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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这样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出了四位中共中央委员——蔡和森、向警予、蔡畅和李富春（其中，蔡和森和李富春分别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样的家庭，在中国实属罕见。
四位儿女，叱咤风云。而他们的母亲，不是中共党员，却和她的儿女们一起立传于《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六卷）。这位不寻常的母亲就是葛健豪。
葛健豪，原名葛兰英，1865年8月17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荷叶镇桂林堂（今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她的父亲葛葆吾原是湘军参将，后做过盐运使。葛家与清朝重臣曾国藩家族、秋瑾夫家王氏家族互相联姻（葛健豪的叔叔葛莅吾是曾国藩的侄女婿），他们同为当地的三大望族。葛健豪自小在家馆读书习字、诵读诗文，尤爱《木兰诗》，向往女子从军的自由生活。但因为她的父亲与永丰镇的大户蔡寿嵩曾经同在湘军任职，他俩早就为儿女定了亲事。于是，葛健豪16岁时，奉父之命，嫁与蔡寿嵩之子蔡蓉峰，婚后生育三男三女，除长子和次女早亡外，次子蔡林蒸、三子蔡和森、长女蔡庆熙、小女蔡咸熙（蔡畅，小名毛妹子），都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100多年前的闭塞山村的一个封建家庭里走出如此多的革命儿女，这不能不归功于他们的母亲葛健豪——这位被世人誉为“20世纪最奇异的妇人”。
葛健豪反封建的思想除了她自幼受花木兰影响，内心欲求改变长期受制于“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思想外，还受到民主革命家秋瑾的思想影响。
秋瑾比葛健豪小8岁，秋瑾夫家住荷叶镇神冲村，离葛家很近。葛健豪听说秋瑾是一位能文能武的巾帼奇人，她十分敬慕，每当秋瑾回夫家时，她便与秋瑾品诗论文畅谈人生，久而久之，两人便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姐妹。秋瑾的报国豪情和东渡日本的革命勇气，极大地冲击了葛健豪的心灵。1906年，秋瑾为革命活动向婆家筹款，最后一次回到荷叶镇，她与葛健豪再次见面，彻夜长谈。葛健豪茅塞顿开，由此，她了解到在封闭的荷叶镇外还有一个万千世界，特别是兴办女校的风潮使千万牢笼中的女性走向了社会，这正是葛健豪欲求而不得的世界。从此，葛健豪记住了秋瑾的话：女子决不能屈辱偷生，欲脱男子之范围，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第二年，秋瑾为复兴中华在浙江绍兴轩亭口刑场英勇就义。噩耗传到荷叶镇，葛健豪异常悲痛，她立志向秋瑾学习，为女子解放做点实事，并尽心尽力培育儿女成才，走秋瑾的报国之路。
从此以后，葛健豪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儿女身上，她教育儿女，做人就应该做秋瑾这样的人。可丈夫蔡蓉峰满脑子的“三从四德”，使这个家变成了一只封建牢笼。在牢笼中的葛健豪，用“抗争”呵护着儿女：当小女毛妹子5岁时，蔡蓉峰逼迫她缠脚，葛健豪想到“三寸金莲”给自己一生带来的痛苦，她毅然决然地抵制了丈夫的决定;葛健豪不顾丈夫的阻拦，卖掉她从娘家带来的首饰供儿子蔡和森读书;同时她违抗夫命，带着大女儿和小女儿及外孙女报考了湘乡县立第一女校，她自己也与女儿们一同进校读书，“三代同学”一时被传为佳话;她不顾丈夫阻拦，于1914年在永丰镇观音阁创办了湘乡县立第二女子职业学校，出任该校校长，两个女儿蔡畅和蔡庆熙则边学文化边担任女校的音体和缝纫教员。葛健豪在自我解放的同时，也为更多在封建桎梏中的妇女创造了自立和学艺的广阔天地。
1915年，葛健豪的丈夫要将15岁的毛妹子许给一个地主家做媳妇。此时，大女儿蔡庆熙的丈夫去世后，她的婆家又要将不满5岁的外孙女刘千昂（后改名为刘昂）卖给人家当童养媳。葛健豪与丈夫作了坚决的抗争，她与次子蔡林蒸和从长沙求学回乡的蔡和森商量，决定协同蔡庆熙母女和蔡畅去长沙。
民国初期的长沙思想活跃，读书救国的呼声四起。随着蔡和森在湖南一师就读且成绩优异，蔡畅考取了有名的周南女校，大女儿蔡庆熙也进入长沙自治女校学习，葛健豪为儿女的长进高兴之余，她萌生了继续读书求学的想法。葛健豪四处打听适合自己的学校，最后选中了湖南女子教员养习所，这是一所不收学费的新型女子学堂，学成之后有助于日后回家乡办学。
当她去报考时，因年近半百，学校不让报名。她很气愤，叫女儿写了呈文，送到长沙县衙。知县觉得她是一位不寻常的女性，就在呈文上批了“奇志可嘉”，令学校破格录取。就这样，葛健豪成了湖南女子教员养习所最年长的学生。从此，她改名为葛健豪。葛健豪入学后，为了集中精力学习，将外孙女刘昂送入周南女校幼稚班。至此，葛健豪儿孙三代五人同时求学的故事在长沙很快流传开来。
葛健豪在长沙居住的那几年，恰逢新文化运动席卷之时。每当蔡和森、蔡畅兄妹俩引回毛泽东、向警予等一批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来家时，葛健豪都从他们的交谈中受益匪浅，她逐渐明白儿女们所从事的事业的正确与伟大。为了支持儿女们的理想，1917年9月16日，葛健豪举家从饮马堂迁到刘家台子，新家比原住地宽敞，而且离岳麓山只有两里地，为儿女和有志青年们提供了更适于学习和聚会的环境。1918年4月14日，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就在这里正式成立。蔡和森告诉母亲，组织这个学会，是为了聚集爱国青年寻求中国独立富强之路。葛健豪听了，虽然还不明白儿子此话的深刻含义，但她感觉到与当年秋瑾对她说的话如出一辙。于是，葛健豪担当起了新民学会的“后勤部长”，凡会员们来此议事，她便带着大女儿蔡庆熙和外孙女刘昂端茶煮饭，葛健豪成了学会的母亲，会员们都亲切地称她“蔡伯母”。
1919年，为寻求救国真理，新民学会制订了“向外发展”的计划，决定一部分会员赴法勤工俭学，蔡和森成了这一行动的推动者和组织者，蔡畅和向警予也积极响应，发起成立了周南女校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蔡和森对母亲说，三年之内，新民学会将成为中国之重心，而且要使女界同时进化。葛健豪从儿子的话语中看到了希望，如果自己能随行，会是对子女最好的支持和鼓励，但是，一想到自己毕竟是54岁的老人，叶落还是想归根，葛健豪心里矛盾起来。在儿子蔡和森的动员下，年过半百的葛健豪消除了心中的顾虑。最后，葛健豪做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决定——和儿女一道去法兰西。蔡庆熙也想跟随家人一道赴法，但是为照顾家中的父亲和小女儿，她留了下来。
为了替出国的儿女多筹集一点经费，临出发前，葛健豪又去上海找曾国藩的外孙、实业家聂云台帮忙，他资助了600银圆。
1919年12月25日，葛健豪和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等三十几名勤工俭学学生乘法国邮轮“盎脱莱蓬”号从上海启程赴法。这位54岁的小脚母亲开创历史的旅程，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当时的《上海时报》称葛健豪此举为中国女界之创举，湖南《大公报》于1920年5月14日载文，盛赞年过半百的小脚母亲携儿女去法国做工求学，此乃“吾湘的一点生气”。
经过三十余天的海上行程，葛健豪一行来到了法兰西。对于大半辈子寄身于中国偏远山村的葛健豪来说，简直是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从拿刀叉进餐开始，一切都得重新适应，尤其是语言不通，成了她与外界交流的最大障碍。葛健豪并不服输，硬是将法文字母一个一个粘贴在墙上苦学。让葛健豪不愉快的是，她的那双小脚竟成了外国人的笑柄。有一天，葛健豪在参观博物馆时，几名法国人指着馆藏的一双“三寸金莲”的绣花鞋，好奇地比画着她的小脚，葛健豪掷地有声地告诉他们：我这双小脚，是祖宗留给我们的痛苦。今天，我和我的同胞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从死里求生路，永远结束这种痛苦。中国的小脚不是行程万里，走到了法兰西吗？！他们通过翻译，听懂了葛健豪的话，停止了嘲笑，向葛健豪伸出了大拇指。同行的勤工俭学学生热烈鼓掌，赞扬葛健豪初到法国便为中国人赢得了尊严。
葛健豪和儿女被华法教育会分配到离巴黎不远的蒙达尼公学补习法文。有一天，葛健豪突然听说儿子蔡和森退学了，蔡和森告诉她，这儿的法语课程已经在国内学过，不能在法国浪费时间，所以必须选择自学。蔡和森还告诉母亲，我们之所以选择来法国，是因为这里曾经有过巴黎公社，离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和爆发十月革命的苏联很近，这里的革命经验和理论需要我们以最快的速度传回祖国，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能有丝毫懈怠。葛健豪理解儿子的心意，但“自学”带来的问题是，华法教育会不会再发放补助金。自那以后，葛健豪学习之余，夜以继日地刺绣，用出售湘绣制品赚来的钱补贴儿女的学习和生活，支持儿女们“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寄回国内。
以蔡和森为代表的勤工俭学学生在法国研读并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惊动了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勾结法国当局施压并排挤勤工俭学学生，克扣了同学们的生活补助。葛健豪闻讯后，毫不迟疑地跟儿女一道参加了1921年2月28日的抗议游行。她举着“要读书权”、“要生存权”的大旗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
葛健豪在法国的四年间，参与了儿女们在法兰西的革命斗争实践，从而使她亲身体会到，儿女们从事的事业确实是伟大和艰辛的。1921年10月18日，蔡和森与陈毅等107名勤工俭学学生因为参加“誓死夺回中法里昂大学”的斗争，被法国当局以“扰乱治安”为由遣送回国。不久，向警予也离法回到上海，向、蔡二人一起出席了中共二大，蔡和森被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向警予担任了中共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继续留在法国的葛健豪辛苦地照顾并支持着蔡畅和李富春的革命活动。1923年秋，为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58岁的葛健豪只身一人抱着8个月大的外孙女李特特辗转万里返回祖国。至此，这个中共党史上的“光荣家族”初步形成，连在湖南老家的次子蔡林蒸，也在母亲的鼓励下，到上海参加了党中央的工作。
1924年，葛健豪回到长沙，她凭着在法国的阅历和学到的知识，投身妇女解放运动。同年夏，葛健豪与唐群英、王昌国等恢复了湖南女界联合会，并通过斗争迫使湖南省宪政委员会同意在省宪法条文中载明了“无论男女，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二十一岁以上男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受义务教育以上的各级教育权”，从而开创了宪法收录男女平权的先河。与此同时，葛健豪为妇女解放事业身体力行，在长女蔡庆熙的支持下，在长沙颜子庙再次办起了女校——长沙平民女子职业学校，并逐渐将学校变成了党的秘密联络点。
1925年，葛健豪迎来了60岁寿辰。她想起了蔡林蒸，心中满是歉疚。蔡林蒸从小忠厚老实，在众多兄妹中，对他照应最少，特别是葛健豪出国四年，家里的琐事全靠他和蔡庆熙打理。1924年，葛健豪回国途经上海时，与正在党中央机关工作的次子蔡林蒸见了一面。蔡林蒸对母亲说自己不适合做党的宣传工作，他准备报考广州的黄埔军校，做一名扛枪打仗的革命军人。看到儿子走向革命道路的坚定决心，葛健豪无限宽慰。但是，蔡林蒸没能回家为母亲祝寿。只有蔡畅一人代表在外忙于革命工作的蔡和森、向警予、李富春回来为母亲拜寿。寿宴中，葛健豪得知担任省港大罢工工人纠察队队长的蔡林蒸被派往宝安县驻守大鹏岛时牺牲了。蔡畅把蔡林蒸的遗物和一张照片交给母亲，葛健豪看着蔡林蒸穿军装的照片老泪纵横，特别是蔡林蒸在照片背后亲笔写下的那行字（献给母亲大人六十寿辰，儿林蒸敬上）更刺痛了葛健豪的心。
那天晚上，蔡畅拿出组织上发给母亲的抚恤金，葛健豪没有接受，建议捐给平民女校。
1927年初春，葛健豪的儿媳向警予回到家中，葛健豪有好多话要和久别重逢的警予倾诉，但向警予是从苏联回国要赶往大革命的中心武汉，只能在家待一个晚上。向警予回家时，她的一双幼小儿女（四岁的蔡妮、两岁的蔡博）躲避着不敢认自己的妈妈，葛健豪看在眼里，疼在心里。那天晚上，两人彻夜交谈。葛健豪开导向警予，让她不要担心，并鼓励她为了千千万万个孩子将来过上幸福生活，她们承受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这次交谈成了她们两人的诀别。1928年5月1日，向警予在武汉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葛健豪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但是，葛健豪想起警予、想起秋瑾说的话，她心中的理想信念又坚定起来。于是，她从极度悲痛中重新站起。1929年，她带着蔡妮、蔡博，还有蔡畅6岁的女儿特特来到上海党中央所在地“坐机关”。在白色恐怖中，葛健豪携带孙辈们冒着生命危险掩护革命工作——站岗、放哨、送情报……
鉴于当时的恶劣形势，组织上决定疏散力量，特别要保护好共产党人的家属和孩子。7岁的蔡妮随蔡和森去苏联后，葛健豪听从党的安排，带着5岁的蔡博隐居老家，并在家乡第三次办起了女校。
时隔两年后，蔡和森在广州惨遭杀害。为了不让葛健豪遭受如此严酷的打击，蔡畅写信给大姐蔡庆熙：“何姊（和子的谐音）病故，情况有变。”并叮嘱千万不要将此事告知老母。所以，葛健豪一直到去世都不知道她心爱的儿子蔡和森早已不在人世，老人只是在对儿子无尽的思念中度过余生。
1932年，老伴蔡蓉峰去世。随着外孙女刘昂由徐特立送去延安，不久后担任了周恩来的秘书（新中国成后立历任农业机械部副部长、第一机械部副部长），李特特被接去苏联，葛健豪身边的亲人越来越少，除了陪伴她的大女儿蔡庆熙外，老人与唯一的孙子蔡博相依为命。1938年，周恩来副主席派人来接葛健豪和大女儿庆熙及蔡博去延安，葛健豪想到自己已年过古稀，不想再给党组织添麻烦，执意将蔡博送走，自己留在老家。就这样，葛健豪送走了她身边的最后一个孩子。
1943年3月16日，这位在黑暗中为寻求光明而行走大地的伟大母亲与世长辞。临终前，葛健豪经常对人说：人的一生呀，不怕慢，就怕站。……一个人、一个国家，只有往前走才有希望。
毛泽东在得知葛健豪去世的噩耗后，亲笔题词：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
（编辑 王 雪）
（作者是国家一级编剧）
四位儿女，叱咤风云。而他们的母亲，不是中共党员，却和她的儿女们一起立传于《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六卷）。这位不寻常的母亲就是葛健豪。
思想启蒙，立志寻求妇女自我解放道路
葛健豪，原名葛兰英，1865年8月17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荷叶镇桂林堂（今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她的父亲葛葆吾原是湘军参将，后做过盐运使。葛家与清朝重臣曾国藩家族、秋瑾夫家王氏家族互相联姻（葛健豪的叔叔葛莅吾是曾国藩的侄女婿），他们同为当地的三大望族。葛健豪自小在家馆读书习字、诵读诗文，尤爱《木兰诗》，向往女子从军的自由生活。但因为她的父亲与永丰镇的大户蔡寿嵩曾经同在湘军任职，他俩早就为儿女定了亲事。于是，葛健豪16岁时，奉父之命，嫁与蔡寿嵩之子蔡蓉峰，婚后生育三男三女，除长子和次女早亡外，次子蔡林蒸、三子蔡和森、长女蔡庆熙、小女蔡咸熙（蔡畅，小名毛妹子），都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100多年前的闭塞山村的一个封建家庭里走出如此多的革命儿女，这不能不归功于他们的母亲葛健豪——这位被世人誉为“20世纪最奇异的妇人”。
葛健豪反封建的思想除了她自幼受花木兰影响，内心欲求改变长期受制于“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思想外，还受到民主革命家秋瑾的思想影响。
秋瑾比葛健豪小8岁，秋瑾夫家住荷叶镇神冲村，离葛家很近。葛健豪听说秋瑾是一位能文能武的巾帼奇人，她十分敬慕，每当秋瑾回夫家时，她便与秋瑾品诗论文畅谈人生，久而久之，两人便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姐妹。秋瑾的报国豪情和东渡日本的革命勇气，极大地冲击了葛健豪的心灵。1906年，秋瑾为革命活动向婆家筹款，最后一次回到荷叶镇，她与葛健豪再次见面，彻夜长谈。葛健豪茅塞顿开，由此，她了解到在封闭的荷叶镇外还有一个万千世界，特别是兴办女校的风潮使千万牢笼中的女性走向了社会，这正是葛健豪欲求而不得的世界。从此，葛健豪记住了秋瑾的话：女子决不能屈辱偷生，欲脱男子之范围，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第二年，秋瑾为复兴中华在浙江绍兴轩亭口刑场英勇就义。噩耗传到荷叶镇，葛健豪异常悲痛，她立志向秋瑾学习，为女子解放做点实事，并尽心尽力培育儿女成才，走秋瑾的报国之路。
从此以后，葛健豪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儿女身上，她教育儿女，做人就应该做秋瑾这样的人。可丈夫蔡蓉峰满脑子的“三从四德”，使这个家变成了一只封建牢笼。在牢笼中的葛健豪，用“抗争”呵护着儿女：当小女毛妹子5岁时，蔡蓉峰逼迫她缠脚，葛健豪想到“三寸金莲”给自己一生带来的痛苦，她毅然决然地抵制了丈夫的决定;葛健豪不顾丈夫的阻拦，卖掉她从娘家带来的首饰供儿子蔡和森读书;同时她违抗夫命，带着大女儿和小女儿及外孙女报考了湘乡县立第一女校，她自己也与女儿们一同进校读书，“三代同学”一时被传为佳话;她不顾丈夫阻拦，于1914年在永丰镇观音阁创办了湘乡县立第二女子职业学校，出任该校校长，两个女儿蔡畅和蔡庆熙则边学文化边担任女校的音体和缝纫教员。葛健豪在自我解放的同时，也为更多在封建桎梏中的妇女创造了自立和学艺的广阔天地。
1915年，葛健豪的丈夫要将15岁的毛妹子许给一个地主家做媳妇。此时，大女儿蔡庆熙的丈夫去世后，她的婆家又要将不满5岁的外孙女刘千昂（后改名为刘昂）卖给人家当童养媳。葛健豪与丈夫作了坚决的抗争，她与次子蔡林蒸和从长沙求学回乡的蔡和森商量，决定协同蔡庆熙母女和蔡畅去长沙。
锐意进取，参加并支持儿女革命
民国初期的长沙思想活跃，读书救国的呼声四起。随着蔡和森在湖南一师就读且成绩优异，蔡畅考取了有名的周南女校，大女儿蔡庆熙也进入长沙自治女校学习，葛健豪为儿女的长进高兴之余，她萌生了继续读书求学的想法。葛健豪四处打听适合自己的学校，最后选中了湖南女子教员养习所，这是一所不收学费的新型女子学堂，学成之后有助于日后回家乡办学。
当她去报考时，因年近半百，学校不让报名。她很气愤，叫女儿写了呈文，送到长沙县衙。知县觉得她是一位不寻常的女性，就在呈文上批了“奇志可嘉”，令学校破格录取。就这样，葛健豪成了湖南女子教员养习所最年长的学生。从此，她改名为葛健豪。葛健豪入学后，为了集中精力学习，将外孙女刘昂送入周南女校幼稚班。至此，葛健豪儿孙三代五人同时求学的故事在长沙很快流传开来。
葛健豪在长沙居住的那几年，恰逢新文化运动席卷之时。每当蔡和森、蔡畅兄妹俩引回毛泽东、向警予等一批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来家时，葛健豪都从他们的交谈中受益匪浅，她逐渐明白儿女们所从事的事业的正确与伟大。为了支持儿女们的理想，1917年9月16日，葛健豪举家从饮马堂迁到刘家台子，新家比原住地宽敞，而且离岳麓山只有两里地，为儿女和有志青年们提供了更适于学习和聚会的环境。1918年4月14日，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就在这里正式成立。蔡和森告诉母亲，组织这个学会，是为了聚集爱国青年寻求中国独立富强之路。葛健豪听了，虽然还不明白儿子此话的深刻含义，但她感觉到与当年秋瑾对她说的话如出一辙。于是，葛健豪担当起了新民学会的“后勤部长”，凡会员们来此议事，她便带着大女儿蔡庆熙和外孙女刘昂端茶煮饭，葛健豪成了学会的母亲，会员们都亲切地称她“蔡伯母”。
1919年，为寻求救国真理，新民学会制订了“向外发展”的计划，决定一部分会员赴法勤工俭学，蔡和森成了这一行动的推动者和组织者，蔡畅和向警予也积极响应，发起成立了周南女校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蔡和森对母亲说，三年之内，新民学会将成为中国之重心，而且要使女界同时进化。葛健豪从儿子的话语中看到了希望，如果自己能随行，会是对子女最好的支持和鼓励，但是，一想到自己毕竟是54岁的老人，叶落还是想归根，葛健豪心里矛盾起来。在儿子蔡和森的动员下，年过半百的葛健豪消除了心中的顾虑。最后，葛健豪做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决定——和儿女一道去法兰西。蔡庆熙也想跟随家人一道赴法，但是为照顾家中的父亲和小女儿，她留了下来。
为了替出国的儿女多筹集一点经费，临出发前，葛健豪又去上海找曾国藩的外孙、实业家聂云台帮忙，他资助了600银圆。
1919年12月25日，葛健豪和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等三十几名勤工俭学学生乘法国邮轮“盎脱莱蓬”号从上海启程赴法。这位54岁的小脚母亲开创历史的旅程，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当时的《上海时报》称葛健豪此举为中国女界之创举，湖南《大公报》于1920年5月14日载文，盛赞年过半百的小脚母亲携儿女去法国做工求学，此乃“吾湘的一点生气”。
经过三十余天的海上行程，葛健豪一行来到了法兰西。对于大半辈子寄身于中国偏远山村的葛健豪来说，简直是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从拿刀叉进餐开始，一切都得重新适应，尤其是语言不通，成了她与外界交流的最大障碍。葛健豪并不服输，硬是将法文字母一个一个粘贴在墙上苦学。让葛健豪不愉快的是，她的那双小脚竟成了外国人的笑柄。有一天，葛健豪在参观博物馆时，几名法国人指着馆藏的一双“三寸金莲”的绣花鞋，好奇地比画着她的小脚，葛健豪掷地有声地告诉他们：我这双小脚，是祖宗留给我们的痛苦。今天，我和我的同胞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从死里求生路，永远结束这种痛苦。中国的小脚不是行程万里，走到了法兰西吗？！他们通过翻译，听懂了葛健豪的话，停止了嘲笑，向葛健豪伸出了大拇指。同行的勤工俭学学生热烈鼓掌，赞扬葛健豪初到法国便为中国人赢得了尊严。
葛健豪和儿女被华法教育会分配到离巴黎不远的蒙达尼公学补习法文。有一天，葛健豪突然听说儿子蔡和森退学了，蔡和森告诉她，这儿的法语课程已经在国内学过，不能在法国浪费时间，所以必须选择自学。蔡和森还告诉母亲，我们之所以选择来法国，是因为这里曾经有过巴黎公社，离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和爆发十月革命的苏联很近，这里的革命经验和理论需要我们以最快的速度传回祖国，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能有丝毫懈怠。葛健豪理解儿子的心意，但“自学”带来的问题是，华法教育会不会再发放补助金。自那以后，葛健豪学习之余，夜以继日地刺绣，用出售湘绣制品赚来的钱补贴儿女的学习和生活，支持儿女们“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寄回国内。
以蔡和森为代表的勤工俭学学生在法国研读并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惊动了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勾结法国当局施压并排挤勤工俭学学生，克扣了同学们的生活补助。葛健豪闻讯后，毫不迟疑地跟儿女一道参加了1921年2月28日的抗议游行。她举着“要读书权”、“要生存权”的大旗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
葛健豪在法国的四年间，参与了儿女们在法兰西的革命斗争实践，从而使她亲身体会到，儿女们从事的事业确实是伟大和艰辛的。1921年10月18日，蔡和森与陈毅等107名勤工俭学学生因为参加“誓死夺回中法里昂大学”的斗争，被法国当局以“扰乱治安”为由遣送回国。不久，向警予也离法回到上海，向、蔡二人一起出席了中共二大，蔡和森被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向警予担任了中共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继续留在法国的葛健豪辛苦地照顾并支持着蔡畅和李富春的革命活动。1923年秋，为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58岁的葛健豪只身一人抱着8个月大的外孙女李特特辗转万里返回祖国。至此，这个中共党史上的“光荣家族”初步形成，连在湖南老家的次子蔡林蒸，也在母亲的鼓励下，到上海参加了党中央的工作。
无私奉献，为妇女解放事业身体力行
1924年，葛健豪回到长沙，她凭着在法国的阅历和学到的知识，投身妇女解放运动。同年夏，葛健豪与唐群英、王昌国等恢复了湖南女界联合会，并通过斗争迫使湖南省宪政委员会同意在省宪法条文中载明了“无论男女，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二十一岁以上男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受义务教育以上的各级教育权”，从而开创了宪法收录男女平权的先河。与此同时，葛健豪为妇女解放事业身体力行，在长女蔡庆熙的支持下，在长沙颜子庙再次办起了女校——长沙平民女子职业学校，并逐渐将学校变成了党的秘密联络点。
1925年，葛健豪迎来了60岁寿辰。她想起了蔡林蒸，心中满是歉疚。蔡林蒸从小忠厚老实，在众多兄妹中，对他照应最少，特别是葛健豪出国四年，家里的琐事全靠他和蔡庆熙打理。1924年，葛健豪回国途经上海时，与正在党中央机关工作的次子蔡林蒸见了一面。蔡林蒸对母亲说自己不适合做党的宣传工作，他准备报考广州的黄埔军校，做一名扛枪打仗的革命军人。看到儿子走向革命道路的坚定决心，葛健豪无限宽慰。但是，蔡林蒸没能回家为母亲祝寿。只有蔡畅一人代表在外忙于革命工作的蔡和森、向警予、李富春回来为母亲拜寿。寿宴中，葛健豪得知担任省港大罢工工人纠察队队长的蔡林蒸被派往宝安县驻守大鹏岛时牺牲了。蔡畅把蔡林蒸的遗物和一张照片交给母亲，葛健豪看着蔡林蒸穿军装的照片老泪纵横，特别是蔡林蒸在照片背后亲笔写下的那行字（献给母亲大人六十寿辰，儿林蒸敬上）更刺痛了葛健豪的心。
那天晚上，蔡畅拿出组织上发给母亲的抚恤金，葛健豪没有接受，建议捐给平民女校。
1927年初春，葛健豪的儿媳向警予回到家中，葛健豪有好多话要和久别重逢的警予倾诉，但向警予是从苏联回国要赶往大革命的中心武汉，只能在家待一个晚上。向警予回家时，她的一双幼小儿女（四岁的蔡妮、两岁的蔡博）躲避着不敢认自己的妈妈，葛健豪看在眼里，疼在心里。那天晚上，两人彻夜交谈。葛健豪开导向警予，让她不要担心，并鼓励她为了千千万万个孩子将来过上幸福生活，她们承受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这次交谈成了她们两人的诀别。1928年5月1日，向警予在武汉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葛健豪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但是，葛健豪想起警予、想起秋瑾说的话，她心中的理想信念又坚定起来。于是，她从极度悲痛中重新站起。1929年，她带着蔡妮、蔡博，还有蔡畅6岁的女儿特特来到上海党中央所在地“坐机关”。在白色恐怖中，葛健豪携带孙辈们冒着生命危险掩护革命工作——站岗、放哨、送情报……
鉴于当时的恶劣形势，组织上决定疏散力量，特别要保护好共产党人的家属和孩子。7岁的蔡妮随蔡和森去苏联后，葛健豪听从党的安排，带着5岁的蔡博隐居老家，并在家乡第三次办起了女校。
时隔两年后，蔡和森在广州惨遭杀害。为了不让葛健豪遭受如此严酷的打击，蔡畅写信给大姐蔡庆熙：“何姊（和子的谐音）病故，情况有变。”并叮嘱千万不要将此事告知老母。所以，葛健豪一直到去世都不知道她心爱的儿子蔡和森早已不在人世，老人只是在对儿子无尽的思念中度过余生。
1932年，老伴蔡蓉峰去世。随着外孙女刘昂由徐特立送去延安，不久后担任了周恩来的秘书（新中国成后立历任农业机械部副部长、第一机械部副部长），李特特被接去苏联，葛健豪身边的亲人越来越少，除了陪伴她的大女儿蔡庆熙外，老人与唯一的孙子蔡博相依为命。1938年，周恩来副主席派人来接葛健豪和大女儿庆熙及蔡博去延安，葛健豪想到自己已年过古稀，不想再给党组织添麻烦，执意将蔡博送走，自己留在老家。就这样，葛健豪送走了她身边的最后一个孩子。
1943年3月16日，这位在黑暗中为寻求光明而行走大地的伟大母亲与世长辞。临终前，葛健豪经常对人说：人的一生呀，不怕慢，就怕站。……一个人、一个国家，只有往前走才有希望。
毛泽东在得知葛健豪去世的噩耗后，亲笔题词：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
（编辑 王 雪）
（作者是国家一级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