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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央全会或中央工作会议的庐山会议有三次。第一次打倒了彭德怀及其“军事俱乐部”;第三次打倒了陈伯达,并重重敲打了林彪及其同伙;第二次会议在相关党史著作中则似有似无,几乎不为人知……
解放后,毛泽东曾三上庐山,主持中央会议。
第一次,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和8月2日至16日,先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着开八届八中全会,讨论“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问题。
第二次,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教育等问题,执行调整经济八字方针。
第三次,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开九届二中全会,讨论修改宪法、国民经济计划、加强战备等问题。
第一次会,打倒了彭德怀和他的“军事俱乐部”;第三次会,打倒了陈伯达,兼带重重敲打了林彪夫妇及其同伙。这两次会最有名,尤以第一次会可以独擅“庐山会议”之名。但毛泽东说过“三次庐山会议”的话,(《我的一点意见》),因此人们习惯统称为“庐山会议”。
但是,夹在上述一、三两次会议中间的第二次庐山会议,同样是由毛泽东主持召开,却处于一个神秘的地位,没有公开报道,也没有发布公告,几乎不为人知。即使进入改革开放的30年间,关于一、三两次庐山会议的报道或研究,基本已无禁区;但对于这个第二次会议,其出席人员名单,在一些党史著作中仍闪烁其词,特别是会议主持人毛泽东的名字更是不见一提。例如——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提“工业七十条”和“高教六十条”时,都只说一句“经庐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通过”,无出席人员名单,更无毛泽东名字。
薄一波所蓍《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33章为《〈工业七十条〉的诞生》,提到“8月23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开幕”,邓小平在大会讲话,但仍无出席名单,更避开毛泽东名字,也不提刘少奇、周恩来。
《刘少奇年谱》与《周恩来年谱》都只在相关年月日下记载刘、周各自的上山与会,不提毛泽东是否出席。
最有意思的是《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引用《我的一点意见》全文时,在“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后,因为其中谈到第二次庐山会议,而把整段文字用删节号作了代替。可见至少到此书出版为止,毛泽东曾主持召开这次会议的历史,尚在史家回避之列。
其实这段文字,早在1990年由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叶永烈的《陈伯达其人》一书中,引用《我的一点意见》全文时,无意中已全段发表过了。现特引录如下:
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但这些还不足以完全解开第二次庐山会议未得全部公开的谜团。
最近在一家官方网站青岛新闻网上,看到一篇题为《1961年庐山会议为何不公开报道》的新闻评论,无作者署名,发表时间是2005年11月9日,却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如下的回答:
中共中央曾于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工业、粮食和教育等重大问题。可是,这样重要的会议,很长时间却没有公开发布信息。这是什么原因呢?
1961年8月下旬,当时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的张国华,因路途遥远,没有按期赴会报到。会议秘书处挂长途电话催他尽快赶来开会,这一电话内容被泄密。就在会议举行翌日,台湾当局广播电台播送了中共在庐山召开高级军事首脑会议、商议解放台湾的消息。当时蒋介石得知这一情报,坐立不安,派了几批特务赴大陆刺探虚实,其实,会议没有半点涉及解放台湾的内容。由此,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把会议泄密的坏事变成好事,将计就计,即对会议绝对保密,不作任何新闻披露。
深谙孙子兵法的毛泽东,当时采用的大概是“虚张声势”一计吧。
既然这条信息已在官方网上传播也就表示已不在保密范围之内,虽然尚有待正式文件佐证,但已可公开备此一说了。
此外,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1970年的庐山会议,两次会议相距11年之久,却惊人地相似,走的程序,用的手法,讲的词汇,达到的目的,无不似曾相识,稍有异同,但大同而小异。(摘自《同舟共进》2009年第12期)B⑤
解放后,毛泽东曾三上庐山,主持中央会议。
第一次,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和8月2日至16日,先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着开八届八中全会,讨论“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问题。
第二次,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教育等问题,执行调整经济八字方针。
第三次,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开九届二中全会,讨论修改宪法、国民经济计划、加强战备等问题。
第一次会,打倒了彭德怀和他的“军事俱乐部”;第三次会,打倒了陈伯达,兼带重重敲打了林彪夫妇及其同伙。这两次会最有名,尤以第一次会可以独擅“庐山会议”之名。但毛泽东说过“三次庐山会议”的话,(《我的一点意见》),因此人们习惯统称为“庐山会议”。
但是,夹在上述一、三两次会议中间的第二次庐山会议,同样是由毛泽东主持召开,却处于一个神秘的地位,没有公开报道,也没有发布公告,几乎不为人知。即使进入改革开放的30年间,关于一、三两次庐山会议的报道或研究,基本已无禁区;但对于这个第二次会议,其出席人员名单,在一些党史著作中仍闪烁其词,特别是会议主持人毛泽东的名字更是不见一提。例如——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提“工业七十条”和“高教六十条”时,都只说一句“经庐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通过”,无出席人员名单,更无毛泽东名字。
薄一波所蓍《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33章为《〈工业七十条〉的诞生》,提到“8月23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开幕”,邓小平在大会讲话,但仍无出席名单,更避开毛泽东名字,也不提刘少奇、周恩来。
《刘少奇年谱》与《周恩来年谱》都只在相关年月日下记载刘、周各自的上山与会,不提毛泽东是否出席。
最有意思的是《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引用《我的一点意见》全文时,在“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后,因为其中谈到第二次庐山会议,而把整段文字用删节号作了代替。可见至少到此书出版为止,毛泽东曾主持召开这次会议的历史,尚在史家回避之列。
其实这段文字,早在1990年由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叶永烈的《陈伯达其人》一书中,引用《我的一点意见》全文时,无意中已全段发表过了。现特引录如下:
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但这些还不足以完全解开第二次庐山会议未得全部公开的谜团。
最近在一家官方网站青岛新闻网上,看到一篇题为《1961年庐山会议为何不公开报道》的新闻评论,无作者署名,发表时间是2005年11月9日,却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如下的回答:
中共中央曾于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工业、粮食和教育等重大问题。可是,这样重要的会议,很长时间却没有公开发布信息。这是什么原因呢?
1961年8月下旬,当时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的张国华,因路途遥远,没有按期赴会报到。会议秘书处挂长途电话催他尽快赶来开会,这一电话内容被泄密。就在会议举行翌日,台湾当局广播电台播送了中共在庐山召开高级军事首脑会议、商议解放台湾的消息。当时蒋介石得知这一情报,坐立不安,派了几批特务赴大陆刺探虚实,其实,会议没有半点涉及解放台湾的内容。由此,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把会议泄密的坏事变成好事,将计就计,即对会议绝对保密,不作任何新闻披露。
深谙孙子兵法的毛泽东,当时采用的大概是“虚张声势”一计吧。
既然这条信息已在官方网上传播也就表示已不在保密范围之内,虽然尚有待正式文件佐证,但已可公开备此一说了。
此外,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1970年的庐山会议,两次会议相距11年之久,却惊人地相似,走的程序,用的手法,讲的词汇,达到的目的,无不似曾相识,稍有异同,但大同而小异。(摘自《同舟共进》2009年第12期)B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