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都有风纪监察部门，明代也不例外。
　　明代不仅有，而且还是人数最多、权力最大的。明代纪检干部可以约束皇帝，甚至把皇帝搞得都没脾气。但奇怪的是，明代却成了贪腐最严重的朝代之一。尤其是明代的中后期，腐败形势更为严峻，朱元璋的“剥皮实草”治贪酷刑早已被人遗忘，强大的纪检干部也被拉下水，逐渐蜕变成为“小官巨腐”。
　　明代的纪检干部，可统称为“言官”，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言官权力不小，但级别很低，一般都是七品芝麻官。别看官小，却可以参议军国大事，就是连皇帝的圣旨都可以驳回，因此谁也不敢得罪言官。言官还掌握着各级官吏的政绩考核与仕途升降，所以言官也成为了人们巴结讨好甚至贿赂的对象。
　　正如朱元璋的开明与明代后期皇帝的昏庸一样，言官伴随皇帝的变化而变化，基本与朝代的衰败周期是一样的。皇帝由开明到昏庸，言官由清廉到腐败，可谓一脉相承。言官虽有很大的独立性，但毕竟皇权至上，为皇权服务的言官自然无法摆脱皇权的影响。可以说，言官堕落的首要责任也是最大原因，便是皇帝的堕落。
　　先看看明朝初期的言官。此时的言官是一个很有风骨的群体，也是让家人备感自豪、让社会非常尊崇的职业。此时朝廷对言官的要求也是最苛刻的，如忠君爱国、清正廉明，重惜名节、晓知治体，能言善辩、学识渊博，体貌端庄、年富力强。当然，还要有地方工作经验，不懂国情、民情，没有地方治理经验肯定是没戏的。其实，最重要一点，就是要有节气，敢得罪人。只会和稀泥的人绝对干不了这个，而且别人也瞧不起你。
　　言官中的谏官，要敢于对皇帝说不，当时这叫“批龙鳞”。御史周观政就很善于观政，一日，他正在奉天门值守，忽见太监带一个乐女进宫。周观政立即阻止，太监说，这是皇帝命令。周观政说，那不行，我得找皇上亲自问问。太监一人悻悻进宫。稍后，朱元璋出来向周观政解释，对周的行为表示点赞。
　　后边的皇帝越来越没出息，给皇帝提意见自然就会大打折扣。淫乱的明武宗弄得朝廷上下乌烟瘴气，给事中周玺劝告说：“陛下自即位以來，鹰犬之好，酒色游览，一天比一天厉害，长此以往必将损身害国。”武宗对谏官的忠告置之不理，而且变本加厉。
　　如果只是不听谏官的话，这还算是好的，后来发展到直接将谏官廷杖、下狱。还是那个武宗，在两年后，又想去江南巡游，众言官下跪进谏，极力阻止。武宗大怒，心想我出游不成你们也别想好受，将146人全部打屁股，当场打死11人、下狱39人、发配10人。
　　最大的转折莫过于嘉靖三年（1524年），231名言官跪谏，劝阻世宗为父亲缓上尊号，结果非但没有阻止成功，群臣又遭一顿痛打。当场打死18人，逮捕142人，11人被戍边。
　　嘉靖一朝后，言官几乎再无风骨可言，官场也随之越发堕落。明人陈邦彦所言：“今天下自大吏至于百僚，商较有无，公然形之齿颊”；“获知吏部任命，派到肥缺就额手相庆，发落穷差便形影相吊。”此时的言官大都随波逐流，个别看不清形势的言官，定是死路一条。
　　皇帝与宦官的权力还没有关进笼子里，言官的权力又跑了出来，此时的七品芝麻小官将权势发挥到了极致。滥用权力可能还只是个别现象，但大肆行贿索贿从嘉靖后期已是普遍行为。好笑的是，很多御史的腐败都是在巡按地方时被有意无意发现的。有的是让当地知县看不惯，被搜出金银无数；有的是半路丢了行李，查获后发现都是金银珠宝；有的还喜欢写日记，记载自己受贿“不下数万”；有的是“侵匿盐银千余两”。更离奇的是，右佥都御史殷正茂巡按广西，被发现“岁受属吏金万计”，被检举到首辅高拱耳朵里，高拱很轻松就给袒护过去了。他说，贪污多少都没关系，只要能办事就行。
　　明代中后期言官集体堕落，无疑是体制性问题，通俗地说，便是各种权力都没有关进笼子里。首先是皇权，皇帝听话时受约束，不听话时则会惩罚言官。另外，因为皇帝的昏庸而导致宦官专权。宦官专权甚至僭越皇权，必然打击言官，这对言官来说也是致命的。在整个腐败生态链上，言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根本无法出淤泥而不染。何况，后期的言官权力也跑出了笼子，那便是更不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