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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虽然为早期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先进的声音,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这种先进的思想已经与社会实际相脱离,但对于现今的中国社会,当时不具备不成熟的社会条件已日趋完备,胡适的思想对现在社会的改革也具有非凡的指导意义,本文将简要分析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主旨,以这种思想背后的社会环境和制约因素,从而为当代社会的改革提供有利的信息。
关键词 胡适 早期 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先前社会大一统专制背景下,胡适提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强大震撼力。但是,正是因为中国当时缺少自由,胡适所提出的实现自己自由主义的方法,才显示了极大的局限性。思想的可行性与现实方法的不可行性同时并存,在当时中国特有的社会条件下,思想被架空,不能转化为现实的自由主义思想,也就成了精神乌托邦。在西方世界,自由的观念早已在民众中普及,按照西方的自由思想,自由最重要的是思想上的自由,即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独立的人格。作为一个接受过西式教育的人,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也必然会秉承这一理念,所以,他把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作为自由主义的重中之重,这也使很多人误的将他的自由主义思想理解成个人主义,从总体看来,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主要是倡导个人思想的自由,这种自由主要包括了两个特征,一是思想的独立性,不受其他人和其他因素的干扰而进行独立的思想行为;二是要敢于对这种思想信仰所带来的结果承担责任,这就是说,个人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就要不受外力的影响,因为,“我们现在辨的自由,不是那种内心境界,我们现在说的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缚的权利”。简而言之,胡适所提倡的思想自由,集中到一点,就是个人的主体性和自主性。
有了自由的思想,还要将这种思想转化为行为,即个性上的自由,因此必须重视个性与自由的关系,“发展人的个性,须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封建专制思想禁锢了人们的头脑,人们盲目崇拜“团体至上”原则,奴性和麻木是那个时代人们的共同特征,人的个性几乎被消磨殆尽,基于这种现状,胡适扬起了个性解放和尊重人的个体价值的旗帜,他认为,个人不能盲从多数人的意志,要勇于以代价来换取自由,人们必须学会自己去面对人生,做出选择。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的文章中提出: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在倡导个体自由的同时,胡适还提出要尊重异见,尊重少数人的自由权利,即容忍少数人的个性自由的问题,让这些少数人有自由权利和自由意志可言。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多数人决定的一种政治原则,而自由却并不仅仅是多数人的利益问题,它涉及的是所有人的意志的问题,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多数人的统治能否保证少数人的自由权利。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胡适明确提出了自己对所谓“自由”理念独异于潮流的理解:“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南……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度。”在日后的时间里,胡适又明确提出了他所理解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胡适认为自由主义不仅同国家主义相对立,而且更与狭义的民族主义相对立。1959年3月,胡适先生发表《容忍与自由》。殷海光先生盛赞其为“近四十年来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文献”。胡适文章中说:“我要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因为我年纪越大,我越觉得容忍的重要意义。”他进一步就“容
忍”的意义作了精辟的阐述:“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在政治思想上,在社会问题的讨论上,我们同样的感觉到不容忍是常见的,而容忍总是很稀有的。”“我曾说过,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着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
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胡适强调:“自己要争自由,同时还得承认别人也应该享受同等的自由:这便是容忍。”综观胡适思想的整体脉络,其主旨就是肯定个人人格和个性的独立,他发出“一个同家的拯救须始于自我的拯救”的呼声,呼吁人们养成独立的人格,主张“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把个体自由作为国家自由的前提,在缺少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的旧中国,胡适的思想从反面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现实。
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他给当时的中国提供的思想本身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也是很难实现的,胡适无法忍受专制统治,因此他联合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自由主义者向国民党争取自由言论空间,用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学说来为政府出谋划策,其中难免会有空想的成分,以至于后来双方在人权与法制问题上的理念冲突进入全面对抗的局面。与共产党的关系方面,在帝国主义的侵略问题上双方也存在较大的分歧,共产党认定中国要走民主革命的路线,而胡适却信奉渐进的改良,主张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模式,他看
到了中国社会的症结,却没有找出症结出现的根本原因,更没有认清中国的社会现实。由此看来,胡适的思想与国民党和共产党双面相悖,方法的不对头,使得他没有感染人民群众,观念的不同,使得他也没有得到政党的支持。
胡适自由主义思想充满着理性与平和的色彩,在中国不断走向现代化的今天,这些思想可以给我们的社会建设带来些启发:一是不能指望用暴力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二是唯有民主政治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就是强调拥护民主,限制政府权力,防止公权的滥用。对于今天建设反腐败政治制度的中国,胡适关于民主与特权冲突的分析,关于容忍与自由的关系的阐述,对于建设民主政治,处理社会矛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胡适认为“现代的自由主义,还含有‘和平改革’的意思。和平改革有两个意义,第一就是和平的转移政权,第二就是用立法的方法,一步步的做具体改革,一点一滴的求进步。”在《自由主义》一文中,胡适强调:“我很诚恳的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地指示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能承认反对他们的人也会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所以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
早在美国时,胡适就曾写文章讨论过历史进程中的革命与和平改革的问题,他认为凡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们有意识向前推动的,都是革命,因此,改革也是革命。恩格斯就曾明确肯定英国1832年的国会改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邓小平同志也说过,“改革也是革命”。胡适认为,暴力革命只是革命的一种形式,但并非唯一,在中国的革命中,胡适对辛亥革命,对民国的国民革命是肯定的,但对此后的革命,他大多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困扰中国的主要社會问题,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这些问题都不可能用暴力革命的来解决,只有靠
渐进的改良和建设来解决。胡适所提倡的革命,是“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控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
关于胡适思想在当代社会的实践,殷海光先生曾说道“现在的问题,并非胡适思想将来在中国是否会普及的问题,而是:必须胡适思想在中国普及,中国人才有办法,中国人才能坦坦易易地活下去,中国才有起死回生的可能。其他的思想路子,不是情感的发泄,就是历史的浪费。一个国邦,岂能长期在情感的发泄和历史的浪费之中存在下去么?”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关键词 胡适 早期 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先前社会大一统专制背景下,胡适提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强大震撼力。但是,正是因为中国当时缺少自由,胡适所提出的实现自己自由主义的方法,才显示了极大的局限性。思想的可行性与现实方法的不可行性同时并存,在当时中国特有的社会条件下,思想被架空,不能转化为现实的自由主义思想,也就成了精神乌托邦。在西方世界,自由的观念早已在民众中普及,按照西方的自由思想,自由最重要的是思想上的自由,即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独立的人格。作为一个接受过西式教育的人,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也必然会秉承这一理念,所以,他把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作为自由主义的重中之重,这也使很多人误的将他的自由主义思想理解成个人主义,从总体看来,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主要是倡导个人思想的自由,这种自由主要包括了两个特征,一是思想的独立性,不受其他人和其他因素的干扰而进行独立的思想行为;二是要敢于对这种思想信仰所带来的结果承担责任,这就是说,个人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就要不受外力的影响,因为,“我们现在辨的自由,不是那种内心境界,我们现在说的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缚的权利”。简而言之,胡适所提倡的思想自由,集中到一点,就是个人的主体性和自主性。
有了自由的思想,还要将这种思想转化为行为,即个性上的自由,因此必须重视个性与自由的关系,“发展人的个性,须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封建专制思想禁锢了人们的头脑,人们盲目崇拜“团体至上”原则,奴性和麻木是那个时代人们的共同特征,人的个性几乎被消磨殆尽,基于这种现状,胡适扬起了个性解放和尊重人的个体价值的旗帜,他认为,个人不能盲从多数人的意志,要勇于以代价来换取自由,人们必须学会自己去面对人生,做出选择。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的文章中提出: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在倡导个体自由的同时,胡适还提出要尊重异见,尊重少数人的自由权利,即容忍少数人的个性自由的问题,让这些少数人有自由权利和自由意志可言。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多数人决定的一种政治原则,而自由却并不仅仅是多数人的利益问题,它涉及的是所有人的意志的问题,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多数人的统治能否保证少数人的自由权利。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胡适明确提出了自己对所谓“自由”理念独异于潮流的理解:“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南……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度。”在日后的时间里,胡适又明确提出了他所理解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胡适认为自由主义不仅同国家主义相对立,而且更与狭义的民族主义相对立。1959年3月,胡适先生发表《容忍与自由》。殷海光先生盛赞其为“近四十年来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文献”。胡适文章中说:“我要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因为我年纪越大,我越觉得容忍的重要意义。”他进一步就“容
忍”的意义作了精辟的阐述:“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在政治思想上,在社会问题的讨论上,我们同样的感觉到不容忍是常见的,而容忍总是很稀有的。”“我曾说过,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着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
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胡适强调:“自己要争自由,同时还得承认别人也应该享受同等的自由:这便是容忍。”综观胡适思想的整体脉络,其主旨就是肯定个人人格和个性的独立,他发出“一个同家的拯救须始于自我的拯救”的呼声,呼吁人们养成独立的人格,主张“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把个体自由作为国家自由的前提,在缺少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的旧中国,胡适的思想从反面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现实。
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他给当时的中国提供的思想本身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也是很难实现的,胡适无法忍受专制统治,因此他联合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自由主义者向国民党争取自由言论空间,用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学说来为政府出谋划策,其中难免会有空想的成分,以至于后来双方在人权与法制问题上的理念冲突进入全面对抗的局面。与共产党的关系方面,在帝国主义的侵略问题上双方也存在较大的分歧,共产党认定中国要走民主革命的路线,而胡适却信奉渐进的改良,主张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模式,他看
到了中国社会的症结,却没有找出症结出现的根本原因,更没有认清中国的社会现实。由此看来,胡适的思想与国民党和共产党双面相悖,方法的不对头,使得他没有感染人民群众,观念的不同,使得他也没有得到政党的支持。
胡适自由主义思想充满着理性与平和的色彩,在中国不断走向现代化的今天,这些思想可以给我们的社会建设带来些启发:一是不能指望用暴力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二是唯有民主政治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就是强调拥护民主,限制政府权力,防止公权的滥用。对于今天建设反腐败政治制度的中国,胡适关于民主与特权冲突的分析,关于容忍与自由的关系的阐述,对于建设民主政治,处理社会矛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胡适认为“现代的自由主义,还含有‘和平改革’的意思。和平改革有两个意义,第一就是和平的转移政权,第二就是用立法的方法,一步步的做具体改革,一点一滴的求进步。”在《自由主义》一文中,胡适强调:“我很诚恳的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地指示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能承认反对他们的人也会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所以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
早在美国时,胡适就曾写文章讨论过历史进程中的革命与和平改革的问题,他认为凡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们有意识向前推动的,都是革命,因此,改革也是革命。恩格斯就曾明确肯定英国1832年的国会改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邓小平同志也说过,“改革也是革命”。胡适认为,暴力革命只是革命的一种形式,但并非唯一,在中国的革命中,胡适对辛亥革命,对民国的国民革命是肯定的,但对此后的革命,他大多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困扰中国的主要社會问题,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这些问题都不可能用暴力革命的来解决,只有靠
渐进的改良和建设来解决。胡适所提倡的革命,是“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控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
关于胡适思想在当代社会的实践,殷海光先生曾说道“现在的问题,并非胡适思想将来在中国是否会普及的问题,而是:必须胡适思想在中国普及,中国人才有办法,中国人才能坦坦易易地活下去,中国才有起死回生的可能。其他的思想路子,不是情感的发泄,就是历史的浪费。一个国邦,岂能长期在情感的发泄和历史的浪费之中存在下去么?”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