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涨声”已起。由国家发改委价格司起草的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方案——《关于深化价格改革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意见》，已获得发改委主任办公会议的原则通过，整套方案的最大变化在于，把环境治理成本和资源枯竭后的退出成本计入石油、天然气、水、电、煤炭和土地等产品的定价中。分析人士称，如果办法通过，意味着相关产品即将迎来新一轮大提价。（《中国经济时报》）
　　
　　很长时间以来，涨价是一个公众日常生活中逃也逃不开的主题。继住房价格、医疗价格、教育价格飞涨之后，能源价格作为这支涨价大军中的新秀已经慢慢成长为挑梁主力。2006年，涨价成为中国能源市场最浓重的一笔；而且，这一笔显然已经强劲地拖进了2007年。尽管涨价的理由不断翻新，又是接轨，又是国际惯例，搞得人眼花缭乱，如今又提出环境治理成本与资源枯竭退出成本的新概念，但究其本质，无非都是一块遮羞布而已。
　　能源涨价是提高垄断利润，还是提高包括资源、环境等在内的国民可持续性间接福利？这是所有的涨价借口都无法逃脱的一个追问。事实摆在我们面前，能源涨价的借口与涨价的结果是不一致的，这种“利益倒挂”比所谓的“油价倒挂”更严重。可以预见，能源涨价的大部分不会用于环境治理，而是增加垄断利润，国家通过税收抽取的只是很少一部分。至于资源枯竭后的退出成本，听上去都虚无缥缈，企业账本不会核算这笔成本，又凭何以此涨价？何况，任何企业在实际上都不可能无限期持续，退出成本是企业应该考虑的事，不是涨价的理由。否则，卖馒头的也可以在馒头价里加入不干这行后的退出成本。
　　我们都看得见，住房价格飞涨让很多人成为房奴，医疗价格飞涨让病人不敢去医院，教育价格飞涨让“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可以说，每一项公共品价格的上涨，都对应着透支了相应的“和谐成本”。而“和谐成本”被透支，“民怨成本”就必然产生。当“改革”对弱势群体而言，总是意味着吃亏，意味着利益受损，这显然会加剧他们的社会不公平感和相对被剥夺感，不满和怨恨就会滋生。这种情绪的不断累积，并且得不到正常渠道的释放，一遇到细小的火花，就会以暴力或者群体性事件的方式，让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乃至危及到社会的稳定。
　　这个意义上，能源涨价也是有成本的，虽然大多时候这些成本都是隐性存在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一点。有媒体曾经总结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特殊现象：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而只是表达、发泄一种情绪。在我看来，“无直接利益冲突”实际就是“民怨成本”的一种“冲账”方式。
　　毫不夸张地说，能源接连涨价正在透支社会的“和谐成本”。在能源涨价高压下，公众会感觉到生活越来越累，生活质量越来越下降，会悲哀地想到“多收了三五斗”，会看不到幸福生活的希望。理性的能源价格，不仅要像官员说的那样“体现能源的稀缺程度”，更应该支付与公众收入相匹配的“和谐成本”，促进社会的和谐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