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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攀上高峰以后,就会把逐步攀高的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上来。
年初传出消息,海南将建立国际旅游岛,并试点博彩业;更重要的是,这里将实行零关税,进口商品价格最高可能便宜40%。官方对此似乎也充满期许。如此大幅度地对外开放,到底好不好?在这个问题上,历史事实远比理论说教更有说服力。
翻开历史看看,当前那些一味宣扬自由贸易和门户开放的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无不经历过漫长而严格的贸易和产业保护阶段,其目的是让本国的幼稚工业有机会成长壮大,直至其有能力与外国企业竞争。英国如此,法国、德国和美国同样如此。美国经济就是在高达30%进口关税的铜墙铁壁保护中,从幼年期步入青年期,再步入能健康成长的成年期。美国总统林肯说得非常直白:“我对关税知之甚少,但是我知道这样一个常识,即如果我们购买进口产品,我们得到商品,外国人拿到钱;如果我们买国产商品,那么我们不仅得到了商品,而且拿到了钱。”1897年~1901年任的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后来指出:“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农业国;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矿产国;我们也成了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这一切都缘于我们坚持了几十年的关税保护政策。”
西班牙、葡萄牙的悲剧
西班牙曾是欧洲制造业中心,纺织业、冶金业和造船业等一度十分发达。但西班牙统治者在指导思想上奉行重商主义,错误地把金银视为国家财富,并致力于掠夺海外金银,对本国工业缺乏足够的保护意识。据统计,公元1521~1600年间,西班牙掠夺海外黄金达200吨,白银l8.6万吨。到16世纪末,世界贵金属开采中的83%为西班牙所得。金银大量流入,等于货币投入激增,导致物资相对短缺,通货膨胀严重。政府片面地把原因归于向殖民地输出货物,于是禁止向殖民地输出西班牙货物,这在当时是个得到多数人拥护的英明决定,但却使西班牙工业失去了国际市场,并因得不到发展而日趋萎缩,将其国内和殖民地市场拱手让给了英国、法国、尼德兰等国。后来,西班牙干脆放弃产业发展,用美洲金银来购买外国货物,结果使其无形中滑落到产业链下游。殖民强国葡萄牙的处境与西班牙非常相似,最终也成了空忙一场的英国附庸。一位葡萄牙史学家1908年曾尖锐地指出:“巴西的黄金仅仅是经过葡萄牙而在英格兰抛锚卸船。这是为了支付英国供给我们吃穿的面粉和布匹。歌剧和信仰构成了我们的工业。”葡萄牙只是因为拥有巴西这样富饶的殖民地,才使其勉强维持与英国的贸易交换,维持了半边缘国家状态。
奥斯曼帝国沦为 “欧洲病夫”
那些没有海外殖民地的国家的经济处境更惨。奥斯曼帝国地跨欧亚非三大洲,当时无论幅员还是资源,都算得上“巨无霸”。它在生产力水平远较西欧落后的情况下,贸然与法国等多个国家签订条约,给予它们贸易特权,结果成了西方廉价工业品的庞大倾销地和原料产地。l7世纪30年代以后,英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市场已占据优势,双方形成了“一种强制性的贸易互惠主义,这种状况使奥斯曼帝国同受英国监护的殖民地没有什么两样”。这种使奥斯曼帝国沦为边缘地带的贸易关系,却得到帝国内部依靠出口原料获利的强大买办阶层的支持,而得以继续维系。到l9世纪后期,连奥斯曼帝国的财政也完全被西方控制。奥斯曼政府每年仅向西方支付年金、利息和偿债基金,就相当于帝国年总收入的一半,帝国财政濒临破产,被迫将某些收入控制权转让给由外国债权人代表组成的国际机构。奥斯曼帝国与西方经济接轨的最终结果,是帝国国力被逐渐掏空,成了人见人欺的“欧洲病夫”,直至被彻底解体。
“外资主导型”让拉美陷入贫困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华盛顿共识”在第三世界(俄罗斯、拉美、中东和非洲)风靡一时。事实证明,接受这种模式的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均出现了严重问题。拉美是最典型的例证。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拉美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走了一条“外资主导型”的开放道路,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开放市场等优势吸引西方资本进入。外资进入的确令拉美国家GDP在短时间内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基础并不牢固,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外资被抽走,这些国家便会迅速出现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阿根廷最早以应对经济全球化为目标制定了新的发展战略,但也是最早陷入深重发展危机的国家。20世纪初,阿根廷位居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第6位。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GDP为3797美元,相当于当时美国人均GDP的80%,比同期的法国和德国都高。但是,一个世纪后,阿根廷却成了一个“灾难国家”:经济出现负增长;外资银行处在破产的边缘,准备撤出阿根廷;停止偿还l500亿美元的外债;50%以上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GDP降至2100美元,比近一个世纪前的3797美元几乎减少45%,仅仅超过拉美5个最穷的国家。墨西哥在20世纪60年代是当时发展最快的第三世界国家(被称为“美洲的日本”),但后来因1981年和1994年的金融危机而一蹶不振。西方资本巨鳄则借机掠夺其多年积攒的国家财富(西方称之为“剪羊毛”)。有关数据显示,尽管拉美在过去20年间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这个地区的情况并没有比20年前有什么好转。拉美的贫富分化是世界最严重的,有80%的当地民众生活在贫困之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比l980年增加了4000万。由此出现了专门形容这种瓶颈现象的专有名词——“拉美化”。拉美现象(有人称之为拉美陷阱)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悲剧的缩影。
西方国家是最不希望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成功的。据《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披露,二战后美国专门向发展中国家派出一批披着“经济学家”外衣的经济杀手,故意给这些国家开出错误的经济药方,最终使其依附于美国。用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话说,就是当富国已经攀上高峰以后,就会把他用来逐步攀高的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上来。
没有民族工业的发展壮大,中国不仅会失去国家富强的基本源泉,也将丧失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拓展平台,长此以往,中国难避重蹈拉美国家的依附性命运。因此中国当务之急是加大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力度(该战略的主要功能就是实现产业升级),加强民族产业保护和经济自主能力,争夺产业链上游位置。中国亟需实行严格的产业保护政策。在国门已然洞开的背景下,关税壁垒成为最后一道有效防御阵线。而海南岛在对外开放中推行“零关税”,无异于在我国产业保护的城墙上打开一扇后门,放任拥有品牌和技术优势的西方产品与我幼稚产业竞争,这与我们谋求实现自主发展的大战略背道而驰。它或许能给海南经济带来一时繁荣,对我国民族经济发展却是不祥之兆。
年初传出消息,海南将建立国际旅游岛,并试点博彩业;更重要的是,这里将实行零关税,进口商品价格最高可能便宜40%。官方对此似乎也充满期许。如此大幅度地对外开放,到底好不好?在这个问题上,历史事实远比理论说教更有说服力。
翻开历史看看,当前那些一味宣扬自由贸易和门户开放的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无不经历过漫长而严格的贸易和产业保护阶段,其目的是让本国的幼稚工业有机会成长壮大,直至其有能力与外国企业竞争。英国如此,法国、德国和美国同样如此。美国经济就是在高达30%进口关税的铜墙铁壁保护中,从幼年期步入青年期,再步入能健康成长的成年期。美国总统林肯说得非常直白:“我对关税知之甚少,但是我知道这样一个常识,即如果我们购买进口产品,我们得到商品,外国人拿到钱;如果我们买国产商品,那么我们不仅得到了商品,而且拿到了钱。”1897年~1901年任的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后来指出:“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农业国;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矿产国;我们也成了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这一切都缘于我们坚持了几十年的关税保护政策。”
西班牙、葡萄牙的悲剧
西班牙曾是欧洲制造业中心,纺织业、冶金业和造船业等一度十分发达。但西班牙统治者在指导思想上奉行重商主义,错误地把金银视为国家财富,并致力于掠夺海外金银,对本国工业缺乏足够的保护意识。据统计,公元1521~1600年间,西班牙掠夺海外黄金达200吨,白银l8.6万吨。到16世纪末,世界贵金属开采中的83%为西班牙所得。金银大量流入,等于货币投入激增,导致物资相对短缺,通货膨胀严重。政府片面地把原因归于向殖民地输出货物,于是禁止向殖民地输出西班牙货物,这在当时是个得到多数人拥护的英明决定,但却使西班牙工业失去了国际市场,并因得不到发展而日趋萎缩,将其国内和殖民地市场拱手让给了英国、法国、尼德兰等国。后来,西班牙干脆放弃产业发展,用美洲金银来购买外国货物,结果使其无形中滑落到产业链下游。殖民强国葡萄牙的处境与西班牙非常相似,最终也成了空忙一场的英国附庸。一位葡萄牙史学家1908年曾尖锐地指出:“巴西的黄金仅仅是经过葡萄牙而在英格兰抛锚卸船。这是为了支付英国供给我们吃穿的面粉和布匹。歌剧和信仰构成了我们的工业。”葡萄牙只是因为拥有巴西这样富饶的殖民地,才使其勉强维持与英国的贸易交换,维持了半边缘国家状态。
奥斯曼帝国沦为 “欧洲病夫”
那些没有海外殖民地的国家的经济处境更惨。奥斯曼帝国地跨欧亚非三大洲,当时无论幅员还是资源,都算得上“巨无霸”。它在生产力水平远较西欧落后的情况下,贸然与法国等多个国家签订条约,给予它们贸易特权,结果成了西方廉价工业品的庞大倾销地和原料产地。l7世纪30年代以后,英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市场已占据优势,双方形成了“一种强制性的贸易互惠主义,这种状况使奥斯曼帝国同受英国监护的殖民地没有什么两样”。这种使奥斯曼帝国沦为边缘地带的贸易关系,却得到帝国内部依靠出口原料获利的强大买办阶层的支持,而得以继续维系。到l9世纪后期,连奥斯曼帝国的财政也完全被西方控制。奥斯曼政府每年仅向西方支付年金、利息和偿债基金,就相当于帝国年总收入的一半,帝国财政濒临破产,被迫将某些收入控制权转让给由外国债权人代表组成的国际机构。奥斯曼帝国与西方经济接轨的最终结果,是帝国国力被逐渐掏空,成了人见人欺的“欧洲病夫”,直至被彻底解体。
“外资主导型”让拉美陷入贫困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华盛顿共识”在第三世界(俄罗斯、拉美、中东和非洲)风靡一时。事实证明,接受这种模式的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均出现了严重问题。拉美是最典型的例证。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拉美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走了一条“外资主导型”的开放道路,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开放市场等优势吸引西方资本进入。外资进入的确令拉美国家GDP在短时间内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基础并不牢固,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外资被抽走,这些国家便会迅速出现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阿根廷最早以应对经济全球化为目标制定了新的发展战略,但也是最早陷入深重发展危机的国家。20世纪初,阿根廷位居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第6位。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GDP为3797美元,相当于当时美国人均GDP的80%,比同期的法国和德国都高。但是,一个世纪后,阿根廷却成了一个“灾难国家”:经济出现负增长;外资银行处在破产的边缘,准备撤出阿根廷;停止偿还l500亿美元的外债;50%以上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GDP降至2100美元,比近一个世纪前的3797美元几乎减少45%,仅仅超过拉美5个最穷的国家。墨西哥在20世纪60年代是当时发展最快的第三世界国家(被称为“美洲的日本”),但后来因1981年和1994年的金融危机而一蹶不振。西方资本巨鳄则借机掠夺其多年积攒的国家财富(西方称之为“剪羊毛”)。有关数据显示,尽管拉美在过去20年间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这个地区的情况并没有比20年前有什么好转。拉美的贫富分化是世界最严重的,有80%的当地民众生活在贫困之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比l980年增加了4000万。由此出现了专门形容这种瓶颈现象的专有名词——“拉美化”。拉美现象(有人称之为拉美陷阱)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悲剧的缩影。
西方国家是最不希望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成功的。据《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披露,二战后美国专门向发展中国家派出一批披着“经济学家”外衣的经济杀手,故意给这些国家开出错误的经济药方,最终使其依附于美国。用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话说,就是当富国已经攀上高峰以后,就会把他用来逐步攀高的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上来。
没有民族工业的发展壮大,中国不仅会失去国家富强的基本源泉,也将丧失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拓展平台,长此以往,中国难避重蹈拉美国家的依附性命运。因此中国当务之急是加大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力度(该战略的主要功能就是实现产业升级),加强民族产业保护和经济自主能力,争夺产业链上游位置。中国亟需实行严格的产业保护政策。在国门已然洞开的背景下,关税壁垒成为最后一道有效防御阵线。而海南岛在对外开放中推行“零关税”,无异于在我国产业保护的城墙上打开一扇后门,放任拥有品牌和技术优势的西方产品与我幼稚产业竞争,这与我们谋求实现自主发展的大战略背道而驰。它或许能给海南经济带来一时繁荣,对我国民族经济发展却是不祥之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