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然而，对于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正如王树增在《解放战争》中所说：政治家们和军事家们普遍充满焦虑。
　　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决定亲自去重庆与蒋介石会面。在谈判过程中，局部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在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上党，中共晋冀鲁豫军区以伤亡4000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11个师及1个挺进纵队共3.5万余人，不仅解除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直接威胁，而且有力地配合了重庆谈判，实现了中共“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预期。

艰难谈判

　　蒋介石或许没有想到毛泽东真的会来。因此，在毛泽东抵达重庆的当天，他才匆忙召集会议讨论对策。在会议上临时确定了三条谈判方针：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
　　蒋介石开出的价码是：承认解放区事实上是绝对行不通的，在中共真正做到军令政令统一之后，各县的行政人员经中央考核后酌情留任，省一级人员乃至省主席可以考虑邀请中共人士担任。关于政治问题，国民政府正考虑把战时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各党派代表都可以参加，但是中央政府的组织和人事暂不变动。如果中共方面现在就想参加政府，可以考虑。也可以增加中共在國民大会的代表名额，但是现在的国民代表不能重选。关于军队问题，国民政府能够允许的最高限度是：中共军队整编为12个师。
　　坐在对面的毛泽东不置可否。共产党方面早已得到关于蒋介石谈判底线的情报，这份由中共南方局提供的情报相当准确：蒋介石在军队问题上最后可能让步到16个师，国民大会的代表名额可以让步到百分之七。至于蒋介石说的省主席一职可以考虑邀请中共人士担任，情报援引国民党内部人士的说法是：到非让步不可的时候，蒋介石打算让毛泽东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

狼烟已起

　　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在华美军在战局中充当着十分戏剧性的角色：他们一边为蒋介石运送兵力，一边又帮助共产党人下了一步至关重要的棋——用他们的飞机将中共将领送往前线。
　　此事说来也巧，就在滞留延安的共产党将领急需返回各解放区的时候，一架美军观察组的运输机恰好从西安飞到延安，共产党人便问美军飞行员说，能否运送几个人去太行山？出人意料的是，美方痛快地答应了。
　　飞机驶离延安的那天，中央外事联络科长黄华为美军飞行员送行，当他看见机翼下准备登机的一行人时，他大吃一惊，这些人不是别人，正是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薄一波、林彪、滕代远、张际春、陈赓、陈再道、陈锡联、萧劲光、宋时轮、杨得志、李天佑、邓华、王近山、傅秋涛、邓克明、江华和聂鹤亭。黄华当即向杨尚昆请求陪同飞行，万一出了问题，他还可以充当翻译。就这样，21位共产党高级将领在那个狭小逼仄的道格拉斯运输机货舱里挤了四个小时，最后飞机稳稳地降落在太行山深处的一个简易机场。
　　结束了这场阴差阳错的飞行后，共产党将领们立即奔赴各解放区。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等人马不停蹄地赶往了位于涉县赤岸村的军区司令部。15天后，一场战役在山西东南部的上党打响，也就此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

围点打援

　　1945年9月10日，上党战役正式打响。10日凌晨2时30分，我太行纵队在秦基伟司令员指挥下，向屯留、上村发起攻击。
　　9月12日晨，屯留被我攻克，国民党军全部被歼。当解放军发起对屯留、上村的攻击后，长治国民党军6000余人先后两次向屯留出援。出援之国民党军对共产党部队“围点打援”的战术十分恐惧，行动十分谨慎，共产党部队某些待伏部队又过早暴露，国民党援军与共产党部队略经接触即缩回长治。以后在长治等三城被围攻时，再也未敢出援。共产党部队虽然失去了歼灭国民党援军的机会，但是彻底打掉了长治国民党军增援其他三城的胆量，为共产党部队顺利地攻克长治等三城创造了有利条件。
　　阎锡山严令长治城内的第19军军长史泽波“上党必争，长治必守，援军必到，叛军必灭”，为其打气鼓劲。同时，由彭毓斌率领的援军正从北面疾驰而来增援，战局到了严峻的时刻。刘伯承和邓小平最后决定，由冀南纵队继续围攻长治，太行纵队和太岳纵队北上迎击援军。
　　就在彭毓斌即将全军覆没的时候，史泽波也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
　　1945年10月7日夜，长治城又是一个大雨天，困守长治的阎军总指挥史泽波率部趁雨夜弃城突围逃窜。早已料到阎军会突围逃窜的刘伯承、邓小平得知史部已逃出长治城后，当机立断，命令围城部队一部进入长治，大部跟踪追击，务求在运动中消灭逃跑的国民党军。就这样，史泽波及第六十八师师长郭天辛被俘，上党战役结束。
　　就在上党战役进入尾声之时，国共两党代表在重庆桂园的客厅里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双十协定》。
　　和平似乎有了曙光，但后来的历史证明，这道光就像流星划过那样短暂。
　　 （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