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洒泪写文告
　　
　　 1929年8月31日下午。上海戈登路善庄里114弄的一座小楼——党中央领导人起草文件的秘密地点。
　　周恩来坐在一张桌前，神情显得无比悲愤。他一边流着泪，一边奋笔疾书。他在替党中央起草《为反抗国民党屠杀革命领袖告全国劳苦大众书》，愤怒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残杀彭湃等同志的罪行，沉痛哀悼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号召人民为完成烈士未竟的事业而继续努力，以实际行动回答反革命的屠杀。
　　《告大众书》中写道：
　　“他曾经领导着海丰几万农民开始中国农民反抗地主剥削的革命斗争，他曾经指导着全广东几千万农民不断反抗地主阶级残酷的压榨，他曾亲自领导东江海陆丰广大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肃清一切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创立苏维埃政权。他并参加南昌暴动。他这样英勇的革命斗争的历史，早已深入广大劳苦群众的心中，而成为广大群众最爱护的领袖。谁不知广东有彭湃，谁不知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
　　起草好文告后，周恩来对身边机要处的同志说：“文告要马上发出去，马上发出来!”并接着说，“我们一定要把敌人消灭，一定要把叛徒干掉!”
　　
　　恶风起，彭湃入囹圄
　　
　　1929年8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杨殷，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中央军委委员负责兵运工作的邢士贞等同志，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的一幢楼内开会，讨论江苏省委、军委的工作，由于叛徒出卖，彭湃等四人被租界工部局逮捕。按惯例，中央军委召开会议，均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主持，而开会那天周恩来因临时有事没有参加，幸免于难，这是不幸中之万幸。
　　彭湃等人这次被捕与以往我们党内有些同志被捕情况有所不同，与英捕房政治部(专门对付共产党的机构)打交道的不是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杨登瀛(是我党建立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而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上海市公安局督察员范争波；不是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名义，而是上海市公安局。因此，这次破坏活动我们事先不知道。彭湃等人被捕后，周恩来迅即组织中央特科人员通过杨登瀛了解到：出卖彭湃等人的是叛徒白鑫(叛变前担任中央军委秘书)。
　　9月14日，周恩来撰文记述了关于彭湃等人的被捕经过(1930年8月30日，该文刊载于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
　　“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同志之被捕，日期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时许。那时，帝国主义的武装巡捕与中国公安局的包探，驾着几辆红皮钢甲车，如临大敌地到沪西叛徒白鑫夫妇的住家。彼等于弄堂内外布置妥贴后，登楼捕人如像预知的一样，按名拘捕共五人(除彭、杨、颜、邢外，还有张际春同志)，而对白鑫夫妇则置诸不问。人捕齐后，于白鑫床下搜出一些革命刊物，如《布尔塞维克》、《红旗》及共产党的中央通告等。被捕五同志当即为警探拥上汽车，直驶向新闸捕房。此事发生后，各报均禁止登载，因此广大的群众一直不知其领袖有此被捕事件。”
　　
　　 法庭当讲坛，彭湃笑谈往事
　　
　　从被捕到公安局提审这段时间，彭湃等人均用化名对付敌人。审讯前，敌人派一位认得彭湃的叛徒方乃斌出场指认。彭湃见敌人已认出自己的身份，便决定进行公开的斗争。他把敌人的法庭当作讲坛，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慷慨陈词讲述自己投身革命的经历，批驳敌人对他的种种污蔑。
　　周恩来撰文对彭湃等人在敌人法庭上的表现作了如下记载：
　　“二十五日为星期日，临时法院不办公。二十六日法院开审，合作的帝国主义走狗法官与公安局代表故意做作一番，然后交公安局引渡带去。在审问时，只有被捕五同志到案，照片已于被捕当日弄好，按名询问，显然叛徒白鑫已在暗中作证指明。引渡时，公安局亦以铁甲汽车武装解人城内公安局。审问与引渡情形，曾载在当日晚报，但未将其真姓名宣布。这是统治阶级故意如此，为的是避免广大群众严厉的直接反抗。”
　　“彭、杨五同志至公安局，当晚即开审，问官一无所得。而彭、杨五同志在看守所中即开始宣传，许多保安队员为之感动。二十七日下午复开审，审问历四五小时。问至彭湃同志，有人出为证明，彭湃同志公开承认。问官询其经过历史，彭同志慷慨而谈，历时一点多钟，从未入党以前在海陆丰做农民运动起，直谈至在海陆丰建立苏维埃的经过。当谈至在海陆丰惩办反革命时，彭同志向审问官厉声说道，似你们这班反革命党，我们在海陆丰不知杀了多少，你现在不必再问了，将我枪毙好了。问官亦为之动容。问至杨殷同志，杨殷同志亦公开承认自己的经过。审问毕，回至看守所，五同志齐唱《国际歌》，以赋同仇，直影响了全所。”
　　彭湃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对敌人的污蔑给予痛斥，对敌人的丑恶行径给予揭露。
　　审问者范争波一开始装腔作势地喝道：“彭湃，你这个叛逆，你可知晓你的罪行吗?”
　　彭湃立即反击道：“我有什么罪?只不过是你们处心积虑网织的罪名罢了。你们说我是叛逆，不错，我是个叛逆，我叛的是封建专制社会之逆。”
　　接着，他讲述了自己是如何走上叛逆之道的。他说：我出生在广东海丰县城郊一个殷富之家。我的家庭在海丰县可以算做个大地主，每年收入约千余石租，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下30口，平均每一人就有50个农民做奴隶。但小时候生母周凤给我的影响很大，我母亲原是海丰公平山区贫苦农家的女儿，当过婢女，16岁嫁到彭家当庶母。她经常讲述穷苦农家的悲惨生活，使我从小的时候就懂得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不平，在心里便渐渐埋下造反的种子，从那时起我就立了背叛这封建家庭、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决心。
　　彭湃接着说：我曾经先后在海丰等地上过学，1917年又东渡日本留学。我的祖父送我到外地读书，原本要我出人头地，当官发财，光宗耀祖，但没料到，在求学过程中，我逐渐接受了新思潮，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走上革命的道路。我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求学期间，在日本的博物馆里看到从中国掠去的文物，在社会上看到有偏狭爱国狂的日本人竟然随意欺侮凌辱中国人的现象，我便立志，做中国人的惟一责任是救国。所以，在留学期间，我就积极投入了反日爱国运动，后来，又回国参加了“五四”运动。
　　审问者阴阴地说：“你在海丰主事教育期间，主张‘共产共妻’，有伤风化，贻害教育，这不是犯罪吗?”
　　彭湃反讥道：“是有人贻害教育，但那不是我彭湃，正是你们这帮国民党贪官污吏!当年把持海丰教育的是你们国民党员陈伯华，他在担任海丰劝学所(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所长期间，结党营私，贪污腐化，吃喝玩乐，不事教育，引起海丰学子的公愤，群起反对。我当时有从教育人手进行社会革命的思想，因此就任了海丰劝学所所长”。此后，我“对教育进行了一些改革，对劝学所的人事进行整顿，清除顽固守旧的老朽，吸收进步青年，如陈魁亚等；聘请思想进步的留日同学杨嗣震、李春涛和北大毕业生黎越廷等担任中小学的校长和教员；革新教学内容；发展乡村教育；举办女子学校，提倡体育运动等，192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时，我组织县城各校学生举行纪念游行，唱《劳动节歌》，喊‘劳工神圣’的口号”。
　　“我的这些所作所为，在那帮昏庸老朽的目中被视为有伤风化，视为大逆不道，污蔑我提倡‘共产’、‘公妻’。我们共产党人是主张共产，但不是主张均产；是主张自由恋爱，但不是主张公妻。你们这帮狗官就连我这点小小的教育改革也不容，很快将我的劝学所长革职。很好，我还得谢谢你们。你们的举动使我彻底放弃了‘教育救国’的思想，义无反顾地走上阶级斗争的道路。”
　　审问者恶狠狠地说：“你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海丰蛊惑民心，煸动农民，滋生事端。”
　　彭湃怒斥道：“住嘴!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不是我们共产党，而是你们国民党反动派。孙先生在他的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中提出，要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你们做到了吗?”
　　彭湃继续说：“中国的农民深受封建地主的严重剥削，过着非人般的生活。正因为这样，我立志要帮助农民兄弟们翻身，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推翻地主老财，打倒土豪劣绅。从1922年起我就开始了后来令你们谈虎色变的‘痞子运动’——农民运动。那一段历史是我一生中最引以为自豪的历史。当然，也是最能引起你们诅咒的历史。”
　　法庭上，彭湃侃侃而谈，详细讲述了他从事农民运动的经历，，连敌人的审判官也听人了迷，中途竟忘了打断，一直到彭湃讲完，他们才愣过神来。
　　审判官立即指着彭湃声嘶力竭地说：“你们建立赤匪政权，妄图推翻国民政府，这难道不是滔天大罪吗?”
　　彭湃仰头大笑，答道：“你们想论罪吗?那么，你们的蒋总裁就是最大的罪人，十恶不赦的罪人。是他在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公开背叛革命，破坏国共合作，残杀了我数十万革命同志和无辜的百姓，我们面对你们的屠杀政策，陆续发动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和其他地区的起义，只不过是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罢了。”
　　彭湃接着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这是一个对外卖国求荣、对内独裁专制的反动政府，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推翻它的统治，这是我们公开的主张。为此，我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并于1927年10月在陆海丰领导了第三次武装起义，于同年11月13日和18日，在陆丰和海丰先后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我为此喊出：‘一切土地归农民!’‘一切武装归工农!”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的口号。我在海陆丰号召农民群众，要坚决镇压土豪劣绅的反抗，搜查契约，掘除田茔，没收地主的土地，不仅要使地主们在政治上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而且还要从经济上根本废除封建剥削。由于我们的力量暂时处于弱少，我们的起义失败了，你们攻占海陆丰后残酷镇压人民群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仅海丰一县，被杀害群众就达5932人，被烧毁房屋7246座，被抢耕牛2994头。这些都是你们国民党反动派向人民欠下的血债。”法庭成了控诉敌人罪行的讲坛。审讯进行了四五个小时，敌人毫无所获，只好收场。
　　
　　
　　 武装营救没有成功
　　
　　国民党上海公安局担心拘押彭湃等人时间太长会生出意外，决定立即(于审讯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28日)移押到淞沪警备司令部。
　　周恩来通过内线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决定派特科在途中进行武装营救。营救头一天，陈赓找杨登瀛商量，利用杨参加“陪审”机会，带一个彭湃所认识的人去，站在杨的背后，暗示彭湃：组织上正在营救他们，使他们有所准备。
　　8月28日上午，特科出动了所有的人，有的化装成拍电影外景的摄影队，有的化装成小商贩，或者装成过路人，一起来到现场。还准备了装好大米的大车，打算用它挡住囚车，迫使停车，然后下手。可惜送武器的人(即三民照相馆老板范梦菊)来迟了，再加上敌人戒备森严，营救没有成功。
　　8月30日晨，彭湃在狱中给党中央写了一封密信，托一位同情彭湃的士兵带出狱中。信里向党组织汇报了他们在狱中的情况以及对策。
　　8月30日这天，敌人对彭湃等人用了酷刑。打手们用铁杠把彭湃两个膝盖压得血肉模糊，血流满地，不能行走，被抬回牢房。难友们见他被打得这么厉害，心 里十分难受，但他却安慰他们，并在牢房的墙上画了一条龙，对难友们说：“我要上天了。”一个同情革命的看守跑过来悄悄告知，蒋介石亲自下令要立即杀害彭湃。消息传开，难友们悲痛欲绝，彭湃却表现出异常的冷静，对难友们说：这是意料中的事。他忍着伤痛，给党中央写了第二封密信，也是彭湃的绝笔：冠生暨家中老少：
　　我等此次被白害，已是无法挽救。张、梦、孟都公开承认，并尽力扩大宣传。他们底下的丘及同狱人，大表同情。尤是丘等听我们话之后竟大叹气而捶胸者。我们在此精神很好。兄弟们不要因为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
　　余人还坚持不认。
　　
　　 揆安
　　“冠生”是当时担任党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的化名。
　　8月30日下午，国民党反动派将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人秘密杀害。周恩来9月14日文中对遇难经过作了记述：
　　“在三十日这天，临时法院忽又故意票传五人复审，司令部遂亦于当天午后，在形式上将五人严密地解送至法院。到法院时有步兵一排，公安局包探多人，司令部副官几个，并有捕房巡捕携手提机关枪两架跟着警戒。法院在特别法庭开审，不许人旁听，问辞与供辞如上次。法官与陪审之帝国主义领事及捕房律师都含糊其词地说了一些，并未将彭、杨等同志罪状究竟是些什么公开宣布。被告律师虽说了一些，法官等并不注意，最后判决文亦无人能听见法官究竟读了些什么。直至彭、杨等四同志已经枪毙了，上海英文报上忽皇皇地登着法院判决文是处彭、杨等同志以八年的有期徒刑。这一复审，简直是帝国主义强盗与国民党军阀合作的一出滑稽的杀人剧。他们想以法律的手段来欺骗群众，但又深恐群众晓得。其实，广大的革命群众老早就不相信你们这种鸟法律了!从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到现在，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不知暗杀了冤杀了几多群众，屠杀成河的血，早已染红了工农劳苦群众的心，他们只知道以群众的斗争力量来回答你们的白色恐怖，谁还管你们的鸟法律!”
　　“在临时法庭审后，即刻又武装紧严地解回警备司令部。当由法庭回至囚车时，颜昌颐同志举手高呼共产党万岁，五人相视而笑。至司令部先回看守所，当即送进一桌酒饭，五同志都知是死期已届，谁还肯吃这一桌劳什子‘赏饭’!约一小时，便对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同志行刑。他们四人慷慨地向士兵及在狱群众说了最后的赠言，唱着《国际歌》，呼着口号出了狱门，引得一般士兵及狱犯都痛哭失声，甚至看守所人员都为之掩面。行刑是秘密的，枪毙地点并未出司令部，开熊式辉任内之先例，其严重与畏惧之情形可想而知。四同志死时的枪声，狱中群众隐约闻见。有一狱犯特杀鸡一只望空致祭，可见其感动之诚!四同志死时特留下内衣三件作为纪念，成为最后的遗物!死后，司令部又秘密派人掩埋，以图灭迹。但是，广大的革命群众虽看不见他们领袖的英勇遗体，然他们领袖之英勇的战绩，却永远光明地纪念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永远不会湮灭!”
　　与彭湃一起遇难的杨殷，是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广东人，早年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较长时间担任铁路工人运动工作，领导粤汉、广三、广九三路工人成立工会。任广州苏维埃政府肃反委员会主席，并曾代理人民委员会主席。在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任政治局委员、中央常委、军事部长。
　　颜昌颐，曾到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军事工作。1926年至1927年参加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南昌起义他也是一位主要领导人，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党代表。创建海陆丰苏维埃，担任海陆丰工农革命军的指挥。1929年调中央军委工作，任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
　　邢士贞，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上海吴淞群众斗争的领袖，1929年担任中央军委兵运工作。
　　
　　 严惩叛徒白鑫，轰动上海滩
　　
　　彭湃等人遇害后，周恩来亲自下令中央特科：一定要严惩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
　　白鑫出卖彭湃后想从上海溜走，以保全性命。国民党方面也施放烟幕弹，制造白鑫已离开上海的假象。1929年9月14日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发表了一则关于白鑫的消息，其中说：白鑫“曾在黄埔学校毕业，前以受人之愚，误人共党，罪状较轻，已由蒋总裁负责保业，业于前日带往南京，听其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我们党派杨登瀛设法寻找白鑫，杨以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的身份找到白鑫，并了解到，白鑫想到南京去，一方面离开上海这个“红队”活动相当厉害的地方，一方面继续对我地下组织进行破坏。但他正犯疟疾，一时走不了，估计要找他所熟悉的柯麟医生看病。
　　柯麟，化名柯达文，与化名贺雨生的贺诚在上海威海卫路开设“达生医院”，是我们党的一个掩护机关。白鑫认识柯麟，并非常相信他的医术，但不清楚他的真实身份。陈赓估计白鑫不敢贸然上医院治病，很可能会找柯麟大夫，故向柯麟通报了白鑫叛变的消息，要他在白鑫找上门看病的时候设法通知“红队”。
　　过了几天，白鑫带了几个保镖，突然来到柯麟家看病，柯借口下楼找药，设法与“红队”联络。白鑫做贼心虚，立即从柯家溜走。陈赓于是派人住在柯大夫家隔壁，准备当白鑫再来柯家求医时将他抓获。
　　白鑫很狡猾，不再上柯大夫家看病，而是打电话约柯上他那里看病。先后打过两次电话，一次约柯麟到法租界白宫饭店为他看病，另一次约柯麟到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和合坊范争波的公馆为他看病。柯麟通过上门治病了解到，白鑫已搬到范争波的公馆住下，范公馆在和合坊第四弄43号。陈赓立即布置“红队”队员在紧靠范公馆住处的27号三楼租房住下，这里居高临下，能够掌握43号院内的动静。
　　陈赓继续派杨登瀛上范争波家，摸清白鑫下一步行动计划。杨再次从白鑫的口中得知，白已经恳求国民党当局批准，准备逃往意大利避风，时间定在11月11日。而且弄清了白鑫要乘坐的轮船，并晓得范争波要派汽车送他到码头。
　　中央特科决定，就在白鑫动身离开上海这一天处决他。陈赓具体组织指挥这次行动。那天下午，陈赓亲自指挥邵达夫、但忠余、王德明、赵一帆、吴蓝甫、陈永嘉、左光余等“红队”同志，埋伏在43号周围。傍晚时分，白鑫由范争波弟兄等5人陪同，从家门口走向停放汽车的地方。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上车，只听得一声大喝：“不许动!”数名“红队”成员冲上前去一起对准白鑫开枪。因为当时和白鑫在一起的人多，叛徒白鑫没被打中，他拔腿就跑，企图夺路逃命，并拔枪顽抗。“红队”成员紧迫其后，终于将其击毙。同时，将持枪抵抗的范争波保镖打死，范争波被打伤，范的弟弟中弹毙命。“红队”事毕撤至和合坊弄堂口时，一个巡捕开枪拦截，也被当场击毙。红队所有成员都迅速、安全地撤离现场。第二天，上海各家报纸都详细登载了这个事件的经过，这一消息轰动了整个上海滩。
　　这次行动为死难的烈士报了仇，也狠刹了叛徒特务的嚣张气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