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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1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张闻天逝世35周年。回顾历史，这位老革命家在20世纪30年代党的历史转折关头，作为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他，为挽救党和红军的命运，为实现党的战略转变和全民族的伟大抗战，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庐山会议后， 受到撤职与批判，但他并没有消沉。他在病重时，一再嘱咐：“死后，替我把补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
三次“让贤”
张闻天（又名洛甫）1900年8月30日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的一个殷实农户家庭。1920年至1923年，张闻天先后到日本东京、美国旧金山学习和工作，1925年6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并任助教、翻译，同时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报道员。
1935年前后，王明、博古、张闻天被共产国际派回国内工作，组成“三大常委”。但张闻天与他们的分歧日渐加深。长征途中，张闻天向毛泽东谈了他的苦闷心情。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被推举为党的总书记，但在大政方针上，他都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他说：“实践证明，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还是毛泽东行。”而毛泽东也充分肯定他的历史功绩，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记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了他们两个人。”
张闻天那时感到自己并不适合于领袖工作，担任总书记不久，他主动要求离职到白区工作，而毛泽东不同意，改派了陈云。同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闻天又提出将自己所担任的总书记的职务让出来，被毛泽东制止。1938年秋天，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后又诚恳“让贤”，推举毛泽东为党的总负责人，而他改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七大”以后，他仍是政治局委员，却主动提出到东北去，担任了中共东北中央局常委、组织部长、辽东省委书记。建国后，先后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政治局候补委员。
庐山蒙冤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庐山会议，以总结经验，继续纠“左”，制定新的经济建设规划。根据中央“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的精神，会议开始不久，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尖锐明快地批评了“大跃进”以来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主要问题。 16日，毛泽东给这封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要求与会者“评论这封信的性质”，于是庐山会议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在讨论中，一部分人赞同彭德怀信中的看法， 一部分人基本赞同，但对某些提法提出不同意见，也有一些人明确表示反对，并以激烈的言辞批评彭德怀。就在这严峻的时刻，张闻天决定在小组会上发言，犯颜直谏，支持彭德怀的信。
此前，张闻天曾就自己的发言提纲征求过田家英、胡乔木等人的意见，他们曾分别打电话给张闻天，婉转地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劝他“有些问题就别讲了”，张闻天的秘书也劝他还是不讲为好。但张闻天声称不能退缩，仍然坚持要讲。
张闻天的发言足足进行了三个小时，他指出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来的“左”的错误等13个问题，并明确表示赞成彭德怀信中的意见。会场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他的话多次被打断，有几位同志在不同问题上插话，表示反对意见。张闻天毫不让步，继续申述自己的观点，按自己的思路发言，他说：“缺点定要讲透。缺点要经常讲，印象才会深刻。毛主席就说过，缺点要经常讲。不要采取轻描淡写的态度。”
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了话，讲话中批判了彭德怀，将党内分歧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提出了“共产党的同路人”、“民主革命派”的概念。这天，张闻天从会场回来，情绪十分激动，但他很快控制住了自己，满怀忧虑地说： “这样，以后还有谁敢讲话？”
张闻天的发言闯了“大祸”，他的发言被印成会议文件，被当作“罪证”进行批判，说他是“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副帅”，与彭德怀“文武合璧”，想逼毛主席检讨，进而推翻毛主席。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批判，张闻天不能分说，也不让他分说，他私下叹息说：“谁想推翻毛主席？就是真要推翻，也推翻不了！”
庐山会议结束后，张闻天回到北京。下山的当日，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短信，表示：“希望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主席表示以极大热情欢迎这封信。
张闻天刚回到北京，接踵而来的是外事系统的批判斗争，主题完全离开庐山发言的是非，而是追逼根本不存在的“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问题。9月中旬，张闻天被解除了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职务，虽然还保留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名义，但实际工作已经完全停止了。
学者生涯
批判斗争告一段落后，张闻天待不住了，他要为党工作，他说：“我不能闲着，我要工作，大的工作干不了，就做小的工作。”他先后找了邓小平、刘少奇、李富春等同志，希望安排他的工作。最后，中央安排他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当一名没有任何职权的“特约研究员”。
从此， 张闻天离开了政治舞台，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
张闻天到经济研究所后，很快适应了学者生活。为了了解经济学界的研究现状，他亲自跑图书馆，借阅各种文本的经济学书刊，阅读文章，制作卡片；为了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他将《资本论》摆在案头，重新从头阅读，并写了大量“读书笔记”和文章；为了吸收同行的研究成果，他不辞辛苦，出席各种讨论会、审稿会，做了大量会议记录。
此时，中国经济正处于严重困难时期，国民经济正在进行调整。张闻天为国家前途深深忧虑，他虽然已不在其位了，但他“处江湖之远”，仍忧其民。他将自己在庐山会议的发言拿出来，重新看了几遍，对妻子刘英说：“我觉得我讲的话实在没有错啊！”他时而临窗沉思，时而伏案书写，写出一些调查研究报告，上报党中央，供中央决策时参考。但这些东西，后来被诬为“复辟修正主义的黑纲领”，再次受到批判。
1962年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后，张闻天受到进一步打击，被取消了参加中央一切会议、阅读中央一切党内文件的权利，而且对他进行专案审查。从此，张闻天与党的政治生活完全隔绝，过着寂寞的生活。
但张闻天并没有因此消沉，仍然以极大的热情进行学习和研究，他看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书籍，进行多方面的社会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写下了几十万字的文稿和读书笔记。
正当他孜孜不倦地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此，张闻天也就步入了承受残酷斗争、非人折磨的艰难岁月。他宁静的学者生活被完全打乱，无数次被批斗、被审问、被殴打、被示众……面对政治运动的疾风暴雨，张闻天如青松一样，顽强挺立、笑傲霜雪。
再受打击
1967年 2 月，一道难题摆到了张闻天的面前。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打击、陷害刘少奇，诬指刘少奇1936年擅自决定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的61名共产党干部履行手续出狱，组成所谓“叛徒集团”。事实上，61人出狱是因为抗日形势急需干部，经中央讨论同意，他们履行了一个普通手续被释放了。这是在特殊条件下采取的特殊策略，无可厚非。对于这个涉及一大批领导同志的大问题，张闻天一开始就不推诿，不含糊，他忠于历史、忠于事实，说明此事刘少奇当时请示过中央，是经他代表党中央批准的。
林彪、江青一伙原是想借此事打倒刘少奇，对于张闻天这种忠于历史的证明自然不能满意。他们说张闻天把水搅浑了。为了搞到他们所需要的证明，便再次找到张闻天，警告他不得为刘少奇开脱，他们气势汹汹地威胁张闻天说：“你要替子孙后代留条后路！”责令他再写材料，将“功”赎“罪”，这明明是暗示他把责任推给刘少奇。
面对千钧压力，张闻天凛然不动，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可能再提供别的材料，我过去交待的是事实，不可否认，我不知道对此事还能澄清什么！”他还说：“你们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一身傲骨，满腔正气，使林彪、江青一伙毫无办法，他们只能以更加严重的迫害来对待张闻天。
1968年5月16日，林彪、江青一伙指使北京卫戍区派来一个班的武装到张闻天住宅，宣布对他们实行“监护”。当即将他们夫妇隔离开，分别关在两间冬冷夏热的小屋子里，门、窗都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 并规定他们不许听广播，不许看报，不许同任何人往来。同时，每天对他们轮流审讯，反复逼供。
疏散肇庆
1969年10月20日，张闻天得到通知：遣送广东肇庆，限三天内启程，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对外保密，只能同亲属通讯。于是，张闻天夫妇告别了北京，坐上南下的列车，先到广州，再坐三个小时的汽车，一路颠簸，终于到了肇庆，被安置在肇庆军分区宿舍内一间简陋的平房里，一过就是六年。
在肇庆，张闻天除了一箱子书以外，什么也没有。但他自信，脑袋还是自己的，还可以学习，可以思考。这时的张闻天已是垂垂老矣，而且高血压等疾病时时折磨着他的身体，他显得日益衰弱，视力只有0.2，但他仍然忧国忧民，全身心思索着党和国家的命运，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
张闻天将带来的书一本本地读，并不停地伏案书写。这一时期，他写了大量论述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文稿， 如《人民群众是主人》《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公私关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近10万字， 一篇篇文稿，闪烁着真知灼见的光芒。
1974年初春，张闻天和妻子刘英获准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他们高兴无比，心中又升起了无限的希望，于是，张闻天接连给中央写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得到的回答却是“到北京住，恐不合适”，要求回上海， 也不允许。直到1975年，在有关方面干预下，才同意他们迁居无锡养病。
由于无锡天气冷热多变，张闻天病情日益严重， 1975年11月初，他的冠心病发作，不久，又因感冒而患了肺水肿，在疾病的折磨下，张闻天的身体逐渐衰弱下来。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这对张闻天是沉重的打击，他含着眼泪，自动地戴起黑纱，在家里默默悼念周总理。由于悲痛，更加重了病情，从2月份起，房颤、心绞痛、急性肺水肿频频发作，四五月间两次出现“急性左心衰竭”、心室停搏等险情。
1976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55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张闻天作为一个老党员，心里十分高兴，清晨坚持听完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喝了口米汤，就闭目静卧休息。下午，他精神尚好，便随意拿起一份外文资料翻阅，过了约莫40多分钟，张闻天突然感觉胸口极不舒服，他的心脏病猝然发作，霎时脸色苍白，直冒冷汗，手中的外文资料掉落地上。说时迟，那时快，前后不到10分钟，张闻天怀着对党、对人民、对祖国执著的爱离开了人世，享年76岁。他熬到了1976年，却没能看到“四人帮”的覆灭，没能与人民共庆伟大的胜利，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张闻天曾说过：“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为张闻天恢复名誉， 1979年8月26日，中央在北京为张闻天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陈云主持大会，邓小平致悼词，悼词中赞颂“张闻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这是对张闻天最公正、最客观的评价。
1985年8月30日，在张闻天85周年诞辰之际，包括庐山会议发言和“读书笔记”、“肇庆文稿”等精彩篇章在内的《张闻天选集》正式出版，随后又出版了《张闻天全集》四卷。他的遗愿实现了。
（责编任志）
三次“让贤”
张闻天（又名洛甫）1900年8月30日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的一个殷实农户家庭。1920年至1923年，张闻天先后到日本东京、美国旧金山学习和工作，1925年6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并任助教、翻译，同时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报道员。
1935年前后，王明、博古、张闻天被共产国际派回国内工作，组成“三大常委”。但张闻天与他们的分歧日渐加深。长征途中，张闻天向毛泽东谈了他的苦闷心情。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被推举为党的总书记，但在大政方针上，他都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他说：“实践证明，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还是毛泽东行。”而毛泽东也充分肯定他的历史功绩，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记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了他们两个人。”
张闻天那时感到自己并不适合于领袖工作，担任总书记不久，他主动要求离职到白区工作，而毛泽东不同意，改派了陈云。同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闻天又提出将自己所担任的总书记的职务让出来，被毛泽东制止。1938年秋天，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后又诚恳“让贤”，推举毛泽东为党的总负责人，而他改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七大”以后，他仍是政治局委员，却主动提出到东北去，担任了中共东北中央局常委、组织部长、辽东省委书记。建国后，先后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政治局候补委员。
庐山蒙冤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庐山会议，以总结经验，继续纠“左”，制定新的经济建设规划。根据中央“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的精神，会议开始不久，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尖锐明快地批评了“大跃进”以来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主要问题。 16日，毛泽东给这封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要求与会者“评论这封信的性质”，于是庐山会议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在讨论中，一部分人赞同彭德怀信中的看法， 一部分人基本赞同，但对某些提法提出不同意见，也有一些人明确表示反对，并以激烈的言辞批评彭德怀。就在这严峻的时刻，张闻天决定在小组会上发言，犯颜直谏，支持彭德怀的信。
此前，张闻天曾就自己的发言提纲征求过田家英、胡乔木等人的意见，他们曾分别打电话给张闻天，婉转地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劝他“有些问题就别讲了”，张闻天的秘书也劝他还是不讲为好。但张闻天声称不能退缩，仍然坚持要讲。
张闻天的发言足足进行了三个小时，他指出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来的“左”的错误等13个问题，并明确表示赞成彭德怀信中的意见。会场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他的话多次被打断，有几位同志在不同问题上插话，表示反对意见。张闻天毫不让步，继续申述自己的观点，按自己的思路发言，他说：“缺点定要讲透。缺点要经常讲，印象才会深刻。毛主席就说过，缺点要经常讲。不要采取轻描淡写的态度。”
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了话，讲话中批判了彭德怀，将党内分歧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提出了“共产党的同路人”、“民主革命派”的概念。这天，张闻天从会场回来，情绪十分激动，但他很快控制住了自己，满怀忧虑地说： “这样，以后还有谁敢讲话？”
张闻天的发言闯了“大祸”，他的发言被印成会议文件，被当作“罪证”进行批判，说他是“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副帅”，与彭德怀“文武合璧”，想逼毛主席检讨，进而推翻毛主席。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批判，张闻天不能分说，也不让他分说，他私下叹息说：“谁想推翻毛主席？就是真要推翻，也推翻不了！”
庐山会议结束后，张闻天回到北京。下山的当日，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短信，表示：“希望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主席表示以极大热情欢迎这封信。
张闻天刚回到北京，接踵而来的是外事系统的批判斗争，主题完全离开庐山发言的是非，而是追逼根本不存在的“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问题。9月中旬，张闻天被解除了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职务，虽然还保留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名义，但实际工作已经完全停止了。
学者生涯
批判斗争告一段落后，张闻天待不住了，他要为党工作，他说：“我不能闲着，我要工作，大的工作干不了，就做小的工作。”他先后找了邓小平、刘少奇、李富春等同志，希望安排他的工作。最后，中央安排他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当一名没有任何职权的“特约研究员”。
从此， 张闻天离开了政治舞台，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
张闻天到经济研究所后，很快适应了学者生活。为了了解经济学界的研究现状，他亲自跑图书馆，借阅各种文本的经济学书刊，阅读文章，制作卡片；为了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他将《资本论》摆在案头，重新从头阅读，并写了大量“读书笔记”和文章；为了吸收同行的研究成果，他不辞辛苦，出席各种讨论会、审稿会，做了大量会议记录。
此时，中国经济正处于严重困难时期，国民经济正在进行调整。张闻天为国家前途深深忧虑，他虽然已不在其位了，但他“处江湖之远”，仍忧其民。他将自己在庐山会议的发言拿出来，重新看了几遍，对妻子刘英说：“我觉得我讲的话实在没有错啊！”他时而临窗沉思，时而伏案书写，写出一些调查研究报告，上报党中央，供中央决策时参考。但这些东西，后来被诬为“复辟修正主义的黑纲领”，再次受到批判。
1962年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后，张闻天受到进一步打击，被取消了参加中央一切会议、阅读中央一切党内文件的权利，而且对他进行专案审查。从此，张闻天与党的政治生活完全隔绝，过着寂寞的生活。
但张闻天并没有因此消沉，仍然以极大的热情进行学习和研究，他看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书籍，进行多方面的社会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写下了几十万字的文稿和读书笔记。
正当他孜孜不倦地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此，张闻天也就步入了承受残酷斗争、非人折磨的艰难岁月。他宁静的学者生活被完全打乱，无数次被批斗、被审问、被殴打、被示众……面对政治运动的疾风暴雨，张闻天如青松一样，顽强挺立、笑傲霜雪。
再受打击
1967年 2 月，一道难题摆到了张闻天的面前。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打击、陷害刘少奇，诬指刘少奇1936年擅自决定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的61名共产党干部履行手续出狱，组成所谓“叛徒集团”。事实上，61人出狱是因为抗日形势急需干部，经中央讨论同意，他们履行了一个普通手续被释放了。这是在特殊条件下采取的特殊策略，无可厚非。对于这个涉及一大批领导同志的大问题，张闻天一开始就不推诿，不含糊，他忠于历史、忠于事实，说明此事刘少奇当时请示过中央，是经他代表党中央批准的。
林彪、江青一伙原是想借此事打倒刘少奇，对于张闻天这种忠于历史的证明自然不能满意。他们说张闻天把水搅浑了。为了搞到他们所需要的证明，便再次找到张闻天，警告他不得为刘少奇开脱，他们气势汹汹地威胁张闻天说：“你要替子孙后代留条后路！”责令他再写材料，将“功”赎“罪”，这明明是暗示他把责任推给刘少奇。
面对千钧压力，张闻天凛然不动，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可能再提供别的材料，我过去交待的是事实，不可否认，我不知道对此事还能澄清什么！”他还说：“你们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一身傲骨，满腔正气，使林彪、江青一伙毫无办法，他们只能以更加严重的迫害来对待张闻天。
1968年5月16日，林彪、江青一伙指使北京卫戍区派来一个班的武装到张闻天住宅，宣布对他们实行“监护”。当即将他们夫妇隔离开，分别关在两间冬冷夏热的小屋子里，门、窗都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 并规定他们不许听广播，不许看报，不许同任何人往来。同时，每天对他们轮流审讯，反复逼供。
疏散肇庆
1969年10月20日，张闻天得到通知：遣送广东肇庆，限三天内启程，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对外保密，只能同亲属通讯。于是，张闻天夫妇告别了北京，坐上南下的列车，先到广州，再坐三个小时的汽车，一路颠簸，终于到了肇庆，被安置在肇庆军分区宿舍内一间简陋的平房里，一过就是六年。
在肇庆，张闻天除了一箱子书以外，什么也没有。但他自信，脑袋还是自己的，还可以学习，可以思考。这时的张闻天已是垂垂老矣，而且高血压等疾病时时折磨着他的身体，他显得日益衰弱，视力只有0.2，但他仍然忧国忧民，全身心思索着党和国家的命运，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
张闻天将带来的书一本本地读，并不停地伏案书写。这一时期，他写了大量论述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文稿， 如《人民群众是主人》《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公私关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近10万字， 一篇篇文稿，闪烁着真知灼见的光芒。
1974年初春，张闻天和妻子刘英获准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他们高兴无比，心中又升起了无限的希望，于是，张闻天接连给中央写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得到的回答却是“到北京住，恐不合适”，要求回上海， 也不允许。直到1975年，在有关方面干预下，才同意他们迁居无锡养病。
由于无锡天气冷热多变，张闻天病情日益严重， 1975年11月初，他的冠心病发作，不久，又因感冒而患了肺水肿，在疾病的折磨下，张闻天的身体逐渐衰弱下来。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这对张闻天是沉重的打击，他含着眼泪，自动地戴起黑纱，在家里默默悼念周总理。由于悲痛，更加重了病情，从2月份起，房颤、心绞痛、急性肺水肿频频发作，四五月间两次出现“急性左心衰竭”、心室停搏等险情。
1976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55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张闻天作为一个老党员，心里十分高兴，清晨坚持听完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喝了口米汤，就闭目静卧休息。下午，他精神尚好，便随意拿起一份外文资料翻阅，过了约莫40多分钟，张闻天突然感觉胸口极不舒服，他的心脏病猝然发作，霎时脸色苍白，直冒冷汗，手中的外文资料掉落地上。说时迟，那时快，前后不到10分钟，张闻天怀着对党、对人民、对祖国执著的爱离开了人世，享年76岁。他熬到了1976年，却没能看到“四人帮”的覆灭，没能与人民共庆伟大的胜利，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张闻天曾说过：“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为张闻天恢复名誉， 1979年8月26日，中央在北京为张闻天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陈云主持大会，邓小平致悼词，悼词中赞颂“张闻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这是对张闻天最公正、最客观的评价。
1985年8月30日，在张闻天85周年诞辰之际，包括庐山会议发言和“读书笔记”、“肇庆文稿”等精彩篇章在内的《张闻天选集》正式出版，随后又出版了《张闻天全集》四卷。他的遗愿实现了。
（责编任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