一口气，说：“thank you！”
　　我没有说话，低着头，瞥到一边，抬起手臂指着门口。其他围观的客人纷纷起哄笑了起来。
　　自始至终，我都沒碰黑影子半个指头。我把这些钱和物件递给小胡。小胡没有接，只是对我点了点头就转身去休息室了。她可能是生我气了吧。这让我在以后，面对小胡的时候，总有一种负罪感，毕竟她也曾出现在我的幻想里，被我幻想着狠狠地蹂躏过，而现实里，我却未能很好地保护她，还失去了动手打架的勇气。 　　13
　　可我更加清楚，相比于对小胡的愧疚，小万带给我的罪孽感才是更真实的，因为小万已经死了，无论我怎么忏悔，他都活不过来了。小胡呢？自从分别后，她渐渐开始了新的生活，有了一个宠爱她、不计较过去的爱人，一套海边的房子，还有一条可爱的柯基犬……
　　小胡转身走后，我微笑着送走了留在店里的客人们。如果没有他们在一旁帮腔，黑影子可能没那么痛快给我手表和钱包。现在，一个客人也没有了。我关上那沉沉的木门，咬着嘴唇，收起桌上的钱和物件，走进了休息室。
　　我站在小胡旁边，用一股看似很能掌控局面、很成熟的语气说：“给，这是刚才跟那家伙要的錢，你回家休息下。买点好吃的，养养身体。本来我想打他一顿的，但打他一顿不如直接拿钱实在，回去好好休息吧。”
　　“哦！”小胡没有看我，她颤巍着举起手，把那些东西接了过来。她的手一垂，钱撒了一地。旁边的女人和我都弯腰帮她捡。我抬头看了一眼，她正看着某个角落发呆。脸上的妆已经哭花了，黑色的泪水在脸上留下一道道深深浅浅的痕迹。她的眼睛，像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我顺着井口掉落至井底，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试图从井里爬出来，可四周都是长满了苔藓的青砖，根本抓不住。我想喊救命，抬起头，却发现天上有一张长鼻子尖嘴的妖精脸正在对着我笑。那笑声驱散了我求生的勇气，我感到自己即将像个懦夫一样死在井里。
　　再睁开眼的时候，我已经坐在楼下的椅子上。我想起来，今天发生的事还没告诉老板呢。本来这种事应该打电话的，可能是想逃避声音的接触吧，我像做贼一样地给老板发了一条长短信。在短信中，我请示老板是否要让小胡休息一下，老板回信表示同意，并夸我处理得很得体。于是，我安排店里一个与她关系亲密的姑娘打车送她回去，费用店里报销。看着那姑娘扶着小胡走出门，上了车，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她们两个人都很瘦，也许这就是她们关系亲密的原因吧。她们和我一样喜欢吃自助餐，可吃完以后，她俩会偷偷跑到厕所里吐掉。我问为什么，她俩说，为了保持身材。要是胖了，客人就少了。
　　我有些困了，想睡觉。现在还没到4点，我还可以休息一会儿，因为到了4点的时候，一批刚下班的客人会来，我得招待他们。我睡不着，干脆呆坐在椅子上。这椅子似乎能穿过我的身体，不断生长，很快就成了一棵腐朽入髓的老树，盘布着被风割雨蚀而扭曲盘旋的枝干，仅有的几片叶子也因营养不良而开始泛黄。它们想从地下汲取一些养分，可脚下是结结实实的木地板和钢筋混凝土，就像我从黑影子手里接过的钱一样，那钱是不是从我的躯干上撕下来的仅有的几片叶子呢？我想，应该是。绿色的是我仅剩的一点年轻，黄色的是已经枯萎发黄的部分，蓝色的是已经腐烂变质的部分，红色的则是我仍在跳动的血。
　　不知道小胡怎么想的，她似乎哭得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过。或许她自己早就乐于此道，也或许她经历过太多而麻木了。从她瘦如骷髅的身上，我找不到一点正常人的痕迹。在店里醉人的香薰味中，我仿佛隐约闻到了那带着一丝血腥和排泄物的淫靡气味，仿佛又一次听到因剧烈运动而导致骨头断裂的声音。
　　终于，我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梦里，我和父母团聚了，地点是没被查封的家里。家里的每个物件都是完好的。天空是蓝的，还有儿时看到的黑白分明的燕子！
　　如果没有欲望，没有所谓的良知，这份工作将变得多么简单！我只需要早晨泡一杯茶，一边玩游戏一边看监控器就行了。有客人来了我就悄悄开门迎他们进来，然后再把姑娘们喊出来，挨个与客人见面，等客人挑好了我再收钱，记上时间。心情好的话，还可以给客人做个鼓励的手势，说几句奉承话，等客人搞完了再笑脸送他们出去。
　　这么简单的事，我做不到，而且深感羞耻。
　　下班后，我一个人走在夜路上。风明明吹得很轻，却觉得像在扇我耳光。树叶沙沙的声音也像在嘲笑我，偶尔会有几只松鼠一类的动物趴在树梢上看我。我似乎听到它们在说人话：“人怎么那么奇怪，不从大自然中觅食，却不顾一切地为了得到那几张薄薄的纸。”
　　我咒骂着，捡起石头朝那些动物丢去，却被一个多事的鬼佬给制止了。那鬼佬一把将我推在了地上。我爬起来一脚就把他踹躺下了。那鬼佬爬起来就跑了，我没有追。
　　回到家，看到小万养的仓鼠生宝宝了。这些小东西缩成一团，我伸手摸了一下，又缩回来。看着它们毛茸茸的样子，我居然开心地傻笑起来。之后，我洗了个澡，又睡了一会儿。
　　醒来后，小万也回家了。他尖叫了一声，原来，仓鼠妈妈把它的宝宝全吃了……
　　14
　　想起许多形容词，现在都一一删去
　　回忆一段悲愤，也只记住了悲愤
　　意象不是造物主，不足以承受所有感情
　　握到骨头发麻的拳头，再也握不起来了
　　那一晚，怀揣果实的小兽见证了这一切——
　　在人人保护动物的地方
　　一个男孩的恨意，将月亮烤得通红
　　——《审判词之一：恨意》
　　这几天，成都阴雨连绵。我的懒惰症又犯了，一直躲在宾馆房间里看电视。我总是这样，开始一段旅程，却又在半途退缩或中止。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有人说，这是因为我是诗人的缘故。可只有我自己清楚，那根本就是懒成精神分裂。那些所谓的灵感都是废品，只是自己不敢正视生活而已。
　　我走到窗外，隐约看到一座古城。可再一睁眼，那只是个黑白色调的老城区。城区里一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可一想到它们染上了水泥色或钢筋色，我就再也提不起半点儿兴趣。就这样，一直发呆，直到日落。霓虹灯像麻药一般，在城市里亮了起来。不知道小万在这里度过了怎样的童年，也许他根本就不是成都人。根据我的经验，很多四川人都说自己是成都人，原因只是“成都”这两个字，听起来更像大城市。
　　我趴在窗台上睡着了。我做了一个噩梦，地面像波浪一样翻滚着，我和许多人都在盲目地逃。身后，一栋又一栋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大厦出现以后，下面的那块地皮居然站了起来，像是一个天生阳痿的男人，吃下了一盒伟哥，到处炫耀着那根好不容易勃起的阳具。 　　这梦是一点点化掉的，像投进清水里的墨汁。看着地上的一坛又一坛污水，人们并没有想象中的欢欣雀跃。
　　醒来已是清晨，我是被雨声淋醒的。
　　“算了，没准备伞，今天不出去了。”我这么劝着自己，光着脚，慵懒地坐在地板上，背靠着床。
　　房间墙上挂着凡·高的画，如果没记错，应该是《麦田上的乌鸦》。小万、大D、老大老二老三和我，就像是从粗糙的天空和麦田间飞过的那一群乌鸦，嗯，就是一个这么冰凉干燥的世界，像被风吹后的褶皱，不知何时会脱落。
　　只有我知道，飞在麦田上的乌鸦，是受到了枪声惊吓的。
　　那是2013年，一個平常到让人记不清日期的晚上，只记得是个周末，全城的人都在开Party，唱歌跳舞。那时的我已离开了红灯区，我的父亲也早已出狱。多年没有正经读书的我，重新被大学录取。尽管，因为大洋的距离，我还没能拥抱我的父母，但我确信，我们一家人，即将开始新的生活。
　　“算了，我们撤吧，他们人太多，你看上次那家伙也在，我们惹不起他。”黑暗中，大D长吸了一口烟，数着从前面奔驰车里下来又走进院子的几个人。说完，他很不甘心地把刚刚吸过的烟，摁灭在车门上。大D嘴里的“那家伙”叫老古，据说老古是在日本背了人命案跑出来的。老古和大D算是同行，专门勒索那些刚刚登陆的官员和家属。可老古是专业人士，以此为生多年。相比之下，大D只是初出茅庐，在老古面前，他只能算是票友。没办法，犯罪成本太低，太容易了。邻居之间几乎老死不相往来。独居的人死在家里，半个月以后才被发现，再正常不过了。所以，那些新登陆的人都很怕老古这样的亡命徒。不过老古没什么钱，他的钱都贡献给赌场和红灯区了。
　　“没什么惹不惹得起的，进去把他们都杀光。干完我们就离开墨尔本，我回国，你去珀斯。”听到大D那么说，原本靠在座椅上的我一下挺起了身子。大D有心退却了，那么我就必须强硬起来。那天是小万的头七，我们五天前才知道小万的死讯。骗小万钱，又导致小万遣送回去的家伙叫阿龙。阿龙是福建人，建筑工地小老板。大D打听到了阿龙的下落，摸清了他周末的出行规律。那晚，我们从华人街一直跟到阿龙家。我的书包里，装着一杆锯断了的猎枪和两把手枪。
　　“我们两个不是对手，他们人太多。”大D长叹了一口气。
　　大D的退缩，让我也有点动摇。此时，阿龙等一干人等已在院子里摆起了场子。女人们从院子到屋里，进进出出地忙活着，啤酒、炒菜还有烧烤。我们俩就在车里，看着他们在院子里喝酒、聊天。这温馨的场面，让我鼻子发酸。
　　阿龙捧着自己才出生不久的儿子，高高地举着。众人干杯，哄笑。他们充满阳刚之气的笑声，几乎要刺穿我的耳膜。操你妈的，这些都是用我朋友的命换来的。小万肯定不是唯一一个被骗的。
　　“去找Ben。他不是号称有冲锋枪吗？借来。杀完他们我去自首，下大狱我来蹲。你替我照顾好我父母。我不能让小万白死！”我用牙齿抵住嘴唇，一股热乎乎的腥味儿充满了口腔，还有一些，沿着嘴角滑了下去。我的头有点晕，我清楚地感到一股热流涌上了头顶，仿佛要把我的脑浆煮沸。我心里很清楚，刚才说的是气话，可那也是真心话。我不是一个目无法纪的人，可小万已经死了，公道是讨不回来了。我们这两个活人，不能眼看着阿龙活得那么自在。
　　“你认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大D手里又多了一根烟，还没来得及点着，就掉了。大D从未听我说过这样的狠话。他转过脸，看着我。世界静了下来，我甚至能听清从肺部涌出的呼吸声，还有院子里阿龙他们的笑声与碰杯声。
　　我还能听到一股窸窸窣窣的声音，那是绝望在蔓延。我即将开始新的生活，可我对于新生活的喜悦和对过去的绝望，一样多。我早就想和肮脏的过去做个了断了，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理由。现在，小万用他的生命给了我机会。
　　此时，阿龙开始站到桌子上唱闽南歌，其他人跟着他唱，还打着拍子。那首歌我听过，叫《心事谁人知》。他们越是欢快，我就越是想杀人。他们让我意识到，对于这个世界而言，小万的死，是一件多么微不足道的事，就像秋天，落下的其中一片叶子……
　　不知道小万的家人此时又在做什么呢？他们会不会迅速地忘记小万的死，然后开始新生活呢？
　　主，您一直教我们爱和宽恕，可我只是人，无法忘记那些带给我悲痛的事。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幸福都跟着坏人走了……
　　“对，我认真的。我要把他们全干掉！反正他们这些人没一个好东西，活着也是继续祸害人，就当替天行道了！”其实，就算有了冲锋枪，我也不能保证一梭子撂倒他们。我根本就没用过冲锋枪，只是小时候玩过气枪，一共开过三下，第一下打在了树上，第二下还是打在树上，第三下打在墙上，弹回来差点打中我的头。
　　“你可想清楚了。真和咱们有仇的就阿龙一个人，其他人作再多恶也和我们无关。”大D说。
　　“想清楚了！不然不会跟他们一晚上！”说完，我紧紧地抓着我的挎包，三支枪都在包里，还有一些材料，不敢让大D看见。那是我准备去大学读书的Offer（录取通知书）。如果能走一段平平常常的命运，我这会儿应该毕业工作了。可现在呢？我就算回到大学，也只能从预科读起。高二升高三，我转了一次校。毕业后读Tafe，开始当砌砖工。为了保留签证，挂了两年野鸡学校，拿了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学位。大学招生办的老师看过我的履历后告诉我，鉴于我的复杂经历，他只能让我先读一年预科。这意味着我只能在移民局申请到一年的签证，等预科毕业以后，才能再申请读大二和大三的签证。
　　办理入学手续，像是一次重生。我不再是砌砖工、搬运工或者红灯区里的接线生，我将是一个正经的留学生。我捧着材料递交上去的时候，仿佛转动了打开天堂之门的钥匙。
　　小万的事，我本可以不这样做的。我完全可以，权当这是生命旅途中，偶然碰到的一次悲剧，将它轻描淡写地带过去。
　　可是我做不到。天堂的门打开了，我却选择转身。温暖的光照在我的背面，而我面对的，是来自地狱的熊熊烈火。 　　大D把油门踩到底，咆哮着朝Ben家驶去。
　　不，咆哮的不是车子，而是我。那一刻，我是一辆愤怒的火车。
　　15
　　“要是他在就好了，现在来你家里玩，得你做饭我洗碗了。”那晚过后，我常对大D说这样的话。
　　“你他妈就是懒。”每当我那样说时大D都会这样回答我。小万也许是被老大老二老三给欺负惯了吧，自从他搬到大D这边，就主动承担了所有家务，仿佛干活儿已经成了小万的本性。大D不习惯这样，尤其是洗衣服这事儿，大D喜欢自己来。可小万有时抢着洗，气得大D直骂他没出息。一个大男人，抢着给别人洗衣服，确实没出息！
　　但我是很少骂小万的。我是个懒人，巴不得有人主动干家务。只是偶尔他跟我聊他的童年，啰啰嗦嗦，声泪俱下，搞得我很不耐烦时，才会吼他两句。在红灯区工作的那段时间，除了袜子和内裤，其他衣物都是小万帮我洗的，包括叠被子……
　　雨停后，我下了楼。在宾馆外的小店里，点了一份烤脑花。这是小万的拿手菜，大D和我经常吃。Sunshine火车站对面就是一家屠宰店，鬼佬开的。如果这家店没倒闭，现在应该还开着。他们鬼佬是不吃内脏的，所以把这些东西当废料卖。一口汤锅那么大的牛肝，只需要5澳币，要是再加5澳币，还能买一整颗猪头。
　　我常提着一袋子血淋淋的内脏去大D家。我不挑食，什么都吃。从心肝肺到肠子和猪蹄，我全都买过。小万把这些内脏接过来，我的任务就完成了。等我抱着电脑玩游戏玩到头昏脑涨的时候，各种下水的香味也在房间里弥漫开来了。小万的时间仿佛用不完似的，总能腾出手干这些杂活儿……
　　我一连点了十份烤脑花，要撑死自己似的，逼着自己全部吃完，连口汤汁都没剩下。回到宾馆后，我摆了个大字形，躺在床上，望着雪白的天花板。
　　望着，望着，眼泪就流出来了。
　　兄弟，想必你也猜到了，那晚去杀阿龙，根本没有杀成。
　　Ben告诉大D，枪找不到了。我觉得这是推托，他只是不放心我们，不愿意惹麻烦而已。算了，毕竟他是个鬼佬，不能指望他多讲义气。
　　Ben劝我们用理智一些的办法去处理这件事。可这件事该怎么理智呢？小万拿着刀子冲到了阿龙家里，证据确凿，是被判回去的。况且，我们只是知道小万死了，只是知道他被阿龙骗过，但小万和阿龙的交易细节只有他们俩知道，我们能去哪里找证据呢？也许花费个一年半载，也可以找到证据，可我们也要生活，怎么可能搭上那么多精力和时间去寻找证据呢？就算找到了证据又能怎么样？小万会活过来吗？阿龙最多被判个诈骗罪，他无须为小万的死负责！
　　“走！用猎枪一样干他们！”我没有理会Ben的劝告，拉着大D要走。大D一把夺过了我的包，从里面抽出了一堆纸，其中一张是我的入学通知书。
　　“这东西，跟这事儿没关系！”我指着大D手里的那些纸说。直到我和大D不再联系，他都没有告诉我是什么时候发现入学通知书的。
　　大D抽了我一巴掌，我没还手，哭了。我能感觉到，在我哭的那一刻，我又从地狱回到了天堂的门口。天堂里吹来清爽的风，洗去了我身上的灰烬。这些年，我都做了些什么？总是抱怨命运的坎坷，实际上是自己的懒惰一点点拖垮了自己。我根本不是那么讲义气的人，我只是借小万的死来掩饰自己是个懦夫的真相。我终于可以坦然面对自己了，不必一面糊弄自己也一面糊弄着朋友。我很想好好活下去，做梦都想。
　　兄弟，我是个懦夫，我什么都做不了……
　　16
　　躺在床上哭完，我斜眼看了看窗外。这是我的习惯，我常一个人偷偷哭，哭完以后再偷偷看看窗外，像一个刚被抓回监狱的逃犯。川中的阴天和墨尔本太像了，云彩像是一个黑白混合的调色板，谁也无法用单一的颜色涂抹自己的人生啊！
　　如果非要说我为小万做过点儿什么的话，那就不得不提到老大老二老三了。
　　因为小万，我们成了仇人。那是砍完“大手”之后的事了。
　　“大D你个狗卵子，断我们财路，你要罩着小万是吧！行！你牛逼啊！给我等着！”那天晚上，老大开车到大D家，指着大D的鼻子骂。老大喜欢穿西装，去哪儿都是一身黑。他的身上还保留着许多校园流氓的特质，行为处事还像个学生。校园流氓最大的特质就是无底线地欺负老实人，比如小万。这和收保护费不一样，至少他们不会让店家去洗裤头、洗袜子。
　　老大的到来，让我搞懂了“断人财路”的含义。小万是老大老二老三的“财路”，也是他们的保姆。小万打工很勤快，为了保留签证，他也和我一樣，在野鸡学校挂了个名。小万找的那所学校，一年学费6000澳元，两个月一付，一次2000，三次付清。小万每天只吃蔬菜配炒大米，每天吃饭的花销不到5澳元。除去学费和房租，小万能攒下不少钱。可老大老二老三扣了小万的护照，如果小万不给他们钱，护照随时会被销毁。小万怕事，就选择了忍气吞声，甚至在他搬到大D家以后，还偷偷给老大老二老三送钱。他辛苦攒的钱都被老大老二老三用来吸毒、嫖娼，全都糟蹋掉了。
　　大D知道这件事以后，就叫上Ben去了他们家一趟。Ben和大D从Ringwood混到Sunshine，所仰仗的是一手神乎其神的撬锁手艺。相比之下，Ben的手法更高超。老大老二老三新换的防盗门，被Ben三两下就弄开了。两人把老大老二老三家翻了个底朝天，找回了小万的护照。
　　就这样，大D和Ben用一小时时间，治好了小万一年多的心病。
　　从那以后，小万再也没给过他们钱。
　　老大老二老三几次找大D要，都被拒绝了。就连我那天在Tender Touch，跟着那个韩国美女上楼的时候，老大还给大D打了电话，想要回小万的护照。
　　大D静静地听着老大骂完，一言不发，转身回了房间。我能看出来，大D的脸色不太好。这是老大的宣战信号，他们不定会用什么损招对付我们和小万。
　　但是，围绕在我们这些人之间的恩怨，远不止一个“小万”这么简单。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小万是我记忆中的“附属品”。 　　大D为了有免费的艳遇，常会邀请店里的一些女孩来家里吃饭。大D负责布置餐桌，我负责采购，大厨当然就是小万了。每次吃完，喝点酒，总能发生点“好事”。
　　可有一次，吃饭吃到一半，突然飘起一股粪便的味道。紧接着，“花姐”就捂着屁股去了洗手间。这没什么奇怪的，店里的女人们早就跟我讲过了，“花姐”这样还算轻的，严重的连肠子都会漏出来。
　　大D、我，还有其他女人淡定地坐在那儿聊天。只有小万一个人，慌里慌张地去了洗手间。
　　说来有些可笑。那天以后，小万居然告诉我，他喜欢上了“花姐”。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想过小万这样的“老实人”会去喜欢女孩子。他突然这样跟我说，反而让我有些不适应，仿佛你玩了很久的玩偶，突然会说人话一般。
　　我对小万笑了笑，不知道说什么好。说实话，我由衷地希望他们俩能走到一起，定居、结婚、离开肮脏不堪的墨尔本，随便换一座城市。尽管那座城市同样肮脏不堪，但他们可以换个身份，干净地活着！
　　“花姐”没有明确表示是否要接受小万，但他们俩经常一起出去吃饭。
　　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老大老二老三那里。作为对小万的报复，他们三个把“花姐”狠狠折磨了一夜。尤其是老三，我怀疑他心理变态，他把“花姐”身上咬得到处都是血印。“花姐”是黑民，不敢报警，只能忍着。折磨完“花姐”，他们三个就加入了其他帮派，拜了“爷叔”，彻底转变为帮派分子。
　　“花姐”把这件事告诉了小万，小万终于不再懦弱了。他拿了把水果刀，冲进老大老二老三家，哭着喊着要捅死老三。小万的确有股猛劲儿，可惜经验太少。老三丢了一床被子，就把他蒙住了。
　　第二天早上，小万被丢回了大D家的院子里。他的脸已经被打烂了，直到我离开红灯区的时候，他还不能出门工作。
　　我和大D一起扶小万进了房间。给他擦完药以后，我拎了把斧子要去报仇，却被大D拦住了。原因很简单，“花姐”是老大老二老三叫到家里去的，是上门服务，而且“花姐”从未承认过小万是自己的男朋友，小万这样跑过去要捅老三，不合规矩。最后一个原因，他们三个跟了“爷叔”，尽量别给老板惹事！
　　17
　　小万被打的事就这么过去了。他不能出去工作，就每天起来给我们做饭。我劝了他几次，脸都这样了，就不要忙活了。可小万不肯，说这段时间买菜的钱都是我出的，他不能吃白饭。小万平时会往家里寄钱的。他知道自己最近不能工作，就对家里撒谎说出车祸了。在小万母亲的哀求下，小万的继父才很不舍地打了一些钱过来。我无法体会，在继父家庭长大，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但我能看出来，小万不想接受那些钱，所以我主动承担了这段时间的开销。
　　大D和我还是太善良了。老大老二老三见我们没去报复，还主动联系了我们，说话语气比以前客气了很多。我们以为我们之间的关系缓和了，谁承想，他们心里更看不起我们了。
　　接下来的冲突，就不得不提到小胡了。
　　因为黑影子的事情，我对小胡一直心怀愧疚。在店里，我总是对她比对别人要关照一些。偶尔，我也会买个玩偶，藏起来，等别人不在的时候送给她。她也会做饭带到店里来给我吃。我们俩的关系，颇有些像小万和“花姐”。只是，我们两个要低调得多。直到有一天，大D喝醉了，告诉我他喜欢小胡，我才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俩的关系，我究竟是真的爱小胡，还是仅仅为了减轻自己的负疚？
　　还没等我理清和小胡的关系，发生在“花姐”身上的事，居然在小胡的身上重演了一遍。小胡是下班后被他们强行带走的。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只对不相干的女人下手！
　　我安排店里可靠的女人去看望小胡，并把这件事死死地压住。大D对此毫不知情。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非常诚恳地给老大老二老三打了好几遍电话。电话里，我反复表达自己的歉意，还给其中一个王八蛋转了2000澳元。如此没有尊严的电话，我打了六天！连老大都觉得不好意思了，说要请我吃饭。
　　第七天，老大和老二去悉尼为“爷叔”办事，大D也有事出去了。我以恢复他们和大D的关系为由，请老三来大D家里吃饭。可惜的是，老三刚进门坐下，大D就回来了。我来不及告诉他我的整个计划，只好提前动手。
　　从老三被我从窗口推下去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们之间的矛盾，再也不可能善终了。大D替我辞掉了工作，让我回到了东区。
　　东区与西区不同，街上走的都是中国人和白人，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日子开始平静下来，像一头折腾累了，趴在地上打鼾的狮子。可我知道，狮子一旦醒來，是要吃人的……
　　18
　　马儿的歌声伴着日出，将你牵上山坡
　　你坐在一棵大树下
　　马儿在草场上停止了歌唱
　　回音徘徊在无尽的空旷里
　　天空把一半留给了马儿
　　另一半留给乌云
　　小镇的秋季尚存慈悲
　　它深知，那些惶恐的眼睛并未成熟
　　而落日沉入大海，把沙滩烤成热泪——
　　我们的身边，已没有了马儿
　　——《缰绳》
　　我已经决定离开成都了，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小万的家在哪里，也不知道他的父母姓甚名谁。我这样偷偷跑来成都，纯粹是发神经。
　　看着墙上挂着的凡·高的画，我有些伤感。那些乌鸦被定格在了夜空里，保持着飞翔的姿势。尽管我知道，作为一个男人，我不该这么矫情，可我仍旧觉得，那粗糙的画质，就是生活刻在我心头的伤疤。
　　我想找个人倾诉一下，最好是异性。我用手机在附近的人里搜索，居然有一个叫“缘罪”的微信号。
　　就是这个了！我递交了申请，不到五分钟，她就通过了。
　　“你好！我有个死去的朋友叫小万。”打完这句话，发出去，不等她回复，我就开始像疯子一样，用一段又一段60秒的语音，哭着向她讲述这段故事。发了得有几十段吧，总算是发完了，心里畅快多了。本以为她会把我这种神经病拉黑，没承想，她竟然一段一段地听完了。 　　“你的故事我听完了，很感人。”她回复道。紧接着她也发了一段语音，问我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我成了一名诗人。”我说。
　　“不是问你，是大D、小胡，还有小万。”从她的声音里，我能感受到她的急切，像一个寻宝的人，终于要打开潘多拉魔盒时的兴奋和不安。
　　“唉……”我按住了语音键，欲言又止。等了三四秒才长叹了一口气。
　　“大D的腿被他们用枪打伤了。”
　　“那大D残疾了吗？”
　　“没有，活得好好的。”
　　“那小万呢？”
　　“大D安排他去了Geelong，挨着墨尔本的一座小城市。他养好伤以后就在那边打工。”
　　“那小胡呢？”
　　“照顾大D。”我开始有些喜欢这样一问一答的形式，像警察审犯人一样，不停地交代犯罪事实，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事情走向。
　　“那你呢？”
　　“好。我把他们都扎了，还把老三的眼打瞎了。”
　　“警察没找你们吗？”
　　“没有。他们不敢报警，这件事就这么算了……”说到这里，我得意地笑了笑，脑海中再次浮现出那个仓皇逃亡的夜晚。
　　三个人被扎，还瞎了一只眼睛，这种事怎么可能就这么算了？为了做成这件事，我光踩点就踩了一个月。Ben很讲义气，帮我们安排好了跑路的去处，让我们去找他的外公。就这样，大D带着伤连夜开车带我跑了。
　　那是一场惊天大逃亡。没有警察追捕，光是内心的恐惧就足以让我的意志崩溃。我们逃到了“梦尽头的小镇”。Ben的外公是那里的一位牧场主。我们在他的牧场里游荡，每天都能到在山上骑马、唱歌，还可以开车去看海。那真的是梦里才有的好日子。小万和小胡还来看望过我们。在小镇街头，我抓着大D和小胡的手，让他们紧紧握住彼此。我对着天空喊道，希望小胡成为大D的女人。可他俩最后还是分手了，各自开始了新的生活……
　　“那再后来呢？”微信的另一头問道。
　　“再后来我就读大学去了，再再后来我就回国了，再再再后来就遇到了你，现在咱俩正聊天呢。”想到剩下的人都还好好活着，我莫名地笑了起来。
　　“其他人呢？”
　　“大D和小胡各有各的生活。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
　　“小万呢？”
　　“小万做雇主担保被骗了，回国后自杀了，听说是跳楼死的。”
　　“被骗了为什么要回国呢？他不该留在那边继续奋斗吗？”
　　“他被骗以后，来找我们想办法。我讽刺了他几句。他心里可能受不了吧，就去找人打架，结果被摁在那儿了。他是被遣送回国的，回国以后就跳楼自杀了。我对不起他。”一分钟前的好心情跌落谷底，我的愧疚感再次袭来。我不该说小万是累赘的，更不该把发生的那些斗争归咎在他身上。如果我不把老三从窗户推下去，事情根本不会闹成这样。我不该骂他是懦夫。我不该因为自己读大学了就不管以前的朋友。我当时脑子一定进水了，才会说那样的混账话。
　　“不，不是，小万不是跳楼死的。”她的声音很坚定，容不得我问为什么。
　　我没有说话，静静地盯着手机屏幕。
　　“他是被家里人逼死的。家里人嫌他浪费了家里的钱，大家都在怪他。他是吃安眠药死的。”
　　“不可能！”我心头一颤，手一松，手机就掉了。她的话，我无法接受。其实，“小万是跳楼死的”只是我的一个臆想。包括大D在内，我们所知道的信息，仅仅是“小万死了”，没有人知道他是以什么方式结束生命的。在我的想象中，只有跳楼，这种既有高度，又足够吸引眼球的自杀方式，才配得起小万所受过的屈辱。
　　我万万没想到，小万会死得这么安静。小万还是太老实了，连死都不愿意给这个世界添乱。也许，他从未想过，某一天，他会成为一个故事的主角。
　　19
　　我确信自己是个懦夫。我现在必须要逃了！
　　但在这之前，我想了却最后一个心愿，那就是，去看一眼小万常说的百货大楼。
　　关于小万提起过的百货大楼，我问了很多人才找到。大楼还是那栋大楼，百货还是那间百货，只是它的名字，已经变了。
　　斜对面，是被园艺工人们修剪的，动物形状的绿植，每一个都保持着微笑的姿势。看着它们，我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因为我的心头始终压着一句话——他是被家里人逼死的……
　　从市区到机场，一路上，我看到许多开心的人和迷茫的人。我的飞机晚点了，一直等到9点多才起飞。在飞机的轰鸣中，我跟着它一点点飞到了黑夜的深处。
　　两年前，也是这样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和大D穿着新衣服，坐在院子里，围着炭火烧烤，喝啤酒。我们俩都很清楚，未来的几十年里，我们都不会再见面了。
　　“时候到了。”我把毕业证书和机票拍在桌子上，对大D说。
　　“知道了。”大D点了点头。
　　……
　　20
　　黑夜，原谅了两个犯错的孩子。
　　走在宽广的大马路上，我们只是被阳光吃剩下的黑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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