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热门电视剧和网络文学的传播，位于杭州主城区东南部的萧山区，因为一个响亮的名号再次为人瞩目——“中国赘婿之都”。2021年3月以来，李继延的“金点子婚介所”，用门庭若市形容并不为过。
　　男青年们经历着“明码标价”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从萧山五交化公司下岗后，李继延开办起这家婚介所，以专门介绍上门女婿为特色。这在当地并不是一件新鲜事。21世纪初，萧山的招婿文化曾引发一轮大规模媒体报道。
　　 李继延热衷于盘点最近这些形形色色的应征者：博士生、阿聯酋华裔、日薪三四百元的横店特型演员。报名费水涨船高，从1500元翻到了15000元，服务期限两年，且不包成功。即便如此，女会员们也已“供不应求”，男士们需要排队至少5个月。
　　 吸引人的首先是“条件”。据李继延介绍，在他这里登记的女会员中，家里有3～4套房产的十分常见，最多的一位有8套，而萧山平均房价为3万元/m2左右。女会员们大多教育程度不低，以本科、大专为主，研究生也有。而广为流传的版本则称，富家女们会送上门女婿路虎揽胜、彩礼、每月2万元生活费。随着社会风气逐渐开明，“父母分开住，娃随父亲姓”也是有可能的。
　　 男青年们在这里经历着“明码标价”的审视和选拔。身高170cm、大专以上学历、有稳定工作、年薪10万元，是李继延的硬指标。医生、老师、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被认为是最理想的人选。
　　萧山女孩位于婚姻的高地
　　 在当地人口中，萧山的“东片”，即瓜沥、党湾、义蓬、宁围、南阳等地，一直有招赘的传统。4月上旬，记者曾在这里走访调研。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燕锋是萧山本地人，曾在2008年针对萧山的招赘婚姻发表过相关论文，并在此后十余年间持续保持着观察。
　　 2013年，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袁松在党湾镇、瓜沥镇做过有关上门女婿现象的田野调查。他认为在婚恋市场上，萧山女孩位于婚姻的高地，“它的经济比较发达，本地姑娘都不愿意外嫁，其他地方条件没有这边好。”
　　 “比如说我们去的那个村，它是做卫浴产品。当时2014年、2015年的统计资料，正常情况下家庭的纯收入，大概在100万～150万元之间，但我估计远不止这些。”
　　 袁松认为，2006年到2015年是萧山城镇化高峰期，当地也迎来赘婿高潮。“拆迁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各村的‘村庄改造’，‘村庄改造’是围绕着户籍利益的分配。如果我的女儿留在家里，我可以获得若干好处。”
　　 萧山本地女孩月涵从小观察到的上门女婿家庭，大多是一种“虎妈猫爸”模式。母亲掌握着教育主管权——家长会一般是妈妈来开。出门一般是女方埋单，因为财产都掌握在女方手中。她的亲戚中，有一个招赘家庭年收入在五六十万元，男方工资卡上交，每个月只有生活费——据李继延介绍，这在当地是惯例，因为男方也需要支付生活和子女教育成本。
　　 在袁松进行田野调查的2013年前后，招赘家庭的男性主体是中西部农村到萧山民营工厂来的外来务工青年，双方有着巨大的阶级鸿沟。他曾到一户人家中访谈。晚上六七点，在一楼的客厅坐下之后，袁松刚开始和丈夫寒暄，妻子便打断两人谈话差使丈夫泡茶。“从他的表情里没有看出来什么，但我觉得他是在赔笑脸。”
　　 “但大部分岳父母和他们的女儿在做人方面都是非常到位的，甚至是滴水不漏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家庭结构。”王燕锋对记者说。
　　姓氏攻防战
　　 王燕锋认为，这些年，萧山的招赘婚姻也出现了一些新现象。经济利益不再是主要考虑，而是出于父母和祖父的“面子问题”。如果生了儿子，并且是跟女方姓的，家里甚至会办酒，“觉得我们扬眉吐气”。
　　 这样的人际氛围会给独生女父母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因为不招赘，我可能会空巢，会被认为是人生不成功。哪怕是60后受过高中教育的人，他都会有这样的看法。你没有一个孩子跟你们姓，你就是失败。虽然他们的居住模式完全是城市化了，但他的这套思想非常根深蒂固。”王燕锋对记者说。
　　 对于80后、90后的年轻一代赘婿来说，王燕锋认为他们更多是被“臆想中的压力”包裹，“因为他跟入赘的村庄关系很疏远，但是在他的出生地那边，会觉得他入赘了，就好像是离经叛道了一样。”
　　 萧山区瓜沥镇一名政府公职人员向记者透露，尽管上门女婿现象有一定的地域合理性，但在当地民间还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近年来，不乏极端案例。“一开始的时候，他是硬着头皮。等着老丈人、丈母娘死了，他感觉到之前受了委屈，他的怨气就会爆发出来。”
　　 “对于这些女方父母，招赘进来都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他们明知道这是冒险，要承受风险，还是要去做。万一真的发生了不好的后果，他们不欢而散了，离婚了，就会落得被人耻笑的结果。”王燕锋对记者说。（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月涵为化名）（摘自《南方周末》4.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