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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梁山泊人氏
1956年2月，春风吹拂中南海。从19日至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的颐年堂，连续花3天时间，分别听取建筑工业委员会、建筑工程部和国务院城市建设总局的汇报。一位39岁的中年干部，自始至终参加了这3天的汇报工作。此人个子瘦长，穿一身中山装，长方脸，前额开阔，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他从1952年8月起担任建筑工程部副部长，从1955年4月起担任国务院城市建设总局局长、党组书记。这是他第一次零距离拜见毛泽东。
毛泽东问：“这个年轻人是谁呀？”建筑工程部部长刘秀峰向毛泽东介绍了自己的副手：“主席，他就是城市建设总局局长万里同志。”毛泽东跟万里握手：“哦，你好呀，万里同志。你的名字很响亮，也很好记。”
坐定之后，毛泽东问万里：“什么地方人？”万里回答说：“山东。”毛泽东又问：“山东哪里呀？”“东平。”毛泽东问一句，万里就答一句。“哦，原来是梁山泊人氏！”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文化烂熟于胸，了如指掌。接着又问道，看过《水浒传》吗？”“看过。”“《金瓶梅》呢？”“没有看过。”万里摇摇头。
毛泽东怎么会忽然提起《金瓶梅》呢？那是因为《金瓶梅》是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嫂潘金莲的故事展开的情节，正跟东平有关。《金瓶梅》通过深刻揭露集官僚、恶霸、富商于一身的西门庆的骄奢淫逸，反映了明代中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毛泽东说：“《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毛泽东还说，《金瓶梅》写得好呀，上自官宦下至市井平民，人物刻画栩栩如生。先有《金瓶梅》，后有《红楼梦》。
汇报之前的这个插曲，使会见的气氛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万里在见了毛泽东之后，赶紧去借《金瓶梅》。当时《金瓶梅》被列为“禁书”，万里一时找不到，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王昆仑听说之后，便送了一套线装的《金瓶梅》给万里。王昆仑出身无锡望族，喜爱收藏，所以家中有线装《金瓶梅》。万里细读《金瓶梅》，方知《金瓶梅》写的是宋徽宗政和年间风流子弟西门庆的故事，而西门庆正是山东省东平府清河县人氏，所以故事就以万里的家乡东平为背景展开。令万里感到特别亲切的是，《金瓶梅》中人物对话经常夹杂着东平土话俚语。万里读罢《金瓶梅》，深深佩服毛泽东学识之广——自己作为东平人竟然未读过《金瓶梅》，而毛泽东一听说他是东平人就提及了《金瓶梅》。不过，当时不知内情者都觉得讶异，这位干工作如同拼命三郎的城市建设总局局长，怎么忽然有闲情逸致研读起《金瓶梅》来了……
喝着梁山泊的水长大
“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每一个读过《水浒传》的人，都被梁山泊的爽朗豪迈气魄所折服。梁山泊，亦即梁山水泊。梁山水泊是因梁山而得名，“梁山”今在梁山县，而“水泊”则今在东平县，亦即东平湖。东平县有两个县城：一是老县城，叫做州城镇；一是新县城，叫做东平镇。万里的老家，在州城镇。万里便是出生于这座千年古城，喝着梁山泊的水长大。
万里出生于1916年12月1日。据万里的大妹万云对笔者说，那时候农村里不大重视生日，只记得万里生于1916年12月。后来参加革命，出生要写年月日，好吧，那就写1916年12月1日。边涛（万里夫人）的生日也是这样，她只记得出生于6月，那就写成6月1日。
在东平，万家不是大姓。在万里出生的时候，东平似乎只有他这一家姓万，这是因为万家并不是东平本地人。万家祖籍曹州，即今日山东菏泽。万家是从万里祖父那一代开始迁往东平安家的。万里祖父万凤林生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曾被封为五品武官。1890年，由于东平爆发匪患，47岁的万凤林被任命为步兵督头，率部前往东平剿匪。万凤林一举为民除匪，深得民众拥戴。在东平，万凤林与州城大户宫家的女儿宫氏成亲。由于万凤林当时客居东平，并无房屋，今日的万里故居乃万宫氏的陪嫁嫁妆。万凤林与宫氏婚后，生4男3女。1911年2月，万凤林病逝。万家倒了顶梁柱，从此家道中落。万宫氏虽然出身于富贵之家，却并不娇生惯养，颇能吃苦耐劳。万宫氏苦苦支撑，拉扯7个子女长大成人。这4男3女相继成家之后，万家人口更加众多，经济日益困顿。
也正因为万家从官府人家衰落到普通百姓，万家子女也就跟普通百姓共命运。在万家4男3女之中，出现了两位中国共产党党员——万金章和万丹如先后入党——万金章还成为革命烈士。
万里的“行星”和“恒星”
万里的父亲万金山，是万宫氏所生的第3个儿子。万里的母亲牛惠芳，是东平县新湖乡牛圈村人。万金山的长子出生那一年是龙年。万金山喜得“龙子”，为孩子取名万明礼。“明”是万家的辈分，“礼”是取义于《论语》“不学礼，无以立”，明礼”则是“知书明礼”之意。东平离孔子老家曲阜很近，所以万家深受儒家学说影响，以儒家学说的核心词之一“礼”给长子取名。万明礼后来参加革命时，自己改名，去掉“明”字，以“礼”的谐音“里”为名，改为万里，从此以万里之名传世。
万金山、牛惠芳在万里之后，曾经又生一子，在出生10个月之后不幸夭折。这样，万里成了独子。1931年，牛惠芳生长女万秀云，1932年，生次女万秀玲。两位女儿参加革命之后，去掉“秀”字，万秀云改名万云，而万秀玲改名万玲。
在万里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万家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万金山在家里待不住了，只身离家闯天下去。万金山离家的时候，万里才两岁。万金山在外闯荡，去到山西，参加了阎锡山的部队。由于打仗勇敢，没几年工夫，当上了连长。万金山一身戎装，骑了高头大马，回到东平州城老家探亲。最使万里高兴的是，父亲送给他一个“音乐匣子”——手摇留声机。摇上一阵子手摇柄，上足了发条，放上黑色的圆盘（唱片），那留声机就会唱歌、唱戏。从那方匣子里传出的美妙歌声，使童年的万里如痴如醉。
父亲给小小年纪的万里留下的印象是“行星”，父亲只有在休假时才从阎锡山的部队回到家中，每逢这个时候便成了家中最欢乐的日子。父亲格外钟爱自己的独子。母亲和奶奶则是“恒星”，一直在他身边细心地照料。尤其是他的母亲，在家中最困难的时候，艰难地迈着那双小脚，给地主洗衣、打短工，到田里拾麦穗。 “九一八”震撼他的心
州城是一个有着浓厚文化氛围的古镇，孔孟儒学思想深入千家万户。虽然家庭贫困，万里的父母都深知孩子“知书明礼”的重要。1923年，万里7岁，父母和奶奶把他送进附近的私塾学习。据传说，万里上私塾才一年，就在私塾老师、一位清末老秀才的指点下，不仅会背《三字经》《百家姓》，而且居然能背出整部6000字的《论语》——虽说当时的他对其中深奥的哲理不甚理解。那位清末老秀才对万里的评价是：“孺子可教也！”
看到儿子聪颖、用功、“可教”，父母决定在1924年把8岁的万里送进东平县立书院小学学习。万里当年的同班同学回忆说，万里读书很用功，作文不错，喜欢写作。在升入六年级的时候，班上办起一份手抄的报纸《前锋周报》，万里经常写稿。给老同学印象深刻的是，万里喜爱体育运动，他当时最爱的是打乒乓球，他的大板扣球在小伙伴之中是很出名的。书院小学毕竟是老牌学校，校园里有两个网球场。万里在书院小学里学会打网球，以致终身喜爱这一体育运动。老同学们回忆说，每一次学校里举行网球比赛，万里总是稳拿冠军。
1930年，14岁的万里在书院小学毕业。这个时候，他仍是家中唯一的孩子，他的两个妹妹尚未出生。父母寄希望于万里，让他继续学业上初中。东平原本没有中学，万里很幸运，就在他从书院小学毕业的那年，东平县的第一所中学——东平县立初级中学——在东平州城诞生。这所新创办的中学，是由东平县乡土教育家范德如先生捐款3万余银元创办的，万里成为首批学生。万里的知识面日渐扩大，也渐渐懂事。在万里上初中的那3年之中，他的两个妹妹相继出生。万里在上学之余，帮助奶奶、妈妈做家务，照料两个小妹妹。
对于万里来说，在他上初二的时候发生的一件大事，强烈地震撼着他的心灵。那是在度过暑假之后，开学不久，1931年9月18日日军便攻占了沈阳北大营，翌日占领整个沈阳城。消息传出，全国震惊。抗日浪潮席卷全中国。东平很多“闯关东”的乡亲从东北逃回家乡，他们衣衫褴褛，诉说着日本军人在东北如何横行霸道，激起了学生们的无比愤慨。作为东平当时最高学府的东平县立初级中学成了东平抗日运动的中心，教师和学生们上街游行，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万里成为东平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洗礼。
1932年，东平县成立了以县中师生为主体的抗日联合会。万里关注着时事，关注着日军侵华的动向，关注着全国各地的抗日运动。也就从那个时候起，他养成了读报的习惯。就在即将从东平县立初级中学毕业的时候，1932年9月4日，万里从报纸上读到一条大快人心的消息：张宗昌被山东省政府参议员郑继成枪杀于津浦铁路济南车站！
“混世魔王”张宗昌乃北洋军阀。山东百姓称他为“狗肉将军”——他嗜赌成癖，终日与骨牌为伍，山东人称玩牌九叫“吃狗肉”。又称他是“三不知将军”——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条枪，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报纸报道了张宗昌遇刺的消息，万里为张宗昌罪有应得而称快，同时也从张宗昌身上看到山东当局的腐败。
1933年，17岁的万里从东平县立初级中学毕业。
跨进曲阜师范的大门
万里这位喝着梁山泊的水长大的汉子，在初中毕业之后，又来到一个富有鲜明中国文化印记的城市——孔子故里曲阜。
孔子是曲阜的灵魂，孔庙是曲阜的核心。就在孔庙之侧，与孔庙仅一墙之隔，那里有一所学校——山东省曲阜师范学校。在今日校园的正中位置，横放着一块硕大的石碑，上面镌刻着红色硬笔草书：
培养优秀的文化与道德的播种师
万里
1985年12月
万里极少题词，他破例为山东省曲阜师范学校题词，因为他对这所学校充满深厚、诚挚的感情——这是他的母校，1933年至1936年，他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3个春秋。
这块石碑是用两个箭状的石柱支撑的。箭即矢，“二矢”意即“二师”。万里在这所学校开始上学的时候，学校叫“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简称“二师”。
万里从初中毕业后，期望着继续升学。但是家庭经济拮据，难以承担万里上普通高中的费用。万里得知曲阜二师不仅免除学费，免除住宿费，发给统一的校服，而且每月还“官支”5枚大洋作为膳食费，于是决心报考师范学校。最终，万里如愿考上了曲阜二师，被编入第三班，那是一个外语重点班。原本就以文史见长的万里，对于文史课最有兴趣，他的文史类课程的成绩总是在班上名列前茅。
曲阜二师的教师之中，居然有碧眼高鼻的洋人。曲阜二师很重视外语教育，因为曲阜二师以培养中小学师资为目的，中小学很需要外语课老师。万里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订阅了英文杂志《中国的呼声》。另外，在曲阜二师图书馆里，也有许多英文原版图书。他一边查英汉辞典，一边阅读英文书刊。他在阅读中不断开拓视野。懂得英语，仿佛为他打开一扇了解世界的新的窗口。
最使万里欣喜的是，曲阜二师这所孔夫子圣传之下的学校，居然也有“洋玩意儿”——网球场。在校园的荷花池东侧，居然有两个比较正规的网球场。这清楚表明，“西风”已经吹进这所被儒家学说浸透的学校。万里打网球很“刁钻”，他常常吊底线放小球，使得对手应接不暇，疲于奔命。万里的同学、后来成为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的袁振回忆说，万里打网球，经常在球场上把别人搞得满头大汗。袁振还回忆说，万里在上学时头脑聪明、身材高大，被同学们公认是文武全才。文的吹拉弹唱样样都会，还能写一手好文章，武的就是打一手好网球。
“红”与“黑”的较量
处在“圣脉儒根”上的曲阜二师，从建校开始就倡导尊孔读经。每年曲阜举行祭孔大典时，二师全体学生必定盛装出席，并对至圣先师孔子像五鞠躬。照理，在孔子故里的曲阜二师学习，应当把万里“熏陶”成儒家弟子。然而完全出乎意料，与孔庙仅一墙之隔的曲阜二师，却盛行新文化。“红”与“黑”，左翼与右翼，在曲阜二师激烈地较量着。 就在万里进入曲阜二师的前一年（1932年）5月20日，校长杨书田带领韩复榘手枪旅及国民党曲阜县大队在学校进行大逮捕，抓走中共党员和进步师生24人。随后把他们押解到济南，判处5～13年徒刑，有的甚至惨死在狱中。中共曲阜二师支部遭到严重破坏。
杨书田扬言，要把曲阜二师建成“反共堡垒”。杨书田最厉害的一手，是用金钱收买一些学生作为暗探，不时给杨书田递上小报告。进步学生把这些暗探斥为“狗子”。
1933年万里考取曲阜二师的时候，正是“红”退“黑”进的时候，正是杨书田在曲阜二师实行白色恐怖的时候。
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
在曲阜二师，万里日渐成长。从17岁到20岁，万里在曲阜二师度过的3年，是他人生重要的3年，不仅打下了学业的坚实基础，而且走上了红色之路。
万里非常喜欢读书。曲阜二师图书馆有着丰富的藏书，万里不断地向图书馆借书，把大量学余时间花费在阅读文学名著上。他当时爱读文学作品，尤其喜欢法国作家大仲马、雨果、莫泊桑的作品和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其中，雨果的《悲惨世界》，还有雨果记述法国大革命的史诗《九三年》，都使万里深受感动。在中国作家之中，万里爱读鲁迅的杂文。万里曾经说，不管用什么笔名写作，他都能辨认出鲁迅的文章。透过鲁迅那匕首般锋利的笔，万里对中国严酷的社会现实有了认识。
万里组织了读书会，跟喜爱读书的同学交换书刊，谈论读书心得，谈论抗日局势。参加读书会的大都是进步青年，这样，万里通过读书会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思想活跃的朋友。“狗子”们注意起万里的读书会，也混了进来。不过“狗子”们参加了读书会的几次讨论之后，并没有发现“共党”活动的迹象，也就不了了之。
说实在的，中共党组织自从在曲阜二师蒙受沉重的打击之后，在杨书田的高压政策下，确实已经销声匿迹。曲阜二师没有“共党”，杨书田高枕无忧。
1934年，“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改名“山东省立曲阜师范学校”，从此学校的简称也就从“二师”改为“曲师”。曲师的“太平盛世”没有维持多久，风波骤起，使校长杨书田再度紧张了起来。那是1935年冬，万里已经进入了三年级。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这便是震撼全国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支持北平的学生运动。向来喜欢读报、关注时局的万里，也从报纸上得知消息。12月11日，济南高中的学生安积善等人派专人给曲师的同学们送来一封信，除详细报告了北平和济南学生的斗争情况之外，还捎来了一份济南学生的《罢课宣言》。12月12日，这份《罢课宣言》辗转落到了万里等同学的手中。
当天下午，万里跟几个同学在宿舍召开会议，商量组织同学们响应北平济南学生号召，开展罢课斗争，进行抗日宣传。会议从午后一直开到晚上，分别制定了罢课斗争、上街游行、进行社会宣传的方案，并参照北平济南学生捎来的样品写出了“罢课宣言”。万里成了这次学生运动的组织策划者和核心，从组织开会到撰写材料，从准备物品到落实人员，整整忙了一夜。
但斗争很快被学校当局扼杀了。第二天早晨，看到学生们异样的举止，再加上早已打探到学生们举行罢课的消息，老奸巨猾的杨书田突然宣布所谓的省教育厅放假令，早饭后所有学生提前放假回家，任何人不准在学校滞留。布告贴出后，又调来了曲阜警察驱赶押送学生们即刻出校。凛冽的寒风中，同学们被赶出了校门，只得怀着悲愤离校回家。万里等人不得不将还没来得及散发的宣言和传单带到姚村火车站，向过往的行人散发出去。（刘振佳《万里与曲阜师范》，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版）
从那以后，万里成了曲师学生中的核心人物——虽说他当时并非中共党员。在校长杨书田的眼里，万里是网球场上的活跃人物，是图书馆里的热心读者没有想到，进入三年级的万里对于政治是那样的关心、对于抗日是那样的热心。尽管杨书田派出“狗子”跟踪万里，但是没有发现万里有什么“越轨”的行为，只得暂且不对他采取行动。
红色的起点
1936年1月，寒假结束之后，曲师来了一个23岁的插班生，名叫周应奎。据说，他原本是在山东省立菏泽第五师范学习，因为投奔曲阜的亲戚，就转学到曲师。周应奎大约是新来乍到，在曲师没有什么熟人，所以总是形单影只，茕茕孑立，不合群。“狗子”们注意了他几天，也就失去了兴趣。
殊不知，这个周应奎来历不凡。他被菏泽省立第五师范以“共党嫌疑”开除后，居然又平安进入曲师，并没有被校长杨书田发现。来到曲师之后，周应奎很快从组织上得知，那里的学生管戈是中共地下党员。他迅速跟管戈接上关系。不久，他和管戈在曲师先后介绍了曹宇光、朱启昭、张建国、杨震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真是“春风吹又生”，受到严重打击的曲师中共组织，经过4年之后，又在这里生根，建立起了曲阜师范党支部，管戈为支部书记，周应奎为组织委员。
由于万里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表现突出，杨书田关注他，中共地下组织也关注他，“黑”与“红”双方都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万里。
1936年上半年，是万里在曲师学习的最后一个学期。当时，有着“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的著名学者梁漱溟与梁仲华等人在山东中部的邹平县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梁漱溟倡导“乡村建设运动”，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是一个思想开明的人，他非常赞赏“乡村建设运动”，要求所有中专毕业生一律参加乡村教育军训，时间为两个月至半年。万里作为师范中专毕业生，也必须参加乡村教育军训。
何思源为了安排中专毕业生的乡村教育军训，在山东省设立了许多训练区，每个训练区专设训练处。曲师被分在“山东省立八校师范服务训练处”，地点在济宁东郊南贾村西南角的一座寺庙里。万里在1936年春节之后从东平回到曲师，一个月后，与毕业班的同学一起乘坐汽车前往离曲阜约100公里的济宁，参加为期5个月的乡村教育军训。同学们就住在那座寺庙里。4月中旬的一天，正在寺庙宿舍里的万里，忽然听同学说有人来找他。万里应声出去，看见门外站着他的东平老乡，名叫董临仪。 董临仪年长万里4岁，在万里进入东平县初级中学那一年（1930年），董临仪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简称“济南乡师”）。由于彼此都是师范学校学生，所以万里认识董临仪，但是并不很熟悉。万里曾经听说，1931年12月中旬，董临仪曾经参加鲁南7所学校2000多名学生的抗日南下请愿行动。董临仪突然出现在万里面前，万里不知何事。董临仪只是说，路过济宁，听说万里在这里参加乡村教育军训，就来看望。
董临仪同万里一起外出散步，在聊天之中发觉彼此很谈得来。董临仪竟然就在南贾村住了下来。那几天，董临仪几乎每天都来看望万里，万里也去董临仪住处回访。他们是同乡，又同为师范生，所以从教育、农村渐渐谈到抗日，谈到政局。当董临仪提起曲阜师范那位杨书田校长时，万里自然而然流露出厌恶、反感的情绪。
其实董临仪是有备而来。
1934年夏末，一位也曾在“济南乡师”念书的老同学来到东平梁山，住在董临仪家中。他叫赵健民，与董临仪同龄，政治上却要成熟得多。赵健民在193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5月出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赵健民住在董临仪家的那些日子里，董临仪经赵健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赵健民走后，董临仪又发展妹妹董文华和彭村青年教师王伯谋入了党。
1936年，受赵健民指派，董临仪以中共山东省委巡视员身份在东平及鲁西南一带活动，发展党员。董临仪得知，万里在曲师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表现很好，于是就专程到济宁南贾村这么偏僻的地方找万里谈话。董临仪在与万里的彻夜长谈中，确认万里思想进步，是一个值得发展入党的对象，便渐渐向万里透露了自己的政治身份。
董临仪终于直截了当地问万里，愿不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万里似乎在与董临仪交谈中已经有了思想准备，所以很干脆地回答，我愿意，就是不知道是否合格。董临仪告诉万里，经过组织上的考察，认为你符合入党条件。
就这样，1936年5月1日，在董临仪的住处，不到20周岁的万里举起右手，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宣誓毕，董临仪告诉万里，他已经是中共候补党员，候补期为半年。那个不平常的夜晚，成为万里一生红色的起点。
对于万里来说，曲师的3年是难忘的：他不仅完成了师范学业，而且在毕业前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作者系文史学者、传记作家、本刊编委）
1956年2月，春风吹拂中南海。从19日至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的颐年堂，连续花3天时间，分别听取建筑工业委员会、建筑工程部和国务院城市建设总局的汇报。一位39岁的中年干部，自始至终参加了这3天的汇报工作。此人个子瘦长，穿一身中山装，长方脸，前额开阔，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他从1952年8月起担任建筑工程部副部长，从1955年4月起担任国务院城市建设总局局长、党组书记。这是他第一次零距离拜见毛泽东。
毛泽东问：“这个年轻人是谁呀？”建筑工程部部长刘秀峰向毛泽东介绍了自己的副手：“主席，他就是城市建设总局局长万里同志。”毛泽东跟万里握手：“哦，你好呀，万里同志。你的名字很响亮，也很好记。”
坐定之后，毛泽东问万里：“什么地方人？”万里回答说：“山东。”毛泽东又问：“山东哪里呀？”“东平。”毛泽东问一句，万里就答一句。“哦，原来是梁山泊人氏！”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文化烂熟于胸，了如指掌。接着又问道，看过《水浒传》吗？”“看过。”“《金瓶梅》呢？”“没有看过。”万里摇摇头。
毛泽东怎么会忽然提起《金瓶梅》呢？那是因为《金瓶梅》是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嫂潘金莲的故事展开的情节，正跟东平有关。《金瓶梅》通过深刻揭露集官僚、恶霸、富商于一身的西门庆的骄奢淫逸，反映了明代中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毛泽东说：“《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毛泽东还说，《金瓶梅》写得好呀，上自官宦下至市井平民，人物刻画栩栩如生。先有《金瓶梅》，后有《红楼梦》。
汇报之前的这个插曲，使会见的气氛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万里在见了毛泽东之后，赶紧去借《金瓶梅》。当时《金瓶梅》被列为“禁书”，万里一时找不到，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王昆仑听说之后，便送了一套线装的《金瓶梅》给万里。王昆仑出身无锡望族，喜爱收藏，所以家中有线装《金瓶梅》。万里细读《金瓶梅》，方知《金瓶梅》写的是宋徽宗政和年间风流子弟西门庆的故事，而西门庆正是山东省东平府清河县人氏，所以故事就以万里的家乡东平为背景展开。令万里感到特别亲切的是，《金瓶梅》中人物对话经常夹杂着东平土话俚语。万里读罢《金瓶梅》，深深佩服毛泽东学识之广——自己作为东平人竟然未读过《金瓶梅》，而毛泽东一听说他是东平人就提及了《金瓶梅》。不过，当时不知内情者都觉得讶异，这位干工作如同拼命三郎的城市建设总局局长，怎么忽然有闲情逸致研读起《金瓶梅》来了……
喝着梁山泊的水长大
“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每一个读过《水浒传》的人，都被梁山泊的爽朗豪迈气魄所折服。梁山泊，亦即梁山水泊。梁山水泊是因梁山而得名，“梁山”今在梁山县，而“水泊”则今在东平县，亦即东平湖。东平县有两个县城：一是老县城，叫做州城镇；一是新县城，叫做东平镇。万里的老家，在州城镇。万里便是出生于这座千年古城，喝着梁山泊的水长大。
万里出生于1916年12月1日。据万里的大妹万云对笔者说，那时候农村里不大重视生日，只记得万里生于1916年12月。后来参加革命，出生要写年月日，好吧，那就写1916年12月1日。边涛（万里夫人）的生日也是这样，她只记得出生于6月，那就写成6月1日。
在东平，万家不是大姓。在万里出生的时候，东平似乎只有他这一家姓万，这是因为万家并不是东平本地人。万家祖籍曹州，即今日山东菏泽。万家是从万里祖父那一代开始迁往东平安家的。万里祖父万凤林生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曾被封为五品武官。1890年，由于东平爆发匪患，47岁的万凤林被任命为步兵督头，率部前往东平剿匪。万凤林一举为民除匪，深得民众拥戴。在东平，万凤林与州城大户宫家的女儿宫氏成亲。由于万凤林当时客居东平，并无房屋，今日的万里故居乃万宫氏的陪嫁嫁妆。万凤林与宫氏婚后，生4男3女。1911年2月，万凤林病逝。万家倒了顶梁柱，从此家道中落。万宫氏虽然出身于富贵之家，却并不娇生惯养，颇能吃苦耐劳。万宫氏苦苦支撑，拉扯7个子女长大成人。这4男3女相继成家之后，万家人口更加众多，经济日益困顿。
也正因为万家从官府人家衰落到普通百姓，万家子女也就跟普通百姓共命运。在万家4男3女之中，出现了两位中国共产党党员——万金章和万丹如先后入党——万金章还成为革命烈士。
万里的“行星”和“恒星”
万里的父亲万金山，是万宫氏所生的第3个儿子。万里的母亲牛惠芳，是东平县新湖乡牛圈村人。万金山的长子出生那一年是龙年。万金山喜得“龙子”，为孩子取名万明礼。“明”是万家的辈分，“礼”是取义于《论语》“不学礼，无以立”，明礼”则是“知书明礼”之意。东平离孔子老家曲阜很近，所以万家深受儒家学说影响，以儒家学说的核心词之一“礼”给长子取名。万明礼后来参加革命时，自己改名，去掉“明”字，以“礼”的谐音“里”为名，改为万里，从此以万里之名传世。
万金山、牛惠芳在万里之后，曾经又生一子，在出生10个月之后不幸夭折。这样，万里成了独子。1931年，牛惠芳生长女万秀云，1932年，生次女万秀玲。两位女儿参加革命之后，去掉“秀”字，万秀云改名万云，而万秀玲改名万玲。
在万里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万家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万金山在家里待不住了，只身离家闯天下去。万金山离家的时候，万里才两岁。万金山在外闯荡，去到山西，参加了阎锡山的部队。由于打仗勇敢，没几年工夫，当上了连长。万金山一身戎装，骑了高头大马，回到东平州城老家探亲。最使万里高兴的是，父亲送给他一个“音乐匣子”——手摇留声机。摇上一阵子手摇柄，上足了发条，放上黑色的圆盘（唱片），那留声机就会唱歌、唱戏。从那方匣子里传出的美妙歌声，使童年的万里如痴如醉。
父亲给小小年纪的万里留下的印象是“行星”，父亲只有在休假时才从阎锡山的部队回到家中，每逢这个时候便成了家中最欢乐的日子。父亲格外钟爱自己的独子。母亲和奶奶则是“恒星”，一直在他身边细心地照料。尤其是他的母亲，在家中最困难的时候，艰难地迈着那双小脚，给地主洗衣、打短工，到田里拾麦穗。 “九一八”震撼他的心
州城是一个有着浓厚文化氛围的古镇，孔孟儒学思想深入千家万户。虽然家庭贫困，万里的父母都深知孩子“知书明礼”的重要。1923年，万里7岁，父母和奶奶把他送进附近的私塾学习。据传说，万里上私塾才一年，就在私塾老师、一位清末老秀才的指点下，不仅会背《三字经》《百家姓》，而且居然能背出整部6000字的《论语》——虽说当时的他对其中深奥的哲理不甚理解。那位清末老秀才对万里的评价是：“孺子可教也！”
看到儿子聪颖、用功、“可教”，父母决定在1924年把8岁的万里送进东平县立书院小学学习。万里当年的同班同学回忆说，万里读书很用功，作文不错，喜欢写作。在升入六年级的时候，班上办起一份手抄的报纸《前锋周报》，万里经常写稿。给老同学印象深刻的是，万里喜爱体育运动，他当时最爱的是打乒乓球，他的大板扣球在小伙伴之中是很出名的。书院小学毕竟是老牌学校，校园里有两个网球场。万里在书院小学里学会打网球，以致终身喜爱这一体育运动。老同学们回忆说，每一次学校里举行网球比赛，万里总是稳拿冠军。
1930年，14岁的万里在书院小学毕业。这个时候，他仍是家中唯一的孩子，他的两个妹妹尚未出生。父母寄希望于万里，让他继续学业上初中。东平原本没有中学，万里很幸运，就在他从书院小学毕业的那年，东平县的第一所中学——东平县立初级中学——在东平州城诞生。这所新创办的中学，是由东平县乡土教育家范德如先生捐款3万余银元创办的，万里成为首批学生。万里的知识面日渐扩大，也渐渐懂事。在万里上初中的那3年之中，他的两个妹妹相继出生。万里在上学之余，帮助奶奶、妈妈做家务，照料两个小妹妹。
对于万里来说，在他上初二的时候发生的一件大事，强烈地震撼着他的心灵。那是在度过暑假之后，开学不久，1931年9月18日日军便攻占了沈阳北大营，翌日占领整个沈阳城。消息传出，全国震惊。抗日浪潮席卷全中国。东平很多“闯关东”的乡亲从东北逃回家乡，他们衣衫褴褛，诉说着日本军人在东北如何横行霸道，激起了学生们的无比愤慨。作为东平当时最高学府的东平县立初级中学成了东平抗日运动的中心，教师和学生们上街游行，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万里成为东平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洗礼。
1932年，东平县成立了以县中师生为主体的抗日联合会。万里关注着时事，关注着日军侵华的动向，关注着全国各地的抗日运动。也就从那个时候起，他养成了读报的习惯。就在即将从东平县立初级中学毕业的时候，1932年9月4日，万里从报纸上读到一条大快人心的消息：张宗昌被山东省政府参议员郑继成枪杀于津浦铁路济南车站！
“混世魔王”张宗昌乃北洋军阀。山东百姓称他为“狗肉将军”——他嗜赌成癖，终日与骨牌为伍，山东人称玩牌九叫“吃狗肉”。又称他是“三不知将军”——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条枪，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报纸报道了张宗昌遇刺的消息，万里为张宗昌罪有应得而称快，同时也从张宗昌身上看到山东当局的腐败。
1933年，17岁的万里从东平县立初级中学毕业。
跨进曲阜师范的大门
万里这位喝着梁山泊的水长大的汉子，在初中毕业之后，又来到一个富有鲜明中国文化印记的城市——孔子故里曲阜。
孔子是曲阜的灵魂，孔庙是曲阜的核心。就在孔庙之侧，与孔庙仅一墙之隔，那里有一所学校——山东省曲阜师范学校。在今日校园的正中位置，横放着一块硕大的石碑，上面镌刻着红色硬笔草书：
培养优秀的文化与道德的播种师
万里
1985年12月
万里极少题词，他破例为山东省曲阜师范学校题词，因为他对这所学校充满深厚、诚挚的感情——这是他的母校，1933年至1936年，他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3个春秋。
这块石碑是用两个箭状的石柱支撑的。箭即矢，“二矢”意即“二师”。万里在这所学校开始上学的时候，学校叫“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简称“二师”。
万里从初中毕业后，期望着继续升学。但是家庭经济拮据，难以承担万里上普通高中的费用。万里得知曲阜二师不仅免除学费，免除住宿费，发给统一的校服，而且每月还“官支”5枚大洋作为膳食费，于是决心报考师范学校。最终，万里如愿考上了曲阜二师，被编入第三班，那是一个外语重点班。原本就以文史见长的万里，对于文史课最有兴趣，他的文史类课程的成绩总是在班上名列前茅。
曲阜二师的教师之中，居然有碧眼高鼻的洋人。曲阜二师很重视外语教育，因为曲阜二师以培养中小学师资为目的，中小学很需要外语课老师。万里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订阅了英文杂志《中国的呼声》。另外，在曲阜二师图书馆里，也有许多英文原版图书。他一边查英汉辞典，一边阅读英文书刊。他在阅读中不断开拓视野。懂得英语，仿佛为他打开一扇了解世界的新的窗口。
最使万里欣喜的是，曲阜二师这所孔夫子圣传之下的学校，居然也有“洋玩意儿”——网球场。在校园的荷花池东侧，居然有两个比较正规的网球场。这清楚表明，“西风”已经吹进这所被儒家学说浸透的学校。万里打网球很“刁钻”，他常常吊底线放小球，使得对手应接不暇，疲于奔命。万里的同学、后来成为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的袁振回忆说，万里打网球，经常在球场上把别人搞得满头大汗。袁振还回忆说，万里在上学时头脑聪明、身材高大，被同学们公认是文武全才。文的吹拉弹唱样样都会，还能写一手好文章，武的就是打一手好网球。
“红”与“黑”的较量
处在“圣脉儒根”上的曲阜二师，从建校开始就倡导尊孔读经。每年曲阜举行祭孔大典时，二师全体学生必定盛装出席，并对至圣先师孔子像五鞠躬。照理，在孔子故里的曲阜二师学习，应当把万里“熏陶”成儒家弟子。然而完全出乎意料，与孔庙仅一墙之隔的曲阜二师，却盛行新文化。“红”与“黑”，左翼与右翼，在曲阜二师激烈地较量着。 就在万里进入曲阜二师的前一年（1932年）5月20日，校长杨书田带领韩复榘手枪旅及国民党曲阜县大队在学校进行大逮捕，抓走中共党员和进步师生24人。随后把他们押解到济南，判处5～13年徒刑，有的甚至惨死在狱中。中共曲阜二师支部遭到严重破坏。
杨书田扬言，要把曲阜二师建成“反共堡垒”。杨书田最厉害的一手，是用金钱收买一些学生作为暗探，不时给杨书田递上小报告。进步学生把这些暗探斥为“狗子”。
1933年万里考取曲阜二师的时候，正是“红”退“黑”进的时候，正是杨书田在曲阜二师实行白色恐怖的时候。
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
在曲阜二师，万里日渐成长。从17岁到20岁，万里在曲阜二师度过的3年，是他人生重要的3年，不仅打下了学业的坚实基础，而且走上了红色之路。
万里非常喜欢读书。曲阜二师图书馆有着丰富的藏书，万里不断地向图书馆借书，把大量学余时间花费在阅读文学名著上。他当时爱读文学作品，尤其喜欢法国作家大仲马、雨果、莫泊桑的作品和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其中，雨果的《悲惨世界》，还有雨果记述法国大革命的史诗《九三年》，都使万里深受感动。在中国作家之中，万里爱读鲁迅的杂文。万里曾经说，不管用什么笔名写作，他都能辨认出鲁迅的文章。透过鲁迅那匕首般锋利的笔，万里对中国严酷的社会现实有了认识。
万里组织了读书会，跟喜爱读书的同学交换书刊，谈论读书心得，谈论抗日局势。参加读书会的大都是进步青年，这样，万里通过读书会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思想活跃的朋友。“狗子”们注意起万里的读书会，也混了进来。不过“狗子”们参加了读书会的几次讨论之后，并没有发现“共党”活动的迹象，也就不了了之。
说实在的，中共党组织自从在曲阜二师蒙受沉重的打击之后，在杨书田的高压政策下，确实已经销声匿迹。曲阜二师没有“共党”，杨书田高枕无忧。
1934年，“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改名“山东省立曲阜师范学校”，从此学校的简称也就从“二师”改为“曲师”。曲师的“太平盛世”没有维持多久，风波骤起，使校长杨书田再度紧张了起来。那是1935年冬，万里已经进入了三年级。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这便是震撼全国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支持北平的学生运动。向来喜欢读报、关注时局的万里，也从报纸上得知消息。12月11日，济南高中的学生安积善等人派专人给曲师的同学们送来一封信，除详细报告了北平和济南学生的斗争情况之外，还捎来了一份济南学生的《罢课宣言》。12月12日，这份《罢课宣言》辗转落到了万里等同学的手中。
当天下午，万里跟几个同学在宿舍召开会议，商量组织同学们响应北平济南学生号召，开展罢课斗争，进行抗日宣传。会议从午后一直开到晚上，分别制定了罢课斗争、上街游行、进行社会宣传的方案，并参照北平济南学生捎来的样品写出了“罢课宣言”。万里成了这次学生运动的组织策划者和核心，从组织开会到撰写材料，从准备物品到落实人员，整整忙了一夜。
但斗争很快被学校当局扼杀了。第二天早晨，看到学生们异样的举止，再加上早已打探到学生们举行罢课的消息，老奸巨猾的杨书田突然宣布所谓的省教育厅放假令，早饭后所有学生提前放假回家，任何人不准在学校滞留。布告贴出后，又调来了曲阜警察驱赶押送学生们即刻出校。凛冽的寒风中，同学们被赶出了校门，只得怀着悲愤离校回家。万里等人不得不将还没来得及散发的宣言和传单带到姚村火车站，向过往的行人散发出去。（刘振佳《万里与曲阜师范》，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版）
从那以后，万里成了曲师学生中的核心人物——虽说他当时并非中共党员。在校长杨书田的眼里，万里是网球场上的活跃人物，是图书馆里的热心读者没有想到，进入三年级的万里对于政治是那样的关心、对于抗日是那样的热心。尽管杨书田派出“狗子”跟踪万里，但是没有发现万里有什么“越轨”的行为，只得暂且不对他采取行动。
红色的起点
1936年1月，寒假结束之后，曲师来了一个23岁的插班生，名叫周应奎。据说，他原本是在山东省立菏泽第五师范学习，因为投奔曲阜的亲戚，就转学到曲师。周应奎大约是新来乍到，在曲师没有什么熟人，所以总是形单影只，茕茕孑立，不合群。“狗子”们注意了他几天，也就失去了兴趣。
殊不知，这个周应奎来历不凡。他被菏泽省立第五师范以“共党嫌疑”开除后，居然又平安进入曲师，并没有被校长杨书田发现。来到曲师之后，周应奎很快从组织上得知，那里的学生管戈是中共地下党员。他迅速跟管戈接上关系。不久，他和管戈在曲师先后介绍了曹宇光、朱启昭、张建国、杨震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真是“春风吹又生”，受到严重打击的曲师中共组织，经过4年之后，又在这里生根，建立起了曲阜师范党支部，管戈为支部书记，周应奎为组织委员。
由于万里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表现突出，杨书田关注他，中共地下组织也关注他，“黑”与“红”双方都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万里。
1936年上半年，是万里在曲师学习的最后一个学期。当时，有着“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的著名学者梁漱溟与梁仲华等人在山东中部的邹平县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梁漱溟倡导“乡村建设运动”，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是一个思想开明的人，他非常赞赏“乡村建设运动”，要求所有中专毕业生一律参加乡村教育军训，时间为两个月至半年。万里作为师范中专毕业生，也必须参加乡村教育军训。
何思源为了安排中专毕业生的乡村教育军训，在山东省设立了许多训练区，每个训练区专设训练处。曲师被分在“山东省立八校师范服务训练处”，地点在济宁东郊南贾村西南角的一座寺庙里。万里在1936年春节之后从东平回到曲师，一个月后，与毕业班的同学一起乘坐汽车前往离曲阜约100公里的济宁，参加为期5个月的乡村教育军训。同学们就住在那座寺庙里。4月中旬的一天，正在寺庙宿舍里的万里，忽然听同学说有人来找他。万里应声出去，看见门外站着他的东平老乡，名叫董临仪。 董临仪年长万里4岁，在万里进入东平县初级中学那一年（1930年），董临仪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简称“济南乡师”）。由于彼此都是师范学校学生，所以万里认识董临仪，但是并不很熟悉。万里曾经听说，1931年12月中旬，董临仪曾经参加鲁南7所学校2000多名学生的抗日南下请愿行动。董临仪突然出现在万里面前，万里不知何事。董临仪只是说，路过济宁，听说万里在这里参加乡村教育军训，就来看望。
董临仪同万里一起外出散步，在聊天之中发觉彼此很谈得来。董临仪竟然就在南贾村住了下来。那几天，董临仪几乎每天都来看望万里，万里也去董临仪住处回访。他们是同乡，又同为师范生，所以从教育、农村渐渐谈到抗日，谈到政局。当董临仪提起曲阜师范那位杨书田校长时，万里自然而然流露出厌恶、反感的情绪。
其实董临仪是有备而来。
1934年夏末，一位也曾在“济南乡师”念书的老同学来到东平梁山，住在董临仪家中。他叫赵健民，与董临仪同龄，政治上却要成熟得多。赵健民在193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5月出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赵健民住在董临仪家的那些日子里，董临仪经赵健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赵健民走后，董临仪又发展妹妹董文华和彭村青年教师王伯谋入了党。
1936年，受赵健民指派，董临仪以中共山东省委巡视员身份在东平及鲁西南一带活动，发展党员。董临仪得知，万里在曲师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表现很好，于是就专程到济宁南贾村这么偏僻的地方找万里谈话。董临仪在与万里的彻夜长谈中，确认万里思想进步，是一个值得发展入党的对象，便渐渐向万里透露了自己的政治身份。
董临仪终于直截了当地问万里，愿不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万里似乎在与董临仪交谈中已经有了思想准备，所以很干脆地回答，我愿意，就是不知道是否合格。董临仪告诉万里，经过组织上的考察，认为你符合入党条件。
就这样，1936年5月1日，在董临仪的住处，不到20周岁的万里举起右手，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宣誓毕，董临仪告诉万里，他已经是中共候补党员，候补期为半年。那个不平常的夜晚，成为万里一生红色的起点。
对于万里来说，曲师的3年是难忘的：他不仅完成了师范学业，而且在毕业前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作者系文史学者、传记作家、本刊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