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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山景区管委会基建科科长，虽然官职不大，但是大权在握。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的基础建设或是项目建设，都得经过这一关，哪怕建个厕所，没有基建科科长点头同意就是违章建筑。
“一个基建科长，算是什么官？在古代连吏都算不上。但是这个科长在老百姓眼里却是个大官，就觉得很了不起。”70岁的陈建霖就是从这个位置上退下来的，不过他更为人熟知的，还是“狗官”的名号。“狗官是我自封的，我是武夷山的看山狗，谁乱砍树我就咬谁！”
60元买一棵古松的性命，
他哭了又哭
“那山头上曾经都是树，茂密的森林，非常好看。”陈建霖手指着武夷山旅游度假区后面的几座光秃秃的小山丘说。如今，那山丘上连树影儿都见不着半个，“度假区这个地方，樟树、银杏、楠木……树龄都在几百年以上，现在都没有了。”
“都砍了，或者烧火做饭，或者占为己有，或者卖掉！”陈建霖忍不住骂起来，“简直是弥天大罪，要砍头，要枪毙，不要等子孙骂我们，现在就已经有人在骂我们愚蠢之至了！”这些事叫陈建霖看不下去，从1967年当上武夷山景区管委会基建科科长开始，他就走上了业余护林之路。陈建霖家住在城关，每天吃完早饭，便骑车至10多公里外的景区巡山。巡完后再回单位上班。40多公里路程，风雨无阻，甚至连大年初一也不曾间断。
为什么要巡山呢？陈建霖说：“一是看看有没有人砍树，再就是看看景区内的一些施工项目。”
20世纪60年代，景区周围建起两个伐木场，说是伐木造材支援国家建设，陈建霖却觉得那是在屠杀生灵，破坏大自然。
看到有人砍树，陈建霖先劝后求，往往是声泪俱下。一天，他正在巡山，发现一个农民正挥动板斧砍一棵巨松。陈建霖跑上前，劝农民不要砍树。农民家里要烧柴，不砍树烧什么？陈建霖从口袋里掏出仅有的5元钱，向农民买这棵巨松的性命。农民嫌少，不干。陈建霖说：“你先别砍，我马上回家拿钱，5点钟以前赶回来。”陈建霖火速下山骑车回家，凑了60元钱，交给农民。农民怀揣60元钱很快乐地走了。看到被斧子砍进去三分之一的松树，陈建霖抚摸着大树散发松香的伤口，哭了！
当地的一些村民和单位仍砍树不止。
在星村镇，一棵数百年树龄的古樟树枝繁叶茂屹立在路边。当年修建公路时，当地村里的几个头头要把大树砍倒占为己有。而对上级的解释是修路，大树碍事。陈建霖知道后去阻止，没人听他的，他告到县里，尔后告到地区，最后告到省里，古樟树终于被保住了。
陈建霖说：“当年，武夷山景区的山林中，有20%以上这样的大树，现在是凤毛麟角了，即便直径80厘米的树木，也难得一见。”
“松树砍倒就烧柴，好的木材像黄楠木等用来做棺材，樟树就做家具。当地人有个习惯，早早地给自己或家人把棺材准备下，做好了搁在家里，有的甚至连小孩的也准备下了。那么多的居民，要做多少棺材？！”陈建霖对这种陋习恨得咬牙切齿。
毁林之风愈刮愈烈。陈建霖痛心地发现，管理景区的一些人有法不依不说，还庇护毁林者。在村里，村干部成了砍树毁林的领头人。1983年12月7日，原武夷山公社黄柏大队的干部率领村民到风景区金鸡洞砍伐风景树18棵，直径最小的30厘米，最大的80厘米。如此恶劣的事件，仅被罚款200元。
“要把带头砍树的干部枪毙，他的孩子我来养，我保证把他们教育好！”陈建霖气极了。
砍树毁林带来什么后果？
有人测算：仅1985年，九曲溪水下降27厘米。曾经能行舟的溪水，如今只能走竹排。
“按规定，九曲溪两岸三重山上的树木都属绝对保护对象，不能砍的，你们看，好些山被剃了光头种上茶树。茶园是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就为眼前的经济利益！”陈建霖说。
武夷茶闻名海内外，种茶制茶成为当地人一大收入来源，毁林种茶的事屡屡发生，一亩茶一年能收入多少钱？但是它造成的水土流失和对生态的破坏，是10倍的产值也换不来的。
惊天动地“毁林碑”
陈建霖势单力薄，挡不住那些汹涌而来的斧锯。他可以花60元买一棵树的生命，但他能有多少个60元！当时他每月的工资才70多元，要养家糊口。于是他给上级写信、拍电报，给报刊写文章，痛诉武夷山毁林的事实和危害。
但是武夷山管理局年年向上汇报的却是“山山有树，岭岭披绿，砍树是个别行为，已经经过处分教育”。在政绩面前，一切问题都风轻云淡。当上基建科长后，陈建霖在年终总结报告中，摆出的尽是问题和不足。虽然出了不少成绩，但他只字不写，在一些领导眼里，这犯了“大忌”。连着写了两年，到了第三年，领导对他说：“你不用写年终总结了。”
往上级走的信和电报产生了作用。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四次到武夷山调研，每次都着重叮嘱不能乱砍树。给上级写信报家丑，这在一心一意出政绩的领导看来是绝不能容忍的，但他们对陈建霖又无可奈何。
一个偶然的机会，陈建霖在一个农民家里看到一块石碑。上面写着清乾隆年间建宁府为保护武夷山寺庙茶园惩办贪官污吏的内容，10多名犯事官员的罪状、恶名都刻在石碑上。受此启发，立一块当代“毁林碑”的念头在陈建霖脑海里萌生。他草拟了一篇文稿，引经据典，力述毁林之危害，批评一些干部和群众的毁林行为。文稿定下来后，他将其刻在石碑上，并自己请人将石碑抬到幔亭峰，竖于游客行径处。
“毁林碑”一竖，引来不少游客、村民围观。有些名字被刻上碑的人找陈建霖求情：“我再也不砍树了，能不能把名字涂去？”陈建霖不为所动。有人拍案叫好，有人坐立不安，有人恨之入骨。
同时，这块碑也触动了当地一些领导的神经。他们认为陈建霖有意揭疮疤，让领导丢脸、难堪。如果上级认真追查起来，这管教不严、管理不力的罪名岂不轻易击落乌纱帽？于是，有人放出风声来，要毁掉“毁林碑”。
陈建霖听说了，便也宣称“以血护碑”，谁毁碑他就死给谁看。大家都知道他的硬脾气，再加上媒体支持陈建霖，便一时作罢。但是，围绕这块碑的存留，3年争议不断，“毁林碑”最终还是没有保住。1988年春天，武夷山管理局雇请民工将碑推倒，好些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陈建霖没有以头撞石。在朋友的苦苦劝说下，毁碑当天，他独自拎着一瓶酒上了天游峰，痛痛快快喝了一场，痛痛快快哭了一场，尔后，他把被毁的碑石收藏起来。
其实，就在“毁林碑”挺立的日子里，武夷山砍伐之声仍不绝于耳。
1985年，原崇安县红星大队党支部书记叶广昌雇民工150人上山砍树，在九曲溪的发源地三宝山实行砍光、烧光、卖光的“三光”政策，共伐木5000多立方米，占全县当年伐木量的四分之一。叶广昌还因伐木有功，当上了县劳模。
第二年秋天，陈建霖乔装打扮深入三宝山，亲眼看到叶广昌带领120人砍树不止……
陈建霖写信拍电报向上级反映，却石沉大海。
在“毁林碑”被毁前的1986年12月至1987年8月，据不完全统计，武夷山景区烧山167亩，毁林13起，建炭窑4座占地30亩，砍杂木毁林10000公斤，烧炭8700公斤。
贫瘠的武夷山景区究竟有多少树可砍？大树砍完了砍小树，更有甚者连直径6厘米的小树都不放过，有人痛心地说：“未来九曲溪不是竹排观景，而是走骆驼！”
岂止武夷山！20世纪50年代开始，素有绿色宝库的闽北林海开进数以万计的大军，星罗棋布地建起伐木场。来自五湖四海的工人们，每天的任务就是上山砍树。原始森林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植被逐年递减，导致20世纪90年代后闽江上游水土流失严重。
谁会顾及生态，谁会顾及未来？陈建霖形影相吊，悲从中来。
反对建宾馆，
公安处长交代“做”了他
一次，陈建霖应邀赴新疆天池搞规划设计，两个月后回到武夷山，却发现大王峰右前侧九曲溪边，一项建筑工程正在紧张地施工。一打听，原来是当时的南平地区公安处在建宾馆。而这块地早已是规划中的绿地，在这里建宾馆，严重破坏了景区规划，也影响了景区的总体和谐。
陈建霖要求立即停止工程，没人理会他。他径直闯进公安处长的办公室，要他马上停止工程，恢复山林原貌。公安处长全然不把这个小科长放在眼里，咆哮道：“给我滚出去，我就要盖宾馆给你看！”陈建霖到省里反映，引起省里有关部门领导的重视，勒令南平地区公安处立即停工。工程停了，绿地恢复了，公安处长却记住了陈建霖。
一天，公安处的一位司机悄悄告诉陈建霖：“处长有交代，瞅准你骑车外出时制造交通事故，你要当心。”司机是陈建霖的朋友，处长却未曾想到。尔后，南平公安处在处长授意下清查陈建霖的经济问题。每年景区建设几百万元的工程款，他们不信陈建霖嘴上干净，可查来查去，陈建霖啥事没有。后来，那位公安处长因腐败落马，牵出一窝案件。
20世纪90年代初，有人在三姑石前的滩涂上建宾馆。陈建霖坚决不同意，市里不管告到地区，地区不管告到省里。省建设部门调查后认为陈建霖反映的情况属实，发文停工，此地不能建宾馆。文件下来了却没人执行，工程没停反而快马加鞭。第一家宾馆盖起来，第二家、第三家……宾馆林立，这里成了眼下的武夷山旅游度假区。
“当年一位国家领导人看到这种情景后有点生气，这叫什么度假村？你们不过把村子整修了一下而已。”陈建霖回忆说，“度假村就是休闲度假享受的，不是卖笋干木耳香菇搞大排档。这个地方宾馆越建越多，那么多人生活在这里，至今连污水处理厂都没有，生活污水直接排到河里，污染水源，影响下游。现在越搞越乱，连管理部门都带头，在三姑建起最大的宾馆。我去制止，人家说你退休了，管不了的。我很恼火，都不知道去哪里告他们。”
陈建霖极力反对在三姑建度假村，他认为旅游宾馆要建在武夷山市，至少跟市区连接起来，既保护了风景名胜区的完整，也拉动了市区消费。“从武夷山市区到景区15公里，驱车不过20分钟，这路程不算远。”
钱都不是事儿
武夷山市区到度假村的道路要拓宽，原道路两旁的行道树要砍掉。生长了几十年的蜡子树身壮体健，虬枝交错，可它们即将被放倒当柴烧。陈建霖不同意砍树：“道路拓宽可以，但这些树得移植到别处去。”工程队觉得他的提议很可笑，甚至有人骂他神经病。
陈建霖不跟施工队理论，“跟他们磨破嘴皮都没用！”他找到市领导，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领导说：“没办法，移植要花钱，市里没钱，你有办法你去搞吧。”陈建霖气得跟领导拍起了桌子，声音比领导还大。
愤愤地离开领导办公室，他就想怎么保住这些树。一赌气，他决定买下要砍掉的树，每棵200元，一共700多棵树。陈建霖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咋办？他赶到福州，找亲朋好友借了十多万元回到武夷山。
700多棵蜡子树保住了，陈建霖把它们移植到幔亭峰下的一片空地上。他的这一举动在当地成为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有人讥笑，有人认为不可理喻……
谁能料想，这些树后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末，武夷山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地，按照世界遗产评选的规定，景区内要尽可能没有居民生活，不能有过多的现代建筑，绿地面积必须达标。按照这些规定，武夷山景区内拆掉了大量建筑，并营造了大面积绿地。
当一系列工作做好后，专家们发现，空荡荡的绿地上连树都没有！申遗时间紧迫，种小树不行，种大树要花巨资去外地买，怎么办？有人想起了陈建霖买下的700多棵蜡子树。有关方面找到陈建霖，陈建霖说：“尽管拿去用，不要钱。”
于是，这些幸存下来的蜡子树，又被种到景区绿地上点缀风景。而当年买树借的钱，陈建霖十几年未还完。
1994年，陈建霖迎来一个升迁的机会：上级部门调他去武夷山市侨办任一把手。陈建霖拒绝了，坚决不去。他说：“我一颗心就是看山护树，其他什么都不会做，我就待在景区管委会了。”
“上级下了通牒，不服从调动就停发工资！”有关部门提醒他。
“停发工资我也不去！”于是，陈建霖的工资被停发了，这一停就是5年，直至他退休领上退休金。
“说是提拔我，其实就是换掉我的工作，不要我反映砍树毁林的事。”陈建霖一针见血地指出。
1999年，由国家环保总局等单位组织评选的“环保地球奖”落在陈建霖头上。武夷山市的领导为他买好赴北京领奖的机票并送到他手上。他说：“树都砍光了还给我授奖，这不是挖苦我吗？这个奖我不要，谁要谁去拿！”结果机票退了。奖励的4万元奖金，他也委托主办方捐出去种树。后来，主办单位寄来证书和奖杯，他随手搁在屋里。
虽然40年来看山护树得罪了不少人，但多数武夷山人都很敬重他。走在街上，不时有人跟他打招呼，去餐馆吃饭，饭毕付钱，却已经有人先替他买单了。他如今去餐馆，点好菜后就付钱，生怕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先帮他付了。
陈建霖有一枚“狗官建霖”的印章，“是潘主兰大师给我刻的，我每月领工资的时候，就在工资表上的自己名下盖上这个章，提醒自己干了多少事，有没有干亏心事，会不会对得起每月拿的俸禄，有没有白吃了人民的血汗。一位领导看见我盖这个印章就质问我，为什么叫狗官？我说，我自己叫自己狗官，跟你没关系。”
退休后，陈建霖轻松了些：“也没有什么树好砍了。好在如今管理加强了，依法行事，景区偶尔发生开山种茶的事，但也不是主流。破坏生态、破坏环境的事，我还得管。我就是看山狗，哪怕咬不动，也要汪汪叫几声。”
“一个基建科长，算是什么官？在古代连吏都算不上。但是这个科长在老百姓眼里却是个大官，就觉得很了不起。”70岁的陈建霖就是从这个位置上退下来的，不过他更为人熟知的，还是“狗官”的名号。“狗官是我自封的，我是武夷山的看山狗，谁乱砍树我就咬谁！”
60元买一棵古松的性命，
他哭了又哭
“那山头上曾经都是树，茂密的森林，非常好看。”陈建霖手指着武夷山旅游度假区后面的几座光秃秃的小山丘说。如今，那山丘上连树影儿都见不着半个，“度假区这个地方，樟树、银杏、楠木……树龄都在几百年以上，现在都没有了。”
“都砍了，或者烧火做饭，或者占为己有，或者卖掉！”陈建霖忍不住骂起来，“简直是弥天大罪，要砍头，要枪毙，不要等子孙骂我们，现在就已经有人在骂我们愚蠢之至了！”这些事叫陈建霖看不下去，从1967年当上武夷山景区管委会基建科科长开始，他就走上了业余护林之路。陈建霖家住在城关，每天吃完早饭，便骑车至10多公里外的景区巡山。巡完后再回单位上班。40多公里路程，风雨无阻，甚至连大年初一也不曾间断。
为什么要巡山呢？陈建霖说：“一是看看有没有人砍树，再就是看看景区内的一些施工项目。”
20世纪60年代，景区周围建起两个伐木场，说是伐木造材支援国家建设，陈建霖却觉得那是在屠杀生灵，破坏大自然。
看到有人砍树，陈建霖先劝后求，往往是声泪俱下。一天，他正在巡山，发现一个农民正挥动板斧砍一棵巨松。陈建霖跑上前，劝农民不要砍树。农民家里要烧柴，不砍树烧什么？陈建霖从口袋里掏出仅有的5元钱，向农民买这棵巨松的性命。农民嫌少，不干。陈建霖说：“你先别砍，我马上回家拿钱，5点钟以前赶回来。”陈建霖火速下山骑车回家，凑了60元钱，交给农民。农民怀揣60元钱很快乐地走了。看到被斧子砍进去三分之一的松树，陈建霖抚摸着大树散发松香的伤口，哭了！
当地的一些村民和单位仍砍树不止。
在星村镇，一棵数百年树龄的古樟树枝繁叶茂屹立在路边。当年修建公路时，当地村里的几个头头要把大树砍倒占为己有。而对上级的解释是修路，大树碍事。陈建霖知道后去阻止，没人听他的，他告到县里，尔后告到地区，最后告到省里，古樟树终于被保住了。
陈建霖说：“当年，武夷山景区的山林中，有20%以上这样的大树，现在是凤毛麟角了，即便直径80厘米的树木，也难得一见。”
“松树砍倒就烧柴，好的木材像黄楠木等用来做棺材，樟树就做家具。当地人有个习惯，早早地给自己或家人把棺材准备下，做好了搁在家里，有的甚至连小孩的也准备下了。那么多的居民，要做多少棺材？！”陈建霖对这种陋习恨得咬牙切齿。
毁林之风愈刮愈烈。陈建霖痛心地发现，管理景区的一些人有法不依不说，还庇护毁林者。在村里，村干部成了砍树毁林的领头人。1983年12月7日，原武夷山公社黄柏大队的干部率领村民到风景区金鸡洞砍伐风景树18棵，直径最小的30厘米，最大的80厘米。如此恶劣的事件，仅被罚款200元。
“要把带头砍树的干部枪毙，他的孩子我来养，我保证把他们教育好！”陈建霖气极了。
砍树毁林带来什么后果？
有人测算：仅1985年，九曲溪水下降27厘米。曾经能行舟的溪水，如今只能走竹排。
“按规定，九曲溪两岸三重山上的树木都属绝对保护对象，不能砍的，你们看，好些山被剃了光头种上茶树。茶园是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就为眼前的经济利益！”陈建霖说。
武夷茶闻名海内外，种茶制茶成为当地人一大收入来源，毁林种茶的事屡屡发生，一亩茶一年能收入多少钱？但是它造成的水土流失和对生态的破坏，是10倍的产值也换不来的。
惊天动地“毁林碑”
陈建霖势单力薄，挡不住那些汹涌而来的斧锯。他可以花60元买一棵树的生命，但他能有多少个60元！当时他每月的工资才70多元，要养家糊口。于是他给上级写信、拍电报，给报刊写文章，痛诉武夷山毁林的事实和危害。
但是武夷山管理局年年向上汇报的却是“山山有树，岭岭披绿，砍树是个别行为，已经经过处分教育”。在政绩面前，一切问题都风轻云淡。当上基建科长后，陈建霖在年终总结报告中，摆出的尽是问题和不足。虽然出了不少成绩，但他只字不写，在一些领导眼里，这犯了“大忌”。连着写了两年，到了第三年，领导对他说：“你不用写年终总结了。”
往上级走的信和电报产生了作用。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四次到武夷山调研，每次都着重叮嘱不能乱砍树。给上级写信报家丑，这在一心一意出政绩的领导看来是绝不能容忍的，但他们对陈建霖又无可奈何。
一个偶然的机会，陈建霖在一个农民家里看到一块石碑。上面写着清乾隆年间建宁府为保护武夷山寺庙茶园惩办贪官污吏的内容，10多名犯事官员的罪状、恶名都刻在石碑上。受此启发，立一块当代“毁林碑”的念头在陈建霖脑海里萌生。他草拟了一篇文稿，引经据典，力述毁林之危害，批评一些干部和群众的毁林行为。文稿定下来后，他将其刻在石碑上，并自己请人将石碑抬到幔亭峰，竖于游客行径处。
“毁林碑”一竖，引来不少游客、村民围观。有些名字被刻上碑的人找陈建霖求情：“我再也不砍树了，能不能把名字涂去？”陈建霖不为所动。有人拍案叫好，有人坐立不安，有人恨之入骨。
同时，这块碑也触动了当地一些领导的神经。他们认为陈建霖有意揭疮疤，让领导丢脸、难堪。如果上级认真追查起来，这管教不严、管理不力的罪名岂不轻易击落乌纱帽？于是，有人放出风声来，要毁掉“毁林碑”。
陈建霖听说了，便也宣称“以血护碑”，谁毁碑他就死给谁看。大家都知道他的硬脾气，再加上媒体支持陈建霖，便一时作罢。但是，围绕这块碑的存留，3年争议不断，“毁林碑”最终还是没有保住。1988年春天，武夷山管理局雇请民工将碑推倒，好些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陈建霖没有以头撞石。在朋友的苦苦劝说下，毁碑当天，他独自拎着一瓶酒上了天游峰，痛痛快快喝了一场，痛痛快快哭了一场，尔后，他把被毁的碑石收藏起来。
其实，就在“毁林碑”挺立的日子里，武夷山砍伐之声仍不绝于耳。
1985年，原崇安县红星大队党支部书记叶广昌雇民工150人上山砍树，在九曲溪的发源地三宝山实行砍光、烧光、卖光的“三光”政策，共伐木5000多立方米，占全县当年伐木量的四分之一。叶广昌还因伐木有功，当上了县劳模。
第二年秋天，陈建霖乔装打扮深入三宝山，亲眼看到叶广昌带领120人砍树不止……
陈建霖写信拍电报向上级反映，却石沉大海。
在“毁林碑”被毁前的1986年12月至1987年8月，据不完全统计，武夷山景区烧山167亩，毁林13起，建炭窑4座占地30亩，砍杂木毁林10000公斤，烧炭8700公斤。
贫瘠的武夷山景区究竟有多少树可砍？大树砍完了砍小树，更有甚者连直径6厘米的小树都不放过，有人痛心地说：“未来九曲溪不是竹排观景，而是走骆驼！”
岂止武夷山！20世纪50年代开始，素有绿色宝库的闽北林海开进数以万计的大军，星罗棋布地建起伐木场。来自五湖四海的工人们，每天的任务就是上山砍树。原始森林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植被逐年递减，导致20世纪90年代后闽江上游水土流失严重。
谁会顾及生态，谁会顾及未来？陈建霖形影相吊，悲从中来。
反对建宾馆，
公安处长交代“做”了他
一次，陈建霖应邀赴新疆天池搞规划设计，两个月后回到武夷山，却发现大王峰右前侧九曲溪边，一项建筑工程正在紧张地施工。一打听，原来是当时的南平地区公安处在建宾馆。而这块地早已是规划中的绿地，在这里建宾馆，严重破坏了景区规划，也影响了景区的总体和谐。
陈建霖要求立即停止工程，没人理会他。他径直闯进公安处长的办公室，要他马上停止工程，恢复山林原貌。公安处长全然不把这个小科长放在眼里，咆哮道：“给我滚出去，我就要盖宾馆给你看！”陈建霖到省里反映，引起省里有关部门领导的重视，勒令南平地区公安处立即停工。工程停了，绿地恢复了，公安处长却记住了陈建霖。
一天，公安处的一位司机悄悄告诉陈建霖：“处长有交代，瞅准你骑车外出时制造交通事故，你要当心。”司机是陈建霖的朋友，处长却未曾想到。尔后，南平公安处在处长授意下清查陈建霖的经济问题。每年景区建设几百万元的工程款，他们不信陈建霖嘴上干净，可查来查去，陈建霖啥事没有。后来，那位公安处长因腐败落马，牵出一窝案件。
20世纪90年代初，有人在三姑石前的滩涂上建宾馆。陈建霖坚决不同意，市里不管告到地区，地区不管告到省里。省建设部门调查后认为陈建霖反映的情况属实，发文停工，此地不能建宾馆。文件下来了却没人执行，工程没停反而快马加鞭。第一家宾馆盖起来，第二家、第三家……宾馆林立，这里成了眼下的武夷山旅游度假区。
“当年一位国家领导人看到这种情景后有点生气，这叫什么度假村？你们不过把村子整修了一下而已。”陈建霖回忆说，“度假村就是休闲度假享受的，不是卖笋干木耳香菇搞大排档。这个地方宾馆越建越多，那么多人生活在这里，至今连污水处理厂都没有，生活污水直接排到河里，污染水源，影响下游。现在越搞越乱，连管理部门都带头，在三姑建起最大的宾馆。我去制止，人家说你退休了，管不了的。我很恼火，都不知道去哪里告他们。”
陈建霖极力反对在三姑建度假村，他认为旅游宾馆要建在武夷山市，至少跟市区连接起来，既保护了风景名胜区的完整，也拉动了市区消费。“从武夷山市区到景区15公里，驱车不过20分钟，这路程不算远。”
钱都不是事儿
武夷山市区到度假村的道路要拓宽，原道路两旁的行道树要砍掉。生长了几十年的蜡子树身壮体健，虬枝交错，可它们即将被放倒当柴烧。陈建霖不同意砍树：“道路拓宽可以，但这些树得移植到别处去。”工程队觉得他的提议很可笑，甚至有人骂他神经病。
陈建霖不跟施工队理论，“跟他们磨破嘴皮都没用！”他找到市领导，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领导说：“没办法，移植要花钱，市里没钱，你有办法你去搞吧。”陈建霖气得跟领导拍起了桌子，声音比领导还大。
愤愤地离开领导办公室，他就想怎么保住这些树。一赌气，他决定买下要砍掉的树，每棵200元，一共700多棵树。陈建霖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咋办？他赶到福州，找亲朋好友借了十多万元回到武夷山。
700多棵蜡子树保住了，陈建霖把它们移植到幔亭峰下的一片空地上。他的这一举动在当地成为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有人讥笑，有人认为不可理喻……
谁能料想，这些树后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末，武夷山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地，按照世界遗产评选的规定，景区内要尽可能没有居民生活，不能有过多的现代建筑，绿地面积必须达标。按照这些规定，武夷山景区内拆掉了大量建筑，并营造了大面积绿地。
当一系列工作做好后，专家们发现，空荡荡的绿地上连树都没有！申遗时间紧迫，种小树不行，种大树要花巨资去外地买，怎么办？有人想起了陈建霖买下的700多棵蜡子树。有关方面找到陈建霖，陈建霖说：“尽管拿去用，不要钱。”
于是，这些幸存下来的蜡子树，又被种到景区绿地上点缀风景。而当年买树借的钱，陈建霖十几年未还完。
1994年，陈建霖迎来一个升迁的机会：上级部门调他去武夷山市侨办任一把手。陈建霖拒绝了，坚决不去。他说：“我一颗心就是看山护树，其他什么都不会做，我就待在景区管委会了。”
“上级下了通牒，不服从调动就停发工资！”有关部门提醒他。
“停发工资我也不去！”于是，陈建霖的工资被停发了，这一停就是5年，直至他退休领上退休金。
“说是提拔我，其实就是换掉我的工作，不要我反映砍树毁林的事。”陈建霖一针见血地指出。
1999年，由国家环保总局等单位组织评选的“环保地球奖”落在陈建霖头上。武夷山市的领导为他买好赴北京领奖的机票并送到他手上。他说：“树都砍光了还给我授奖，这不是挖苦我吗？这个奖我不要，谁要谁去拿！”结果机票退了。奖励的4万元奖金，他也委托主办方捐出去种树。后来，主办单位寄来证书和奖杯，他随手搁在屋里。
虽然40年来看山护树得罪了不少人，但多数武夷山人都很敬重他。走在街上，不时有人跟他打招呼，去餐馆吃饭，饭毕付钱，却已经有人先替他买单了。他如今去餐馆，点好菜后就付钱，生怕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先帮他付了。
陈建霖有一枚“狗官建霖”的印章，“是潘主兰大师给我刻的，我每月领工资的时候，就在工资表上的自己名下盖上这个章，提醒自己干了多少事，有没有干亏心事，会不会对得起每月拿的俸禄，有没有白吃了人民的血汗。一位领导看见我盖这个印章就质问我，为什么叫狗官？我说，我自己叫自己狗官，跟你没关系。”
退休后，陈建霖轻松了些：“也没有什么树好砍了。好在如今管理加强了，依法行事，景区偶尔发生开山种茶的事，但也不是主流。破坏生态、破坏环境的事，我还得管。我就是看山狗，哪怕咬不动，也要汪汪叫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