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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对二战后形成的世界人权法制产生了新的影响，出现新问题。一方面经济文化权利出现进一步不均衡的马太效应，表现为人权意识形态冲突；另一方面，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手段都成为对人权法制的新威胁，表现为人权法制内部产生的冲突。解决以上两方面问题最终要解决人权保护所依赖的主权之间的协调。道德基础上的对话也许是解决之道，全球化为之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