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林森 大历史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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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拉沃热·齐泽克在《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一书的序言《论意识形态抗氧化剂》一文中开篇就抄了一段中国绿茶包装袋上的说明书,试图类比说明集权主义之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状态所产生的社会效果。那段说明书是这样说的:“绿茶是抗氧化剂的天然资源,可以中和人体内一种被称作游离基的有害分子。通过抑制游离基,抗氧化剂可以帮助人体保持其自然健康状态。”斯拉沃热·齐泽克的结论是:集权主义是主要的意识形态抗氧化剂之一,从其发端伊始就是并且现在仍然是一个权宜之计。
  如果我们认定斯拉沃热·齐泽克的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在中国当代乡村生活形态的嬗变过程中,蒙蔽在“乡村集权主义”之下的乡愁的流失,似乎更适合用来类比我们当下的生存状态。这样的类比可能离斯拉沃热·齐泽克分析集权主义的本意相对较远,但正是斯拉沃热·齐泽克看似随意的一个比喻,引发形成了一个具有间离效果的视角,并且在这个视角上我不得不发问:在“乡村集权主义”之下,有人说过乡愁吗?
  在我的阅读范围之内,海南本土的小说家当中能够用自己的作品来回应“乡愁”的本质问题的,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林森算得上是第一人。林森的小说拥有自身的地域文化回归方式,这就使得他的小说具有很高的阅读辨识度。他的中篇成名作《小镇》是如此,到目前为止的长篇代表作《关关雎鸠》亦是如此。《小镇》和《关关雎鸠》中“小镇”符号的呈现,更多是意味着作为社会性的人在追踪命运层面的血脉与根性的蹿奔中的一次又一次“缓慢的归乡”。
  这种“缓慢的归乡”的熵增过程,在林森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暖若春风》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暖若春风》构建的叙事谱系里,有关乡村的铺陈架构就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圆,在这个圆中,具备乡村文化精神与乡村人性元素的融合点就是圆心,即乡愁之核。虽然和乡村发生关系的每一个体、家族都向着乡村的圆心做圆周运动,但是在历史与现实的纠结中,人会走散——与乡村产生了非线性的距离,比如许飞和陈蔚然;与此同时,人心更会离散——看似归乡其实是背乡逆行,比如陈可文和陈蔚洲。在这个时候,“乡村集权主义”往往就失去了政治性,甚至失去了社会性,因为我们有理由产生这样主观的想法,我们希望“乡村集权主义”带着温和的文化精神底蕴,是一种“天然资源”。
  我臆想“我们”这个人称代词,也完全代称了《暖若春风》的作者林森本人,因为在《暖若春风》中,任何人都不难看出林森对乡村所构成的圆这种形态的挽留态度。林森希望有一种抵抗乡村在“百年孤独”之后氧化至土崩瓦解的抗氧化剂,希望乡村仅仅是以乡村的形态存在,只要人类还在繁衍下去,乡村这一形态就必须存在。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完成每一次归乡,或许迅速,或许缓慢,但每一次都“暖若春风”,并且我们可以在春风中再次说起曾经说过的乡愁;只有这样,才是长久之计。
  南岛视界:在长篇小说《暖若春风》里,你不断地用回溯的目光,讲述着主人公的曾祖父从台湾回到海南的故事。这条暗线在你这部小说中的作用是无处不在的,你在设计这个故事时,是如何考虑的?
  林森:这个长篇小说有着人物原型,但那只是一个引子。我更想思考的问题是,主人公曾祖父那辈人过世之后,留下的一个近乎废墟的摊子,是如何给后辈造成困扰的。这个家族里,后面的三辈人都活在曾祖父目光注视的阴影下,难以自拔。可是,我们知道,那个大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今天所有的纪念和回想,其实都是那个大历史所留下的后遗症,都是那个大时代刻在我们身上的烙印。现在是一个碎片化的“小时代”,所有的生活都不得不面对着日常的琐碎——所以,小说里,大时代只有背影,凸显在前面的,都是当前的日常,是当前对以往的追慕。
  南岛视界:长篇小说的创作,需要作者付出巨大的劳动,你是如何有毅力,去完成这么一部接近三十万字的长篇?
  林森:确实,长篇小说的创作和中短篇不同,一个短篇,或许有一个特别有感觉的题目,就可以开始写了,而一个长篇则需要长时期的架构和思考,需要花费漫长的时间去处理故事梗概。真正开始动笔了,则需要一年两年的努力,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下来的。我经常和朋友笑着讲,长篇写到最后是一种体力劳动。我之所以有毅力去完成《暖若春风》,是因为小说中萦绕的那种难以言说的情绪,催迫着我前行。这样的写作,其实是快乐与疲惫同在的,不会像一般人想的那么枯燥。写这部小说时,我二十七岁,有点天不怕地不怕,若是现在,瞻前顾后,可能反而犹豫着,不会那么坚决地去完成。
  南岛视界:这部小说这么长,一般的读者可能会产生阅读恐惧症,你能否简单地给读者介绍一下故事梗概。
  林森:任何小说都有着本身的质感,介绍主要内容,往往会丢失血肉和灵魂——但倒也可以简单地说一下这个故事的骨架。这个故事大概是讲,随着撤离海南岛的部队前往台湾的曾祖父,在离乡多年后回来,随后死在故土。曾祖父的归来,在带给子孙新的生活希望的同时,也埋下了阴影,直到他死去多年,那种笼罩性的阴影也一直没能散去——整个家族便开始了一种宿命般的挣扎。祖父、父亲以及“我”这一辈,都想活出自己的路,几代人各藏心事,无论是爱情与亲情,都经历了极大的考验,甚至希望逃离家园。长者们穷于应付,近乎发狂,而年轻的心灵则陷入迷惘和无奈。这是一个家族的故事,是几代人的流浪与还乡,是面对时代变化面前的无力与坚韧,同时也是当代青年的一部心灵书。
  南岛视界:据我所知,当前80后、90后的年轻作家,往往会回避历史和现实的沉重,而选择一种避重就轻的方式进行书写,你怎么有点逆流而上的感觉?
  林森:每个时代的作家都会带着时代的烙印,但也不会每个人都被裹挟着向前,每一代人里,都会有人静下来,书写那些严肃的思考。我不敢说自己的思考有多深入,但我绝对不会像那些畅销书作家一样,去迎合着市场的口味。一般来讲,很多人会认为纯文学阅读起来都十分枯燥,可事实绝非如此,真正的好的作品,肯定会把故事讲得荡漾动人。《红楼梦》《百年孤独》或者《马桥词典》这些经典化的作品,单纯从“好看”这个标准来看,也远非那些畅销书可比的。《暖若春风》这本书情节起伏,把一些严肃的思考放在一个好看的外盒里,故事本身也是很好看的,阅读起来不会有障碍。
  南岛视界:我发现,《暖若春风》这本书的结构很有意思,可否介绍一下?
  林森:艺术的内容和形式,一定是统一而非分裂的。这部小说分为“离去”与“归来”上下两篇,有去有回,才完整。而上篇的主体故事之外,插入了小说人物陈蔚洲的几则日记;下篇的主线之外,则插入了曾祖父死前的内心活动和叔公一场酒醉后滔滔不绝的话。这样的穿插叙述,绝非玩花样,而是为了整体的讲述。那些日记,记录着一个少年如何陷入精神妄想的整个过程;曾祖父不能说出的遗言,则从更多面的角度,补上了第一人称叙述的不足,可以更自由、直接地回顾曾祖父的历史与内心的纠结;叔公的那场醉话,则是一场口语的狂欢,这些口语中讲述的事,补益了小说主线所没有交代的那些部分。内容和结构的关系,永远是让人着迷的一种碰撞。
  南岛视界:相对于《暖若春风》,你是否更喜欢你那部引起过反响的《关关雎鸠》?
  林森:《关关雎鸠》的写作在《暖若春风》之后。在《暖若春风》之前,除了一些中短篇和诗歌、散文、评论,我还写过四部长篇——当然,那几部不成熟之作,我再也不会拿出来,而只是当成纯粹的练笔。这个练笔的过程如此漫长,显得有些惨痛,但没办法,没有谁一出手就浑然天成。《关关雎鸠》的内容更加浩繁,主题更加沉重,叙述也更加成熟,对于这部小说,我当然更加满意——我甚至认为,这是一部被低估的作品,我知道它的价值在哪。但并非就说我更加喜欢《关关雎鸠》,《暖若春风》是一个人的少年时代,《关关雎鸠》更像是而立之年。你说,我们能跳过少年,直接“而立”吗?
  南岛视界:你近期有什么样的创作计划?
  林森:已经开了一个头的,是一个准备了好几年的小说。这个故事,对我无疑更加重要,若能完成,能看到的,是一个人如何面对自然天地、面对生死和孤独……这是更纯粹的海南的故事,也因此,这个故事更有普世性。我希望能真正完成它。但一切刚刚开始,故事大纲就准备了几万字,离真正的完成,还远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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