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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早些年曾经风传：纽约伯勒克维尔岛疯人院严重虐待精神病患者。据说，在那里侵犯患者人身权利的残暴行为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新闻媒体对此传言早有所耳闻，有数家媒体的记者也前往采访，但都一无所获。原来这家疯人院利用管理精神病人的特殊理由，紧闭大门，对外严密封锁消息。如果有出院的患者走漏半点风声，就会被院方指责为旧病复发，精神不正常。院方还对前来采访的记者大肆鼓吹，如何爱护病人、关心病人。记者们一时无可奈何，没有办法找到有效的事实来揭露疯人院的暴行。要报道出这个疯人院的内幕，就要开展好调查性报道。
调查性报道是一种系统和深入揭露政府、公共机构以及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法为主旨的一种报道形式。正因为调查性报道的揭露性，在采访中采访对象想办法回避记者，所以在很多调查性报道中，记者开始介入事实时能依据的线索就只是整个事实的冰山一小角，而且若有若无，像风和影子—样飘渺不定，需要记者来给公众还原其本来面目。那么记者如何在“捕风捉影”中采访到新闻事实，了解事实的真相呢?就是说，我们在采访中把新闻怎样开发出来，使无形的新闻事实变成可以报道的有形新闻事实，是搞好调查性报道的关键。笔者认为，根据事件的不同可以采取不同的采访方法。
一、效果检验法辨别“风”和“影子”的真实性
这种方法就是记者作为另一种身份对以“风”和“影子”形态存在的新闻事实结果进行检验的过程。这种方法是隐性采访的一种，也即记者隐瞒自己的身份而去以另外一种角色来重复新闻事件的过程，以观其效。比如要调查某个液化气公司的服务质量问题，记者可以打个电话，看看这些公司送气上门需要多长时间，并进行现场称量，检查是否短斤少两等等，通过检验法来检测到底是否确有其事。
2002年1月20日，《南方周末》记者邓科接到报社的电话；要求他去天津了解有人用装有艾滋病病毒血液的注射器扎入的事实。当时，他仅知道天津的传闻满天飞，造成全城市民不安，手头的信息少得可怜。而编辑部要求在两天内就要交稿。面对这种情况，他凭经验分析：当前天津流传的“扎针”事件只能看作是传闻，因为还未经过权威信息的证实，但这个传闻却让社会产生了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影响着天津各个阶层的人。所以，他从两个层次人手来展开调查：一是传闻对天津的现实改变有哪些，通过直观来描述出来；二是努力接近事实的核心，试图将真相揭示出来。在对第二层次的调查中，记者就是应用了效果检验法来核对事实的。他走上天津市街头去“闲逛”，发现街上的市民都很小心，一稍微靠近立即就引来警觉，商铺也很早就关门了。通过亲身感受，记者发现天津关于“扎针”的传闻确有其事，而且影响严重，这一层的信息了解后，他就着手第二层次的深入了解，进一步展开对事实的调查。
二、体验法探明“风”和“影子”背后的真相
这种方法比前一种方法更加深人，不仅要记者更换角色，还要参与事件过程，深入“虎穴”，亲身体验实情，见证事实真相?与效果检验法比较，二者还有明显区别，体验法是记者虽然大致知道了事件的结果，但对事件过程还需要详细了解，效果检验法就只追求结果的证实就行了。像关于纽约伯勒克维尔岛疯人院虐待病人的例子中，正当许多记者对这个像‘风”和“影子”一样不可捉摸而又极富有价值的新闻线索一筹莫展时，纽约《世界报》著名女记者勒丽，贝蕾为了搞清事实真相，还给受众一个公正，决定自己装疯亲身人院了解。人院前一个月，她出个家庭和报社都是疯疯癫癫，直到街区所有人都以为她真的疯了，才在报社和家人的帮助下把她送进了伯勒克维尔岛疯人院。在疯人院里，勒丽，贝蕾受尽了万般的折磨，在一个个无法想象的日日夜夜里，她亲眼见证了医院是如何残酷地虐待病人的，也亲身领教了常人无法忍受的侮辱，她把所有事实弄清后才逃出疯人院，而后把疯人院的内幕和真相揭露了出来。
在这种采访中，记者的身份是双重的，记者既是采访者，又是事件过程的直接参与者。这样就可能产生由于双重角色的行为规范不相容而导致的矛盾冲突——新闻失实或新闻客观性的缺损。所以有必要对体验式采访的操作过程做应有的限制。这就要求我们在采访中注意：首先，在观察的事物中，不能陷得太深，以至于改变了事情本来的进程。记者可以登台表演，但绝不要充当主角。其次，不要认为被自己观察的人在认识上和自己一致。即使记者卖力地演配角的时候，他的真正身份仍是局外人、旁观者。
三、追踪调查法还原“风”和“影子”背后的真相
追踪调查法主要指记者围绕“风”和“影子”一样的新闻线索去以走访和调查等寻根溯源的办法来还原事实的真相，并发掘出其影响和意义。如有记者为了调查出假酒的来源和去路，在酒店和商店等销售假酒的地方没有办法了解假酒的具体情况，就从收购用来制造假酒的旧酒瓶的回收公司人手，然后循此线索一路调查，追踪出假酒的来源和销路去向。
《东方早报》记者董小恒在报道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过程中，就是从劣质奶粉制造出大量的“大头娃娃”所就医的阜阳市人民医院开始着手调查的。记者根据一个个“大头娃娃”的病例去追踪还原劣质奶粉造成这样严重后果的本来面目。在早期的采访中记者花了4天时间，走访了阜阳8个县市区中的6个，采访了近20个患病婴儿，发出了第一篇报道《阜阳“空壳奶粉”之祸》，引起社会强烈的反响。然后又跟进报道，暗访了——些经销商，追踪“空壳奶粉”的来源，使事实有一个完整的图景。《中国青年报》记者刘畅对山西繁峙矿难事件的采访，也是根据投诉线索一步步克服许多困难去调查事实真相的。
调查性报道中因为大量的事实真相往往被人为掩盖，所以记者在采访早期得到的信息可能会是传言或者是没有具体事实细节的线索。记者在采访中如何根据这些传言或若有若无的线索挖掘出大的新闻，这就要掌握在采访中“捕住风”捉住影”的办法。当然，在实际中会有多种灵活的方法，前面介绍的几种，是在调查性报道中常常应用到的，而且根据具体情况可能会多个办法同时使用。
调查性报道是一种系统和深入揭露政府、公共机构以及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法为主旨的一种报道形式。正因为调查性报道的揭露性，在采访中采访对象想办法回避记者，所以在很多调查性报道中，记者开始介入事实时能依据的线索就只是整个事实的冰山一小角，而且若有若无，像风和影子—样飘渺不定，需要记者来给公众还原其本来面目。那么记者如何在“捕风捉影”中采访到新闻事实，了解事实的真相呢?就是说，我们在采访中把新闻怎样开发出来，使无形的新闻事实变成可以报道的有形新闻事实，是搞好调查性报道的关键。笔者认为，根据事件的不同可以采取不同的采访方法。
一、效果检验法辨别“风”和“影子”的真实性
这种方法就是记者作为另一种身份对以“风”和“影子”形态存在的新闻事实结果进行检验的过程。这种方法是隐性采访的一种，也即记者隐瞒自己的身份而去以另外一种角色来重复新闻事件的过程，以观其效。比如要调查某个液化气公司的服务质量问题，记者可以打个电话，看看这些公司送气上门需要多长时间，并进行现场称量，检查是否短斤少两等等，通过检验法来检测到底是否确有其事。
2002年1月20日，《南方周末》记者邓科接到报社的电话；要求他去天津了解有人用装有艾滋病病毒血液的注射器扎入的事实。当时，他仅知道天津的传闻满天飞，造成全城市民不安，手头的信息少得可怜。而编辑部要求在两天内就要交稿。面对这种情况，他凭经验分析：当前天津流传的“扎针”事件只能看作是传闻，因为还未经过权威信息的证实，但这个传闻却让社会产生了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影响着天津各个阶层的人。所以，他从两个层次人手来展开调查：一是传闻对天津的现实改变有哪些，通过直观来描述出来；二是努力接近事实的核心，试图将真相揭示出来。在对第二层次的调查中，记者就是应用了效果检验法来核对事实的。他走上天津市街头去“闲逛”，发现街上的市民都很小心，一稍微靠近立即就引来警觉，商铺也很早就关门了。通过亲身感受，记者发现天津关于“扎针”的传闻确有其事，而且影响严重，这一层的信息了解后，他就着手第二层次的深入了解，进一步展开对事实的调查。
二、体验法探明“风”和“影子”背后的真相
这种方法比前一种方法更加深人，不仅要记者更换角色，还要参与事件过程，深入“虎穴”，亲身体验实情，见证事实真相?与效果检验法比较，二者还有明显区别，体验法是记者虽然大致知道了事件的结果，但对事件过程还需要详细了解，效果检验法就只追求结果的证实就行了。像关于纽约伯勒克维尔岛疯人院虐待病人的例子中，正当许多记者对这个像‘风”和“影子”一样不可捉摸而又极富有价值的新闻线索一筹莫展时，纽约《世界报》著名女记者勒丽，贝蕾为了搞清事实真相，还给受众一个公正，决定自己装疯亲身人院了解。人院前一个月，她出个家庭和报社都是疯疯癫癫，直到街区所有人都以为她真的疯了，才在报社和家人的帮助下把她送进了伯勒克维尔岛疯人院。在疯人院里，勒丽，贝蕾受尽了万般的折磨，在一个个无法想象的日日夜夜里，她亲眼见证了医院是如何残酷地虐待病人的，也亲身领教了常人无法忍受的侮辱，她把所有事实弄清后才逃出疯人院，而后把疯人院的内幕和真相揭露了出来。
在这种采访中，记者的身份是双重的，记者既是采访者，又是事件过程的直接参与者。这样就可能产生由于双重角色的行为规范不相容而导致的矛盾冲突——新闻失实或新闻客观性的缺损。所以有必要对体验式采访的操作过程做应有的限制。这就要求我们在采访中注意：首先，在观察的事物中，不能陷得太深，以至于改变了事情本来的进程。记者可以登台表演，但绝不要充当主角。其次，不要认为被自己观察的人在认识上和自己一致。即使记者卖力地演配角的时候，他的真正身份仍是局外人、旁观者。
三、追踪调查法还原“风”和“影子”背后的真相
追踪调查法主要指记者围绕“风”和“影子”一样的新闻线索去以走访和调查等寻根溯源的办法来还原事实的真相，并发掘出其影响和意义。如有记者为了调查出假酒的来源和去路，在酒店和商店等销售假酒的地方没有办法了解假酒的具体情况，就从收购用来制造假酒的旧酒瓶的回收公司人手，然后循此线索一路调查，追踪出假酒的来源和销路去向。
《东方早报》记者董小恒在报道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过程中，就是从劣质奶粉制造出大量的“大头娃娃”所就医的阜阳市人民医院开始着手调查的。记者根据一个个“大头娃娃”的病例去追踪还原劣质奶粉造成这样严重后果的本来面目。在早期的采访中记者花了4天时间，走访了阜阳8个县市区中的6个，采访了近20个患病婴儿，发出了第一篇报道《阜阳“空壳奶粉”之祸》，引起社会强烈的反响。然后又跟进报道，暗访了——些经销商，追踪“空壳奶粉”的来源，使事实有一个完整的图景。《中国青年报》记者刘畅对山西繁峙矿难事件的采访，也是根据投诉线索一步步克服许多困难去调查事实真相的。
调查性报道中因为大量的事实真相往往被人为掩盖，所以记者在采访早期得到的信息可能会是传言或者是没有具体事实细节的线索。记者在采访中如何根据这些传言或若有若无的线索挖掘出大的新闻，这就要掌握在采访中“捕住风”捉住影”的办法。当然，在实际中会有多种灵活的方法，前面介绍的几种，是在调查性报道中常常应用到的，而且根据具体情况可能会多个办法同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