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建市后，我分管政法和“三农”工作。当时，群众非法偷渡到香港谋生等现象屡禁不止，一直是困扰着宝安县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建市第一年，曾出现一天两三万人偷渡的情况，归根结底是因为“穷”。推进农村改革，使农民尽快富起来，遏制偷渡风，为经济特区建设创造良好环境，成为当务之急。
　　改革，从农村的管理体制开始。在1978年，宝安已经有些公社试行包产到户，却受到外界的质疑、责难。我到坪山公社调研一周，向市委汇报、统一认识。虽然当时上级文件是不准包产到户的，但市委还是支持农村干部群众这种敢闯的精神。到了1980年，包产到户已经遍及全市，农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大批劳动力从“吃大锅饭”的公社管理体制下解放了出来。
　　1978年夏天，习仲勋同志视察宝安后，我们在莲塘村香港新界的插花地上，与香港五丰行合作办起第一个年产10万只活鸡的示范鸡场，并以此作为培训境内养鸡场人员的实习基地。到了1981年，深圳市内新建的规模达5万只以上的养鸡场达27个，活鸡出口量从1978年前的4万至6万只增长到114万只，1984年达600万只，到1989年达1800万只，约占香港市场的1/3。出口一只活鸡，农民有2元利润，农民年均收入增加了几倍。
　　同时，我们还引进外资挖塘养鱼、租地种菜;1981年，又放开“三鸟”、塘鱼及果菜的外贸收购价格，以促进种养业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利用经济特区优惠政策的辐射作用，1980年和1981年，我们先后起草了《深圳市农村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若干规定》和《关于恢复宝安县建制几项政策措施》，经市委审核同意公布实行。这两个文件规定，“社队兴办的农工商联合企业免征所得税三年”“鼓励特区与县、社联合办厂（场）办企业”，特区政府“引进外资、‘三来一补’企业尽量放在宝安县去办”“特区内的企业也尽量采取发外加工，设立分厂，委托承包等形式，将部分加工生产任务交给县、社企业经营”，宝安农村上述企业可“享受特区企业同等待遇”以及“县成立进出口服务公司，直接办理本县地方外汇进口业务”，外资“三来一补”项目由县审批等，这些优惠政策措施，有力地推进了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
　　1979年，宝安县引进“三来一补”企业170多家，利用外资1500万美元，工缴费达1000万元人民币;在内联企业方面，到1986年，全县与国内20多个省联合办工业达100家，至1990年已达302家，总投资9亿多元，年均递增62.27%。
　　由于深圳的农村率先实行了改革开放，1981年，不少社、队已经出现了万元户，人们从中看到了希望，农民已经不偷渡香港了，原来偷渡香港的村民回来定居的也逐渐增多。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深圳农村村民的一般收入超过了香港一般居民，困扰我们几十年的偷渡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作者曾任深圳市委常委、宝安县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