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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怎么都想不到，老汪会是这种死法。
他和我一样来自农村，我们年龄相仿，到这城市打工已有三年了。他长得人高马大、体格健壮，三个小伙子都近不了他的身，这样一个人活到一百岁我都不会奇怪，但他莫名暴毙了。
那时我们在一个立交桥施工队当浇筑工，这活以前我们都没做过，我们虚心好学，拿出在老家做农活的干劲任劳任怨，上手就比较快，没过半年，两人就能独立一组完成一个桥段的浇筑工作。这项工程是一年前启动的，从本市西区到东区，横跨大半个天空，要架起一条城市的彩虹。我们干活的时候会站在桥面俯瞰下面的新老两个城区，它们被整齐地切割开来，新城区的楼房犹如积木一样美丽精致，住在那里的人穿得好、吃得好，当然就要有好的楼房供他们栖息，就像天空中的飞鸟，不管在哪里总有它们精心修筑的巢；相比之下，老城区的房子就显得寒酸，灰突突的，矮了一大截，多半都是马上要被拆除的。但这些跟我们无关，我和老汪既没住在老城区，也没住在新城区，我们住在工程队的工棚里，一个铁皮屋子，就在立交桥下，两张床，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什么狗屁都没有，拉屎还要跑过几个街区去公用厕所蹲坑。不过我们没什么不知足的，因为我们来这里只是打工赚钱，赚了钱寄回家里，我们以后都是要回去的。
那天，我们和往常一样在桥面上施工，时间是下午两点，天气特别热，入夏以来我还没见过这么热的天。刚浇下的混凝土冒著白烟，如果这时撇下一只鸡蛋我敢保证几秒钟就能煎焦。我们的背早就湿透了，汗水顺着胸口往下淌，脖颈上挂的毛巾一捏就能渗出一泡水来，浇注机“突突突”响着。我实在热不住了，跟老汪说去一旁休息下，这里实在没有狗屁遮阴的地方，我们身处离地几十米的半空，太阳就挂在头顶，立交桥的柱子撑起的这块地面是我们活动的全部范围。我站在桥沿抽了根烟，看了一会儿远处的城区，心中盘点了一番前两天刚到手的这个月工钱，心底冒出了一点暖意。就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脑子有点疼，仿佛一条虫在里面爬，最近总是这样，无缘无故的，头痛欲裂，眼前一阵阵发黑，像在梦里踩着棉花地一样。然后听到一声闷响，回头一看，老汪栽倒在桥面上，我丢掉烟头，赶过去扶他，他脸色煞白，全身汗淋淋，脸上却没有一滴汗水，反而透出一股阴气。他半睁着眼睛，急促喘气，整个身体都在颤抖。我问：“老汪你他妈的怎么了？”他说不出话，他平时有说有笑的，我判断他可能是中暑，便掐他的人中，一开始他还能咽几口水，动一动手，很快就不动了，跟软瘫了一样，连气息都没了。我害怕了，忙拨打120，叫救护车。
救护车鸣着呼啸的笛声把老汪一路载到人民医院，一路上，随行的医护人员给他用上了氧气瓶，吊上了针，跟个重症患者似的。人民医院这样大的医院我们以前从没去过，平时有个小灾小病我们都是去的保健站，我们又没医保什么的对吧，大医院消费不起。我想，老汪你娘的，这次也让你坐回救护车，享受享受进大医院的滋味。到了那里，原以为他只去门诊打个针什么的，毕竟又不是什么大毛病，没想到抬下救护车后，他就被直接推进了急诊室，没过十分钟，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出来跟我说，病者情况不好，要马上进行手术。
“手术？”我说，“怎么要做手术？”
医生看了我两眼说：“不做手术有生命危险。”这更让我不可思议，医生不等我回话，问我是不是病者的家属。我说不是，他问“：他的家属呢？”我他娘的怎么知道他的家属在哪里呢，我们每个月都是自管自给家里寄钱，这时候去哪里找他的家属？我把这些如实跟医生说了，医生皱了皱眉头：“手术要马上做，那你愿不愿意代表家属在手术单上签个字，然后去把手术费交了？”我听得一愣愣的，有点犯难，牵涉到钱的事，眼前这阵仗让我心里没底，假如真出了什么意外……但救人要紧，最后我还是点了点头，把字给签了，去窗口交钱。交钱的时候，我把口袋里刚焐热的这个月的工资拿了出来，这还只是预付金，我想，大医院真是来不起，老汪你娘的千万别有个事，否则我钱都没处去报了，我老婆儿子这个月就要喝西北风了。
交完钱，我在手术室外的长凳上等，走廊上行人来来往往，我坐了有一个多小时，去走廊口抽了八根烟，有几次我甚至想冲进去看看，那帮医生到底在搞什么鬼。又过了半小时，手术室的灯终于灭了，一个医生走出来，就是刚才叫我签字、交钱的那位，他摘下白口罩，向我招了招手。
我跟他走进一间小办公室，那里一个人都没有。
“很遗憾，病人死了。”他说。
“什么？死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对，”他说，“很不幸。”他好像真他娘很难过似的。
“怎么会死呢？”
“送来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没气了。”
“死因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什么叫不知道？”
“就是查不出原因，一开始我们以为是热气闷胸，导致休克，但动了手术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我的意思是没那么简单，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他的具体死因是什么，这太奇怪了。”他抽出一根烟，递给我一根，刚才那八根烟抽得我口干舌燥，我拒绝了。
“那怎么办？你们总要给个说法。”我说。
“会给的。”
“怎么给？”
“我们已经申请了法医鉴定，公安机关很快就会介入。”
“这事还惊动公安了？你的意思是，法医会把他给剖掉？”
“必要时，会这样，”他说，“所以在这之前，请你耐心等候。”
我看着他，不知说什么，我身上的汗已全都收了，房间内冷气充足。
2
离开医院往回走时，我有种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阳光已收尽，夕阳在天边做成一个滚黄的晕。我想好好理一理头绪，早上出工前，老汪还好好的，还跟我说他婆娘又从老家来电话了，说儿子读书很乖，老爹老娘身体健康，家里一切都好，叫他别挂心上，好好打工。他在说这些时笑得那个灿烂，提出晚上要请我去“明成街”玩一玩。“明成街”是这一带有名的鸡窝，我们偶尔会去，出门在外，男人嘛，又不是成仙成佛了，你说对吧。但是这浑蛋，怎么一眨眼被拖进手术室，还把小命给玩完了？他那贱命，中个暑至于这么娇气么！我到现在还觉得他是因为中暑死的。 夕阳沉入地平线，周边只剩从店铺里透出的灯光，我回到工棚，一开门，迎面扑来一阵霉味，关了一整天的窗让隔夜的饭菜都发了馊，这是常事。我脱掉被汗浸透的工服，往脸上抹了一把，坐在床边，一动不动。这工棚只有我和老汪两人住，今天晚上他估计就要被那帮人把肚子剖开在肠子里翻来翻去找他娘的狗屁死因了。从医院出来时，那医生说，马上就会有办案人员跟我联系，我想老汪又不是我干掉的，跟我联系个屁。这样一想，我的脸上又全是汗，用湿工服抹了一把，坐在老汪的床上，随手摸到他枕头边放的一张画，是他儿子画的，是老汪和他老婆和儿子，三个人牵着手走在一条宽敞的马路上，人头上分别用字注着：爸爸、妈妈、我。这张画老汪每天要看好几遍，好几次跟我说，看他儿子多乖，以后肯定是个大画家。画上的老汪英俊潇洒，完全是翩翩美男子，这就是他儿子眼中的老爸？我真想把画揉成一团，丢进垃圾桶，我想他再也看不到画中那个帅的自己了，他马上要变成一堆像猪一样被人开肠破肚的东西了。
3
我一直睡到晚上九点，醒来发现已经过了两个多小时，工棚里的温度更加高了，铁皮吸收了一天的阳光，这时候散发出来，把我烤成大乳猪。我从床上坐起来，拿着脸盆和肥皂去棚外的水龙头洗了个澡，外面的空气比里面凉快多了，洗完澡回到棚里，这时，手机发出“嘟嘟”两声，过去一看，是小桃红给我发了短信，問我晚上来不来。我想了想，不去的话在这里也没事干，便回复道：来的。她发回两个字：等你。十分钟后，我穿戴好，去了明成街。
我说了，明成街是这个地方最大的鸡窝，请你们原谅我这么说，我实在找不到别的词来形容它。我刚到这里，就是工友们带我去的，男人一起去那种地方能增进彼此的感情。那是一条两百多米长的老街，布局整齐地站着两排老房子，墙体刷成黄色，不知哪个年代留下来的，一到晚上里面透出粉红色的光。工友们去那里只为寻花问柳，打一枪换个地方，老汪也去，但和他们不同，他很长情，每次都找同个女人，就是小桃红。
我也找小桃红，这还是老汪介绍给我的，一开始我觉得挺刺激，后来觉得有点别扭，我说：“老汪你娘的，我们每次都搞同个女人，我们算啥辈分？”老汪哈哈大笑，他一笑就露出两排白牙齿，跟牙膏广告里一样，这在农村出来的人嘴里是很少见的。
今晚他跟我说好，要一起去找小桃红耍的，但他死了，这浑蛋。
我到了明成街，推开小桃红店面的玻璃门，进到屋里，只见粉红灯管挂在两面镜子上，每面镜子前坐着个女人，穿得袒胸露乳，画着狐狸一样的浓妆，都是熟人。
“今天怎么一个人？老汪呢？”其中一个问。
“死了。”我说。
“死了才好，你最好也死了，每次都不找我们，你们两个。”那女人说，另两个女人笑起来，我有点想哭。
她们告诉我小桃红正在接客，让我坐在沙发上等。等了十来分钟，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从后门出来，看了我一眼，鬼鬼祟祟出去了。小桃红跟着出来，对我笑笑，喝了口水，对着镜子梳了梳头发，带我从后屋的一道木楼梯上去。
二楼有四个房间，被三条幕帘隔开，我们来到最靠里的一间，坐在床沿。
“老汪呢？”小桃红问。
我本来想说“死了”，但说不出口，就说：“他有事。”
她没往下问，我们坐了一会儿，她给我脱衣服。我想起自己刚洗过澡，每次来之前，我都会洗澡，平时一两天不洗很正常，但在小桃红面前我必须有一副干净的样子。小桃红很漂亮，大大的眼睛，小小的嘴巴，下巴棱骨分明。这样的女人做鸡我觉得很可惜，她不喜化浓妆，只描了眼线，眼睛看起来更大了。看着这样的眼睛我做起那事来就很带劲，她懂得怎么让男人舒服，有时还很温柔，不像干一桩买卖，好像真的对你有什么狗屁感情似的，这又让我觉得她做鸡可惜了。如果她不做这行，我想我会娶她的。
今晚她把我的衣服脱掉，把她自己的衣服也脱掉后，我怎么都提不起劲，我想如果她不干这行的话，老汪也会娶她的。我又想到老汪，一想到他，我整个人就软塌了，不仅软塌，越想越难过，到后真他妈控制不住地哭了起来。
“怎么了？”小桃红吓了一跳，摸摸我的脸说。
“老汪，”我说，“老汪……他，他娘的。”
“他怎么了？”
“他，死了。”我终于说了出来。
小桃红没反应过来，睁着大眼睛看着我，好像我说的是一句笑话。她说：“你别开这种玩笑。”我说：“不是开玩笑，他真的死了，今天下午我和他在工地浇筑水泥，他突然就倒了下去。”小桃红捂住嘴，那双大眼睛慢慢渗出一包亮晶晶的泪水来。
“我是看着他倒下去的，”我接着说，“当时还以为他娘的中暑了，没想到送到医院就动手术，动了手术，一个浑蛋医生跟我说他死了，你说，这人死起来怎么比一只狗还快。”
“死因是什么？”过了好久，小桃红问了这么一句，紧紧咬着嘴唇。
“查不出，医院方面请了法医，估计这会儿已经在剖了。想到他被人用刀剖开肚皮，像只死猪一样躺在铁皮床上，我就难受。”
小桃红吸了口气，站起来，打开床头的抽屉，从一堆五颜六色的避孕套中找出一包烟，点燃一根，把烟盒给我，我也点了一根。我们死劲抽了两口，看着烟雾升腾在窗外路灯透进来的光线中，她从床底拿出一瓶矿泉水，喝了一口，呛了两声，给我，我摇了摇头。
“本来还想见他一面的，没想到不能了。”过了一会儿，她说。
“怎么了？”我问。
“过两天我就要走了。”
“去哪里？”
“回老家。”
“好好的为什么回老家？”
“好好的？你觉得我好吗？我他妈的每天在卖肉。”她突然来了情绪，把烟头丢在地上，一碰到地毯的卷毛就灰了一小块，我忙踩灭它。
“到底是什么时候决定的？这么突然。”
“一个礼拜前。”
“为了什么？” 她抽了口烟，“我以前跟你说过，我家里有男人，他喜欢过乡下的日子，不想出来打工，只能我出来，否则家里就喝西北风了，你说是不？他一直以为我在外面混得很好，前段日子，村里人在传我的坏话，说我在外面做鸡，他就起了疑心，非要叫我回去。我想回去就回去，反正我在这儿也待腻了，回去生个大胖儿子，再不出来了。”
说完，她又点了支烟，只吸了两口就丢到地上，用拖鞋碾了两下，眼泪还没收，我不知道她现在是为自己还是为老汪流泪。
“在这里认识你和老汪是唯一让我开心的事，本来，我打算好了，走之前我们三个好好吃一顿，好好道个别，但现在……”
“老汪知道你的心的，”我说，“他一直把你当很好的朋友。”
“对，朋友，你也一样。”她说。过了很久，又说：“那么，老汪的事你打算怎么办？”
“我得弄弄清楚，”我说，“我可不能让他死得不明不白。”
她点点头，我站起来，抱了抱她，闻到她脖子发根处一阵芳香。
4
那天晚上，我没睡好，昏昏沉沉，总觉得老汪在跟我说话，说他自己死得冤枉。
第二天一大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刑侦大队的，姓刘，让我到局里去一趟。他问我住在哪里，叫人来接，我说：“你有什么事吗？”他说：“有些情况想向你了解。”我说：“电话里说不清吗？”他说：“最好是当面谈。”我说：“那你叫人来接我吧。”我告诉了他住的地址，他说十分钟后就到。
十分钟后，果然来了辆警车，两个身穿制服的警察，其中一个下了车，敞着车门，让我进去。我觉得挺尴尬，坐警车总是不舒服的，无奈只好照办。
“局”在一条车水马龙的大街上，热闹程度和明成街比起来天上地下，门口站着一个警察，毕恭毕敬，穿得严密紧实，领口第一个扣子也扣着，不热吗？我看了他两眼，车在大厅玻璃门前停下，警察陪我下了车，进门，空调的冷气扑面而来，又是天上地下。他带着我沿右边走廊来到第二个办公室，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声：进来。他推开门，把我让进去，然后关上门。是个挺大的办公室，只见一张办公桌后坐着一个年纪四十上下的男人，穿着灰格衬衫，看到我就站起来，伸出手跟我握，他的手掌宽大柔软，脸上挂着微笑。
“你是刘小飞？”
“我是。”
“你好，我是刘明新，刑侦大队大队长。”
我在他对面坐下，有点不知所措，我可从没跟一个大队长打过交道。
“你找我有什么事？”我问。
“为了你的朋友汪大成的事，我们长话短说，不兜圈子了。”
“情况怎样？”
“法医的鉴定结果出来了。”他正了正身子，从办公桌底下拿出一个黑色公文包，打开，抽出几张放大的照片搁到桌上。我一看正是老汪，但我几乎认不出他了，那家伙现在的样子跟他儿子画上的帅哥差太多了，脸已变色，阴森森的像被一盏青灯照着，身子躺在一张铁床上，背景像在太平间，应该是被剖了又缝起来，因为看着和正常的身子有点不同，干瘪瘪的，像漏气的气球。我想的果然不错，他成了一只被剖掉的猪，几张照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他进行拍摄，侧面、正面，全身、局部。当镜头完全聚焦在他脸上时，五官像是橡皮泥做的，我怀疑下一秒他就会睁开眼对我眨两下。我移开目光，把照片推了回去。
“这些照片是在他死后的十二小时内拍的。”刘队说。
“死因是什么？”
“初步怀疑，是中暑。”
“中暑？昨天那医生说不是中暑。”
“是的，情况比较复杂。”
“那究竟是不是中暑？”
“是中暑，或者應该说，表面看像中暑，但严格意义上，是窒息而死，具体情况，还要进一步分析，所以我把你叫过来问问，因为事发时，只有你和他在一起。”
“没啥具体情况，当时我们在一起浇筑立交桥的桥面，那天温度总有他妈的一百度，我抽了支烟，听到‘扑通’一声，回头就看到老汪倒了下去，像片纸一样。”
“当时你做了什么？”
“我跑过去掐他人中。”
“你掐他人中？”
“对。”
“怎么掐？”
“你是说人中怎么掐？人中还能怎么掐，就这样。”我把大拇指扣在上嘴唇和鼻子之间，按了按。
“他有什么反应吗？”
“没有，他跟死了一样。”
刘队听到这里，两只手挤了挤太阳穴，像在思考什么。
“到底怎么样？你们有没有答案？”
“会有的，”过了一会儿他说，“在这之前，我想你能不能带我去那个施工场地看看？”
“去那里干什么？”
“有些事还得现场看看才好，弄弄明白。”
我看着他，不明白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比起他，我更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尽管只是一点点线索，也会抓住，我对他点了点头。
5
我们是当天晚上去的，夜幕降临后，来到我和老汪施工的那段立交桥。我在这里干了一年，晚上站在下面看它还是头一次，它在夜色中就像一头怪兽，单脚伫立在车来车往的马路边，被脚手架和绿色网格缠缚着。前方是另一段已经完工的桥面，后方是刚撑起支架的桥梁雏形，它们彼此首尾相接，一截截往下走，最终连成一条完整的立交桥。我和老汪施工的那段已停工——出了那么大事，当然要停工了！桥下还是有运输卡车来往，一派昼夜混淆的气象，远处有钻探机的声响，吊机长臂上点着明亮的大灯。一架飞机从吊机上飞过，只是很小的一点，亮着一团光。
我带刘队在桥下看了看，他问我怎么能上去，我把他带到支架下，那里有一段扶梯沿着石柱直达顶端。我们一前一后往上攀爬，到了上面，浇注机和混凝土什么的都还在原处，老汪却不在了，我心头一酸，差点流下泪来。刘队往四周走去，停停看看，不知在勘察什么，他长得挺高大，做事很仔细。到后他在一块路面前站住了，那是我和老汪那天刚浇筑的，混凝土铺得不好，因为出事了，有几处坑坑洼洼的，以后肯定要返工。刘队蹲下来，伸手摸了摸混凝土的质地，掏出钥匙，往地面击打几下，站起来，看着我，他的脸背着远处吊机上的灯光，一团阴影。 “刘小飞，”他说，“你再回忆回忆当时的情况。”
“我都说了，还回忆个啥。”
“再好好想想，比如你说汪大成一倒下，你就向他走去，你究竟是怎么向他走去的？”
“就这样。”我来到当时抽烟的桥沿，然后从桥沿走到桥中，站到刘队的面前。
“行，我知道了，”他说，“还有，你说你随后掐了他的人中。”
“对，就这样。”我把在他办公室演示过的掐人中动作又做了一遍。
“行，我知道了。”他又说。
“还有什么问题吗？”
“暂时没有了，来，我们坐坐。”说着，他做了个胆大的动作，一屁股坐在桥沿，两只脚吊出桥外，拍了拍旁边的地面，这在我们这种干惯高空作业的人也是轻易不敢的。但我不能让他看轻，来到他身边，学他的样子坐下，他给了我一根烟。
“我们随便聊聊吧。”他突然这么说。
“聊什么？”
“平时工作很累吧？”
“累得像狗。”
“说说你和汪大成都干些什么。”
“就是干这些，”我侧着身子，摊开手掌向周边挥了挥，“我们每天早上六点不到起床，然后就上这儿来，那时候还有星星月亮呢，到了上面，浇筑水泥，铺路面。冬天冷风呼呼吹，吹得我们手脚冰硬，夏天就是毒日头晒，他妈的总有一百多度，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忍受的。”
“汪大成这人怎样？”
“你是说他的人品？”我不知怎么想到“人品”这个文绉绉的词。
“对，人品。”
“好，可好，他从不跟人结怨，乐于助人，我刚来这里那会儿，一个月没干到，没工资领，断炊了，是他借给我钱，帮我渡过了难关，他妈的他就是个现代活雷锋。”说到这里，我又想流泪了，自从老汪死后，我差不多成了个爱流泪的娘们儿了。“但有些时候他也犯傻，怎么说呢，有一回，我们在施工，意外看到立交桥上有一个东西。”
“什么？”
“西瓜虫，”我说，“我们正浇筑到那个路段，那只西瓜虫就趴在即将被水泥淹没的地方，你知道西瓜虫都是在田地里的，那种我以前在乡下老家干农活的田地，立交桥上怎么会有西瓜虫呢，它怎么上来的？是老汪看到的，他说看，有只西瓜虫。我们停下手头的活，蹲在那里看，老汪用手碰了它一下，它立刻卷成一只滚圆的球，紧紧地把自己保护起来的滚圆的球！这让我一下子想起老家那一大片田地，田地的早晨蛤蟆叫、蟋蟀叫、鸟叫，不过也就想了这么一下，我说：‘老汪，我们接着干活吧。’老汪说：‘等等，我把西瓜虫丢下去再说。’我说：‘为什么丢下去？’他说：‘放在这里，水泥会把它浇死的。’我说：‘妈的，这只是只该死的西瓜虫。’他说：‘那我也不能让水泥把它浇死。’我说：‘你把它从这么高的桥上丢下去，难道它能活？再说桥下也没有让它活的泥地啊，桥上桥下都是水泥路。’但他就是不听，我想丢就丢吧，不就是一只西瓜虫嘛！他把西瓜虫捉到手掌上，它卷得更紧了，黑漆漆一团，他攥起拳头，嗖一下就抛了出去，我没看到离开他手掌的西瓜虫，更没看到它落到哪里去了。这就是他干的事，所以我说他这人有时犯傻。”
“既然干活这么累，为什么从老家出来呢？”
“你这话说得就外行了，这里累，但挣钱多，在老家种地还不饿死！”
“对了，你身体怎样？”
“还行，就是有时候会头疼。”
“头疼？”
“一阵阵的，伴随着心慌，严重时昏倒过，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这样啊，”他沉思了一会儿，“去医院体检下吧，我们队里有体检名额，可以免费去，明天你跟我一块去好好查一下。”
“明天不行，我有个朋友要回老家了，我得去送送。”我说。
“那后天。”
“后天可以。”
“一言为定。”
6
我要去送的人就是小桃红，她要走了，这是我那天跟她说好的，本来她想跟我和老汪吃一顿散伙饭，老汪死了，还吃个鬼。第二天，我到店里，她已經把行李收拾得差不多，几个姐妹倒是挺重感情，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叫小桃红有空一定回来看她们。小桃红送给她们每人一样小礼物，地摊上买的那种。
我背起小桃红的行李，在店门外等出租车，这种时候，明成街的人基本都在睡梦中，出租车很少会在这一带出现，等了二十分钟还没狗屁影子，我们就步行出明成街。街面上偶尔可见一摊摊呕吐物，肯定是昨晚喝醉后来此潇洒的客人吐的，像便溺物一样，在早晨已开始发热的地面上散发出淡淡的臭气。我突然觉得这一切都讨厌得很，小桃红在我前面走，低着头，不知有没有发现这些该死的碍眼的东西。
我们在街口等了十分钟，终于上了一辆车，跟司机说去客运中心，车子便飞一样开走了。我和小桃红没有说话，明知再过一会儿就要和她分别了，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了，就是想不出一句告别的话。她一只手支在半开的车窗上，脑袋望着窗外，一缕阳光透过窗口射在她发梢，我扭开了视线。
客运中心人满为患，我帮小桃红去窗口排队买票，她在候车区等着。又耗去差不多半个小时，把票递到她手上，她说了声谢谢，我知道告别的时候到了，不知为何，头又痛了起来，这次发作比较厉害，像是一根橡皮筋在两边太阳穴“扑扑”弹着，小桃红说：“有机会帮我给老汪上一炷香。”听她这么说，头愈发像裂开一样，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渗出，到后只能扶着铁皮椅坐下来。
“怎么了？”她发觉了我的异样。
“脑袋有点不舒服，”我说，“小桃红，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哪里不对劲？”她问。
“我好像想起了什么，但我想不真切，有点……”我拍着脑袋说。
“到底怎么啦？”
“那天，在立交桥上，好像还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但我就是想不起来了，妈的，这太糟糕了。”
“我知道老汪的死让你心里不舒服，你和他是那么好的朋友，但人死不能复生，你也要节哀。”
“我明白，你别担心，我会没事的。”
过了许久，站台上播报发车消息，我帮小桃红把行李塞进车厢，就在那里看着她排队上去。在车开动的那一刻，她透过玻璃窗向我挥了挥手，我看到她的眼中有一滴眼泪。
回去的路上，不舒服的感觉挥之不去，到了立交桥下，我下了出租车，向工棚走去。毒日头明晃晃地挂在天上，晒得我出了一身汗，后来我就看到地上有个东西，蹲下来仔细一瞧，原来是只西瓜虫。我一眼认定它就是那次被老汪从立交桥上丢下来的那只，小家伙慢悠悠地在滚烫的水泥路面爬，肚子下的细腿碰到路面不知道会是一种什么感觉。我把它抓起来，放在掌心，它蜷缩成一团。我握紧拳头，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打算将它带到工棚去，等到恢复施工后，再带它上立交桥。我知道老汪如果活着肯定会反对我这么做，但我就是想把它带去立交桥，它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我是说在这个到处是水泥地的城市。
我怎么都想不到，老汪会是这种死法。
他和我一样来自农村，我们年龄相仿，到这城市打工已有三年了。他长得人高马大、体格健壮，三个小伙子都近不了他的身，这样一个人活到一百岁我都不会奇怪，但他莫名暴毙了。
那时我们在一个立交桥施工队当浇筑工，这活以前我们都没做过，我们虚心好学，拿出在老家做农活的干劲任劳任怨，上手就比较快，没过半年，两人就能独立一组完成一个桥段的浇筑工作。这项工程是一年前启动的，从本市西区到东区，横跨大半个天空，要架起一条城市的彩虹。我们干活的时候会站在桥面俯瞰下面的新老两个城区，它们被整齐地切割开来，新城区的楼房犹如积木一样美丽精致，住在那里的人穿得好、吃得好，当然就要有好的楼房供他们栖息，就像天空中的飞鸟，不管在哪里总有它们精心修筑的巢；相比之下，老城区的房子就显得寒酸，灰突突的，矮了一大截，多半都是马上要被拆除的。但这些跟我们无关，我和老汪既没住在老城区，也没住在新城区，我们住在工程队的工棚里，一个铁皮屋子，就在立交桥下，两张床，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什么狗屁都没有，拉屎还要跑过几个街区去公用厕所蹲坑。不过我们没什么不知足的，因为我们来这里只是打工赚钱，赚了钱寄回家里，我们以后都是要回去的。
那天，我们和往常一样在桥面上施工，时间是下午两点，天气特别热，入夏以来我还没见过这么热的天。刚浇下的混凝土冒著白烟，如果这时撇下一只鸡蛋我敢保证几秒钟就能煎焦。我们的背早就湿透了，汗水顺着胸口往下淌，脖颈上挂的毛巾一捏就能渗出一泡水来，浇注机“突突突”响着。我实在热不住了，跟老汪说去一旁休息下，这里实在没有狗屁遮阴的地方，我们身处离地几十米的半空，太阳就挂在头顶，立交桥的柱子撑起的这块地面是我们活动的全部范围。我站在桥沿抽了根烟，看了一会儿远处的城区，心中盘点了一番前两天刚到手的这个月工钱，心底冒出了一点暖意。就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脑子有点疼，仿佛一条虫在里面爬，最近总是这样，无缘无故的，头痛欲裂，眼前一阵阵发黑，像在梦里踩着棉花地一样。然后听到一声闷响，回头一看，老汪栽倒在桥面上，我丢掉烟头，赶过去扶他，他脸色煞白，全身汗淋淋，脸上却没有一滴汗水，反而透出一股阴气。他半睁着眼睛，急促喘气，整个身体都在颤抖。我问：“老汪你他妈的怎么了？”他说不出话，他平时有说有笑的，我判断他可能是中暑，便掐他的人中，一开始他还能咽几口水，动一动手，很快就不动了，跟软瘫了一样，连气息都没了。我害怕了，忙拨打120，叫救护车。
救护车鸣着呼啸的笛声把老汪一路载到人民医院，一路上，随行的医护人员给他用上了氧气瓶，吊上了针，跟个重症患者似的。人民医院这样大的医院我们以前从没去过，平时有个小灾小病我们都是去的保健站，我们又没医保什么的对吧，大医院消费不起。我想，老汪你娘的，这次也让你坐回救护车，享受享受进大医院的滋味。到了那里，原以为他只去门诊打个针什么的，毕竟又不是什么大毛病，没想到抬下救护车后，他就被直接推进了急诊室，没过十分钟，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出来跟我说，病者情况不好，要马上进行手术。
“手术？”我说，“怎么要做手术？”
医生看了我两眼说：“不做手术有生命危险。”这更让我不可思议，医生不等我回话，问我是不是病者的家属。我说不是，他问“：他的家属呢？”我他娘的怎么知道他的家属在哪里呢，我们每个月都是自管自给家里寄钱，这时候去哪里找他的家属？我把这些如实跟医生说了，医生皱了皱眉头：“手术要马上做，那你愿不愿意代表家属在手术单上签个字，然后去把手术费交了？”我听得一愣愣的，有点犯难，牵涉到钱的事，眼前这阵仗让我心里没底，假如真出了什么意外……但救人要紧，最后我还是点了点头，把字给签了，去窗口交钱。交钱的时候，我把口袋里刚焐热的这个月的工资拿了出来，这还只是预付金，我想，大医院真是来不起，老汪你娘的千万别有个事，否则我钱都没处去报了，我老婆儿子这个月就要喝西北风了。
交完钱，我在手术室外的长凳上等，走廊上行人来来往往，我坐了有一个多小时，去走廊口抽了八根烟，有几次我甚至想冲进去看看，那帮医生到底在搞什么鬼。又过了半小时，手术室的灯终于灭了，一个医生走出来，就是刚才叫我签字、交钱的那位，他摘下白口罩，向我招了招手。
我跟他走进一间小办公室，那里一个人都没有。
“很遗憾，病人死了。”他说。
“什么？死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对，”他说，“很不幸。”他好像真他娘很难过似的。
“怎么会死呢？”
“送来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没气了。”
“死因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什么叫不知道？”
“就是查不出原因，一开始我们以为是热气闷胸，导致休克，但动了手术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我的意思是没那么简单，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他的具体死因是什么，这太奇怪了。”他抽出一根烟，递给我一根，刚才那八根烟抽得我口干舌燥，我拒绝了。
“那怎么办？你们总要给个说法。”我说。
“会给的。”
“怎么给？”
“我们已经申请了法医鉴定，公安机关很快就会介入。”
“这事还惊动公安了？你的意思是，法医会把他给剖掉？”
“必要时，会这样，”他说，“所以在这之前，请你耐心等候。”
我看着他，不知说什么，我身上的汗已全都收了，房间内冷气充足。
2
离开医院往回走时，我有种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阳光已收尽，夕阳在天边做成一个滚黄的晕。我想好好理一理头绪，早上出工前，老汪还好好的，还跟我说他婆娘又从老家来电话了，说儿子读书很乖，老爹老娘身体健康，家里一切都好，叫他别挂心上，好好打工。他在说这些时笑得那个灿烂，提出晚上要请我去“明成街”玩一玩。“明成街”是这一带有名的鸡窝，我们偶尔会去，出门在外，男人嘛，又不是成仙成佛了，你说对吧。但是这浑蛋，怎么一眨眼被拖进手术室，还把小命给玩完了？他那贱命，中个暑至于这么娇气么！我到现在还觉得他是因为中暑死的。 夕阳沉入地平线，周边只剩从店铺里透出的灯光，我回到工棚，一开门，迎面扑来一阵霉味，关了一整天的窗让隔夜的饭菜都发了馊，这是常事。我脱掉被汗浸透的工服，往脸上抹了一把，坐在床边，一动不动。这工棚只有我和老汪两人住，今天晚上他估计就要被那帮人把肚子剖开在肠子里翻来翻去找他娘的狗屁死因了。从医院出来时，那医生说，马上就会有办案人员跟我联系，我想老汪又不是我干掉的，跟我联系个屁。这样一想，我的脸上又全是汗，用湿工服抹了一把，坐在老汪的床上，随手摸到他枕头边放的一张画，是他儿子画的，是老汪和他老婆和儿子，三个人牵着手走在一条宽敞的马路上，人头上分别用字注着：爸爸、妈妈、我。这张画老汪每天要看好几遍，好几次跟我说，看他儿子多乖，以后肯定是个大画家。画上的老汪英俊潇洒，完全是翩翩美男子，这就是他儿子眼中的老爸？我真想把画揉成一团，丢进垃圾桶，我想他再也看不到画中那个帅的自己了，他马上要变成一堆像猪一样被人开肠破肚的东西了。
3
我一直睡到晚上九点，醒来发现已经过了两个多小时，工棚里的温度更加高了，铁皮吸收了一天的阳光，这时候散发出来，把我烤成大乳猪。我从床上坐起来，拿着脸盆和肥皂去棚外的水龙头洗了个澡，外面的空气比里面凉快多了，洗完澡回到棚里，这时，手机发出“嘟嘟”两声，过去一看，是小桃红给我发了短信，問我晚上来不来。我想了想，不去的话在这里也没事干，便回复道：来的。她发回两个字：等你。十分钟后，我穿戴好，去了明成街。
我说了，明成街是这个地方最大的鸡窝，请你们原谅我这么说，我实在找不到别的词来形容它。我刚到这里，就是工友们带我去的，男人一起去那种地方能增进彼此的感情。那是一条两百多米长的老街，布局整齐地站着两排老房子，墙体刷成黄色，不知哪个年代留下来的，一到晚上里面透出粉红色的光。工友们去那里只为寻花问柳，打一枪换个地方，老汪也去，但和他们不同，他很长情，每次都找同个女人，就是小桃红。
我也找小桃红，这还是老汪介绍给我的，一开始我觉得挺刺激，后来觉得有点别扭，我说：“老汪你娘的，我们每次都搞同个女人，我们算啥辈分？”老汪哈哈大笑，他一笑就露出两排白牙齿，跟牙膏广告里一样，这在农村出来的人嘴里是很少见的。
今晚他跟我说好，要一起去找小桃红耍的，但他死了，这浑蛋。
我到了明成街，推开小桃红店面的玻璃门，进到屋里，只见粉红灯管挂在两面镜子上，每面镜子前坐着个女人，穿得袒胸露乳，画着狐狸一样的浓妆，都是熟人。
“今天怎么一个人？老汪呢？”其中一个问。
“死了。”我说。
“死了才好，你最好也死了，每次都不找我们，你们两个。”那女人说，另两个女人笑起来，我有点想哭。
她们告诉我小桃红正在接客，让我坐在沙发上等。等了十来分钟，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从后门出来，看了我一眼，鬼鬼祟祟出去了。小桃红跟着出来，对我笑笑，喝了口水，对着镜子梳了梳头发，带我从后屋的一道木楼梯上去。
二楼有四个房间，被三条幕帘隔开，我们来到最靠里的一间，坐在床沿。
“老汪呢？”小桃红问。
我本来想说“死了”，但说不出口，就说：“他有事。”
她没往下问，我们坐了一会儿，她给我脱衣服。我想起自己刚洗过澡，每次来之前，我都会洗澡，平时一两天不洗很正常，但在小桃红面前我必须有一副干净的样子。小桃红很漂亮，大大的眼睛，小小的嘴巴，下巴棱骨分明。这样的女人做鸡我觉得很可惜，她不喜化浓妆，只描了眼线，眼睛看起来更大了。看着这样的眼睛我做起那事来就很带劲，她懂得怎么让男人舒服，有时还很温柔，不像干一桩买卖，好像真的对你有什么狗屁感情似的，这又让我觉得她做鸡可惜了。如果她不做这行，我想我会娶她的。
今晚她把我的衣服脱掉，把她自己的衣服也脱掉后，我怎么都提不起劲，我想如果她不干这行的话，老汪也会娶她的。我又想到老汪，一想到他，我整个人就软塌了，不仅软塌，越想越难过，到后真他妈控制不住地哭了起来。
“怎么了？”小桃红吓了一跳，摸摸我的脸说。
“老汪，”我说，“老汪……他，他娘的。”
“他怎么了？”
“他，死了。”我终于说了出来。
小桃红没反应过来，睁着大眼睛看着我，好像我说的是一句笑话。她说：“你别开这种玩笑。”我说：“不是开玩笑，他真的死了，今天下午我和他在工地浇筑水泥，他突然就倒了下去。”小桃红捂住嘴，那双大眼睛慢慢渗出一包亮晶晶的泪水来。
“我是看着他倒下去的，”我接着说，“当时还以为他娘的中暑了，没想到送到医院就动手术，动了手术，一个浑蛋医生跟我说他死了，你说，这人死起来怎么比一只狗还快。”
“死因是什么？”过了好久，小桃红问了这么一句，紧紧咬着嘴唇。
“查不出，医院方面请了法医，估计这会儿已经在剖了。想到他被人用刀剖开肚皮，像只死猪一样躺在铁皮床上，我就难受。”
小桃红吸了口气，站起来，打开床头的抽屉，从一堆五颜六色的避孕套中找出一包烟，点燃一根，把烟盒给我，我也点了一根。我们死劲抽了两口，看着烟雾升腾在窗外路灯透进来的光线中，她从床底拿出一瓶矿泉水，喝了一口，呛了两声，给我，我摇了摇头。
“本来还想见他一面的，没想到不能了。”过了一会儿，她说。
“怎么了？”我问。
“过两天我就要走了。”
“去哪里？”
“回老家。”
“好好的为什么回老家？”
“好好的？你觉得我好吗？我他妈的每天在卖肉。”她突然来了情绪，把烟头丢在地上，一碰到地毯的卷毛就灰了一小块，我忙踩灭它。
“到底是什么时候决定的？这么突然。”
“一个礼拜前。”
“为了什么？” 她抽了口烟，“我以前跟你说过，我家里有男人，他喜欢过乡下的日子，不想出来打工，只能我出来，否则家里就喝西北风了，你说是不？他一直以为我在外面混得很好，前段日子，村里人在传我的坏话，说我在外面做鸡，他就起了疑心，非要叫我回去。我想回去就回去，反正我在这儿也待腻了，回去生个大胖儿子，再不出来了。”
说完，她又点了支烟，只吸了两口就丢到地上，用拖鞋碾了两下，眼泪还没收，我不知道她现在是为自己还是为老汪流泪。
“在这里认识你和老汪是唯一让我开心的事，本来，我打算好了，走之前我们三个好好吃一顿，好好道个别，但现在……”
“老汪知道你的心的，”我说，“他一直把你当很好的朋友。”
“对，朋友，你也一样。”她说。过了很久，又说：“那么，老汪的事你打算怎么办？”
“我得弄弄清楚，”我说，“我可不能让他死得不明不白。”
她点点头，我站起来，抱了抱她，闻到她脖子发根处一阵芳香。
4
那天晚上，我没睡好，昏昏沉沉，总觉得老汪在跟我说话，说他自己死得冤枉。
第二天一大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刑侦大队的，姓刘，让我到局里去一趟。他问我住在哪里，叫人来接，我说：“你有什么事吗？”他说：“有些情况想向你了解。”我说：“电话里说不清吗？”他说：“最好是当面谈。”我说：“那你叫人来接我吧。”我告诉了他住的地址，他说十分钟后就到。
十分钟后，果然来了辆警车，两个身穿制服的警察，其中一个下了车，敞着车门，让我进去。我觉得挺尴尬，坐警车总是不舒服的，无奈只好照办。
“局”在一条车水马龙的大街上，热闹程度和明成街比起来天上地下，门口站着一个警察，毕恭毕敬，穿得严密紧实，领口第一个扣子也扣着，不热吗？我看了他两眼，车在大厅玻璃门前停下，警察陪我下了车，进门，空调的冷气扑面而来，又是天上地下。他带着我沿右边走廊来到第二个办公室，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声：进来。他推开门，把我让进去，然后关上门。是个挺大的办公室，只见一张办公桌后坐着一个年纪四十上下的男人，穿着灰格衬衫，看到我就站起来，伸出手跟我握，他的手掌宽大柔软，脸上挂着微笑。
“你是刘小飞？”
“我是。”
“你好，我是刘明新，刑侦大队大队长。”
我在他对面坐下，有点不知所措，我可从没跟一个大队长打过交道。
“你找我有什么事？”我问。
“为了你的朋友汪大成的事，我们长话短说，不兜圈子了。”
“情况怎样？”
“法医的鉴定结果出来了。”他正了正身子，从办公桌底下拿出一个黑色公文包，打开，抽出几张放大的照片搁到桌上。我一看正是老汪，但我几乎认不出他了，那家伙现在的样子跟他儿子画上的帅哥差太多了，脸已变色，阴森森的像被一盏青灯照着，身子躺在一张铁床上，背景像在太平间，应该是被剖了又缝起来，因为看着和正常的身子有点不同，干瘪瘪的，像漏气的气球。我想的果然不错，他成了一只被剖掉的猪，几张照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他进行拍摄，侧面、正面，全身、局部。当镜头完全聚焦在他脸上时，五官像是橡皮泥做的，我怀疑下一秒他就会睁开眼对我眨两下。我移开目光，把照片推了回去。
“这些照片是在他死后的十二小时内拍的。”刘队说。
“死因是什么？”
“初步怀疑，是中暑。”
“中暑？昨天那医生说不是中暑。”
“是的，情况比较复杂。”
“那究竟是不是中暑？”
“是中暑，或者應该说，表面看像中暑，但严格意义上，是窒息而死，具体情况，还要进一步分析，所以我把你叫过来问问，因为事发时，只有你和他在一起。”
“没啥具体情况，当时我们在一起浇筑立交桥的桥面，那天温度总有他妈的一百度，我抽了支烟，听到‘扑通’一声，回头就看到老汪倒了下去，像片纸一样。”
“当时你做了什么？”
“我跑过去掐他人中。”
“你掐他人中？”
“对。”
“怎么掐？”
“你是说人中怎么掐？人中还能怎么掐，就这样。”我把大拇指扣在上嘴唇和鼻子之间，按了按。
“他有什么反应吗？”
“没有，他跟死了一样。”
刘队听到这里，两只手挤了挤太阳穴，像在思考什么。
“到底怎么样？你们有没有答案？”
“会有的，”过了一会儿他说，“在这之前，我想你能不能带我去那个施工场地看看？”
“去那里干什么？”
“有些事还得现场看看才好，弄弄明白。”
我看着他，不明白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比起他，我更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尽管只是一点点线索，也会抓住，我对他点了点头。
5
我们是当天晚上去的，夜幕降临后，来到我和老汪施工的那段立交桥。我在这里干了一年，晚上站在下面看它还是头一次，它在夜色中就像一头怪兽，单脚伫立在车来车往的马路边，被脚手架和绿色网格缠缚着。前方是另一段已经完工的桥面，后方是刚撑起支架的桥梁雏形，它们彼此首尾相接，一截截往下走，最终连成一条完整的立交桥。我和老汪施工的那段已停工——出了那么大事，当然要停工了！桥下还是有运输卡车来往，一派昼夜混淆的气象，远处有钻探机的声响，吊机长臂上点着明亮的大灯。一架飞机从吊机上飞过，只是很小的一点，亮着一团光。
我带刘队在桥下看了看，他问我怎么能上去，我把他带到支架下，那里有一段扶梯沿着石柱直达顶端。我们一前一后往上攀爬，到了上面，浇注机和混凝土什么的都还在原处，老汪却不在了，我心头一酸，差点流下泪来。刘队往四周走去，停停看看，不知在勘察什么，他长得挺高大，做事很仔细。到后他在一块路面前站住了，那是我和老汪那天刚浇筑的，混凝土铺得不好，因为出事了，有几处坑坑洼洼的，以后肯定要返工。刘队蹲下来，伸手摸了摸混凝土的质地，掏出钥匙，往地面击打几下，站起来，看着我，他的脸背着远处吊机上的灯光，一团阴影。 “刘小飞，”他说，“你再回忆回忆当时的情况。”
“我都说了，还回忆个啥。”
“再好好想想，比如你说汪大成一倒下，你就向他走去，你究竟是怎么向他走去的？”
“就这样。”我来到当时抽烟的桥沿，然后从桥沿走到桥中，站到刘队的面前。
“行，我知道了，”他说，“还有，你说你随后掐了他的人中。”
“对，就这样。”我把在他办公室演示过的掐人中动作又做了一遍。
“行，我知道了。”他又说。
“还有什么问题吗？”
“暂时没有了，来，我们坐坐。”说着，他做了个胆大的动作，一屁股坐在桥沿，两只脚吊出桥外，拍了拍旁边的地面，这在我们这种干惯高空作业的人也是轻易不敢的。但我不能让他看轻，来到他身边，学他的样子坐下，他给了我一根烟。
“我们随便聊聊吧。”他突然这么说。
“聊什么？”
“平时工作很累吧？”
“累得像狗。”
“说说你和汪大成都干些什么。”
“就是干这些，”我侧着身子，摊开手掌向周边挥了挥，“我们每天早上六点不到起床，然后就上这儿来，那时候还有星星月亮呢，到了上面，浇筑水泥，铺路面。冬天冷风呼呼吹，吹得我们手脚冰硬，夏天就是毒日头晒，他妈的总有一百多度，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忍受的。”
“汪大成这人怎样？”
“你是说他的人品？”我不知怎么想到“人品”这个文绉绉的词。
“对，人品。”
“好，可好，他从不跟人结怨，乐于助人，我刚来这里那会儿，一个月没干到，没工资领，断炊了，是他借给我钱，帮我渡过了难关，他妈的他就是个现代活雷锋。”说到这里，我又想流泪了，自从老汪死后，我差不多成了个爱流泪的娘们儿了。“但有些时候他也犯傻，怎么说呢，有一回，我们在施工，意外看到立交桥上有一个东西。”
“什么？”
“西瓜虫，”我说，“我们正浇筑到那个路段，那只西瓜虫就趴在即将被水泥淹没的地方，你知道西瓜虫都是在田地里的，那种我以前在乡下老家干农活的田地，立交桥上怎么会有西瓜虫呢，它怎么上来的？是老汪看到的，他说看，有只西瓜虫。我们停下手头的活，蹲在那里看，老汪用手碰了它一下，它立刻卷成一只滚圆的球，紧紧地把自己保护起来的滚圆的球！这让我一下子想起老家那一大片田地，田地的早晨蛤蟆叫、蟋蟀叫、鸟叫，不过也就想了这么一下，我说：‘老汪，我们接着干活吧。’老汪说：‘等等，我把西瓜虫丢下去再说。’我说：‘为什么丢下去？’他说：‘放在这里，水泥会把它浇死的。’我说：‘妈的，这只是只该死的西瓜虫。’他说：‘那我也不能让水泥把它浇死。’我说：‘你把它从这么高的桥上丢下去，难道它能活？再说桥下也没有让它活的泥地啊，桥上桥下都是水泥路。’但他就是不听，我想丢就丢吧，不就是一只西瓜虫嘛！他把西瓜虫捉到手掌上，它卷得更紧了，黑漆漆一团，他攥起拳头，嗖一下就抛了出去，我没看到离开他手掌的西瓜虫，更没看到它落到哪里去了。这就是他干的事，所以我说他这人有时犯傻。”
“既然干活这么累，为什么从老家出来呢？”
“你这话说得就外行了，这里累，但挣钱多，在老家种地还不饿死！”
“对了，你身体怎样？”
“还行，就是有时候会头疼。”
“头疼？”
“一阵阵的，伴随着心慌，严重时昏倒过，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这样啊，”他沉思了一会儿，“去医院体检下吧，我们队里有体检名额，可以免费去，明天你跟我一块去好好查一下。”
“明天不行，我有个朋友要回老家了，我得去送送。”我说。
“那后天。”
“后天可以。”
“一言为定。”
6
我要去送的人就是小桃红，她要走了，这是我那天跟她说好的，本来她想跟我和老汪吃一顿散伙饭，老汪死了，还吃个鬼。第二天，我到店里，她已經把行李收拾得差不多，几个姐妹倒是挺重感情，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叫小桃红有空一定回来看她们。小桃红送给她们每人一样小礼物，地摊上买的那种。
我背起小桃红的行李，在店门外等出租车，这种时候，明成街的人基本都在睡梦中，出租车很少会在这一带出现，等了二十分钟还没狗屁影子，我们就步行出明成街。街面上偶尔可见一摊摊呕吐物，肯定是昨晚喝醉后来此潇洒的客人吐的，像便溺物一样，在早晨已开始发热的地面上散发出淡淡的臭气。我突然觉得这一切都讨厌得很，小桃红在我前面走，低着头，不知有没有发现这些该死的碍眼的东西。
我们在街口等了十分钟，终于上了一辆车，跟司机说去客运中心，车子便飞一样开走了。我和小桃红没有说话，明知再过一会儿就要和她分别了，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了，就是想不出一句告别的话。她一只手支在半开的车窗上，脑袋望着窗外，一缕阳光透过窗口射在她发梢，我扭开了视线。
客运中心人满为患，我帮小桃红去窗口排队买票，她在候车区等着。又耗去差不多半个小时，把票递到她手上，她说了声谢谢，我知道告别的时候到了，不知为何，头又痛了起来，这次发作比较厉害，像是一根橡皮筋在两边太阳穴“扑扑”弹着，小桃红说：“有机会帮我给老汪上一炷香。”听她这么说，头愈发像裂开一样，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渗出，到后只能扶着铁皮椅坐下来。
“怎么了？”她发觉了我的异样。
“脑袋有点不舒服，”我说，“小桃红，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哪里不对劲？”她问。
“我好像想起了什么，但我想不真切，有点……”我拍着脑袋说。
“到底怎么啦？”
“那天，在立交桥上，好像还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但我就是想不起来了，妈的，这太糟糕了。”
“我知道老汪的死让你心里不舒服，你和他是那么好的朋友，但人死不能复生，你也要节哀。”
“我明白，你别担心，我会没事的。”
过了许久，站台上播报发车消息，我帮小桃红把行李塞进车厢，就在那里看着她排队上去。在车开动的那一刻，她透过玻璃窗向我挥了挥手，我看到她的眼中有一滴眼泪。
回去的路上，不舒服的感觉挥之不去，到了立交桥下，我下了出租车，向工棚走去。毒日头明晃晃地挂在天上，晒得我出了一身汗，后来我就看到地上有个东西，蹲下来仔细一瞧，原来是只西瓜虫。我一眼认定它就是那次被老汪从立交桥上丢下来的那只，小家伙慢悠悠地在滚烫的水泥路面爬，肚子下的细腿碰到路面不知道会是一种什么感觉。我把它抓起来，放在掌心，它蜷缩成一团。我握紧拳头，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打算将它带到工棚去，等到恢复施工后，再带它上立交桥。我知道老汪如果活着肯定会反对我这么做，但我就是想把它带去立交桥，它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我是说在这个到处是水泥地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